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鴉香港：公共空間、政治與全球化（第二版）

第一章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對許多不留意的人來說，香港公共空間的塗鴉只是一種礙眼的街頭亂象，不管是文字或圖像，除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線條和粗俗的圖案，都難以理解，而且毫無價值可言。或許，這是塗鴉的唯一意義。

塗鴉客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以第三隻眼看周遭環境，面對一片開放的空間，見人所未見。塗鴉，在他們看來，「不是塗污」（DEVIL，2012 年 1 月 5 日通訊訪問）。由字眼看，這種見解並非全無道理，塗鴉兩字的確不等於塗污，儘管港人心中早有「『塗鴉等同塗污，惡意破壞』的負面印象」（《頭條日報》，2015 年 3 月 7 日，頁 28）。從內涵來說，也有點根據，塗鴉是在非法的地方書寫文字，不是塗抹污點，而是以添加的文字毀壞舊有空間的原貌，多少算得上是 Schumpeter（1942）所說的創造性破壞。

美國紐約街頭藝術家 Michael De Feo 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街頭藝術家和塗鴉藝術家都用不同的方法在街道上創造藝術（《南華早報》，2010 年 6 月 20 日，藝術版，頁10）。兩者的焦點在於文字和圖案的差別使用，塗鴉通常以文字為主。因為文字存在於特定的空間或載具，塗鴉因此是一種不連續的傳播模式；透過塗鴉，人們不必依賴面對面的互動，或者知悉作者的身份，也可以進行間接的視覺對話（Klingman & Shalev, 2001）。間接，是由於文本的製造者和接收者很少會同時出現在相同地點。

更堂皇一點，對那些兼具某種使命的塗鴉客看來，塗鴉是一種源自草根的自發性動作和聲音，發抒於內心的一種對抗國家強權或機器壓迫的自然反應，也就是意識形態的抗衡（Lachmann, 1988）。例如，針對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受到地震和海嘯影響的災難，塗鴉客 281_Anti Nuke 於 2013 年開始在東京街頭上大肆張貼反核的圖案貼紙，決意以塗鴉引起對「巨大公共污染災難」的注意（《南華早報》，2013 年 11月 30 日，頁 A9）。個人與國家機器對抗，就像大衛與巨人的戰鬥，還有什麽比在街頭路面或牆壁上書寫抗議文字或畫上一幅敏感的圖案，更能引起行人的注目？

不過，行人注目與塗鴉客行動是兩碼事；先有塗鴉，才談得上注目與否。塗鴉出現在不被允許的地方，相當程度上破壞了香港整潔的公共設施（如橋墩、行人走道、路標或交通訊號控制箱），損毀了私人產業（如牆壁、門窗）。就算不計較財物和時間的浪費，塗鴉一方面攪亂了市容，污染視野，另一方面則無視法律規範，挑戰社會秩序。

從理論分析，塗鴉的社會後果符合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鄰里效應」（neighbourhood effects）。第一，除非是現行犯人贓俱獲，街頭上所看得到的塗鴉，不論是文字或圖案，官方都很難明確指定誰是罪魁禍首，因塗鴉導致的任何財物損失，便求償無門。第二，除了物業的所有權人外，塗鴉帶來的金錢支出，如粉刷公共牆壁的人力和物力，甚至短暫封閉部分道路，都可能涉及其他人的有形或無形利益（如納稅錢或交通不便和市容髒亂），這些人並不易確認，即使取得賠償或補償，也難以進行有效分配。這種「鄰里效應」是塗鴉不易根除的原因，就像空氣污染一樣，源頭飄忽不定，很難追蹤，便無法對症下藥解決。

另外，在抽象層面上，塗鴉無疑也是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以文字或圖畫，在公共空間，堅持維護某種言論不受拘束的公民權利。在西方國家，這種執着是維繫塗鴉蓬勃不墜的主因之一，香港也有類似信仰。歸根究底，塗鴉是一種對公共空間應為公眾使用的宣稱，一旦轉化成對國家或政府不合理政治行為的抗爭，也就是對迫害的公開合理控訴。

塗鴉，可以是政治情緒宣洩的一種管道，尤其是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如 2014 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有些塗鴉客的作品的確出現在佔領區。一幅簡潔的政治圖案或幾個聳動的文字，足以勝過千言萬語，更震撼人心。塗鴉因此是反問，對任何威權建制的質疑。質疑，不光是知識的追求，也是對特定空間裏典章制度的安排和操作是否合理，進行某種試探，並尋求解決的途徑。

