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前校長
陳維昭
Oswei Temkin將其一本有關醫學史的書取名The Double Face of Janus（《門神之雙面》），意指門神有兩個臉，一個面對前方，一個面對後方，象徵醫學史一方面固然在回顧醫學的過去，另一方面更在於展望醫學的未來。有謂「不能記得歷史經驗的人，必將重蹈覆轍」，醫學是人類整體文化中相當重要的部分，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研究人類歷史，必須包括醫學史。張秀蓉教授經過多年的努力，編註完成《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一書，要我寫一篇序，我個人覺得非常榮幸，也非常重要。
臺灣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治以至國民政府多個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皆為本島注入不同文化，也各有其建設和發展。日治五十年，不但時間長久，其重要性也不能忽視，尤其，這期間在醫學領域所奠定的基礎更是不能抹煞。我們不難發現，日治時期，幾位來臺負責治理的日本人，都相當重視醫學建設，這其中其實有其主觀及客觀因素：主觀因素，是在於他們的根本理念。因為日本維新時期，醫學是相對最早傳入，也是最早到達相對發達的領域，因此認為醫學建設是一切建設之首要。這從後藤新平1900年3月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說：「回顧日本帝國，創新文明門戶，實屬醫學者之功；其大者天文之學術，小者昆蟲之研究，當初均係醫者之入斧；現今陸海軍之整備，不啻冠乎東洋，今立在泰西列強之間，敢無遜色者；亦屬醫學者之力居多」，又說「就百般學術中，屈指醫學為第一」，其對醫學建設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客觀方面則是日軍進入臺灣初期，臺灣本島疫病叢生，軍隊因病而死的更多於打仗陣亡之人數，連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是因在臺感染霍亂而病逝。因此一方面為保障日本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一方面為能有效統治臺灣，並做為其南進之基地，醫學自然成為最重要的建設工作，〈臺灣醫事雜誌創刊詞〉就有這麼一段：「藉由日新月異的醫學啟蒙本島民眾，謀求衛生普及，注入我大日本文明，以增進人生之福祉，使新附之民沐浴在我王化之下，使本島真正成為鎮守南方之鑰匙。」這其中固然充滿著濃濃的殖民意味，但其用心卻是真實的、認真的。
有關臺灣日治時期的醫療衛生，小田俊郎於1974年所發表的《臺灣醫學五十年》無疑是大家所最熟悉，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現在張秀蓉教授將1946年堀內次雄與丸山芳登所發表的〈臺灣醫事衛生年表 1895-1945〉，以及1957年丸山芳登所發表的《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加以整理、翻譯、編註，分別構成本書的第壹部、第貳部。自己再從史料中精心挑選出重要的法規和文獻成為第參部，三者構成《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一書，是臺灣醫療公衛史上極其珍貴的大作，與小田俊郎的《臺灣醫學五十年》互補並輝，留下相當寶貴、難得的歷史資料。我個人尤其喜愛第參部中張教授所整理的一些談話和文獻，從其中更能瞭解，日治時期這些臺灣醫學領域關鍵人物的想法與理念，1899年山口秀高在臺灣大學設立論所提意見書中，所展現的視野與遠見，就曾任臺大校長的個人讀來，實有相當深切的感觸。書中張教授在許多地方細心、適時地加上註解，也發揮畫龍點睛之效，例如：沒有註解的話，很多讀者可能就無法了解日治時期醫生與醫師的分別。
張秀蓉教授在本人接任臺大校長之初即受邀擔任校長特別助理，由於她的努力和創意，對臺大校務的推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退休之後因緣際會投身臺大醫學院醫學史料的整理工作，就張教授而言正是如魚得水，可以繼續發揮所長，就臺大醫學院而言，能夠獲得張教授的幫忙，更是難得的福氣。很多文件、資料，對不懂的人永遠只是一堆資料或幾張文書，但張秀蓉教授以歷史人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往往能夠從廢紙堆中發掘出重要的寶貝，常常可以見到她因發現或取得珍貴資料而雀躍、歡呼的欣喜模樣。這次為了本書更親赴日本岩手縣奧州市「後藤新平紀念館」去查看、尋找資料，還差點因天冷得了凍瘡，但卻也讓她親睹後藤新平在臺灣醫學會第一屆大會演講的親筆手稿。
