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社會服務的出現和存在,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有重大關係。在70年代的香港,青少年犯罪問題嚴重,社會上讓他們發展潛能、解決問題,甚至消耗精力的資源不多,整體社會的消費能力亦偏低。當政府接納香港中文大學吳夢珍博士在《青少年犯罪成因調查研究報告書》(1975)建議之三項新服務後(即外展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生活教育),香港遊樂場協會(以下簡稱協會)迅速作出回應,成為最早提供外展服務的八間機構之一,並成立四支外展社會工作隊,將人力資源重點投放在高危青少年身上。外展社工扮演?「守門員」的角色,緊守?社會的軌道邊緣,接觸較為疏離傳統體系的年青人,讓他們在面對危機時仍能得到協助,避免因各種不利因素影響而踏上嚴重越軌、甚至違法的道路。
協會社工一直秉承這種主動、具承擔的服務精神,對高危青少年服務發展繼續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成功在服務轉型或新開辦高危青少年服務時晉身為一份子。
外展服務發展至90年代中,曾經因為主流青少年服務轉型為綜合模式,而被歸納於強調「一站式服務」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內;然而,協會社工憑?紮實的前線經驗、具理據的專業意見,聯同其他服務機構向政府重新提出街頭工作之獨特性和存在需要,積極爭取成立地區外展社會工作隊,將服務焦點放在有明顯違規行為、生活方式脫離主流規範、與黑社會次文化有緊密連繫的青少年身上,最終得到政府的正面回應,於2002年成立油尖旺地區外展社會工作隊。協會又曾回應社會大眾對深宵流連街頭青少年的關注,分別在多個地區發動同工參與深宵外展試驗計劃,探討青少年於深宵時分的服務需要。協會社工的積極行動,讓他們能成功於2001年成功在兩區開展深宵外展工作隊。
協會社工又嘗試發掘處於服務夾縫、或較少接受社福機構跟進的青少年服務對象。早於90年代初,協會社工已關注到,輟學生在接近離校之際往往欠缺專責社工提供連貫的跟進服務,以致輟學後迅速陷於更不利處境,容易令問題進一步惡化。因此,協會社工特別構思非資助計劃「非常學堂」,以「中轉站」形式為輟學生提供重返校園或投身社會前的裝備訓練和輔導服務,協助輟學生重新抖擻上路。另外,協會社工又注意到,在其服務範圍內因犯上輕微罪行而被警司警誡的青少年,如欠缺有系統而目標明確的跟進計劃作背後支援,他們未必能擅用自新機會,或者積極面對本已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故此,縱使當時未有政府資助的資源,協會社工亦主動接觸警方,提出調度專責人手跟進警司警誡令個案的建議,在開展工作後獲得警方的認同和支持,最後亦在2001年獲正式資助,於東九龍區負責「新境界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社福機構的寶貴資源是富經驗和有質素的同工,因為他們的的積極、投入和努力,才能夠在保持良好服務質素以外,仍關注到社會和服務對象多變的需要,從而構思相應的針對策略。從事高危青少年服務的協會社工,雖然身處不同崗位,但均會接觸、關注和幫助易於違規、違法的青少年,他們透過個別跟進輔導、連繫社區資源、舉辦合適的活動計劃等,致力引導服務對象重回正軌、建立正面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
具有使命感的協會社工曾經在80至90年代把寶貴的工作經驗和實用資源網絡互相分享,又組織各種訓練、研討、出版書籍,及與其他機構共同研究及發表對外展服務的意見。然而,協會在90年代逐漸擴展服務後,從事高危青少年服務的社工只默默埋首於前線工作,反而鮮有機會就青少年的違規、犯罪行為議題互相交流、整合知識經驗、更遑論就特定主題研究介入策略。直至2005年,社工在單位主管的發起和鼓勵下,潛藏心中的熱誠紛紛被激發起來!
經歷多次熱烈而積極的討論後,大家決定聚焦於重新探討和整理與青少年違規、犯罪行為相關的理論和經驗,期望深入了解青少年的需要、困難,以便為服務對象作出更全面和深入的評估,繼而設計及提供適切之服務;同時,又嘗試有系統地整理這些經驗和討論結果,輯錄成書,希望與所有關心青少年的朋友一同分享。此外,協會社工亦期望各界社會人士可透過此書,重新認識和關心處於社會邊緣的青少年,嘗試以非標籤化及支持的態度給予他們自我發展的機會。
前文提及,協會的高危服務社工近年較少組織起有系統之專題研習,加上近年同工更替的因素,本書編輯小組曾經擔心部分文章未能完全達致出版此書之理論和經驗整合要求;因此,參與的同工或作者對文章的修正尤其抱?謙虛謹慎、寧缺莫濫的態度,一直鍥而不捨地多番研究、修改。本人謹代表協會,全力支持高危青少年服務同工構思和實踐這項繁重卻深具價值的工作,但在欣賞之餘,亦期望各界人士對此書不吝指正。
許晉奎太平紳士
香港遊樂場協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