跟世界其他大都市一樣，如紐約、費城、巴黎、倫敦、柏林、東京或台北，香港的政治塗鴉不僅隱藏在大街小巷、溝渠水道的牆壁之中，更不時公然的出現在萬人擁擠的觀光景點或人來人往的地鐵站附近，向國家或政府宣戰。塗鴉，以一副你奈我何—in your face—的姿態攀牆附壁（ORSEK，2010 年 4 月 7 日訪問），越是法律或現實不許可的場所，塗鴉客越是躍躍欲試。

政治塗鴉因此往往與時勢有關，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由於「一國兩制」的保障，與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一些傳統，對政治上的壓迫、排擠或獨斷，便顯得相當敏感，尤其是來自北京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之氣，即使是有關中國領導人的塗鴉也難以容忍。

「扼殺塗鴉，就是扼殺香港的未來」（李怡，《蘋果日報》，2011 年 4 月 16 日，社評，頁 A02）。話雖然說重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對民主和自由的無知或一知半解，就無異讓獨裁與奴役予取予求，甚至變本加厲，無法無天。

不論對香港或北京來說， 2014 年的「佔領中環」，很明顯的是一場追求 2017 年行政長官民主普選的社會運動，從形式和內容看，更是不折不扣的大規模塗鴉運動，整個佔領區的公共空間全成為文字、圖案、標語和符號等塗鴉展現的場所。「佔中」的政治目的，不管如何崇高，並不足以掩蓋塗鴉手段的事實。

「佔領中環」塗鴉

「佔領中環」運動從 2014 年 9 月 28 日起，到 12 月 15 日，79 天之間，在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佔領區，鬧得沸沸揚揚。在整個過程中，「佔中」的符號很聳動，再加上「雨傘革命」的字眼，顯得來勢洶洶，難怪中國的黨國和香港建制派媒體口徑一致，以破壞香港經濟和法治，全面圍剿。

不管短期或長期，有關「佔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後果不易準確評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少書籍無疑會圍繞它的成敗大做文章，其功過還有待歷史仲裁。本章試圖從塗鴉的視野或另類思考，詮釋「佔中」的形式和內容。

從塗鴉的定義和操作看，「佔中」的社會運動是徹頭徹尾的大型塗鴉運動，只不過它的政治色彩稀釋了塗鴉本質，換句話說，社會運動的功能或作用掩飾了塗鴉的取徑，並提供一個合理化的視野框架。新聞媒體在報導「佔中」時，因此強調的都是民主普選與官民政治對抗，忽略了塗鴉效應。

第一，「佔中」是公民不服從運動，參與者的出發點就是有意違背法律的規範，執意佔領不該擁有的公共空間—街道，在抽象理念和實際運作上，與塗鴉客強行使用公共場所，書寫或畫圖的舉動，並無區別，頂多是集體和個人的分野。

第二，在正常情況下，除了官方於路面上書寫的有關交通指示，或牆壁上張貼的告示，沒有任何人可以在香港立法會附近的街道，或其他公共場所書寫文字、畫圖或掛上各種即興和預製的視覺或形象的標語和布條。「佔中」期間，塗鴉所可能採用的工具和手法，都被派上用場，甚至發揮到極致，兩者沒有什麽不同。

第三，政治塗鴉往往以人物、議題或事件為主，「佔中」的圖文基本上也圍繞這三個方面，特別是那些簡單的口號和圖像。它們的作者通常不詳，就像塗鴉客隱去真實姓名，留在公共空間的只是他們的作品，沒人知道他們來自何方，又往何處去。他們企圖的也許是種對話，卻非一對一的連續傳播，間接溝通的對象又不夠明朗，是官方、路人或媒體，還是志同道合之輩？塗鴉亦如是。

第四，塗鴉客的死對頭，是代表公權力的警察，這種情形在世界各國皆然，除非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警察出現在特定公共空間時，如果不是防範塗鴉於未然，便意謂公權力受到有意或無意的削弱。從頭到尾，香港警方在「佔中」地區部署重兵，甚至還使用暴力對付示威者，在在說明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緊張衝突，一如警察與塗鴉客之間的貓鼠遊戲。

當然，「佔中」參與者不會承認他們是塗鴉客，或所作所為是十足的塗鴉，更可能辯解以塗鴉形容「佔中」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訴求，是對神聖目標的褻瀆。也難怪佔領區出現「請勿塗鴉！如要張聲請用紙代替！」的警告（圖 1.1），看起來和街道電箱上「禁止塗鴉」的貼紙，沒什麽兩樣。其實，這是對塗鴉的誤解，以工具判定塗鴉，或認為塗鴉是在牆壁上隨意書寫，忽略了縱然使用紙張寫字，再貼上牆壁，它依舊是塗鴉。

