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知識分子與理性運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傳播討論無法見諸大眾傳媒信息的，有探討邊緣藝術、文化等的，有喝酒吃飯發紅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為首要規則的。不僅國內，甚至身居海外（大陸以外地區統稱海外）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微信群裏訂規則避開敏感政治話題，我也遇到過幾次。也許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討論，但是當情況變成了一群博士生、博士、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裏曬娃、聚餐、靈修、會務往來，而避開智性和時事交流，這是詭異。我不免想問：知識分子部分地放棄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麼？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又會面臨何種困境？知識分子如何反省自身與自我、知識、歷史、權力、社會的關係？康德（Immanuel Kant）1784年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所討論的啟蒙也許是一個討論出發點。 最後再回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處境，回應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康德回答「什麼是啟蒙」的開篇，就點明人類不成熟的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懶惰，缺乏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脫離不成熟的狀態。人們應該為自己的不成熟負責，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和意志」去認識。康德提出了三個並存層面的理性運用，還舉例指牧師（軍人）在履行職務時絕對服從，同時又以學者的身分對教會（軍事業務）的失誤進行公開批評及接受公眾的評判。這三個並存的層面是：

一、為運用理性而運用理性。換句話說，就是思維本身具有歷史客觀性的運用，排除了現實的功利性—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為了社會公義、留名史冊等非物質層面的；

二、公共層面的理性運用。這種運用在公眾的自我啟蒙中，是必須的、面對所有公眾的、具有批判性的、自由的；

三、私人領域裏（包括工作崗位、家庭、教會等一切機構、體制）對理性的運用。這種運用的目的是服從。如果私人領域裏的理性運用和良心的自由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必須通過辭職來解決服從或反對的取捨。

福柯認為康德的討論是三個層面的反思：內省自身寫作對於知識的意義、反思歷史、反思分析他正在進行的並成為他所處歷史的轉折點的寫作。福柯拷問了根植於啟蒙的三個哲學層面：人與當下（在文中他着重討論的是現代性）的關係，人存在的歷史模式，以及自主主體的自我建構。啟蒙在他眼裏是不斷激活的一種追問的、問題化的哲學態度。拷問的核心，圍繞着主體在歷史時段下的建構—自身知識的主體、行使或屈從於權力關係的主體、採取行動的道德主體。

康德認為阻礙大眾啟蒙的，是不能自由地在公共層面運用理性。這是他處於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統治下的現實，也是我們和微信群裏要求不觸及敏感話題的人們所處的現實。這一點，我要格外謹慎，避免任何道德性的評價，以縮窄觀念探討和實踐操作之間的鴻溝。福柯在回應中，再次將權力（power，是尼采、海德格爾所言的「強力」）提到關鍵位置來考察。技術增強了現代社會對人的控制能力。政治不自由，社會結構帶來的規訓，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化政治監視造成的不自由，並不弱於康德面臨的不自由。福柯追問人的能力增長如何才能擺脫控制型權力關係的強化。

我不再過多地轉述康德和福柯的文字，而是直接面對開篇的問題。放棄在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首先是害怕、迴避追問及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一種存在形式。放棄公共層面運用理性，在具體的實踐中，阻礙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融入身處的當下社會，使其心智和情感面臨的選擇縮小。許多遠赴重洋的中國人，不理解自由社會裏對社會事務進行公共批判是一種基本習慣。而一般外國人通過媒體對中國的了解，是西藏、新疆、八九、環境污染、拆遷、人權等批判性極強的議題，近年又添香港雨傘運動。人們不敢觸及、無能力深入討論這些議題，阻礙了海外華人關於自身知識的主體建構，更阻礙其和外國人的一般社交及深入交流，甚至以為老外對中國充滿歧視和偏見。從比較安全的話題談論中國，反而有可能加強其民族主義情感，在既定政治環境下，增強其對權力控制的屈從，削弱其自主性和行動能力。

