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選擇：經濟解釋卷三

前言

第一章：高斯定律
第一節：庇古的分析
第二節：庇古的公路與奈特的回應
第三節：蜜蜂惹來的爭議
第四節：高斯的音波頻率
第五節：高斯定律的三個版本
第六節：高斯定律的失誤
第七節：高斯的貢獻
附錄：中國農業的反證

第二章：產權結構與合約結構
第一節：一脈相傳的三個範疇
第二節：三個邊際相等的量度
第三節：市場與非市場處理社會成本問題
第四節：私有產權的結構
第五節：合約結構與界外效應

第三章：租值消散與價格管制
第一節：從公路使用到公海捕魚
第二節：否決價格準則的效果
第三節：價格管制理論的性質
第四節：三個基礎的價管理論
第五節：租值消散作為理念

第四章：生產要素的合約安排
第一節：傳統的工資理論
第二節：選量作價與履行定律
第三節：佃農理論的發展
第四節：交易費用與選擇定律
第五節：分成合約的選擇
第六節：件工合約淺而重要
第七節：小賬安排深不可測
第八節：失業的理由

第五章：合約理論與公司性質
第一節：合約的一般理論
第二節：公司的成因
第三節：界定公司的困難

第六章：從齊家到治國
第一節：中國舊家庭與倫理治國
第二節：工業發展的影響
第三節：從袖珍國家說起
第四節：民主與獨裁

第七章：產權制度的轉變
第一節：自私的難題
第二節：維護私產的困難
第三節：中國的產權轉變
第四節：天下只有三種權利制度

第八章：後記
南窗寄語
給中國的同學們
需求定律的爭議
離群之馬
固執於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數學與經濟
如釋重負

　　制度的選擇是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個人之見，這是整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了。幾年前美國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會」，今天舉世知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學院」，並駕齊驅，好不熱鬧。然而，從經濟學分類中的比重看，新制度經濟學在美國不及在中國那樣受到重視。

　　中國的偏愛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雖然數學在今天的經濟學無處不在，但談到新制度經濟學，不懂數的也可以一抒己見，沒有誰會說你不懂數就不懂。制度是真實世界的事，是每個人的經驗，只要有洞察力就可以作出貢獻。那石破天驚的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有機會想出來的。

　　第二個原因，是今天在中國比較年長的人，在經驗上對制度的認識一般地超出西方的經濟學者。制度的不同對生活的差別有決定性，他們都知道而又相信，雖然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對那所謂市場經濟還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樣，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對不同制度的運作與效果好奇，提出質疑，希望多知一點。

　　第三當然是中國的開放與改革了。那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經濟革命，不管我們認為還有數之不盡的問題，貪污成市，法治糊塗，但制度的改革使生活的改進一日千里，有目共睹。同樣重要的是思想的開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歐美那樣寬，但比十多年前是寬得多了。今天在國內大學的求學氣氛，我遇過的只有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可與之相比。

　　這幾年，我到大陸講學不下三十次，所到之處，學生與老師朋友所提出的，大都是關於制度或產權的問題。這些問題我答來容易。但我想，如果時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研究生時的經濟學知識，我是不能回答他們大部分的問題的。當年的制度經濟學，主要是歷史與一些不知所謂的數字，加上幾張清單，說資本主義什麼好什麼壞，社會主義什麼好什麼壞之類的文字，又或是馬克思怎樣說，熊彼得怎樣說，等等。這樣的學問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回應今天中國青年需要知道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領獎，我到那裡與他相聚，大家談起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對我們數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點失望。我們還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認真研究的人永遠都覺得沒有寸進。但一分一分地進，日以繼夜，過了二三十年，驀然回首，在燈火闌珊處我們還是發現今非昔比，覺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簡單得多了。

　　好些人說我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其中一個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對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全力參與其事的，只有四個人。一個是我的老師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師後來被稱為產權經濟學之父，主要是他當年的口述傳統。第二個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磯加大任教時，我是他的改卷員，不覺得他怎樣。但六二年他轉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變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給我閱讀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頁長的、德姆塞茨寫的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說服力，對我的影響很大。

　　第三個應該最重要。那是高斯。他在五九年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與六○年（印遲了，六一年出版）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深不可測。這兩篇文章我反覆重讀，從六二年讀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於五九之文，定於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由史德拉再版他的《價格理論》一書時提出來的。高斯本人不認為他有什麼定律，我也是那樣看，但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為定律，經濟學從來沒有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那樣大名。此定律將會百世流芳是可以肯定的吧。

　　第四個輪到我。不是說我的功力如何，而是說早期全力研究產權及交易費用的，我是四個人之一。當時我是研究生，最年輕，可謂童子無知，躬逢勝餞。

　　六三年讀了德姆塞茨的長文稿，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的感染，我決定博士論文要在產權及交易費用那方面下注。艾師當時是反對的。他認為這些題材太困難，不是一個研究生要染指的。他說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較肯定有收穫的下注，產權及交易費用是博士後才可以下賭注的。

　　堅持己見，轉了幾次論文題目我歸宿於佃農理論。影響這理論的有三部分。其一是洛杉磯加大三位老師傳授的價格理論；其二是以高斯的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維德（A. Director）的捆綁銷售口述傳統的啟發。於今回顧，雖然我在《佃農理論》中沒有感謝戴維德，但主要是他的影響使我後來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始創人。戴老的捆綁銷售顯然是一種價格安排，是電腦租用合約中的一部分，而這安排是一個選擇。於是，考慮佃農分成，雖然沒有明顯的價格，一開始我就把分成作為一種價格安排，而佃農是一種合約，是選擇的結果。要是我不從合約與競爭的角度看佃農，其理論我可能永遠想不出來。

