困境與改革：當代埃及的經濟發展

緒 論
一、問題起源
二、理論框架

第一章 當代埃及的經濟表現與困境
第一節 總體經濟表現
第二節 公共財政
第三節 創匯與國際援助
第四節 外債與債務危機
第五節 就業與貧困問題
本章小結

第二章 改革中的經濟發展
第一節 納賽爾時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轉型
第二節 薩達特時期：混合經濟轉型
第三節 穆巴拉克時期：自由經濟轉型
第四節 後穆巴拉克時期：軍人底色的混合經濟轉型
本章小結

第三章 當代埃及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動因
第一節 相對價格變化
第二節 偏好變化
本章小結

第四章 政府、社會與經濟改革
第一節 政府和第二行動集團利益擴大與經濟改革
第二節 階層福利和特權延續與經濟改革
本章小結

第五章 當代埃及經濟改革的決策過程
第一節 經濟改革的主導權爭奪
第二節 經濟改革制度的設計
第三節 經濟改革制度合法化
本章小結

第六章 當代埃及經濟治理與經濟困境
第一節 經濟改革制度不完善及其原因
第二節 改革步伐緩慢，經濟問題發酵
本章小結

結 語 未來埃及的經濟發展
一、改革貫穿當代埃及經濟發展
二、經濟—社會困境延續
三、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展望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

　　埃及在歷史上曾飽受赤字和外債等經濟問題困擾。當代埃及的經濟和債務危機限制了其外交迴旋餘地，損害了其主權獨立性，造成了其國內社會動盪，甚至政權顛覆。經濟改革是修正經濟問題、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但埃及的經濟改革卻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952 年以來，埃及歷任總統都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和自己的政治訴求進行了經濟改革。從納賽爾時期到穆巴拉克時期，埃及經歷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改革、混合經濟改革和自由經濟改革。雖然經濟改革制度一再變遷，從未停止，但是始終沒有避免埃及周期性的經濟和債務危機。從各項經濟指數看，持續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長久地改善埃及的經濟狀況，反而誘發了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使之加劇。60 餘年間的四次經濟改革短期效果較好，但都未能實現埃及經濟的長足發展，甚至有時引發並加劇了經濟困境，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

　　本書聚焦於1952 — 2016 年埃及經濟發展的各個側面，首先，梳理了該時間段內埃及經濟發展情況和主要問題、不同時期的經濟改革制度和經濟轉型；其次，以制度變遷理論為主要指導理論，融合公共選擇理論，分析了該時期內推動埃及經濟增長的經濟改革動因、改革邏輯和改革過程，並從中找到導致制度缺陷的因素；最後，通過制度效率範式，評價和反思1952 年以來埃及政府的經濟治理實踐，分析了經濟治理方式與經濟困境的關係。

　　本書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當代埃及的經濟表現與困境；第二章，改革中的經濟發展；第三章，當代埃及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動因；第四章，政府、社會與經濟改革；第五章，當代埃及經濟改革的決策過程；第六章，當代埃及經濟治理與經濟困境。

　　第一章結合各項經濟指數，介紹了1952 — 2016 年埃及經濟發展情況，並指出存在的經濟問題。第二章梳理了1952 — 2016 年改革過程中的經濟發展歷程和經濟轉型歷程，將經濟發展分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轉型、混合經濟轉型、自由經濟轉型、軍人底色的混合經濟轉型四個階段；歸納了實現每個階段轉型的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改革制度安排。第三章闡釋了推動經濟發展的改革的動力。根據制度變遷理論，結合實際，埃及經濟改革的動力一方面包括三種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 維護社會契約的成本升高、與第二行動集團（即幫助政府獲得利益的組織和個人）的政治交易成本增加、國際談判的議價權力減弱；另一方面包括三種偏好的改變—— 對美蘇陣營的偏好變化、對營商的偏好轉變、對發展模式的傾向反覆。本章證明了政府在經濟改革中沒有絕對的主觀能動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以倒逼的方式展開。第四章運用制度變遷理論下制度變遷路徑的塑造方式範式，闡釋了1952 — 2016 年埃及經濟改革制度變遷的方式，指出報酬遞增和路徑依賴都是該時間段內改革制度變遷的方式；結合政府的經濟租增加、第二行動集團的報酬遞增，城市福利制度的延續、農村福利制度的延續、埃及精英階層的經濟特權延續，具體分析了經濟改革制度如何以報酬遞增和路徑依賴兩種方式變遷。本章證明了經濟改革的目標不僅是經濟增長，還要兼顧利益集團的利益，甚至將其放在優先位置。因此，經濟改革和經濟轉型與發展實際上是在政府、社會和經濟三者的互動中完成的。第五章運用制度變遷的廣義理論下制度變遷過程範式，闡述了經濟改革的決策過程，將其分為經濟改革主導權爭奪、改革制度的設計、制度合法化三個階段。埃及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實質上是政權的爭奪，第一行動集團通過傳播新的意識形態和扶植第二行動集團奪取政權，隨後展開經濟改革強化新意識形態並滿足第二行動集團的訴求。第二階段的改革制度設計是在政府和國內外勢力的博弈中完成的。第三階段則是在制度產出後接受檢驗。新制度能否合法化取決於是否能驅動經濟增長，能否增加社會福利。本章證明了政治和社會的力量在新改革制度塑造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第六章運用制度變遷理論下制度效率範式，從信息反饋過程、制度下交易成本和制度構建的激勵機制三方面分析了政府和第二行動集團的行為對經濟改革制度效率的影響，指出埃及經濟治理效率低下。此外本章還分析了經濟改革制度低效與經濟困境及其加劇的關係，指出低效的舊制度穩定，相對高效的新制度形成緩慢，因此舊制度長期破壞埃及經濟健康而得不到有效修正，從而導致並加劇了國家的經濟困境。

　　總而言之，1952 — 2016 年埃及經歷了四次經濟改革，其制度變遷的動力、方式和經濟改革的決策過程都存在缺陷，產出的改革制度摻雜了意識形態、政治鬥爭、利益平衡等非經濟因素的考量，導致改革本末倒置、效率低下。低效改革制度造成了國家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的經濟結構性問題。由於高、低效經濟改革制度更替緩慢，埃及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一直得不到修正，政府被迫不斷通過國際借款填補財政赤字。為儘量維持財政平衡和清償到期債務，政府只能削減驅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支出，導致經濟增長乏力，更加無法擺脫赤字和債務困境，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由於作者的理論水平和對史料的掌握有限，即便付出巨大努力，也難免出現錯誤與不足，歡迎讀者批評指正。此外，本書以新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框架進行研究，所得結論或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埃及經濟發展之困境的根源仍需不斷研究與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