由文字到圖像，「佔中」的塗鴉數量難以計算，但是質化上可以輕易歸類。

任何社會運動都免不了使用符號（Bennett, 1980），特別是簡潔易懂的圖文。以「佔中」為例，符號有兩種，一種是指示性的，直接了當，不帶情感或價值判斷，如有關「佔中」地點或街道指示牌的文字塗鴉；另一種是濃縮性的，充滿喜怒哀樂的感受或聳動情懷，如「雨傘革命」。在北京眼中，「革命」字眼不免觸目驚心（圖 1.2）。

不論是指示性或濃縮性符號，簡約的文字或圖像往往引人注目和深思。從金鐘、銅鑼灣到旺角，最常見的是與雨傘有關的貼紙或圖案，很多是即興創作，有些是刻意設計，相當具有想像力，幾乎是街頭藝術的展示。從廣義的角度看，若非合法，街頭藝術無疑也是塗鴉，尤其是以公共空間作為畫板。自始至終，「佔中」的場地全屬非法徵用。

這些符號很多是針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各種謾駡、詛咒、譏諷、醜化和調侃的圖文，張貼在牆壁上，到處可見，尤其是「奸狼」的形象，暗示他的奸詐狡猾，甚至還蓋棺論定。它們跟平常時的塗鴉如出一轍，數目卻多出千百倍，內容更加犀利惡毒。

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只要是牆壁，幾乎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大小紙張，就像塗鴉客以貼紙在電箱、燈柱和牆壁上留下簽名一樣。每一張都代表一個心聲，臨時被命名的連儂牆，更是密密麻麻滿佈便條紙，清一色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追求，成為觀光景點，有如塗鴉世界的「名人堂」，吸引了不少遊客。

大部分時候，逛佔領區的人可能比示威的人還多。不少人都是來看熱鬧，還在標語或海報前拍照，表示到此一遊。一些聳動標語或大型的人頭像，如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戲謔或詼諧的方式呈現，往往讓人停下腳步觀看或合照，尤其是北方南下的中國遊客。在公共空間裏，這些政治塗鴉多少表示「一國兩制」的安排還保存了一點氣息。

「佔中」運動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被政府強行清場後正式落幕，塗鴉的社會效應卻在整個香港擴大，其中以「我愛真普選」的標語最為突出。除了街道上的黃色小貼紙四處可見，幾個主要山頭，如獅子山，從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2 月，也先後四次被掛上巨大的「我愛真普選」布條，從山頂垂直而下，場面壯觀（圖 1.3）。儘管布條都很快被拆除，這些業餘塗鴉客的膽識和舉動，已驚動四方和警方，比起2011年「誰怕艾未未？」塗鴉出現在香港街頭時引起的騷動，前後相互輝映。

「誰怕艾未未？」

艾未未是中國著名的行為藝術家與異議人士，2011 年 4 月 3 日，他準備搭機前往香港，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公安帶走。艾未未被拘留後，中國官方雖然證實，但並未正式說明他犯了什麽罪，被拘押在哪裏。一些零星的消息指出，艾未未踩到當局的紅線，涉嫌經濟犯罪。45 天後，新華社於 5 月 20 日簡短指出，北京市公安機關「已初步查明，艾未未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繳納鉅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犯罪行為。」

根據媒體猜測，這項指控非常嚴重，艾未未恐怕難免刑責，只是輕重而已。2011 年 6 月 22 日艾未未被釋放，官方裁定他的設計公司必須繳付 1,500 萬人民幣（港幣 1,840 萬）的欠稅和罰款。艾未未不服上訴，但官方維持原判。一般認為，以逃稅入罪是對艾未未批評政府的處罰（《南華早報》，2012 年 3 月 30 日）。

有關艾未未被捕的新聞，中國媒體不是噤若寒蟬，就是口徑一致，輕描淡寫，堅持「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北京《環球時報》，2011 年 4 月 6 日社評）。

艾未未的特立獨行所以受到關注，一方面固然和他父親是紅色著名詩人艾青（蔣正涵）有關，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藝術內涵獨樹一格，表達方式又往往「語不驚人死不休」，作品曾在歐美幾個國家展出。2008 年他與瑞士建築事務所 Herzog & de Meuron 合作，擔任北京奧運會國家體育場「鳥巢」的藝術顧問，更是名噪一時。

艾未未被逮捕的消息傳到國外，引起很大的震驚和反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政府、新聞媒體、國際知名美術館及人權組織都公開譴責中國罔顧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要求釋放艾未未。許多團體和個人，包括旅居外國的中國人，也發起簽名運動，強烈支持艾未未。一件本是個人與國家對抗的行為遂演變成國際間的政治角力，在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以不同形式展現。