茲值此書即將出版之際，除恭賀新書出版之外，更要藉此對堀內次雄、丸山芳登、小田俊郎等醫界前輩，對臺灣醫療衛生所做的貢獻，對醫學史料的重視、蒐集的用心，表達深切的佩服及尊敬之意，尤其要對張秀蓉教授及其團隊中每一位的付出與貢獻，表示最高的敬意。
二
臺大醫學院前院長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工作小組召集人
謝博生
臺大醫學院從最早的前身「醫學講習所」（1897）開始，歷經「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899）、「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19）、「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27）、「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36）、「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1936）、「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45），迄今歷經115年。醫學院早期的教育暨學術研究活動對於後來臺灣本土醫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許多珍貴史料卻在二戰後因政治因素的影響與意識型態的糾葛，或被銷毀，或只能封存在記憶的底層，有待有心人設法蒐集、整理、考證、分析與研究。為了推動這方面的工作，我在擔任醫學院院長職務期間成立了「醫學人文研究群」，針對臺灣醫學百年發展的史料、檔案進行蒐集、彙整及分析，以作為醫學人文教育及研究的推展基礎。當時，恰逢張秀蓉教授從臺大歷史系退休，我就邀請她指導這方面的工作。2008年11月臺大醫學院成立醫學人文博物館，成為臺大博物館群的一員，我應邀擔任博物館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又蒙張教授全力協助。過去三年，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從規劃、籌備到運作，各項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張教授做了很大的貢獻。
這十多年來，張秀蓉教授辛苦蒐集並整理臺灣近代醫學、醫療、衛生發展有關且具價值的重要檔案、史料、文獻，這些資料不但是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極為珍貴的典藏品，並且成為臺灣醫學史的基礎資料庫及研究素材。此次，張教授將一部分日治時期的臺灣醫學史料整理成書，並詳加註釋，提供給醫學院及公共衛生學院學生、臺灣醫療衛生歷史研究者，以及關心臺灣醫療衛生發展演進歷程的各界人士參考。張教授編註本書的用心，實在令人感佩。
本書第壹部分是譯自崛內次雄、丸山芳登共同具名撰寫的於過去半世紀之〈臺灣醫事衛生年表 1895-1945〉，記述日治時期熱帶傳染病防治之經緯及日本在臺灣的衛生醫療建設；本書第貳部分是譯自丸山芳登的《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其內容除了介紹臺灣的地形、氣候、人口之外，更詳細記載了日治時期臺灣風土疾病，包括鼠疫、傷寒、赤痢、霍亂、天花、腦脊髓炎、瘧疾、恙蟲病等急性傳染病，以及寄生蟲病、蛇毒、結核病、麻風病、梅毒、皮膚病及地方性甲狀腺腫等特殊疾病，另外，在衛生醫療設施方面則詳細敘述日治時期臺灣的衛生行政、醫療、醫學教育、研究機關、醫事人員、環境衛生等的狀況；本書第參部分是張秀蓉教授多年來所收集的日治時期臺灣醫療衛生建設史料的精華，其內容列述相關法規及文獻，這些資料對於日治時期臺灣醫療衛生發展歷史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日本治理臺灣的期間，殖民政府有計畫且持續地利用醫學及醫療作為它在統治上執行收攬臺灣民心政策的有效工具。