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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最近十幾年一直關心全球化問題。現代交通和通訊工具把以前老死不相往來、生活在地球的不同角落的人類連在了一起，使大家生活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球村。可是，與我們往往以為的相反，全球化不僅不是一個同一化的過程，而且恰恰是一個多元化的過程。這不僅是因為全球化過程使我們有可能認識和理解先前存在於這個地球各個地方的各種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而且還因為，在這個全球化過程中，這些先前相互之間相對分離的宗教和文化，由於相互影響，如果不是產生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就是使各自內部變得越來越多樣化起來。
因此，全球化與地域化並不像它們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是相矛盾的概念。以前只對本地才有意義的地域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由於全球化，而獲得了超地域性的意義而成了全球化的知識（global knowledge），因為一方面它也成了生活於其他地域的人的精神資源，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從別的地域性知識那裡吸取養分，從而有助於改進自己的地域性知識，使之能夠更恰當地指導自己的獨特的生活。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我們的世界越是全球化，它也就越是地域化，反之亦然。就此而言，說我們的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是個片面的說法，因為它同時也正在走向地域化，而把這表面上相反的兩種趨向結合起來的乃是各個地域知識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繫。正是這種日益緊密的聯繫使我們的時代成了一個全球－地域化（global-local或者就是glocal）的時代，而最能反映這樣一種全球－地域化的哲學理論也就既不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也不是獨特主義（particularism），而是整體主義（holism）。與強調共同性的普遍主義和強調差別的獨特主義不同，整體主義強調的是各部分之間的相互聯係和相互影響。
在對全球化的這個思考過程中，筆者也陸續寫了一些論文，本來並沒有計劃將它們結集出版。二○○八年夏天，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教授的邀請，到該院作訪問學者。黃教授建議筆者將這些論文整理出版。筆者便回頭看了一下，發覺這些年來就全球化問題所寫的論文竟有二十餘篇，而且也可能是因為自己這一段時間在學術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進步，因此對十幾年前所寫的一些論文中的觀點竟然還是基本認同，於是便大膽接受了黃教授的建議。因此可以說，沒有黃教授的大力支持，這些論文不可能以現在這種方式與讀者見面，在此對黃教授謹表謝忱。
這二十多篇論文大致可以分成三類，反映了筆者對全球化問題思考的三個方面。第一是全球化對宗教帶來的影響。我們知道，大多數宗教的追隨者都認為自己相信的是真理。這在以前的時代不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因為大家各自生活在相對來說相互獨立的地域，因此即使是知道在遙遠的地方有人相信與他們所相信的很不相同的東西，宗教的多樣性不是一般宗教信徒的實存主義問題，而只是少數哲學家或者神學家才有興趣的理論問題。但在全球化的時代，當人們發覺自己的鄰居和朋友具有與自己很不相同的宗教，甚至不相信任何宗教，而且各自都以為自己的信仰或者信仰的缺失是唯一準確的立場，宗教的多樣性就不只是少數人的一個理論問題，而且也是人們都必須面對的一個實際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同在宗教問題上與我們持很不相同的立場的人相處。
第二是全球化對政治帶來的問題。傳統社會成員的宗教和哲學傳統相對單一，因此對於建立這個社會的政治正義原則相對比較容易，因為從大家共同歸依的宗教和哲學傳統中，相對來說，達到政治上的共識比較容易。但在全球化的時代，組成一個社會的成員往往持很不相同的宗教和形而上學的立場，而這些不同的宗教和形而上學立場往往隱含著相互衝突的政治立場。由於一個社會所要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必須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這就為我們帶來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社會普遍的政治原則與其成員之多元的宗教和形而上學立場究竟應該處於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之中？
第三是全球化對倫理學帶來的新課題。在前現代社會，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與之打交道的伙伴大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宗教和文化，風俗和習慣，觀念和理想，因此為了保證自己行為的道德性，遵循幾乎為每個社會都有其特定表述的所謂道德金律，即己所欲，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但在全球化時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往往跟自己在上述這些方面很不相同，再簡單地去根據道德金律行事，往往會導致對他人帶來傷害的不道德行動，即使行為者本人並非有意傷害他人，甚至實際上可能存心要幫助他人。因此，全球化需要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倫理生活。
筆者根據上述三個方面將自己這二十餘篇與全球化問題有關的論文分成三冊，分別題名為《全球化時代的宗教》，《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和《全球化時代的倫理》。雖然這些論文寫作的時間和背景很不相同，而且如筆者提到的，在寫作這些論文時，筆者並沒有計劃將它們以書的形式出版，因此這幾本書難免缺乏系統性，而各章之間偶爾有少量的重復。為了保證各章論證的完整性，這些重復的部分在這次整理過程中還是保留下來了。但是甚至使筆者自己感到驚奇和欣慰的是，收於每一本書的各篇論文不僅觀點一致，而且論證也有相當的連貫性。筆者在每本書的導言中，對貫穿各篇的主題及其相對聯貫的論證作了一些梳理，這也算是彌補了為任何論文集所難免具有的系統性不夠的缺陷。
本書的捌篇文章討論全球化時代的倫理問題。這些文章先前都曾經發表過。這次在將它們重新整理過程中，筆者作了一些修訂，大多數是為了使各篇的體例一致，譯名統一，同時也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錯誤。以下是各章原來發表的情況：
第壹章原文為英文， “A Copper Rule versus the Golden Rule: A Daoist-Confucian Proposals for Global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5, 3 (2005), pp. 394-425。後經擴充，以〈作為全球倫理原則的道德銅律：以儒家和道家為資源〉為題，發表於《中國學術》，第6卷（2005年），頁72-130。