人間有公道，歷史自有定論。艾未未的是非功過與中國政府對抗異議分子的高壓手段，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跟「佔中」運動一樣，艾未未被捕所引發的塗鴉效應倒是值得探討：一種結合街頭藝術與社會實踐的抵抗形式，在香港悄然登上舞台，延續這個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國際都市特有的文化格局。

國際上，自發性的抗議活動相繼成為新聞報導，香港雖然是中國特別行政區，在聲援艾未未方面，卻也不落人後，除了街頭的遊行示威，各種塗鴉作品如雨後春筍，出現在主要地區的街頭巷尾，此起彼落，以游擊戰的方式，與官方周旋。

從 2011 年 4 月初起，上環、中環、尖沙咀、銅鑼灣、旺角、深水埗、荃灣等幾個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在人行道、天橋、隧道牆壁等公共場所，被噴上艾未未的圖像，以及「艾未未中國良心」及「誰怕艾未未」等字句。噴漆塗鴉因為面積小，不仔細留意，很可能擦身而過；人來人往，書寫在地面上的文字則相當醒目，行人的足跡過處，恐怕很難不惹起一點塵埃。

「誰怕艾未未？」真是大哉問。提問的人是誰，對警方來說，也許很重要，難怪非調查不可。對大多數人而言，更重要的，其實是問題的答案。

剛開始時，「誰怕艾未未？」的質問只出現在特定的少數公共場所，對象有限。透過新聞轉播，尤其是電視和網絡，沒親眼看過這五個字的人多少也知道問題的存在。「誰怕艾未未？」的塗鴉遂轉化成公共空間裏的一個考題，針對所有人。這個問題隱含兩個層面：其一，到底是哪些人聞艾未未而色變？其二，艾未未這個人有什麽可怕？

第一個層面牽涉廣泛，又取決於第二個層面如何界定，兩者牽涉的是個人麻煩或社會問題的判別。艾未未是否可怕？從北京到香港，由中國到國外，基本上這是個政治或思想問題，北京當局卻尋求法律解決，即使惡法亦法，依法治理，而非因循合理的正義程序，以法治理。一旦成立，艾未未的逃稅行為就提供官方一個正當的掩護，孰是孰非，便很難理出個黑白分明的判別。

青史不會盡成灰，「誰怕艾未未」與為什麽怕的問題，遲早要理出個頭緒。不過，怕艾未未的人可能還真的不少。在香港，只是街頭上一些零星的塗鴉（圖 1.4），就弄得風吹草動，讓警方疲於奔命。香港塗鴉藝術先驅陳廣仁（MC 仁，見第八章）認為官方「真係大驚小怪咗」（《蘋果日報》，2011 年 4 月 15 日，頁 A02）。一般塗鴉或許不至於如此勞師動眾，畫上艾未未顯然非同小可了。

香港警方越是大費周章，兵分四路，到處湮滅這些帶有「犯上」的圖案或文字，以塗鴉作為政治抗議的一些社會行動家就越起勁，因為這是製造新聞的絕佳機會。原本只是在固定地區的一個特例，可以像 2006 年的科幻懸疑電影《V怪客》（V for Vendetta）裏戴着面具的獨行自由鬥士一樣，經過傳播，而引發出戴着同樣面具的無數自由鬥士，真假難分。

2011年4月間，以「塗鴉少女」為代號的塗鴉客於香港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等十多個地區留下「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噴漆塗鴉後，更多的大小塗鴉，接踵出現。4月15 日 CNN 報導後，整個事件因而成為國際新聞，塗鴉或許只是引言，香港警方欲蓋彌彰，還貽笑大方。《蘋果日報》4月16 日，以〈人人都是艾未未〉為標題的新聞，就傳神的點出「V怪客」自由鬥士在香港的翻版。

「塗鴉少女」的塗鴉顯然不是出自一時魯莽或衝動，而是一番深思熟慮後良知的召喚，從她接受《塗鴉》（鄺穎萱，2011，頁 61）一書訪問的一段話可見一斑：

我認為一個良好公民的價值不在於盲目服從。我們不是被動地被法律支配，每人都是一個有理性的主體，正因為尊重法治精神，我們才如斯尋根問底，反思不同法例的出發點到底合理與否，追問公義到底是誰的公義。

短短幾句話，卻擲地有聲。「塗鴉少女」為「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塗鴉提供了一個官逼民反的立足點，談的其實並非塗鴉，而是公民社會裏理性參與言論自由表達的重要。許多人，包括官方和建制派，只看到了塗鴉的表像，對她的提問充耳不聞。「塗鴉少女」其實可以不用辯解，當《蘋果日報》說「人人都是艾未未」時，民心何在，不辨自明，有關艾未未塗鴉背後的深沉問題，也就不能等閒視之。