這時候再回到康德的文本，他說啟蒙是「出口」。部分地放棄運用理性的權利—往往是公共批判，換取另一種自由—純粹理性地運用和在專業範疇內（私人領域）運用理性的自由。在普魯士的軍國統治下，康德本人的生活極其無趣庸常，幾乎未參與什麼公共辯論。傳聞康德的女鄰居根據他出門散步的時間來校對家裏的鐘錶，現實生活中，他甚至稱得上是令人厭惡的角色。可以說康德主動退出其他領域，以此獲得完全純粹理性運用的自由。在極端處境下，如希特拉納粹德國崛起之時，也是德國哲學、音樂藝術璀璨之時。又如19世紀沙皇殘暴統治下、俄國知識階層誕生之時，有十二月革命黨人，有知識分子運用別林斯基（Belinsky）式的文學批評來批評時政，還有「多餘的人」。「多餘的人」是文學作品及歷史中的人物，布爾什維克政權也無法徹底消滅它。「如同收納衣櫃裏的華美服裝，『多餘的人』歪打正着保存了俄羅斯文化，使它沒有被蘇維埃政權徹底公有化，史太林化。」（頁 231）楊絳夫婦的存在方式，部分地類似這「多餘的人」，他們作為中國傳統文人，部分抵抗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話語方式對他們的侵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則選擇決絕地轉身背對中國集體狂熱。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從個體經驗層面和性自由層面解構毛時代和它的政治遺產。

知識分子退出公共理性的運用，尋求純粹理性的客觀。在現實的社會中，公正被嚴重侵犯，甚至人類慘遭屠殺滅絕，已經不能從簡單的道德層面來探討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了。

知識分子的勇氣與技術

在法律層面以外，知識分子個體層面的良心和道德，是一個對內主張而非對外、對他人主張的義務。知識分子群體的良心和道德建設，是一個公共層面中必須釐清的義務。也就是說，在徐賁的理念探討中，知識分子群體理應實踐公共批判的義務，避免保持沉默。即使政治現實殘酷，但打破沉默、批判性探討知識分子的沉默，其積極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關鍵的是，知識分子如何獲得勇氣採取行動？這涉及知識分子自我關懷和社會擔當之間的技術實現問題。

我關注當下中國社會行動中不同類型的活躍分子，如艾曉明、葉海燕、郭玉閃、黃文海。我稱她 ／他們為「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我沒有用“intellectual”來形容這一群人，正如徐賁所言，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處境和現代意義的“public intellectual”的處境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將被流亡驅逐老死他鄉的知識分子精英、還在坐牢的劉曉波博士、被判終身監禁的伊力哈木教授等人銘記於心，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工作環境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後果，其實可以迴溯類比到 19 世紀俄國知識階層（Russia intelligentsia）誕生的處境。再考慮到當下中國公共話語中「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歧意、污名化，以及在這種現象背後，政府對意識形態和公共輿論的操縱。進入國家、企業等體制的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層面的普遍沉默也就不足為奇。

反而，本書描述的這一小群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採取行動，要求在中國土地上實現「公民」身分，並進行日常的、文化的、微弱的、持之以恆的政治介入。這一種「公民」的身分，一方面是吸收了現代文明的精華，具有國際人權、法律和自由視野；另一方面也突顯了新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網絡、手機、數碼影音設備，大大減弱了高等教育的優勢，任何草根出身、自學成才、有見識和社會擔當的人，都可以是一名「公民知識分子」。她 ／他們共同的特點，除了有勇氣採取行動外，還利用了國際化的理論資源、新技術發展的物質資源，有技巧地直視、回應了社會緊迫的議題，更不同程度上付出了個人的代價。

知識分子與理性運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傳播討論無法見諸大眾傳媒信息的，有探討邊緣藝術、文化等的，有喝酒吃飯發紅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為首要規則的。不僅國內，甚至身居海外（大陸以外地區統稱海外）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微信群裏訂規則避開敏感政治話題，我也遇到過幾次。也許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討論，但是當情況變成了一群博士生、博士、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裏曬娃、聚餐、靈修、會務往來，而避開智性和時事交流，這是詭異。我不免想問：知識分子部分地放棄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麼？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又會面臨何種困境？知...

第一章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與情感政治
第二章 葉海燕：運用性資本的社會活動家
第三章 性亂？審視今日中國之性主體
第四章 東莞掃黃：性工作者的管治與出路
第五章 良心犯家屬的身分政治
第六章 良心犯的親密關係與情色政治
第七章 女性銀幕抗爭：親密關係正義與社會公義也可兼得
第八章 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
第九章 女權主義：手段還是目的？
第十章 本土 NGO 的困境
第十一章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第一章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與情感政治
第二章 葉海燕：運用性資本的社會活動家
第三章 性亂？審視今日中國之性主體
第四章 東莞掃黃：性工作者的管治與出路
第五章 良心犯家屬的身分政治
第六章 良心犯的親密關係與情色政治
第七章 女性銀幕抗爭：親密關係正義與社會公義也可兼得
第八章 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
第九章 女權主義：手段還是目的？
第十章 本土 NGO 的困境
第十一章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