不過，由於醫學在本質上除具有科學價值外還包含有促進社會、文化進步的意義，因此，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將西方醫學之知識、技術、制度、思想引進臺灣，並積極進行醫療衛生建設，固然有其殖民統治的意圖，卻也為二戰後臺灣現代醫學與醫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進了臺灣現代化的進程。我們應該以公平、客觀的立場來看待這一段臺灣醫學及醫療發展的歷史，而張秀蓉教授所費心整理出的這本譯作，已為臺灣近代醫療公衛發展歷史上的史料空白，進行了重要的填補工作。相信在張教授這本譯作的基礎上，臺灣醫學史的系統性、深入性研究將可順利開展，進而讓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典藏文獻發揮它的功能。對於張秀蓉教授多年來的用心與貢獻，我謹致上衷心的敬意與謝意。
編者的話
歷史發展有其延續性。論及臺灣醫療及公共衛生（以下簡稱公衛）史，無論任何理由日治臺灣五十年是不容留白的。誠如森下薰為小田俊郎《台灣醫學五十年》，2000年出版）撰寫的代序〈關於臺灣的日本醫學資料〉中所言：
太平洋戰爭之後，被統治了五十年的臺灣脫離日本。日本在臺灣的醫學活動也劃下了休止符。現在過了二十八年的歲月。在這段期間，以日本醫學為基礎，臺灣本身也發展出自己的醫學，而擁有輝煌的成果。臺灣的日本醫學活動雖已成為歷史，但其成果和意義不可抹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來臺接收，與美方磋商下決定留用一批日籍技術專業人才，俾使臺灣在各方面得以繼續運作。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是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共同執行。教育部長朱家驊借調時任中央研究院植物所研究員兼所長羅宗洛先生以臺灣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來臺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朱家驊訂下「完整接收、避免損失、立即籌備復課、可暫留日籍教師、暫時一仍舊慣」之約定。日治臺灣最後十年，最高醫療、公衛的教學與研究機構包括：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門部、附屬醫院、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日本紅十字會臺灣分會醫院，以及最大的醫學研究團體「臺灣醫學會」（成立於1902年）等五個機構均由當時醫界唯一的臺籍教授杜聰明先生接收。醫學院則依「對於不到校、有軍國主義思想及行為、無留職必要之日籍教職員則一律解職」的原則，留用32位「具特殊學術或技能」的學者專家。
留用的32位中，堀內次雄（1873-1955）1 以「臺灣衛生史編纂工作」之專長留用。2 堀內次雄是日治臺灣醫療公衛發展的參與者、見證者。1946年1月戰後《臺灣醫學會雜誌》復刊即刊登了堀內次雄、丸山芳登共同具名發表的〈於過去半世紀之臺灣醫事衛生年表〉，本書譯為〈臺灣醫事衛生年表 1895-1945〉，年表的序文是：
臺灣的醫療衛生在過去半世紀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因為在這段時間裡（特別是初期），世界的醫學、衛生相關學術研究也正值驚人的急速進展期，尤其在熱帶醫學方面特別明顯；而這些研究也對臺灣的開發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之中的一位（堀內），正好全程參與了這整個過程，所見所聞中有值得日後參考的資料頗多，因此將這些事件、資料鉅細靡遺地收集、記錄下來，以供溫故知新之用。
然而本文僅按照年代順序記錄條目和簡單的說明，至於個別的事項我們預定在接下來的各論中再稍加詳述。換言之，這篇文章其實相當於一篇索引或序說。
其中「至於個別的事項我們預定在接下來的各論中再稍加詳述」，此無異預告將有一本專論集出版。
日治時期的最高衛生行政機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國民政府接收後改組為衛生局隸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為全省最高之衛生行政主管機構，首任局長為經利彬博士。1946年10月4日經利彬局長曾發文臺大，請「醫學院留用日籍諸教授協助編纂台灣醫學史一書」，「以期本省醫學界獲有完備之文獻」。從留用堀內次雄的專長以及經利彬的公文，推測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時亟欲了解日治時期的臺灣醫療公衛的發展歷史。
