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 卷三：教協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和互動

寫作緣起

　　二○一一 年初，司徒華先生的喪禮過後，他的友好聚談，商議如何紀念他。會後，馮以浤兄打長途電話到多倫多給我，說有人提議要編寫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既可藉之紀念華叔，也是為教協成立四十周年做一些標誌與反思。這個意見，頗受與會眾友好的支持。馮兄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當時已向約克大學申請二○一二至二○一三年度的休假，不擔課，可全時間研究寫作，主要的計劃是完成「嶺南冼玉清先生傳」。可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崛興和奠定會務方向，是香港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標誌着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會）邁向開放、多元、民主化的一大步。能夠探討它最初四十年的歷史，是非常珍貴的機會。於是，我回答馮兄說：「如果教協能保證尊重這個研究寫作計劃的學術自由，全面開放會方的檔案文獻及其他史料供我參考，寫作上也不預設禁區，出版評審全憑學術準則和程序，我願意擔起這工作。」再者，我的參與，是義工性質，不是聘任或委約，會方只付出必須的開支：主要是聘任一位助手和一批工讀生助理員的工資，以及我從加拿大回港研究的旅費、住宿費等，實報實銷開支。馮兄說我的條件應沒有問題，他叫我草擬一份簡單的計劃書和預算，由他轉送會方。我擬就了，就傳送給他。不久，收到他的消息：教協理事會原則上同意了我的條件和計劃，詳情面議。

　　本書大綱

　　我相信歷史不是英雄頌、恩仇賬、功過格，而是就我們身處此時此地，向往事提出問題，以求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從而鑒往思來的一種探索。我們需要明白歷史，才能體會到眼前的成敗、強弱、得失，都不是絕對和永恆的，從而得以擺脫現狀對我們思維的桎梏。因此，歷史寫作沒有恆真的說法，也沒有什麼定律，只有對當前提出的問題找出最為有據有理的臨時答案。

　　基於此，我為這部教協史擬就了一個題目，就是「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對於這題目，我的理解是：

　　一、要弄清楚教協的各樣發展。
　　二、把這些發展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六七十年來香港社會和政治發展的脈絡之中。
　　三、為了更深入明瞭教協（作為教師的工會與民間的教育團體）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我們值得放眼世界，探究教師工會、民間教育團體等在相關或相類社會的地位與發展，以資借鏡。
　　四、再者，香港六七十年來教育的擴展、改良與變革，往往是與一些外地潮流相呼應的。要明瞭戰後以來香港的教育，以及其與教協崛興、旺盛和考驗的關係，比較和參詳外地的教育和教師團體，是值得的。反正，我們生活、寫作和閱讀，都在這「全球化」的世代。

　　因此，我當時擬備計劃的《香港人的教協史》，凡六章，共十餘萬字。

　　經過三年來埋首鑽研史料和許多相關的新舊著述，以及訪談、討論等，寫作本書仍是圍繞着原來的主題。不過，由於每個主題都相當複雜，三言兩語難以清楚交代，因此，寫作的篇幅遠遠超出原來的預算。

　　內容提要

　　本書共二十二章。第一至第四章先交代上世紀五十至 八十年代香港歷史的一些大方向，是為教協成立的背景和重要事件的「晾衫繩」。第五章介紹七十年代初的教師抗爭運動。第六章探討司徒華的成長經歷和他的領導角色。第七至第十六章，分述教協成立的經過及最初十餘年的發展，並且從較為廣闊的角度探討教協的經歷與考驗。第十七至第二十二章則簡述教協 於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主要史事。全書主線，以時序羅列。這裏，先提綱挈領，介紹一些主要概念。

　　七十年代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尤其以一九七三年春季的「文憑教師罷課」抗爭和夏季的「反貪污、捉葛柏」遊行為劃時代的大事件。文憑教師抗爭，促成「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成立；反貪污運動則促使香港政府設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簡稱「廉署」）。這兩個重要機構的早期歷史是交織着的。一九七三年後，香港的許多發展—特別是「公民社會」—日漸進步，愈趨成熟，往往和教協或廉署的存在與活動頗有關係。可以說，一九七三年這兩大社會事件，標誌着香港從戰後三十年的「冷戰」局面，踏入「公民社會」成長的新紀元。對於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會，意義實在非常重大。

