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螢火蟲的故事
在作家群體裏混上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很爛,不過初一那年就自學到初三數學,翻破了好幾本蘇聯版的趣味數學書。「文革」後全國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學幹掉了全部高中課程,而且進考場幾乎拿了個滿分(當時文理兩科採用同一種數學試卷)──閒得無聊,又把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題也輕鬆拿下,大有一種逞能炫技的輕狂。
我毫不懷疑自己未來的科學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樣,一直懷抱工程師或發明家之夢,甚至曾為中國的衞星上天懊喪不已──這樣的好事,怎麼就讓別人搶在先?
黑板報、油印報、快板詞、小演唱、地方戲⋯⋯捲入這些底層語文活動,純粹是因為自己在「文革」中被拋入鄉村,眼睜睜看着全國大學統統關閉,數理化知識一無所用。這種情況下,文學是命運對我的撫慰,也是留給我意外的謀生手段──至少能在縣文化館培訓班裏混個三進兩出,吃幾頓油水稍多的飯。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撓頭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學那裏明白「論點」與「論據」是怎麼回事,在一位鄉村教師那裏明白詞組的「偏正」關係如何不同於「聯合」關係。如果沒有民間流傳的那些「黑書」,我也不可能如夢初醒,知道世界上還有契訶夫和海明威,還有托爾斯泰和雨果,還有那些有趣的文學呵文學,可陪伴我度過油燈下的鄉村長夜。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進入大學,在校園裏連獲全國獎項的成功來得猝不及防。現在看來,那些寫作確屬營養不良。在眼下寫作新人中閉上雙眼隨便拎出一兩個,大概都可比當年的我寫得更鬆弛、更活潑、更圓熟。問題是當時很少有人去寫,留下了一個空蕩蕩的文壇。國人們大多還心有餘悸,還習慣於集體噤聲,習慣於文學裏的恭順媚權,習慣於小說裏的男女都不戀愛、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財主總是在放火下毒、各條戰線永遠是「一路歡歌一路笑」……那時節文學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才華。一個孩子只要冒失一點,指出皇帝沒穿衣服,便可成為驚天動地的社會意見領袖。同情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勇敢就是文學。宋代陸放翁說「功夫在詩外」,其實文學在那時所獲得的社會承認和歷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學之外。
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個小卒勝過車馬炮。
解凍和復蘇的「新時期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時隔多年後的重續,也是歐洲啓蒙主義運動在東土的延時補課,慢了三兩拍而已。雙方情況並不太一樣:歐洲人的主要針對點是神權加貴族,中國人的主要針對點是官權加宗法;歐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補損工具,中國人卻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會轉型的大震蕩和大痛感似曾相識,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學、要民富國強的心態大面積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師們那裏幾乎每個標點符號,都很對中國學子的胃口。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全球性的「大時代」──從歐洲十七世紀到中國十九世紀,人們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變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識範式(科學史家T. S.庫恩語),而是創建全新知識範式,因此都釋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義文學,重新定義生活。李鴻章所說「三千餘年一大變局」當然就是這個意思。歷史上,也許除了公元前五百年前後古希臘、古印度、古中國等幾乎不約而同的文明大爆炸,還鮮有哪個時代表現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過,大時代並非歷史常態,並非一個永無終期的節日。一旦社會改造動力減弱,一旦世界前景藍圖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術革新、思想發明、經濟發展、社會演變、民意要求等因緣條件缺三少四,還缺乏新的足夠積累,沉悶而漫長的「小時代」也許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國產電影正是這樣自我指認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金錢已君臨天下,大局已定,大勢難違,眼下也就只能幹幹這些了:言情、僵屍,武俠,宮鬥,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機甲鬥士……還有「壞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蕩蕩的文壇早已變得擁擠不堪,但很多時尚文字無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齡遊戲和文化玩具,以一種個人主義寫作策略,讓受眾在心智上無須長大,永遠拒絕長大,進入既幸福又無奈的自我催眠,遠離那些「思想」和「價值觀」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兌點憂傷感,作為小資們最為嚴肅也最為現實的表達,作為他們的華麗理想,閃過了經典庫藏中常見的較真和追問,正營銷一種抽離社會與歷史的個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着總是有錢花,但不必問錢來自哪裏,也不必問哪些人因此沒錢花。中產階級的都市家庭,通常為這種勝利大「抽離」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廣闊的受眾需求空間。
文學還能做什麼?文學還應該做什麼?一位朋友告訴我,「詩人」眼下已成為罵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詩人!」「你家祖宗八輩子都是詩人!」……這說法不無誇張,玩笑中卻也透出了幾分冷冷的現實。在太多文字產品傾銷中,詩性的光輝,靈魂的光輝,正日漸微弱黯淡甚至經常成為票房和點擊率的毒藥。
坦白地說,一個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時代。同樣坦白地說,「大時代」也許從來都是從「小時代」裏滋生而來,兩者其實很難分割,或者說後者本是前者的一部分,前者也本是後者的一部分。抱怨自己生不逢時,不過是懶漢們最標準和最空洞的套話。文學並不是專為節日和盛典準備的,文學在很多時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無人,需要繁瑣甚至乏味的一針一線。哪怕下一輪偉大節日還在遠方,哪怕物質化和利益化的「小時代」正成為現實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們正淪為落伍的手藝人或孤獨的守靈人……那又怎麼樣?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鄉村看到的一幕:當太陽還隱伏在地平線以下,螢火蟲也能發光,劃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線,其微光正因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導人們溫暖的回憶和嚮往。
當不了太陽的人,當一隻螢火蟲也許恰逢其時。
換句話說,本身發不出太多光和熱的傢伙,趁新一輪太陽還未東升的這個大好時機,做一些點點滴滴豈不是躬逢其幸?
這樣也很好。
韓少功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