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有這本講稿集,最初的起因是2015年,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後期主任,鄭培凱與李孝悌二位教授共同邀約,讓我擔任「中心」短期客座,先後作六堂公開講課。每每開班,都有張為群博士主持,李桂芳等秘書行政安排坐席,傳遞話筒。課程過半的時間,城市大學出版社朱國斌社長及編輯陳明慧提議,把講稿整理成書出版。之後,便是出版社同仁們的辛苦勞動,記錄六次課堂錄音,分章節,定標題,提綱挈領,結構框架,同時添加註釋,嚴謹細節。這工作既耗腦力,又耗體力,費時將近一年。當我通讀全稿,時時體會到整理者的苦心。順口說出的字詞,沒頭沒尾的半截話,口頭禪,往往語多不詳,真彷彿亂草中尋覓路徑。在講堂現場,課題排序為:「我與寫作」、「小說那點事」、「閱讀」、「類型小說」、「張愛玲與《紅樓夢》」和「小說課堂」。整理者將「類型小說」調前到第三的位置,「小說那點事」延到第四,並將題名改為〈從小說談文字〉,其他題目亦有文字的添加。這一改我認為極好,它強調了小說與文字的關係,將文字推上前台。當然,也向我提出挑戰,透露出立論立據的不足之處,推使我繼續深進,為今後的思考增添了項目。整理者還將最後兩講互換,「小說課堂」第五,「張愛玲和《紅樓夢》」殿後—我理解為出於分類的需要,談小說的集一輯,談具體個人的單立。而且,請張愛玲壓尾比較有份量,不是嗎?那一講,聽眾最多。看起來,張愛玲在香港的號召遠未到收勢之時。
這六講裏,「我與寫作」—現取其大意微調作《小說與我》為書名,我是贊同的,因有講故事的意思,讀者會喜歡,單篇則題為〈開展寫作生涯〉;「閱讀」即書中的〈漫談閱讀與寫作〉;「小說那點事」即〈從小說談文字〉。這三講是舊課目,曾經在不同場合用過,只是補充了觀點,增添實例。嚴格說,我不太具備講師的職業質素,不能在一個課題上常講常新,而是疲意頻發,需要不斷的更換,才可激起講述的慾望。於是,就像俗諺裏的熊瞎子掰棒子,講一課,丟一課,難免地,陷於匱乏,是我不輕易接受邀約的原因。所幸在復旦大學教授創意寫作,是工作坊的形式,情形每每不同,就沒有一致的模式可供複製,也因此多年教學而不生厭。「小說課堂」就記敍了上課的過程,成為一個全新的講題。同樣的第一次進課堂,又有「類型小說」,即〈細看類型小說〉,「張愛玲和《紅樓夢》」。因為是生疏的功課,就將它們排在後三講裏,也因為不成熟,整理者很費力氣,自己通讀也屢屢遭遇不順,總感覺不夠縝密,勉強成稿,還是有許多遺憾的。一個問題從產生到完成,需經過漫長的過程,急是急不來的,講一次也是不夠的,所以,一定數量的重複是必要的。
這本書的來歷大概就是這些。順便說一些題外話—住校的花絮。城大的食堂是我有限的經驗中,最好的學校食堂,天天都像美食節,點餐與領餐簡便快捷。高峰時段,窗口都有人指導引領,不至誤了進食。城大與又一城商場貫通,其中的電影院排片密集,比內地的院線劇目豐富,不可同日而語。臨走那一天,飛機航班延誤,竟還趕上一部新片,美國電影《心蹤罪》(Dark Place)。打掃衛生的姐姐是昔日保安鎮上人,可說大陸改革開放的見證人和受益者,聊天中便收穫一段親歷歷史。在香港文化中心看了一場現代舞,新人新作集錦,其中最有印象的是一名越南舞蹈人的作品,似乎以土著人的祭祀為素材,釋放身體的原始性,是有神論的詮釋。偶有一日,經過一條沿海街市,名「新填地街」,疏忽間,香港的地理歷史撲面而來。
王安憶
2017 年 2 月 26 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