第貳章原為聯合國教科組織在韓國首爾召開的「地區間的哲學對話：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與社會正義」會議上宣讀的論文，後以 “Interpretation of the Other: A 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Inwon Choue, Samuel Lee, and Pierre Sane (eds.), Inter-regional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in Asia and the Arab World (Seoul: UNESCO/Korea National Commission of UNESCO, 2006). 中文以〈解釋學的兩種類型：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發表於《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期，頁29-28和復旦大學的《復旦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頁45-52。
第參章原為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舉辦之「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月15-17日）提交的論文；後以〈理解他者：戴維森的「第一人稱的權威」〉發表於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分析》，2010年第3期，頁19-36。
第肆章原為英文， “On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in Confucian Ethics” 發表於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2, 3 (2005), pp. 509-528; 後由崔亞琴翻譯成中文，與本章同題發表於華東師範大學現代中國文化研究所（編）：《思想與文化》，2006年第3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第伍章原文為英文， “Rorty’s Progress into Confucian Truth,” in Yong Huang (ed.), Morality, Human Nature, and Metaphysics: Rorty Responds to Confucian Cr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和Randall E. Auxier and Lewis Edwin Hahn (eds.), The Philosophy of Richard Rorty: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Chicago: Open Court, 2010); 西安交通大學胡軍良翻譯成中文，與本章同題發表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2006年），頁18-29。
第陸章原文為英文， “A Neo-Conception of Wisdom: Wang Yangming on the Innate Moral Knowledge (Liangzhi),” Journ 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3, 3 (2006), pp. 393-408; 後由崔亞琴翻譯成中文，以本章同題發表於成中英、馮俊（編）《康德與中國哲學智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第柒章以〈王陽明在休謨主義和反休謨主義之間：良知作為體知＝信念、欲望≠怪物〉發表於陳少明（編）：《體知與人文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
第捌章原以同題發表於吳震（編）：《宋代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修訂和擴充了的英文版將以 “The Self-Centeredness Objection to Virtue Ethics: Zhu Xi’s Neo-Confucian Response” 為題發表於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4 (2010).
筆者對上述各出版社、刊物允許筆者在此重印這些論文，對有關編輯在原文發表時所給以的幫助，特別是對有關論文的中文譯者，謹表謝意。另外，在寫作、修訂、翻譯和編輯出版這些論文過程中，筆者也得益於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的師友的幫助，但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儘管一定是掛一漏萬，筆者還是要特別感謝倪培民、吳光明、貝克（Allan Bäck）、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郝科斯曼（Hyun Hochsmann）、李晨陽、李沙（John Lizza）、羅蒂（Richard Rorty）、王慶節、道麥爾（Fred Dallmayr）、李明輝、黃俊傑、張再林、余繼元、斯蒂科勒（Richard Stichler）、倪良康、吳震、張汝倫、方旭東、袁勁梅、杜維明、陳少明。另外，不少論文的中文版原來以簡體字出版，筆者要感謝現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張纓教授將其轉化成正體。最後，林沛熙先生為本書的出版花了大量的心血，筆者要表示由衷的感謝。
總序
《全球在地視野叢書》是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規劃出版的叢書之一，在本叢書啟動之際，我樂於說明本叢書的旨趣，以就教於讀者諸君子。
人類歷史進入第三個千年紀元之後，全球化趨勢在高新科技（尤其是通訊科技）的助威之下迅猛發展。正如大前研一所說，「產業」、「投資」、「資訊」、「人才」成為界定全球化時代國家競爭力與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居於全球化潮流中心位置的國家對於居於邊陲位置之國家的宰制與剝削日甚一日，因此，也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每年各大工業國領袖的聚會，都引來大量的示威抗議人潮。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激盪之下，近年來有些人士主張「全球在地化」，透過強化在地社群途徑，而與全球性的資源建立連結，從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他們並在2004年9月發布《全球在地化宣言》（The Glocalization Manifesto,September, 2004, http://zunia.org/uploads/media/knowledge/ The Glocalization Manifesto.pdf）。
「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也為二十一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開啟了嶄新的視野，提出新的研究課題，形塑新的學術挑戰。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激盪之下，二十一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可觀的範圍之內，必然是跨國的、跨界的、多音的、多視角的、多層次的研究。這樣的新研究必然是管絃嘔啞、多音共振的，是「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局面。已故文化人類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3-2006）所謂「具有全球性意義的地域性知識」，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焦點。
本院自2006年成立以來，就提出「從東亞立場看全球問題」、「從全球視野思考東亞走向」的願景，《全球在地視野叢書》的編輯工作就是邁向上述願景的努力。我們希望這一套系列叢書與本院在歐洲所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人文精神叢書》，能使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也走得更正確。
黃俊傑
2011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