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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一、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方法與詮釋
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發展，在臺灣經濟史的脈絡中，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農業方面，1920年代展開的「綠色革命」，較其他戰後的開發中國家，早了四十年。而在工業方面，日治時期也有相當的發展，除了臺灣在1939年工業生產總值第一次超過農業生產總值之外，包括電力開發的基礎設施、中小企業的發展，這些對戰後臺灣經濟的發展都有相當的影響。而臺灣對外經貿網絡及貿易內容，在日治時期也有一定的變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經濟發展的策略，相對帶有邊陲 與附屬的性質。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被壓榨的問題，當時也早就有相當帶有批判性的研究成果。矢內原忠雄的研究，無疑是其中最受到注目的代表之一，相關檢討容後敘述。
在臺灣以外的國家，日本對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是相當重要也受到研究者關注。但是，戰後日本對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曾經出現嚴重的倒退。特別是在1970年代初期，受到以政治因素為主的外在條件影響，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出現急速減少的現象。然而，近年日本學界有許多研究者相繼投入到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裡，特別是在相對不強調數量方法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面向，累積了相當程度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不論是對整體臺灣史研究而言，或是對國內的研究者而言，都提供了多元的研究取徑與研究視角，不容忽視。
基於前述的認知，本翻譯團隊透過多次的討論，決定以日本學界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論文為翻譯對象，提出「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論文集」翻譯計畫，主要目的便在於介紹日本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多元的研究動向及其研究成果。而日本的臺灣研究領域中，日本臺灣學會及臺灣史研究會是最重要與具代表性的兩個團體，也希望能藉本翻譯計畫的執行，引介他們的研究成果。
有史以來，商業與貿易便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日治時期，在日本政策的影響下，臺灣被納入日本經濟圈，透過商業與貿易，形成了糖、米兩大商品出口經濟結構。而商業與貿易的活躍，亦影響了其他層面的發展，不論是農業面、產業面或是金融面等。基於前述的認知，本計畫選取了十一篇相關論文。論文取捨的原則主要有二：一是以過去未有論文中譯的學者為優先；二是盡量以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為主。換言之，此一成書方式有兩個目的：一是介紹日本學術界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其他面向或研究成果，因此臺灣學術界已經相當熟悉的資深研究者的著作並未收錄於本書中；二是所收錄的文章有相當部分是由日本的年輕研究者所撰寫，可以呈現近年來日本學術界在臺灣經濟史研究領域新的研究成果。
本節首先概觀目前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問題，與研究臺灣經濟史的理論方法，下一節則以個論為主，說明選取文章的意義與篇章順序安排。除了導論之外，第一篇為佐藤幸人〈以地域研究來看臺灣經濟研究動向〉。戰後日本學界相當重視日本與其他各國關係的研究，首先必須先深入了解各國，以進一步作為研究雙方關係的基礎，因而地域研究一直是日本學界重視的研究領域。因此，近年來「臺灣研究」在日本學界的地域研究領域中占什麼樣的地位，恐怕是吾人介紹日本學界的臺灣研究之前，應該先理解的問題。由於這篇文章是探討臺灣經濟史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因此，雖然該文探討的主題是在戰後，仍以此文作為本書的第一篇，介紹日本學界中所謂「臺灣研究」之內涵，以及臺灣研究在地域研究的位置。
任職於亞洲經濟研究所的佐藤幸人，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臺灣大學就讀，他對亞洲經濟中的臺灣定位也有獨特的見解。該文開宗明義指出：儘管在經濟以外的領域中，多將焦點放置於臺灣研究與中國研究的差異上來進行，但在戰後的經濟領域中，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來探討並無任何意義。而就經濟學和地域研究的關係來看，儘管兩者的本質並非互斥，然而從經濟學一向講求普遍性的原則，與地域經濟研究重視各地域的獨特性來看，著眼處的確迥異。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往往淪為老調重彈，與現實面乖離；地域的經濟研究的命題卻又顯得太過枝微末節，容易陷入「文化決定論」的危險。因而，近年來兩者融合的研究方向，相信可發展出嶄新的氣象，互補不足。最重要的是佐藤幸人認為戰後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與中國是以個別的體系為前提，各自展開兩方的經濟史。