丸山芳登（1885-1959），1908年（明治41年）12月以公醫候補生身分來臺，直到1947年4月，待留日臺人鄭翼宗回來，接續他在臺大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工作後返回日本。正如年表序文預告，1957年9月「自費將收集整理到的資料出版」，書名為《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丸山芳登在臺灣將近40年，也是參與、見證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發展的學者。3
丸山芳登在書的自序寫道：
在臺灣前後渡過四十年的歲月，正因為個人親聞目睹其變遷，因此在追懷古往今來，更有所感觸。本書集錄了這些醫事衛生之變遷以及研究文獻，難免可能會讓人有對已無法挽回的過去之事太過於嘮叨之感，但紀錄下日本在悠久臺灣歷史中的史實，對日臺雙方的後代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事。
森下薰為小田俊郎《台灣醫學五十年》一書的代序〈關於臺灣的日本醫學資料〉中也寫道：「日本經營臺灣的經驗和成果可以說是非常珍貴」。為了要留下歷史紀錄，丸山芳登在《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序文最後一句話是：
若能一併閱讀個人投稿至《南溟會報》第十一號特集堀內次雄博士追憶誌之〈我國統治下的臺灣醫事衛生年表〉（昭和31年4月刊行），應該就能更加了解這五十年間的變遷過程。
《南溟會報》是醫專日籍校友會的刊物，為紀念堀內次雄校長逝世一週年的特集中刊出丸山芳登一人具名的〈我國統治下的臺灣醫事衛生年表〉頗值玩味。若將丸山獨自具名發表的年表對照《臺灣醫學會雜誌》上丸山芳登與堀內次雄共同具名的年表（1946年），其實兩者之間差異不大。依此推測《臺灣醫學會雜誌》上發表的〈臺灣醫事衛生年表 1895-1945〉擬為丸山芳登執筆，堀內次雄提供意見，兩人參商完成。
丸山芳登在自行出版《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的序文中又寫道：
但因為並未收錄與採錄項目無關的文獻，或許會產生一些因主觀造成的偏頗，疏漏，倘若將來官廳或是其他單位有此種企劃，有機會收集各方面親身體驗者之資料加以編輯的話，希望能鉅細靡遺地收集各方資料，以補救此缺失，使資料更為完整。
序文最後感謝小田俊郎、森下薰、窪田一夫等博士提供珍貴資料。三位也都是先後來臺參與、見證日治臺灣醫療公衛發展的學者。4 其中，小田俊郎是堀內次雄女婿，1974年出版《台灣醫學五十年》。
森下薰是丸山芳登在出版《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自序中感謝提供珍貴資料者之一，比小田俊郎早到臺灣十年，比丸山芳登晚到臺灣近二十年，他在為小田俊郎《台灣醫學五十年》的代序〈關於臺灣的日本醫學資料〉中寫道：
這些珍貴的資料，丸山芳登博士以前雖有綜合的論述，但關於個別的事務則沒有整理，而隨歲月日漸散佚，身為當事者之一，我感到非常焦急和自咎。
現在戰前長期擔任臺北帝大教授，以醫院院長、醫學部部長身分從事醫學教育和診療工作，熟悉當時臺灣醫學界情況的小田俊郎博士，追溯臺灣的日本醫學事蹟，整理了苦心蒐集的資料並且予以出版。小田博士實現了我等多年來的心願，對此，我深深的致謝。
森下薰對丸山芳登、小田俊郎兩位所寫的書之內容最為清楚，依森下薰看法，似乎晚了17年出版的《台灣醫學五十年》可以補丸山芳登著作內容之不足。
小田俊郎在《台灣醫學五十年》的後記中寫道：
這半世紀完成的業績，無論學術論文或官府、報社的報告及年表等，數量可謂汗牛充棟。戰後整理成冊的有，昭和32 年 8月由丸山芳登博士集大成的《日本統治時代留下的臺灣醫學衛生業績》（本書譯為《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關於這個時代的社會環境變化、學界動向、當事者的活動狀況，筆者根據種種資料，記述了醫學史大綱、相關的側面史及軼事，其他仍有應該記述的業績與軼事因執筆的旨趣而予以省略，同時，恐怕也有著者因無法尋得資料，以致有疏漏、不完備之處。全書以明治、大正與昭和初期的敘述較多。
堀內次雄是筆者的岳父，關於他的記述最多，因為他是臺灣醫學衛生史五十年來貢獻最大的人，他的談話和演講、文獻很多，並且因個人關係，筆者聽取他講述的機會也較多。
