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

很久沒有讀歷史專書了! 因為先前那本《秦始皇》與《帝國崛起》的書太火紅，所以注意起呂世浩這位學者。當然這本書比前兩本還生硬許多，並需要引用大量史料文獻來旁徵博引，無論如何這本史學史給了我更多啟發。

從前對於兩漢今古文經之爭、新莽代漢，劉邦擅殺功臣和衛子夫從一介歌妓拔擢為皇后的事情並不陌生，卻從未從三代至秦漢之歷史大變動角度來探討，原來這次先秦鉅變對政治、對社會等影響之深刻，遠遠超出一般的思維想像。

儘管我們同意漢代政治制度較為進步、完整，卻不代表三代不足為師，例如帝王擇后之法。史公曰：「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漢武帝立歌妓衛子夫有非常浪漫的故事成份，這邊不是說衛子夫不好，但其實也指出漢室之後擇妃漸憑美色或生子之命決定，繼而衍生出後代的外戚之禍。因為在秦漢之前，天子擇妃取自異姓諸侯之女，后妃必受過完整的教育使然，知識水平高，且夫妻相敬，能相佐於君王，較能確保政局長治久安。（參見第六章第二節）

看了這些書確實覺得關於念歷史這件事我還差得很遠，功夫不夠，要在芸芸眾書中另闢蹊徑而有所體會，才能撐得上是「大家」。

在中國歷史著作中，《史記》與《漢書》往往是一起並列兩重要的歷史著作，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兩本作品就像說好了一樣，在各式的介紹書籍中（特別是國學常識這類的），每次在介紹《史記》的場合，常常可見「春秋筆法」這類的讚譽，同時會稱讚史記「通古今之變」的通史觀察精神；而在介紹《漢書》的場合也有類似的「標籤」存在，例如「用句典雅」、「中國斷代史之始」等。
　　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很容易讓人覺得兩書之間有一種「美」的傳承存在，這樣比喻或許不太恰當，不過筆者以前在念國學常識時，常常覺得《史記》就像是樸實但有內涵的姐姐，《漢書》則是那艷麗而聰明的妹妹。
　　這種對兩部作品的「美感」加以放大的做法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不過正如作者呂老師所關心的，如此的梳妝打扮，不但會讓著作原本的旨趣逐漸遭到埋沒，更糟糕的是會令讀史者不自覺的建立某種特定的思想架構，而且這種架構還是特定階層，特別是統治者所希望的。
　　要理解這種「美麗但致命的陷阱」如何形成，還是要回歸這兩書的作者、著作動機與出發點。藉由典籍資訊以及《史記》本身內容的量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作《史記》的動機，絕對是出自於對當代的不滿，也就是西漢武帝的一切作為，除了大家熟知的對匈奴戰爭之外，諸如學術教育、經濟、甚至帝王私家事，司馬遷在作品中要不明褒暗貶，就是直接批評與「秦政」雷同。
　　這樣嚴厲的批評會招致怎樣的結果當然是司馬遷所能預見的，為了確保這些洞察能長傳後世，司馬遷不但作了本人犧牲的準備，同時也接作品複製，「藏諸名山」以確保版本的正確性；不料僅傳三代到了外孫楊惲時，由於楊惲自視甚高，得罪同僚無數，並將作品有意無意的大量流出，結果「樹大招風」，最後自己落的腰斬身死，而外公苦心完成的名山版《史記》也因此落入宮中遭到刪改，因此逐漸喪失原本「告誡當世、通古今之變」的用意。
　　可是《史記》既已廣傳，讓許多時人興起「自己的歷史自己修」的風潮（當然講難聽些就是山寨），於是出現了很多類似史記體例的作品，如《列女傳》、《哀牢傳》，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班固的《後傳》，一時之間史學作品琳瑯滿目頗為熱鬧。
　　這種「百花齊放」的狀況自然是不利國家統治，作為國家統治者的漢朝廷也注意到了這點，所以在西漢以來就已經開始對相關作品有許多抑制措施，不料到了東漢，因為1.0版的社群網路科技－造紙術的發明，讓傳抄狀況更嚴重，漢廷便直接祭出「禁史令」，特別是禁止「私著國史」，「以正視聽」。
　　於是各家作品紛紛中箭落馬逐漸失傳，當然連班固也不例外。不過班固因為家學，很早就讀過刪減本的全套《史記》，而且似乎完全融會貫通其意，於是在撰寫《後傳》時，我們可以注意到，班固完全將史記中的許多尖酸隱涉辭令全部消除，換成對漢廷歌功頌德的文句，讓當時的漢明帝「奇之」，再加上優秀老弟大漢帝國西域隊長班超的請託，班固終於出獄，並有專業團隊協助他完成《漢書》這部巨作。
　　班固本人憑著讀史著史而發達、風光了，但中國史學「通古今之變」、「春秋筆法」的傳統也就此消逝。記得有句俗話說：「讀歷史，讓人變得聰明。」筆者以為，或許改為：「讀史，讓你的選擇變多了。」會更為貼近真實狀況，畢竟「史有明鑑」，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