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立足鄉土，放眼世界
「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起人蘇維熊教授與《福爾摩沙》（代序）
1933年7月，「臺灣藝術研究會」機關誌《福爾摩沙》的創刊號〈創刊辭〉中，蘇維熊寫下：
臺灣有固有的文化和文藝嗎？現在有嗎？常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三百年前，從福建、廣東遷移到臺灣的一群漢民族，當然是中國南方文化創造者的子孫。臺灣人擁有優秀的文化遺產，可是現在臺灣人的文化和文藝如何呢？被問起這個問題時，哪一個臺灣人能不面紅耳赤？傳統繪畫式微了，漢詩也墮落了，甚至成為應酬的手段。追求完全自由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當然是最重要的大事，可是我們更渴望有藝術生活。現在，我們必須振興萎靡的臺灣文藝。（涂翠花譯）
〈創刊辭〉徹底解剖了當時臺灣文藝界的種種弊病，並以開創新文化、新文學為目標，認為比起物質生活的進步，提高臺灣同胞的精神生活，才是真正創造美麗之島福爾摩沙的重要力量。而真正屬於臺灣人的藝術，則是萌芽臺灣、擁抱鄉土的作品。創刊號的〈編輯後記〉中，蘇維熊又寫道：「我們絕對不相信四百萬臺灣同胞無權要求一份真正屬於臺灣人的文藝雜誌，或無法維持其發展。（涂翠花譯）」強烈表達出身為臺灣人對於追求精神層面發展的渴望。
─蘇維熊是誰？他正是當年「臺灣藝術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福爾摩沙》的主編。1908年，蘇維熊生於臺灣新竹，當時，蘇氏已是新竹吉羊侖一帶的望族。蘇氏先祖原籍福建泉州，於清乾隆年間渡海來臺，百餘年來，經營農業及運輸業有成，富甲一方。蘇家重視子女教育，蘇維熊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今師大）後，在家人期許中負笈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主修文學部英文學科。1933 年 3月，他與魏上春、張文環、王白淵、吳坤煌、巫永福等人發起組織「臺灣藝術研究會」，兩個月後，該會討論機關雜誌《福爾摩沙》發刊事宜，他被推舉為主編，負責編輯事宜。
眾所皆知，「臺灣藝術研究會」是由東京的臺灣學生所組成的文藝團體，大部分的成員都是二十來歲左右，升學「帝都」東京、學習藝術文學的臺灣學生。受到當時日本思想界主流的強烈影響，他們多半具有左翼思想。該研究會的前身為1931年成立於東京，隸屬於「日本無產文化連盟」（KOPF）的「臺灣文化同好會」，該會成員有王白淵、林兌、吳坤煌、張文環、張麗旭、葉秋木等人，在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下，分別從文學、美術、電影、音樂、演劇等領域出發，探討臺灣文化問題，並發行《臺灣文藝》創刊號七十本。該會期望透過獨立性的文化發展來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以文化形體，使民眾理解民族革命」。然而，由於成員之一葉秋木在日本參加反帝遊行被捕，「臺灣文化同好會」的存在被日本當局發現，林兌、張麗旭、張文環、吳坤煌等人相繼被檢舉，過程中吳坤煌又被發現曾廣泛分發日本共產黨機關誌《赤旗》給臺灣學生，使得該會不到第二期發刊即被迫解散，所幸成員們後來多無罪釋放。
1933年3月，蘇維熊、魏上春、林添進、柯賢湖、吳鴻秋、吳坤煌、張文環、巫永福等人準備重新組會，為避免再度遭到非法糾舉，決定以合法組織的形式組成文藝研究團體「臺灣藝術研究會」，其宗旨為促進臺灣新文藝發展，企圖借此徹底喚醒留日青年學生們的民族意識以及鼓勵新文學運動，為日治時期第一個正式成立的臺灣文學運動團體。隨後，《福爾摩沙》創刊，創刊號一共印刷了五百份，除五十本郵寄臺灣臺中中央書局寄售外，其餘分贈東京各大報社、圖書館、會員以及臺灣島內有志之士，內容有文藝評論、詩歌、小說。除了詩歌部分有中文詩以外，其餘皆為日文作品。（詳細請參考施學習，〈臺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與福爾摩沙（Formosa）創刊〉，《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 第二卷》，臺北：東方文化，1981年）。
《福爾摩沙》以及「臺灣藝術研究會」（或稱《福爾摩沙》集團）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意義早為眾所公認，近來年，相關的研究也十分豐碩。如日本學者河原功先生即曾率先指出：「臺灣藝術研究會」及其機關刊物《福爾摩沙》的貢獻是對臺灣島內文壇予以外部刺激，因而促成1934年全臺性文藝組織「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使得臺灣新文學運動得以迎向顛峰期。而晚近臺灣學者柳書琴教授更進一步闡明《福爾摩沙》系統作家在旅日知識青年文學系譜中承先啟後的地位，並分析其民族意識形成來源與走向。此外，張文薰教授也從臺灣三○年代文藝界發言權的爭奪現象，重新再定位《福爾摩沙》在當時臺灣文壇的角色功能，指出《福爾摩沙》同人在當時同時具有的臺灣民族社會運動領導者和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直系血親的雙重優勢地位。