由社會學理論和現實的角度看，名字或形象與所指涉的物體之間，有一段隔閡，沒有百分之一百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人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也因情境不同，距離遠近，位置所在，而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巨大差異。艾未未塗鴉造成的社會效應，因此不能光從公共空間被破壞的立場切入。

在北京，艾未未是個眼中釘，不除不快。在香港，艾未未塗鴉是個礙眼的東西，不去不淨。艾未未不過是遭受國家機器相同處置的萬千中國人之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以內政為由，要外國人「閉嘴」（《南華早報》，2011 年 5 月 6 日），好歹說得理直氣壯。在特區，艾未未塗鴉頂多是個觸動政治神經的街頭圖像，官方擺出強硬姿態，顯然也要塗鴉客「封口」。

面對這些帶有政治意味的塗鴉，香港警方如臨大敵，將案件列為「刑事毀壞案」，交由重案組調查處理。《明報》譏諷為「以炮彈打蒼蠅」（2011 年 5 月 2 日社評，頁 A04），並不為過。殺雞用牛刀，總是荒唐。警方的動作倒也俐落，大部分較為引人注目的文字塗鴉都在短時間內被清洗乾淨。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關艾未未的塗鴉，以文字、噴漆或貼紙，自動在街道上到處出現，讓警方分身乏術。最特別的是，以光影將艾未未的圖形和文字，投像到主要建築物的牆面，包括駐香港解放軍總部的外牆，不留任何痕跡。塗鴉與科技結合，既達到目的，又不破壞公共空間，警方也就難以下手。

雷聲大雨點小，香港警方固然以刑事案件處理這些艾未未塗鴉，重案組倒也沒逮捕任何塗鴉客，即使抓一、兩個人殺雞儆猴，最後頂多罰款了事，甚至不了了之。塗鴉，固然礙眼，到底不至於罪無可赦，嚴重到必須如艾未未遭受牢獄之災或承擔巨額罰款。

就算官方不剷除，存留在天橋橋墩、路面或牆壁上的任何塗鴉，不論是臨時起意或蓄意而為，長年累月的任憑風吹雨打，腳步踩過，終究會隨時間消逝而逐漸褪色，慢慢被淡忘，以致消失在人們的記憶裏，尤其是集體記憶。少數得以保留較久的，大多數人將視而不見，或見怪不怪，不會引發太多情緒性或回顧的反應。「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塗鴉應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第一章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對許多不留意的人來說，香港公共空間的塗鴉只是一種礙眼的街頭亂象，不管是文字或圖像，除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線條和粗俗的圖案，都難以理解，而且毫無價值可言。或許，這是塗鴉的唯一意義。

塗鴉客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以第三隻眼看周遭環境，面對一片開放的空間，見人所未見。塗鴉，在他們看來，「不是塗污」（DEVIL，2012 年 1 月 5 日通訊訪問）。由字眼看，這種見解並非全無道理，塗鴉兩字的確不等於塗污，儘管港人心中早有「『塗鴉等同塗污，惡意破壞』的負面印象」（《頭條日報》，2015...

「佔領中環」，從2014年9月28日到12月15日，持續了79天，根本訴求是爭取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一人一票與候選人自由參選。在整個過程中，「佔中」不僅是社會運動，更是塗鴉與公共空間使用如何互動的淋漓呈現。佔領期間，任何人只要到金鐘、旺角或銅鑼灣走一圈，都不難在佔領區的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間，看到平常少見的一個現象：除了佈滿帳篷外，最醒目的莫過於張貼於牆上或畫在地上的各種抗爭或打氣的文字、圖案和符號等，密密麻麻，林林總總。不管是臨時起意或早有預謀，這些以貼紙、紙板、布條、簽字筆、粉筆或油漆等製成的圖文，都非法佔用公共空間，表達某種訊息，也就是塗鴉。諷刺的是，佔領區貼有「請勿塗鴉」的警告標語。

跟世界許多都市一樣，香港在「佔中」期間的社會動盪，為塗鴉提供了一個公開登上前台的機會，所有在佔領區留下圖文的個人都短暫的成為塗鴉客。不過，他們是否認知自己的塗寫行為其實是塗鴉，則可能因人而異。這是塗鴉的吊詭。

塗鴉，對許多人來說，是個不登大雅之堂的概念和行為。它不過是一些窮極無聊的青少年強佔公共空間，所留下的礙眼文字與圖案。

香港，在中外人士看來，是個不中不西的中國特區或亦中亦西的全球都市。他們站在本土或外來立場，便決定香江的面貌，其間有太多的政治取捨。不論支持或反對，「佔中」是最新的例子。

