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第一章  艾曉明教授裸胸抗議：網絡時代的女權身體與情感政治
第二章  葉海燕：運用性資本的社會活動家
第三章  性亂？審視今日中國之性主體
第四章  東莞掃黃：性工作者的管治與出路
第五章  良心犯家屬的身分政治
第六章  良心犯的親密關係與情色政治
第七章  女性銀幕抗爭：親密關係正義與社會公義也可兼得
第八章  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
第九章  女權主義：手段還是目的？
第十章  本土 NGO 的困境
第十一章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

 

序

知識分子與理性運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傳播討論無法見諸大眾傳媒信息的，有探討邊緣藝術、文化等的，有喝酒吃飯發紅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為首要規則的。不僅國內，甚至身居海外（大陸以外地區統稱海外）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微信群裏訂規則避開敏感政治話題，我也遇到過幾次。也許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討論，但是當情況變成了一群博士生、博士、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裏曬娃、聚餐、靈修、會務往來，而避開智性和時事交流，這是詭異。我不免想問：知識分子部分地放棄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麼？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又會面臨何種困境？知識分子如何反省自身與自我、知識、歷史、權力、社會的關係？康德（Immanuel Kant）1784年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所討論的啟蒙也許是一個討論出發點。 最後再回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處境，回應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

　　康德回答「什麼是啟蒙」的開篇，就點明人類不成熟的狀態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懶惰，缺乏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脫離不成熟的狀態。人們應該為自己的不成熟負責，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和意志」去認識。康德提出了三個並存層面的理性運用，還舉例指牧師（軍人）在履行職務時絕對服從，同時又以學者的身分對教會（軍事業務）的失誤進行公開批評及接受公眾的評判。這三個並存的層面是：

　　一、為運用理性而運用理性。換句話說，就是思維本身具有歷史客觀性的運用，排除了現實的功利性—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為了社會公義、留名史冊等非物質層面的；

　　二、公共層面的理性運用。這種運用在公眾的自我啟蒙中，是必須的、面對所有公眾的、具有批判性的、自由的；

　　三、私人領域裏（包括工作崗位、家庭、教會等一切機構、體制）對理性的運用。這種運用的目的是服從。如果私人領域裏的理性運用和良心的自由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必須通過辭職來解決服從或反對的取捨。

　　福柯認為康德的討論是三個層面的反思：內省自身寫作對於知識的意義、反思歷史、反思分析他正在進行的並成為他所處歷史的轉折點的寫作。福柯拷問了根植於啟蒙的三個哲學層面：人與當下（在文中他着重討論的是現代性）的關係，人存在的歷史模式，以及自主主體的自我建構。啟蒙在他眼裏是不斷激活的一種追問的、問題化的哲學態度。拷問的核心，圍繞着主體在歷史時段下的建構—自身知識的主體、行使或屈從於權力關係的主體、採取行動的道德主體。

　　康德認為阻礙大眾啟蒙的，是不能自由地在公共層面運用理性。這是他處於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統治下的現實，也是我們和微信群裏要求不觸及敏感話題的人們所處的現實。這一點，我要格外謹慎，避免任何道德性的評價，以縮窄觀念探討和實踐操作之間的鴻溝。福柯在回應中，再次將權力（power，是尼采、海德格爾所言的「強力」）提到關鍵位置來考察。技術增強了現代社會對人的控制能力。政治不自由，社會結構帶來的規訓，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化政治監視造成的不自由，並不弱於康德面臨的不自由。福柯追問人的能力增長如何才能擺脫控制型權力關係的強化。

　　我不再過多地轉述康德和福柯的文字，而是直接面對開篇的問題。放棄在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首先是害怕、迴避追問及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一種存在形式。放棄公共層面運用理性，在具體的實踐中，阻礙肉身已經翻牆的中國人融入身處的當下社會，使其心智和情感面臨的選擇縮小。許多遠赴重洋的中國人，不理解自由社會裏對社會事務進行公共批判是一種基本習慣。而一般外國人通過媒體對中國的了解，是西藏、新疆、八九、環境污染、拆遷、人權等批判性極強的議題，近年又添香港雨傘運動。人們不敢觸及、無能力深入討論這些議題，阻礙了海外華人關於自身知識的主體建構，更阻礙其和外國人的一般社交及深入交流，甚至以為老外對中國充滿歧視和偏見。從比較安全的話題談論中國，反而有可能加強其民族主義情感，在既定政治環境下，增強其對權力控制的屈從，削弱其自主性和行動能力。

