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超級之外還有超級
中國古人的智慧是令人欽佩的,「山外青山樓外樓」,杭州許多飯店都以此為招牌,「樓外樓」和「山外山」菜館是最為著名的,後來有好事者也循此邏輯開了不太著名的「天外天」、「溪中溪」和「海外海」飯店。其實這就是中華民族及東方哲學中內斂謙遜的自然流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美國彭博社新聞記者亨利‧桑德森(Henry Sanderson)和米高‧福賽思(Michael Forsythe)憑着西方人的專業執着精神及便利的身份,盯了對於中國人也覺得非常神秘的一家原政策性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國開行,CDB)很久,歎於該銀行之神通廣大,於是為其書命名為China’s Superbank: How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s Rewriting the Rules of Finance(我譯為《超級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如何重寫金融規則》),但我想他們現在一定後悔了,因為在該書面世後,我斷斷續續翻譯的兩年過程中,中國的政治經濟變化巨大,就在2015年3月初校譯清樣開始,中國關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籌備過程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作者眼中神秘的國開行掌門人陳元也升官(全國政協副主席)掛印去籌備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了。如果作者知道「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及亞投行會橫空出世,就會很吝惜使用「超級」這兩個字了。
不過在中國眾多銀行當中,國開行確實夠超級的,它有着與眾不同的地位─三大股東分別是中國財政部、匯金公司和社保基金理事會,秉持的特殊任務是開展中長期信貸與投資等金融業務,為國民經濟重大中長期發展戰略服務。它具有兩種別的銀行沒有的特殊性:一是其大部分放貸都是由國務院和國家發改委決定的;二是其放貸資金來源不是存款,來源於其可以發行其他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債券市場購買的債券,僅2011年就發行了一萬億債券。這個優勢使得國開行的融資成本遠遠低於其他銀行,加上掌門人因其家世擁有稀缺的體制內非正式資源,賦予了他別人所沒有的自由。
國開行具有超常規的風險控制理念和標準,它敢於向有着200年違約傳統的南美小國─委內瑞拉─發放數百億美元的長期貸款,其目的是保障國家的能源安全,以貸款換石油。它又先於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大量貸款給非洲以進行當地重要的建築行業和基礎設施;同時,它又確保中國的國有企業能夠拿到訂單,並且成立了私募股權基金性質的中非發展基金,在國內勞動力成本攀升之時,推動非洲傳統製造業的發展,這至少在制度設計層面體現了共贏的理念。國開行對於中國的影響極為深遠,本書的第一章標題是「讓10,000個項目繁榮起來」,其實就是指國開行推動啟發了超過一萬個地方政府平台,通過土地募集了超過二萬億美元資金來興建道路、橋樑、鐵路、地鐵、體育場館等公共基礎設施,從而實現城市化發展的模式。其中特意提到了「蕪湖模式」和「重慶模式」,這些模式快速提高了GDP增長速度,不過亦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如拆遷、腐敗,以及房價下跌帶來的潛在金融壞賬。2015年3月27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博鼇亞洲論壇上就指出,中國需要對付超過十萬個包括鎮級政府的地方性發債主體,而國開行曾經於一年內銷售出比中國財政部還多的債券,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開行對於扶植本國的新興產業不遺餘力,如華為在其提供穩定資金的支援下,於十年間成為全球第二大的通信設備製造商;中國太陽能光伏發電企業能夠迅速成長,也拜國開行的資金支持所賜。雖然光伏發電擊敗了世界上的競爭對手,但斃敵一千,自損八百,最終招致了反傾銷的殘酷報復。
作者又對國開行的超級權力的背景做了分析,其中當然對陳元紅二代的身份着墨甚多。在特定的環境和時期中,政治權力決定着經濟權力。在2008年起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過程中,西方世界處於自我毀滅的金融危機狀態下,國開行壓倒性力量的金融支持,對中國經濟的超常規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2015年3月,也是我翻譯美國前財政部長蓋特納(Geithner)的回憶錄《壓力測試:對金融危機的反思》在中國大陸出版之時,蓋特納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還必須面對醜聞、黨爭及來自各方面的沉重壓力,那時他一定很羡慕國開行及陳元的權力與「自由」。其實,世間萬物都是平等的,美國的鬥爭可能只流於表面,很快便會消散,表面爭吵而私下都是好朋友;而中國則很內斂而鬱結,表面一團和氣,私下卻勾心鬥角。2013年兩會期間,陳元被選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他被委以重任,負責代表中國參與籌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但是股權均等的金磚銀行籌備工作似乎舉步維艱,對於行址設立及行長人選,五國都在扯皮;而亞投行卻晚發先至,轟轟烈烈地籌備起來了。
事實上,兩位美國記者筆下的國開行業務早就超過了美國把控的世界銀行和日本把控的亞洲銀行,但是中國的手筆確實如蓋特納第一位僱主基辛格(Kissinger)所言:「1971年,北京當時的樣子,可能完全想不到中國這些年會發生如此劇變。當時有人問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她今天的一些成就,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實現的成就甚至超越人類極限」,「中國是復興而非崛起」。但是既然已經有了世行、IMF 和亞行,而且亞行的職能之一就是為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提供融資,更何況國開行已經承擔着中國帶動世界基礎實施投資的實際功能,為何還要成立亞投行呢?這是開始時各個發達國家反對並拒絕加入亞投行的理由之一。但是,先不說世行和IMF,單看亞行,自1966年亞行成立以來,九位行長均來自日本,而日本人壟斷亞行行長早就與美國人壟斷世行行長、歐洲人壟斷IMF 總裁一樣,成為了不成文的慣例。亞行成立了快50年,它幹了些什麼呢?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亞行的存在。亞洲除了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成為了發達國家外,其他46個國家在二戰結束後,其貧困的局面至今並無多大改變。美國懷疑在治理能力、環境和社會保障上,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能否遵循世行、IMF 及亞行的高標準來滿足亞洲各國的扶貧需求,但這顯然不能滿足亞洲各國在建設時對資金的渴求,更不能符合中國重構國際金融體系話語權的要求。中國是全球製造業基地,有強大的外匯儲備、成熟的基礎設施製造技術,尤為關鍵的是,中國不會要求這些國家政府治理透明、有較高的信用評級、財政緊縮,以上正是這些國家需要的。
國開行實際上只有中國政府一個股東,屬於摸着石頭過河、悶聲發財做實事的典型,從中積累了許多外交和金融實踐經驗。至於亞投行則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援基礎設施建設,總部設於北京,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中國不是絕對控股就是相對控股。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 21 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投行。到2015年3月底,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除了中國外,還有50個:印度、印尼、孟加拉、汶萊、柬埔寨、約旦、哈薩克、科威特、老撾、馬爾代夫、馬來西亞、蒙古國、緬甸、尼泊爾、紐西蘭、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蘭卡、塔吉克、泰國、烏茲別克、越南、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盧森堡、瑞士、奧地利、土耳其、韓國、巴西、俄羅斯、格魯吉亞、荷蘭、丹麥、澳洲、埃及、芬蘭、吉爾吉斯、瑞典、挪威、西班牙、葡萄牙、冰島和以色列。幾個美國的歐洲盟友,突然表示要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亞投行,對於美國和日本的打擊不小。其實中國牽頭設立亞投行也與「一帶一路」政策相輔相成,將會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及資本開放進程向前發展。在譯者看來,中國正由原來的「鐵公雞」模式,從國內順着一帶一路向國外開拓,而亞投行才是國開行基礎之上的真正超級銀行。
益智
浙江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學教授
於香港城市大學張永珍學人樓
2015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