塗鴉和香港到底有什麽關聯？

香港頂多是彈丸之地，比起紐約和其他世界大都會塗鴉的泛濫成災，它的塗鴉還值得浪費筆墨，甚至著書立傳？

除了破壞市容，塗鴉又有什麽可取之處？

塗鴉客不就是整天在街頭遊蕩，趁機隨處亂寫的害群之馬？

這些問題似乎很理直氣壯，卻是隔靴搔癢，而且簡化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只着重物質的表相，忽略了抽象的意涵。

我們寫《塗鴉香港：公共空間、政治與全球化》這本書，不以歷史為着眼，也不從藝術論斷，純粹從新聞報導與學術研究為出發點。香港塗鴉史，包括本土原創和外來移植，都應由關心這段歷史的人去費心，包括塗鴉客他們，畢竟整個塗鴉現象是他們共同創造的結果。塗鴉是否藝術，則相當主觀，不會有結論。它的存在早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也經常是新聞報導的話題。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們在台灣都當過幾年報紙或廣播的新聞記者，自信對社會現象的觀察仍然保持敏銳的觸角。我們看塗鴉，不在它的表面圖像或文字，而是企圖透過 Mills（2000）的「社會學想像」中的概念和操作，發掘更深層的背後意義。作者之一，也在美國和香港的新聞與傳播系教過書，對傳播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的文獻，多少有所涉獵，我們嘗試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分析塗鴉現象。

我們相信，不透過某個視角的框架檢視，事實的用處不大。事實是已經發生的人事物，理論框架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的所做所為，以及為什麽發生，亦即潛在的過程和結構。香港的塗鴉，也應做如是看。我們的分析和探討，只是各種可能的解讀之一，而非定論。我們對香港塗鴉現象所做的知識宣稱，卻是源自實證。

香港回歸中國前，我們在沙田住過一年（1993–94），對塗鴉的觀察有限。2009 年 6 月，我們再度搬到香港，停留的時間較長。我們來自台灣，香港只是暫時落腳的地方，我們終究會回到原鄉。正因為是局外人，相對於局內人「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局限，我們具有一份另類觀點，至少對生活空間周邊的事物不習以為常，尤其是塗鴉。

基本上，塗鴉是非法佔用公共空間的文字或圖像的表達，它無處不在，主要依存於任何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

在香港安定下來後，從 2010 年 1 月起，我們幾乎在每個星期六或星期日，先挑一個地區，然後背着相機，走遍主要大街小巷，進行田野調查。六年來，這是一種地毯式的搜尋，我們帶着探險和發掘的心情，投入每一個未知的環境，實地觀察塗鴉所展現的文本（text）和語境或情境（context）的脈絡關係。

我們走過許多巷弄，尤其是不及兩人寬的後巷和通道，一般香港人大概從來不會想要繞進去，可能也沒什麽理由捨大路，而就小道。那裏有時油煙瀰漫，有時惡臭撲鼻，兩邊的牆壁油漆剝落，地面潮濕；狹窄的巷道裏，盡是隨意置放或拋棄的垃圾袋，也往往貼着殺鼠的警示標語。我們看到香港的另外一面，這是觀光指南裏不會提到的一個世界。許多意想不到的塗鴉，卻都隱藏在如此的有限空間裏，而塗鴉客如魚得水，東畫西寫，如入無人之境。

除了街頭巷尾，我們也沿着河渠或排水道尋找塗鴉的蹤跡。我們爬過欄杆，下到一處寬廣的排水道，在兩旁的牆壁上，看到幾十幅構圖精巧與色澤鮮豔的大型塗鴉。那是一次驚喜，塗鴉原來可以那麼美麗動人，水泥的空間可以不必那麼單調。由 2010 年到 2016 年，幾年下來，香港的經濟發展終於觸及這個角落，一大片公寓大樓沿着排洪道拔地而起，居高臨下，可以看見河道裏的一舉一動，塗鴉客逐漸被迫放棄曾經相當隱秘的空間，他們較早的塗鴉已不堪日曬雨淋，褪色斑駁。

我們也穿過狹窄、髒亂和陰暗的樓梯，登上一些四、五層高的唐樓天台。這是個三不管的空間，在四周高樓大廈的圍繞下，一個與街面視線所及截然不同的景觀，帶着繽紛的色彩和動人的文字及圖案，豁然在眼前展開。那是視覺感官的一種愉悅洗禮，不親臨，就失之交臂。塗鴉，終究經不起時間的洗滌與人為沖刷。