　　這時候再回到康德的文本，他說啟蒙是「出口」。部分地放棄運用理性的權利—往往是公共批判，換取另一種自由—純粹理性地運用和在專業範疇內（私人領域）運用理性的自由。在普魯士的軍國統治下，康德本人的生活極其無趣庸常，幾乎未參與什麼公共辯論。傳聞康德的女鄰居根據他出門散步的時間來校對家裏的鐘錶，現實生活中，他甚至稱得上是令人厭惡的角色。可以說康德主動退出其他領域，以此獲得完全純粹理性運用的自由。在極端處境下，如希特拉納粹德國崛起之時，也是德國哲學、音樂藝術璀璨之時。又如19世紀沙皇殘暴統治下、俄國知識階層誕生之時，有十二月革命黨人，有知識分子運用別林斯基（Belinsky）式的文學批評來批評時政，還有「多餘的人」。「多餘的人」是文學作品及歷史中的人物，布爾什維克政權也無法徹底消滅它。「如同收納衣櫃裏的華美服裝，『多餘的人』歪打正着保存了俄羅斯文化，使它沒有被蘇維埃政權徹底公有化，史太林化。」（頁 231）楊絳夫婦的存在方式，部分地類似這「多餘的人」，他們作為中國傳統文人，部分抵抗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話語方式對他們的侵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則選擇決絕地轉身背對中國集體狂熱。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從個體經驗層面和性自由層面解構毛時代和它的政治遺產。

　　知識分子退出公共理性的運用，尋求純粹理性的客觀。在現實的社會中，公正被嚴重侵犯，甚至人類慘遭屠殺滅絕，已經不能從簡單的道德層面來探討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了。

　　知識分子的勇氣與技術

　　在法律層面以外，知識分子個體層面的良心和道德，是一個對內主張而非對外、對他人主張的義務。知識分子群體的良心和道德建設，是一個公共層面中必須釐清的義務。也就是說，在徐賁的理念探討中，知識分子群體理應實踐公共批判的義務，避免保持沉默。即使政治現實殘酷，但打破沉默、批判性探討知識分子的沉默，其積極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關鍵的是，知識分子如何獲得勇氣採取行動？這涉及知識分子自我關懷和社會擔當之間的技術實現問題。

　　我關注當下中國社會行動中不同類型的活躍分子，如艾曉明、葉海燕、郭玉閃、黃文海。我稱她 ／他們為「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我沒有用“intellectual”來形容這一群人，正如徐賁所言，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處境和現代意義的“public intellectual”的處境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將被流亡驅逐老死他鄉的知識分子精英、還在坐牢的劉曉波博士、被判終身監禁的伊力哈木教授等人銘記於心，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工作環境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後果，其實可以迴溯類比到 19 世紀俄國知識階層（Russia intelligentsia）誕生的處境。再考慮到當下中國公共話語中「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歧意、污名化，以及在這種現象背後，政府對意識形態和公共輿論的操縱。進入國家、企業等體制的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層面的普遍沉默也就不足為奇。

　　反而，本書描述的這一小群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採取行動，要求在中國土地上實現「公民」身分，並進行日常的、文化的、微弱的、持之以恆的政治介入。這一種「公民」的身分，一方面是吸收了現代文明的精華，具有國際人權、法律和自由視野；另一方面也突顯了新技術帶來的社會變化。網絡、手機、數碼影音設備，大大減弱了高等教育的優勢，任何草根出身、自學成才、有見識和社會擔當的人，都可以是一名「公民知識分子」。她 ／他們共同的特點，除了有勇氣採取行動外，還利用了國際化的理論資源、新技術發展的物質資源，有技巧地直視、回應了社會緊迫的議題，更不同程度上付出了個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