　　「公民」一詞，是與「順民」或「子民」相對的。政治就是公眾利益的分配；公民就是有份參與分配公眾利益的社會成員。所謂「公民社會」，是指關注公眾事務，能夠為公眾利益發聲的民間團體的統稱。一個社會擁有蓬勃的公民社會，才能充分體現出它的多元化，不是「一言堂」，才能有效監察政府的管治，保障誠信和廉潔。七十年代是香港公民社會從冷戰氛圍中，突破殖民地專權統治而冒起的關鍵時期。政府的運作也需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和包容程度，一般市民才能參與分配公眾利益。公民社會的發展，跟政府的逐漸開放和現代化， 是相輔相成的。教協的故事，正是這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一個環節。

　　本書嘗試探討兩條主線：教協的成長，以及與教協互動的、從殖民地體制走出來的香港民主進程。民主既是政制，也是人的心態。民主不是賜予的，但政制的建立或變更，卻往往是從上而下批准下來的。相反，人們的心態，必然是自下而上建設起來的。政制不允准改善，此路不通行，不等如民主不可以靠心態的建設，踏出起步來。前路不通行，有時是需要繞道而行，不能守株待兔的。一九七三年的教師抗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當時的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簡稱「聯秘處」），在殖民地式箝制和「亂扣帽子」的統戰手法等毫不民主的限制下，持久地挑戰香港政府的教育施政。政治是利益的分配。爭取民主，就是爭取把分配利益的「遊戲規則」訂得兼容一點、透明一點，讓較多人有機會參與分配利益，以免社會大眾的利益（財富、權力、地位）都集中到少數人（殖民地政府及其「共治夥伴」）的手裏去。抗爭的體驗，改變了參與者自己和市民大眾的心態，踏出了建設民主「慣習」的一大步。一九七三年的教師抗爭和反貪污運動，沒有改變香港政府的明文政制，但是改變了以往香港社會分配利益的一些慣習，增加公眾事務的透明度，減少市民「逆來順受」的心態。市民的慣習改變了，封閉、專斷的政制，也就不可能永久延續下去。可以說，香港四十年來屢挫屢增的民主運動，植根於一九七三年，而爭取民主的歷次集會和遊行，是這「充權」的新慣習的擴充和深化。

　　所謂「慣習」（habitus），   就是我們從日常生活習慣，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所吸收的行為規範及其背後的價值觀。慣習主導着我們的思、言、行的很大部分，但由於習以為常、約定俗成，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更不會經常思考和批判這些行為規範和價值觀背後的假設。（舉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香港成年男子一般習慣每天出門之前要刮去臉上長出來的鬍鬚。這個習慣，兼有衞生、美感、禮節、性別身份、階級身份、文化認同等多重含義，是殊不簡單的慣習，但是人們剃鬚時，鮮有分析思考其意義。）

　　五六十年代的順民慣習，可以用「逆來順受」一詞代表它—人們到了忍無可忍的田地，只會大爆炸（例如一九六六年的「天星小輪騷動」），卻不會冷靜地團結起來，尋求改善制度，因為他們感到無能為力，只好「認命」，或是加倍辛勞，獨善其身，寄望個人終有寸進。至於七十年代以來逐漸成長的公民慣習，則可以說是「不平則鳴，其鳴在公」—以理性的、和平的、公開的集體行動，據理力爭，謀求改善不合理的制度—長路漫漫仍堅持走下去。七十年代初教師抗爭的集體行動，以及教協成立後持續的歷次抗爭，為市民大眾樹立了榜樣，從而改變社會的慣習。

　　從順民到公民的演變，就是養成民主心態的慣習。人們感到：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有需要、有權利，也有義務使它變得更好—更廉潔、更透明、更問責、更關愛、更尊重、更保育。不過這些改善難免令若干享有權勢者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威脅。我們有權利，因此可以用盡一切現行制度所容許的手段去爭取，必要時，也得超出許可範圍之外（例如 二○一四年「雨傘運動」的「公民抗命」）去爭取。我們有義務，責無旁貸，捨我其誰？