　　今天盛行的合約經濟學，是從佃農理論開始的。想不到，今天盛行的僱主與代辦（principal-agent）的分析，也是始於佃農理論。我從來沒有刻意地研究過僱主與代辦的問題。我的興趣是合約：六八年發表的《私產與佃農制度》，六九年發表的《合約的選擇》，七○年發表的《合約的結構》，七二年發表的《舊中國的婚姻合約》，七三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九二年發表的《新制度經濟學》，九八年發表的《交易費用的範疇》等，是我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都是與合約有關，以合約為重心下筆的。

　　我是六七年到芝大去的。當時該校的經濟系如日方中，加上商學院與法律學院不分彼此的經濟學同事，其實力之強史無先例（當年的同事後來有八個拿得諾貝爾獎）。是緊張刺激的學術氣氛，研討會天天有，圖書館好得出奇。雖然是博士後而又轉為助理教授，我在芝大的意識是自己是學生。從早到晚疲於奔命，旁聽呀、研討呀、授課呀、評審呀、寫文章呀，跟著就是晚上的酒會，半醉回到國際學生宿舍，要工作到凌晨三時才睡覺。

　　在芝加哥的日子中，與我談得最投入的是高斯。我們的興趣相若，而他喜歡先假設一個答案才思考的方法，吸引著我。戴維德與德姆塞茨當時在芝大，六八年艾智仁到那裡造訪一年，而史德拉的研究興趣，有一部分是與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我當時的研究，是集中於合約選擇與租值消散這兩個題材上。前者我認為是唯一可取的探索企業（或公司）的本質的途徑；後者是產權的問題，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高斯定律。時間沒有白費，我在芝大寫了關於合約的選擇與合約的結構兩篇文章，是比較重要的作品。但當時我日思夜想的關於企業的合約本質，卻要到十四年後才發表。

　　因為西雅圖的海，六九年我轉到那裡的華盛頓大學。該校的經濟系不知我是何方神聖，從來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只是聽說一個中國學生聽而不聞，思想怪異，就給我一個副教授，一張終生僱用合約。莫名其妙，只到了那裡三個月，同事們就投票一致通過升我為正教授。我可沒有提出要求。

　　麥基（J. S. McGee）是華大第一個認為我怪得有理。他是戴維德的嫡傳弟子，是首屈一指的反托拉斯專家。我知道他得到戴老的捆綁銷售的口述真傳，就求教於他。研討了個多小時，他就奔走相告。巴賽爾（Y. Barzel）是收到麥基的廣告才讀我的文章的。

　　華大的回顧，永遠是巴賽爾的影子。他和我共事十三年，互相影響，我欠他實在多。但他今天成為舉世知名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元老之一，我受聘於華大可能有點作用。我這個人不可救藥，自己有興趣的天天想，說個不停，沒有興趣的我不管。巴賽爾和我合得來，是因為他喜歡聽。我是看著他的臉部表情來衡量自己說的是對還是錯。巴賽爾的思想細緻緊密，不容易過得他那一關。

　　華大兩年後，我開了一個研討班，是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開的。這班只有十多個學生，其中兩個天分奇高（J. Umbeck與C. Hall）。他們今天還不是大師人物，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在座的還有系主任諾斯（D. C. North）。加上巴賽爾及麥基等人，華大當年在新制度經濟學上熱鬧過一段日子，使外人後來有間中稱為「華盛頓學派」的。但結果能殺出重圍而名滿天下的，只有諾斯一個。他以新制度經濟學搞歷史而獲得諾貝爾獎。

　　回頭說六八年在芝大寫好的關於合約選擇的文章內，我提出卸責（shirking）這個概念，是說合約簽訂後雙方都會有不履行或散漫或欺騙對方的意圖，而不同的合約安排會有不同卸責意圖的「邊際」。我不重視這概念，是因為不同的卸責意圖可用不同的交易費用角度來處理。二者只能選其一，二者皆用是重複了。我和高斯研討了好一陣，決定選交易費用而棄卸責。原因是交易費用在原則上比較容易觀察，可以量度，因而有機會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卸責呢？我想不出怎樣量度，想不出有什麼假說可以驗證。但跟著艾智仁與德姆塞茨本著卸責這概念，於一九七二年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關於經濟組織的文章。是這篇文章觸發了後來以威廉遜（O. Williamson）為首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理論及博弈理論的捲土重來。

　　我不是說人不會卸責，不會勒索、欺騙，或不會看風駛　，識時務者為俊傑地爭取機會來增加自己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說過人不會博弈。困難是我想不出怎樣可以把卸責或博弈作為理念，而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來。當年我認為不能；今天還如是看。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見過在這些理念下有學者提供過有說服力的假說驗證。

　　因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與他家所說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樣。雖然這門學問在六十年代興起時，我算是個正選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我與他家分道揚鑣，一士諤諤，感到寂寞。我是頑固的。我的頑固是因為我堅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費心思。既然沒有證據經濟學可以改進社會，解釋世事是剩下來的唯一用途了。

　　究竟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在哪裡呢？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經濟學的傳統分析歷來有兩方面。其一是資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加上貨幣，把一個經濟的整體加起來，就成了宏觀。傳統的制度分析也離不開這兩方面。很不幸，這傳統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產權、價格與合約的安排。這樣，不僅舊一套的制度分析與制度無關，而就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漠視了價格與合約的安排，行為或現象的解釋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不同的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會導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會影響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選擇安排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全部。這裡說的制度選擇不是說應該怎樣選，而是要解釋不同制度的存在，我們以個人選擇的角度作解釋。

　　前兩卷對行為的解釋，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為基礎。本卷是回到基礎那方面去。

張五常
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