雖然走了不少地方，包括偏遠地區和所有主要的離島，我們的腳力有限，田野調查自然無法涵蓋塗鴉可能存在的全部空間，最多只是冰山的一角。塗鴉客出沒的範圍，總是超出我們的想像；有些地方，明知不可為而為，這是現代塗鴉的一個印記，對我們來說，卻力有未逮。他們的創造力也如泉湧，以新汰舊，各種塗鴉作品一直源源不斷，我們當然永遠跟不上他們的腳步。我們記錄的，全是尚未消失的塗鴉，更多的恐怕已是過眼雲煙。

無可否認的，我們所見過的塗鴉，並非全然具有獨特的美術技巧、複雜的視覺概念或引人深思的警句及圖像，其中不乏有關性器官的粗俗線條、挑逗文字、低鄙的句子和咀咒的字眼，或針對個人，或直指政府，或投射國家。塗鴉的園地跟俗世的場域沒什麽兩樣，麥禾和雜草共生共存，如果不能去蕪存菁，難免野草叢生。

美麗與醜陋，在牆上爭相輝映。夾雜在賦有原創性與充滿想像力的作品中，後者讓人多少不自在、緊張和反感，特別是在大庭廣眾的空間。塗鴉所以惡名昭彰，這應是原因之一，所有塗鴉客都必須共同承擔社會的怒視及指責。鐵鏈再堅固，也強不過最弱的一環；塗鴉再如何藝術化，也美不過最褻瀆的一面。塗鴉內容不必道貌岸然，但輕佻手法卻不該是心態膚淺的藉口。

我們親眼看過成千上萬的大小塗鴉，為了歷史原因與研究分析，更拍了不少張照片與錄影，留存證據，但也見證了香港塗鴉的滄海桑田，以及一代新人換舊人。即使如此，我們無法說，我們的田野調查記錄了所有的塗鴉文字、圖案和貼紙等作品。要一網打盡，並不切實際，也對塗鴉現象的本質欠缺了解。

不論是主觀的人為或客觀的自然因素造成，每一幅塗鴉的生命都相當短暫。主觀，是因為有些敏感的塗鴉難以在特定時空內被容忍，尤其是挑戰或動搖官方威信和形象的政治塗鴉，如譏諷 2014 年「佔領中環」期間警方暴力行為的「暗角七犬」塗鴉（圖0.1）。客觀，是由於塗鴉出現的場地遭受都市發展的擠壓，被有意剷除，或不再適合長時間作畫；另外，噴漆的顏色也受到有效周期的自然淘汰。

我們能夠拍攝到的塗鴉全是因緣際會的結果，更多的塗鴉作品在我們尚未看到前，就可能被擦拭掉或重新塗畫過，有時隨整棟建築被拆除，例如觀塘地鐵站附近的幾棟大樓。這些塗鴉將永遠消失於公共空間裏，就像不曾存在過一樣，我們只是盡力拍攝我們腳力所能及的作品。不論是初版或再版，本書刊載的圖片只是千分之一。

田野調查的目的在觀察和收集第一手資料，及記錄與鑑定塗鴉出現的場所。雖然眼見為憑，但經驗只能及於此時此地，為了彌補塗鴉歷史的空白與知識的不足，我們也閱讀、參考了許多中英文報紙、雜誌、書籍及網絡上有關香港塗鴉的報導與研究，不錯過數據來源，盡可能在事實方面力求準確，並提供背景資料。

有塗鴉，就有塗鴉客。每一個簽名、每一塊文字圖案、每一張貼紙、每一片噴漆或每一幅大型壁畫後面，至少都有一個活生生的個人，那是他們信手拈來的即興之作或精心策劃的結晶。人皆有立場，事各有角度。我們無意臧否本書所提到人物的道德價值或法治觀念，包括接受我們深度訪問的幾位塗鴉客。他們都真誠的回答問題，嚴肅認真的看待我們對塗鴉的研究，分享他們的觀點、操作和經驗。

事實本身不會自己說話，一經新聞報導或人與人間的傳述，同樣的事實就會有不同的描繪和意義。擺在一起，它們便形成對比，現實與傳述或是非曲直，盡可從中剝絲抽繭。我們在街頭上看到的塗鴉事實，跟我們聽來或讀到的塗鴉故事，特別是當事人的現身說法，是兩回事。相互交叉驗證，再做梳理，香港的塗鴉風景便隱然浮現，有脈絡可尋。