　　七十年代初的歷次抗爭，開闢了「不平則鳴，其鳴在公」的新慣習—文憑教師運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四十年來，教協的成長與香港市民的民主慣習的推展，是互相扶持的。

　　公眾事務的改變，從慣習的改變開始。新的慣習逐漸成為處理公眾事務的新習慣，這就開啟了新的社會制度。社會的和諧，需要慣習和制度互相配合。如果掌握政治權柄的人明白社會的趨向，又關心「法治」，就會讓這處理公眾事務的新習慣寫成法律，既不讓法律跟社會現實脫節，也為新習慣賦予法理基礎。這就是新的政治及行政制度。在「法治」（或追求「法治」）的社會，這新的法理基礎與新的慣習，是互為表裏，同樣重要的。七十年代以來，香港見證了公民社會的慣習冒起和擴大，也出現了新的習慣和社會制度，可是，法理和政制方面卻缺乏相應的推展。教協帶頭建立起新的慣習，在繼後的法制化、建設法治方面，可曾扮演了什麼角色呢？這是本書需要探討的關鍵問題之一。

　　本書的研究方法與程序，和我申報自己的利益和成見，見本書的「研究及寫作程序說明」，在此不贅了。

　　本書書名

　　這裏，還需要介紹一下本書的命名。本書的副題，是根據二○一一年初教協諸君所屬意的教協史發展出來的，基於上述的考慮，我覺得「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一題，很能充分傳達這本書的要旨，只是不容易上口。於是，冠以一句華叔喜愛的詩句，既借來一點文彩，也有紀念他老人家的意思。

　　晚年的司徒華先生喜歡選擇古人的詩句，以他氣勢磅礴的行書寫成勉勵語，印製成聖誕卡，寄贈親友。有一年，我收到的聖誕卡便寫了王維〈終南別業〉詩的兩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後來發現，他個人網站的標題，也用了這兩句詩句。

　　根據聖嚴法師的解釋，王維的意思大概是說，我們沿着流水走着，到了水的源起處，好像是盡頭了，但是，坐下來，看着天上的浮雲，卻悟到水蒸發成浮雲、雲凝聚成雨水的道理。聖嚴法師指出，這對聯「有兩種境界在其中。第一種，處絕境時不要失望，因為那正是希望的開始。山裏的水是因雨而有的，有雲起來就表示水快來了。另一種境界是，即使現在不下雨也沒關係，總有一天會下雨。」

　　王維是唐代著名的佛家詩人，法師佛學觀點的解釋大概是對的。未嘗聞華叔學佛，他對「無常」的理解，是否跟聖嚴法師一致，不得而知。不過，他生平領導社會運動，經歷幾許波折，往往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中，窺見柳暗花明又一村。說他曾經悟出相似的道理，與人分享，也很合理。

　　教協掙扎成功四十年，居安思危，勇對前程的考驗。「坐看雲起時」的意境和胸襟，相信也是適用的。

　　語云：「慢工出細貨」。雁去雁來，如此再寒暑。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雖不算倉卒，但卻未足稱為「慢工」。粗疏每見，讀者諒之。心中有話要對讀者說，不吐不快。愈寫愈長，先後錯過了二○一三年四月四日教師罷教及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學生和市民反貪污遊行兩個四十周年紀念日，不無遺憾。然而，際此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快將滿月之期，也值得紀念。「雨傘運動」安危未悉，其抗爭策略是優是拙，尚屬見仁見智。不過，千千萬萬青少年市民和平抗爭的情操，倒是有目共睹的。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跟一九七三年的兩大抗爭運動一脈相承，當無疑義。

　　斷鴻零雁，隔岸觀景，枝葉牽情。火及故園，憂戚自然扣心，倘言禍福與共，則恐難服眾也。故此，僅宜分享較寬廣之視域，不宜進言趨避之方，誡越俎也。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我沒有到過象徵專制的長城，也管不了什麼「好漢」不「好漢」。「庭草不須除，常覺胸中生意滿；爐香頻白炷，但求世上好人多。」「念念無着處，步步安樂行。」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