循此探索經濟學與地域研究相融合的可能性課題的脈絡，佐藤以臺灣中小企業的研究為主軸，介紹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展開過程。在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開始擔任重要任務，可以說是自1970年代以後開始。但是，研究者開始對其重要性有所認識，則要等到1980年代以後。從一開始的經濟學領域研究，延伸至社會學領域研究後，出現了中小企業研究的重要成果，即為發現企業間的分工網絡關係。而且，佐藤明確指出，「正因含括了分工網絡的要素，中小企業才被承認是促成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大要因」。
最後，佐藤綜合以上論點，探索今後臺灣經濟史研究所須具備的條件，提出了田野調查、基礎分析、統一詞彙、跨領域研究等四個努力方向。而佐藤在2008年編著的專書《臺灣的企業與產業》，針對1990年代以後，臺灣大企業的重要性大增進行觀察與分析。此舉不僅為臺灣經濟史研究開啟延續中小企業研究的下一個環節，佐藤在該文中所提出，如何加深臺灣經濟地域研究的廣度與客觀性的各項建言，仍是未來不變的課題。
藤幸人的論文是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學界的地域研究中的臺灣經濟史研究。如上述他所提出今後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四個努力方向，雖然是以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現狀的研究為背景；實際上，吾人認為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亦面臨了如缺乏基礎分析、詞彙未統一等困境，故此努力方向亦適用於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之研究。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詮釋，經濟史研究者多以矢內原忠雄及凃照彥的研究作為出發點。矢內原忠雄以經濟為中心對臺灣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集結在其大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這本書有關臺灣經濟分析的理論成就，如同凃照彥所整理：（1）將臺灣經濟定位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並明確了占領殖民地臺灣的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質；（2）將臺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日本所進行的國家權力的活動及其性質，與日本資本稱霸臺灣聯繫起來，作了符合實際情況的冷靜而透徹的考察；（3）系統地掌握了臺灣殖民地經濟的發展過程。矢內原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日本資本壓制臺灣的歷史事實，採取了批判的觀點，至今仍有其意義存在。不過，吾人也同意誠如凃照彥對矢內原研究的批判所言，其忽略了「臺灣本地社會的傳統經濟社會結構」，則為其不足之處。亦即除了日本資本主義單向地對臺灣經濟的影響這一面向之外，若忽略了臺灣經濟內部的條件對日本統治產生制約的這一面向，則難以完全掌握日本統治臺灣的意義與影響。
戰後凃照彥對矢內原的研究進行了如上述的批判後，強調必須以臺灣經濟為中心的觀點出發，對殖民地臺灣經濟進行研究，其論述呈現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凃照彥認為，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經濟結構基本上是由兩方面所構成，一是「受到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制約的、以日本資本家企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化』」，一是「深受其影響，但又繼續留存下來的臺灣本地資本（地主制）為中心的傳統社會」。由是，凃照彥從本地資本（地主制）為中心所形成的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來考察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臺灣殖民化的過程。他徹底分析了
臺灣本地資本（民族資本）對日本統治臺灣制約的一面，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階段的發展，無可避免地臺灣本地資本面臨從屬與沒落的經過。
總的來說，矢內原與凃照彥的研究，都是以日本帝國主義階段下的臺灣經濟為研究對象，基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性質，「國家」對日本資本與本地資本的發展方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點是兩者所共同認識之處。然而，這樣的分析觀點，是否忽略了總督府統治經營上的合理性，或是與本地資本（地主）相對的中小零細經營發展的可能性？相關問題，容後討論。