雖然，關於「臺灣藝術研究會」及《福爾摩沙》集團之整體研究已有豐富成果，但是關於《福爾摩沙》集團之成員的個體研究，依然相當有限。既有的成果大部分集中於張文環研究，以及零星的巫永福與王白淵研究。至於該團體的負責人、機關刊物《福爾摩沙》的主編兼發行人，曾親自撰寫《福爾摩沙》發刊辭，高舉開創臺灣新文化、新文學大旗的蘇維熊之研究，則完全付之闕如。此外，有關《福爾摩沙》重要成員作品，現今也僅有《巫永福全集》（傳神福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張文環全集》問世（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年），其餘成員作品之整理工作，也未見開展，這是令人覺得遺憾的。
也因此，《蘇維熊文集》的整理出版，遂有其重要意義。蘇維熊在《福爾摩沙》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福爾摩沙》對1930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和臺灣文壇的影響，都是無庸置疑的。我們可以斷言，來自外部的《福爾摩沙》對島內文壇的刺激，加速了三○年代後期臺灣島內文壇成熟與成立的步伐。但是，或許正由於在東京時期所從事的文化活動不見容於日本當局，當蘇維熊1935年學成返臺後，這位來自「帝大」系統，專攻英美文學的臺灣文學青年，非但無法進入同是「帝大」系統的大學任教，甚至連一中學英文教職也不可得，只好進入商社上班。直到日本敗戰，臺灣光復後，他才有機會進入同是戰前「帝大」系列的臺灣大學，擔任外文系教師，重拾英美文學的研究並且開授莎士比亞及英詩選讀等課程，直到1968年因病辭世，始終教學研究不輟。外文系早期的畢業學生如葉維廉、郭松棻、陳若曦、李歐梵等，都曾受教於他；他的《英詩韻律學》，更是臺灣戰後最早的英詩韻律研究專著之一。故而，不論是作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先驅者，抑是作為戰後臺灣第一代的本土學者，蘇維熊都有其重要性，值得學界關注；而整理出版他的論著與創作，正是相關研究得以開展的起點。
經由蘇維熊哲嗣蘇明陽教授與李文卿博士的多方輯佚整理，《蘇維熊文集》的編排分為「文學研究與評論」、「詩歌創作」與「附錄」三部分。其中，「文學研究與評論」是為全書主體，收有早年《臺灣文藝》與《福爾摩沙》時期的作品、戰後《臺灣文藝》與《現代文學》中的評論，內容包括了對於民間文學、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英美詩等方面的研究。蘇維熊旅日期間，即有關於臺灣歌謠的評論發表，對於臺灣民謠俚諺，也多所關注；他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的畢業論文是〝Nature in T. Hardy〞，之後延續此一研究方向，以比較文學視野，研究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英美文學的自然書寫。任教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時代，蘇維熊同時專注英美詩研究，除有專著《英詩韻律學》出版，還有若干散論。這些篇什，有不少原以日文發表，編者輯佚整理，並且予以中譯，以期便於學界參考。「詩歌創作」則收有日文新詩，也有漢文新詩。而它的漢文新詩，是要用臺灣白話來誦讀的。從這一點來看，蘇維熊可說是今天所謂「臺語白話詩」創作的先行者之一。
至於「附錄」，除了蘇維熊的個人年譜簡編及著作目錄外，另有學生陳典義、哲嗣蘇英明兩位先生的追憶文章，收錄其中，將有助於讀者對於蘇維熊教授在教學、研究、師生及親子互動方面的了解。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新竹蘆竹湳莊蘇氏家族二百年奮鬥史〉。前已述及，蘇氏為新竹望族，先祖渡海來臺之後，歷經清領、日治，以迄於民國，歷代經營奮鬥，家族發展，與臺灣的政經社會發展聲息相通。家族成員人才輩出，在戰後臺灣的醫界、學界中都頗負盛名。如蘇維熊的堂兄蘇維霖先生，即曾先後擔任過臺大總務長、圖書館長，同時還是心理系創系主任。〈家族史〉因此具有臺灣文獻史料意義，亦可供研究者參考。
回顧三○年代，升學「內地」日本，專攻英美文學的臺灣青年，可說是少之又少。蘇維熊導其先路，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兼顧文學創作與研究，立足鄉土，放眼世界，「鄉土」與「現代」並重。此種態度終其一生，不改其志。戰後，他加入了本土詩社「笠」，並同時在吳濁流的《臺灣文藝》與白先勇的《現代文學》發表英美詩歌研究論文。我們對照其戰前發表在《福爾摩沙》及臺灣文藝聯盟的《臺灣文藝》的論文，他其實一直在向我們傳達一個信息，那就是，臺灣文學的發展絕對需要吸取西洋文學的養分。早在戰前，他就試圖要將臺灣文學與西洋文學接軌，並以日本文學作為參照對象。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格局宏大，值得今天從事臺灣文學研究的我們效法。我所服務的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發展理念─「以臺灣為中心，與東亞接軌，和世界對話」，與蘇維熊的信念正不謀而合，他在戰前已經為日後的臺灣文學研究指出了道路。
我誠摯地希望，《蘇維熊文集》的出版將是今後蘇維熊研究的一個起點，同時也希望讀者透過閱讀蘇維熊，再度思索臺灣文學研究發展之路。
梅家玲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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