若仔細閱讀《台灣醫學五十年》，書中常見堀內次雄口述記錄之痕跡，推斷小田俊郎的《台灣醫學五十年》撰寫時參考的資料來源包括堀內次雄身前的口述，易言之，堀內次雄也是參與其書作者之一。
小田俊郎的《台灣醫學五十年》，成為中文讀者欲了解日治臺灣醫療公衛發展的入門書籍，筆者也閱讀數遍獲益良多。然細讀前述的兩個年表、丸山芳登《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及小田俊郎《台灣醫學五十年》之序言，發現前後三位作者共同完成了日治臺灣公衛醫療史。其中堀內次雄、丸山芳登共同具名的〈臺灣醫事衛生年表 1895-1945〉及丸山芳登一人具名的〈我國統治下的臺灣醫事衛生年表〉是一個綱目，筆者稱其為日治臺灣醫療公衛史之第一部曲；丸山芳登的《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全書分序、人口、疾病、設施四大篇，各篇下各依章、項將醫療公衛相關業績作平實敘述，而且各章、項之後均附文獻，文獻包括臺灣及日本出版相關研究的成果，此部分彌足珍貴，是一本具學術性的著作，森下薰稱其為「綜合的論述」，可稱其為第二部曲；小田俊郎的《台灣醫學五十年》是針對日治五十年間的「社會環境變化、學界動向、當事者的活動狀況」填補《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所缺少的部分，《台灣醫學五十年》「記述了醫學史大綱、相關的側面史及軼事」，可稱其為第三部曲。此三部曲若以人體為比方，第一、二部曲為骨幹，第三部曲為其血肉，唯有將三部曲都讀完才能比較全面了解日治臺灣五十年的醫療公衛發展。換句話說，戰後初期臺大醫學院留用日籍教授們分段地完成了經利彬局長希望他們協助編纂臺灣醫學史一書，「以期本省醫學界獲有完備之文獻」的期待。
三部曲中唯有第三部曲《台灣醫學五十年》有中譯本出版，第一、二部曲需要有中譯本出版才能將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的醫療公衛業績較完整地呈現給中文閱讀者。筆者自揣日語能力不足以勝任翻譯工作，於是請臺大日本語文系、所學生協助，負責大部分的翻譯工作。本書選譯之內容包括：第壹部，堀內次雄、丸山芳登著〈臺灣醫事衛生年表 1895-1945〉；第貳部，丸山芳登著《日治時期臺灣醫療公衛業績》；第參部，法規與文獻。第參部是筆者自史料堆中挑選出來，分為兩項：第一項醫療，第二項公共衛生；每一項之下列出相關法規，法規之後再挑選幾篇相關文獻；藉法規及所選文獻，期能佐證並補充日本政府統治臺灣時期在醫療公衛方面的努力及理念。
法規與文獻以日治初期訂定的為首先考量；法規與文獻主要選譯自日治時期的《臺灣醫學會雜誌》及其前身《臺灣醫事雜誌》、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各階段的醫學學校一覽等。
教育是百年大計，也是一個社會改進、向上提升的根本；研究是知識增長及突破困境的基礎，因此醫學教育及醫學研究在第參部占的篇幅較多，希望社會大眾、臺灣各醫學院的師生尤其是臺大醫學院師生，藉閱讀此書緬懷醫學教育與研究在臺灣發展之脈絡及先輩們的精神。編者在第參部選錄之法規與文獻，誠如丸山芳登於序言所說，「或許會產生一些因主觀造成的偏頗、疏漏」尚請同好及後學「補救此缺失，使資料更為完整」。
過去10餘年來，我在臺大醫學院協同執行諸項計畫，已累積了許多日治時期醫療公衛相關文獻的譯稿，宛若一個譯稿資料庫。2011年5月，在助理賴雅婷協助下，從譯稿庫中將本書的樣本印出，裝訂成冊，送「臺大出版中心」詢問出版意願，待出版中心有意出版本書後，又在邱鈺珊、徐廷瑋、賴雅婷、陳怡蓁協助下，我們展開最後審譯、補譯、繕打、校訂工作。終於在12月底送交出版中心，以配合他們為本書編輯工作安排的時程。
出版前，曾為智慧權財產問題寫信給堀內次雄外孫女都留康子教授，請她代為向堀內次雄家族徵詢同意授權我們翻譯出版，並協尋丸山芳登家族；她的回信是原著出版時間均超過保護期，而且感謝筆者的工作。
臺灣史的研究曾經經過一段禁忌時期，1987年解嚴後臺灣史的研究才成為臺灣史學界的一個專研領域；然因過去資料的損毀，致使研究起來頗有手腳被縛之感。臺灣醫療公衛史的資料，小田俊郎寫道「這半世紀完成的業績，無論學術論文或官府、報社的報告及年表等，數量可謂汗牛充棟」，筆者的經驗卻是常感嘆資料在哪裡？本書之出版完成了筆者的心願之一，不讓日治臺灣五十年醫療公衛歷史留白，讓更多的人知道臺灣近代醫療公衛的基礎是日本殖民政府奠定的。雖然有其殖民性，但這就是歷史，不能抹煞也不能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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