從紐約開始，塗鴉客往往不以本名或真實身份書寫文字或作畫。這是不成文的塗鴉傳統，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它違法的本質，另一方面，塗鴉客計較的是藝術本身的好壞，而非個人的得失。香港塗鴉客也全以代號縱橫街頭，要訪問到他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記者的經驗和訓練，我們不放過任何一條可能的線索，輾轉透過臉書和電子郵件的要求與請託，有時還靠運氣，終於聯繫到幾位本地塗鴉客。沒有他們的參與，本書就少了局內人的見識。

我們答應不問他們的姓名，訪談也不涉及個人隱私，後者是新聞報導和學術研究最起碼的要求。我們以電話、電子郵件或親自訪問，接觸書中直接引用的每一位塗鴉客，也看過一些工作室。絕大部分的訪問都是面對面，我們多少記得他們的長相。除了報章曾經透露過的，我們到現在仍然不知他們的本名。他們都與常人無異，走在你我身邊，不會引起太多注意。不管好壞，他們的塗鴉卻在香港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至少，我們發現了隱藏在香港高樓大廈之外的另一個天地。除了本土，香港還有全球的一面，塗鴉不過是個縮影，融合向心與離心的兩股力量。

對塗鴉，特別是那些缺乏原創概念與構圖想像的雜亂文字和圖案，本書或許有所保留。對塗鴉客的那份執着及熱情，不管是本土或外來的，我們不帶偏見。《塗鴉香港》算是為他們那一段年少輕狂的塗鴉歲月做個見證，也為香港保留一份文獻。年輕而無理想，個人的未來就不會有太多指望。一個全球化的都市，卻容不下多元的聲音，社會將毫無生氣。至於香港塗鴉的社會效應，歷史，會是最後的仲裁。

不論對個人或社會，時間的巨輪都不會停滯，輾過之處，痕跡斑斑。歷史，因為是經驗的累積，所以可以借鏡，鑑往知來。記錄，由於是知識的保留，因而可以複製，代代相傳。史，所以端人正事，道理在此。歲月更迭，《塗鴉香港》也許可以讓後人回顧前人在公共空間裏所留下的點滴，以及引起的社會問題。

我們相當清楚，本書很容易被讀者，包括現在和未來的塗鴉客，詮釋為替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裏出現的塗鴉現象，提供一個合理化的理論及操作基礎。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卻是話語分析不可避免的解讀之一。塗鴉的空間有太多可以着墨的地方，更何況個人、社會和國家之間的互動原本很難有個斷語。我們無意在個人能動性和社會結構之間，就塗鴉的功過或對錯，遽下斷語。塗鴉香港，便是我們的立場。

塗鴉，除了具體文字和圖案的安排，還在於抽象概念的呈現。了解塗鴉的關鍵，不能只專注有形的圖文，更在於圖文之外的無形框架。《塗鴉香港》不是香港塗鴉，很多人不免見山是「山」，我們見的卻是「風景」。見山不是山，這是我們穿過大街小巷後的一點體驗和心得。

「佔領中環」，從2014年9月28日到12月15日，持續了79天，根本訴求是爭取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一人一票與候選人自由參選。在整個過程中，「佔中」不僅是社會運動，更是塗鴉與公共空間使用如何互動的淋漓呈現。佔領期間，任何人只要到金鐘、旺角或銅鑼灣走一圈，都不難在佔領區的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間，看到平常少見的一個現象：除了佈滿帳篷外，最醒目的莫過於張貼於牆上或畫在地上的各種抗爭或打氣的文字、圖案和符號等，密密麻麻，林林總總。不管是臨時起意或早有預謀，這些以貼紙、紙板、布條、簽字筆、粉筆或油漆等製成的圖文，都非法佔...

第一章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第二章 「曾灶財墨蹟」: 民粹的霸道
第三章 「皇帝萬歲」：符號的商業操作
第四章 公共空間的爭奪：法律與街頭藝術的衝突
第五章 由公共空間到公共領域：媒介的集體思維
第六章 中文塗鴉：本土與全球的融合
第七章 「低成本藝術品」：不可理喻的大眾文化
第八章 「為塗鴉而戰」：街頭藝術者的使命
第九章 結論：塗鴉的想像與想像的塗鴉
附錄：塗鴉的文本與情境

第一章 「佔領中環」：社會運動的塗鴉效應
第二章 「曾灶財墨蹟」: 民粹的霸道
第三章 「皇帝萬歲」：符號的商業操作
第四章 公共空間的爭奪：法律與街頭藝術的衝突
第五章 由公共空間到公共領域：媒介的集體思維
第六章 中文塗鴉：本土與全球的融合
第七章 「低成本藝術品」：不可理喻的大眾文化
第八章 「為塗鴉而戰」：街頭藝術者的使命
第九章 結論：塗鴉的想像與想像的塗鴉
附錄：塗鴉的文本與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