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精裝光邊）-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624593693

圖書名稱：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精裝光邊）

本書把1978—1992年的經濟改革定義為「探路之役」。所謂探路，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對改革目標的探索，一是對改革路徑的探索。從國際經驗看，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成功轉軌，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中國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種種約束，成功地越過市場化的臨界點，而且保持了經濟高增長？本書作者通過對歷史進程的細緻梳理，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作者簡介：

蕭冬連，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東縣人，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邀研究員。1978—1986年間，先後在南開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主修中國近現代史和經濟學。1979—2000年，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國防大學任教，從事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教學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史、中國改革開放史。著有《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三次危機與中國改革的緣起》《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等。

作者序

前言
中國改革已經走過40 年。40 年改革的階段如何劃分尚無定說，但無論如何劃分，1978—1992 年都是一個關鍵性的階段，我把這一時期的改革定義為「探路之役」。所謂探路，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對改革目標的探索，一是對改革路徑的探索。正是經歷了這15 年的探索包括激烈爭論，中國改革最終越過了市場化轉軌在觀念和結構上的臨界點，由此進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解讀1978—1992 年的經濟改革，始終圍繞一個問題意識：中國改革何以能夠突破種種約束越過市場化轉軌的臨界點，並保持了經濟超預期的高增長？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並不是獨中國一家。20 世紀80 年代，當中國啟動改革之初，東歐國家的改革經驗以及東歐改革經濟理論，曾受到中國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特別重視。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不能有效運行。從50 年代開始，蘇聯和東歐國家都在摸索改良計劃經濟的出路。最早是南斯拉夫，隨後是波蘭、匈牙利，後來又有捷克斯洛伐克，蘇聯赫魯曉夫時期也想改，但是始終沒有突破。直到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蘇東劇變，所有國家的改革都不算成功。其結局先是無法突破舊體制的硬殼，後是改革失去控制。通過改革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滑過渡，沒有產生社會失控和經濟下滑，並且保持了持續高增長的，只有中國。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稱其為「中國奇跡」，這都是20 世紀最後20 年最令世界矚目的大事件。
20 世紀80 年代，西方學者一直不看好中國改革。直到1990 年，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還寫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經有了40 年的歷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 年的歷史，中國改革也將近10 年了。這三個國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議的結果和災難性失敗的混合體。」到20 世紀90 年代初，中國與蘇聯、東歐改革績效的巨大反差逐步轉變了西方輿論。繼續看衰中國改革前景的觀點始終存在，但更多的學者對探討中國改革經驗產生了興趣。據經濟學家張軍介紹，1994 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題為《從改革到增長：中國、亞洲和中東歐的其他轉型國家》的論文集，主編Reisen 和Lee 在導言中寫道：「現在，時間的流逝足以使經濟學家來聚集並評價不同轉型方式的經驗證據。不管什麼原因，兩種改革方式之間，生產出現的反應之差異實在令人吃驚。中國的GDP 在過去的10 年以平均8% 的速度增長，而俄羅斯、中東歐國家在過去的四年卻經歷了15% 到50% 不等的生產下降。在生產上出現的這一差異使得比較這些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尋求中國的經驗可能為其他過渡經濟提供的教訓（如果有的話）變得相當有價值。」
中國是如何越過市場化的臨界點的呢？國內外學者有多種解釋。第一種解釋着重於改革方式，認為東歐國家及蘇聯都或多或少地採取了激進式改革，而中國採取的是漸進式改革，通過不斷的局部試驗逐步推進，形成了計劃內與計劃外雙軌並存的過渡形式。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所謂漸進改革實質是一種體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第二種解釋與此相反，強調中國啟動改革時，存在不同於蘇聯、東歐的結構性因素，包括更低的發展階段、更多的地方分權、更粗糙的計劃體制等，這些因素有利於市場化轉軌和經濟短期快速增長，因而漸進式改革並不必然帶來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第三種解釋強調地區競爭的意義。財政分權造成地區之間的競爭，而地區競爭對於促進計劃體制的解構和市場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第四種解釋強調市場化演進的自發性，認為市場經濟是所有參與者（包括政治家）在無形之手的控制下進行的追求利益的過程，改革自己創造了一條通往市場經濟的路。中國市場化轉型是一場「邊緣革命」，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這些解釋給人以啟發，但也不是沒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也許它們各自說對了一個方面的事實，實際的演進是各種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國內，回顧和解釋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有影響的觀點不是產生於黨史、國史學界，而是其他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別值得重視，是因為他們中間許多人曾經參與過歷史進程。同樣應當受到特別關注的，還有參與決策和踐行改革的中央部門和地方負責人提供的情況和看法。幾年前，我有機會參與一個改革口述史項目，採訪了幾十位改革參與者，如原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原國家經委副主任張彥寧、陳清泰，廣東省委原書記吳南生，深圳市委原書記李灝，珠海市委原書記梁廣大，海南省原省長雷宇，原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吳象，吉林省原省長洪虎，原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計委司長宋曉梧，原體改委局長楊啟先、杜巖、江春澤、謝明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部長喬剛，原國務院特區辦司長林其輝，經濟學家吳敬璉、趙人偉、馮蘭瑞、王小魯及翁永曦、張木生、孫方明等，了解了一些當時決策的背景和內幕，這對我理解改革的複雜性有很大幫助，它與單純的文本解讀是不同的。不過，我的研究主要的還是閱讀，不是採訪。如閱讀薛暮橋、杜潤生、馬洪、劉國光、吳敬璉、高尚全、楊啟先、房維中、張卓元、趙人偉等經濟學家和財經官員的回憶和研究作品，為我們把握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及分歧的實質提供了很好的幫助。當然，不同人對80 年代的解讀不同，甚至大相徑庭。不只是對改革總體策略的評價，甚至對一些具體事件的描述都不一樣，例如對於究竟誰是價格雙軌制改革策略的發明者，就爭論不休。歷史學者不必評論誰是誰非，但應關注這種爭論。本書關注的重點是那些進入決策諮詢和對決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獻資料，一般不涉及純理論性討論；資料的引用以說明問題為旨歸，不代表對作者的評價。當然，在中國，即使是經濟改革也不是單純用經濟邏輯能夠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演進受到政治、社會、國際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經濟決策都是政治決策。我們研究這段歷史，應當有更廣闊的視野。
歷史學者參與到改革開放史研究，首先不是提供什麼解釋範式，而是應當釐清歷史事實，關注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歷史研究追求還原真相，真正還原不容易。有人把歷史真相區分為事件真相與邏輯真相，我以為有道理。真正好的研究，應當探究事件背後的邏輯、它的前因後果，而不僅僅停留在表面做大事記式的記錄，看不到事件背後的邏輯和歷史的複雜性，這樣才能給人一種歷史智慧。本書對歷史進程的梳理，以高層決策為主線考察一系列互動過程，諸如中央決策與地方試驗的相互推動、實踐突破與政策引導的相互推動、理論界的討論如何影響決策、借鑒國外經驗如何適應中國實際，以及高層在一系列重大決策問題上是怎樣化解分歧取得共識的，等等。如果能通過這種考察展示80 年代改革的一些特點，或者能為讀者理解80 年代改革提供一條基本線索和一些基本史實，本書的目的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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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第一章中國改革開放的緣起
一、「文化大革命」引發的歷史反思－ 2
二、改革的經濟動因－ 7
三、農村政策悄然轉向－ 12
四、擴大引進：為現代化尋找新方式－ 16
五、出國考察潮：來自外部的壓力和啟示－ 24
六、從國務院務虛會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32
第二章從放權、讓利和鬆綁起步
一、對農民讓利與鬆綁－ 41
二、擴大企業自主權－ 45
三、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 56
四、從擴權到以稅代利－ 60
五、國營企業的改組和聯合－ 66
六、城鎮集體（合作）和個體（私人）經濟的恢復－ 72
第三章國門是如何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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