不同於矢內原與凃照彥這種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殖民地紛紛獨立形成新興國家，經濟學家對於這些曾是殖民地的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陸續研究出不同的模型解釋，如劉易斯（W. A. Lewis）在 1954年的論文，以及敏特（H. Myint）在1964年的專書，都是相當受到矚目的研究成果。這些新興國家的特徵是國內近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部門與傳統的貧困部門並存，擁有無限的廉價勞動供給，以及在傳統部門裡小農民居多的初期條件。劉易斯認為：在無限的廉價勞動供給的前提條件下，隨著近代資本主義部門（工業部門）擴大，從傳統的農業部門（貧困部門）中吸收過剩勞動力，終使勞動力過剩的經濟告終，迎向勞動不足的經濟（「轉換點」理論）。敏特的分析，如同文中所指出，是以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緬甸與泰國為考察，在國民經濟的前提下，一國有廣大未開發土地可作為耕地利用以及利用率低的大量勞動力的存在，如此發展的原因在於外國商社的輸出需求，引發輸出企業與仲介商人的利潤動機，以及小農民對得到新消費財積極反應的福利動機，而以市場機制為發展核心。這些傳統的開發經濟理論模型，相對而言較不重視國家的角色。
本書第二篇選入石川滋、篠原三代平、溝口敏行的〈戰前臺灣的經濟成長〉。這是本書僅有的一篇1960年代晚期的作品，此三位原本都是一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是日本非常著名的資深經濟學家。該文雖然發表於1969年，但仍可作為戰後日本學界早期研究臺灣經濟史的一個面向，而且研究的是臺灣長期經濟發展的課題，故特別收錄於本書。在這篇文章中，石川滋、篠原三代平和溝口敏行分別以「農業發展」、「工業化和貿易」與「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角度，來探討戰前臺灣的經濟發展。
石川滋藉由劉易斯以及敏特的開發經濟學理論，檢視了日治時期臺灣農業發展的問題，這與日治時期矢內原忠雄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是不同的研究取徑。不過石川滋也具體指出了臺灣的條件與敏特論述的不同之處：戰前臺灣作為糧食基地和工業原料（或者加工品）基地，有助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在稻米生產方面，石川滋指出：日本領有臺灣時，大半的耕地都被全面利用的狀態，而也有豐富的勞動力，因此政府採取以灌溉水、改良品種及施肥等等措施要達成增產。在甘蔗方面，臺灣自營的甘蔗農場並不多，則以收買方式獲得的耕種地。因此臺灣糖業資本的活動，在原料供給方面，不斷地因農家的趨勢而被制約。
此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是由篠原三代平撰稿，主要是對日治時期臺灣的工業化和貿易的考察。篠原三代平以推算戰前礦工業生產額為研究方式來討論此問題，指出臺灣工業的成長率大多是由輕工業（尤其是食品工業）的成長率而決定。因此，戰前臺灣製造工業可說是以食品工業為母體。此外，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向日本本土的運出量急速增加，因此臺灣達成了日本本土水準的工業成長。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由溝口敏行執筆，主要是推估日治時期有關臺灣的物價指數。根據他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的實際工資，一直到1957年才恢復到戰前水準。此外，臺灣戰後通貨膨脹的初期的趨勢與日本到1950年代初期的消費者物價構造有共同點。
二、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面向
本書接續以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的各個面向選取相關文章，篇章的順序則大致依發展時間為原則。第三篇與第四篇選譯作品側重於貿易的問題、第五篇與第六篇為米穀問題、第七篇至第九篇為工業化問題、第十篇為金融方面相關問題、第十一篇則屬於長期經濟趨勢與比較問題。各篇文章分別簡介如下：
貿易問題
首先，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如何從外國資本手中取得臺灣的貿易商權的主導權？如何藉由臺灣拓展其對外貿易？矢內原忠雄曾提到臺灣作為日本南進時的角色，顯示總督府政策的重要性。而日本領臺後這部分，臺灣也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林滿紅對於臺灣對外貿易的研究為代表。林滿紅曾於多篇文章中提到臺灣人商人在臺灣與中國間貿易活動熱絡的事實，以及其演變的情形。整體而言，國內的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對於1910年代轉換問題似乎未有太多著墨，以及以血緣作為經貿網絡的基礎，臺灣總督府有意識的政策制定與實施效果，則有進一步研究的開展的空間。
而第三篇谷ヶ城秀吉的〈臺灣、中國間貿易的變化與臺灣總督府──以 191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中心〉一文則檢討了臺灣總督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釐清貿易轉向確立之後，有助於理解日本資本主義下之臺灣糖、米經濟結構形成的作用，凸顯了貿易對象與殖民地產業結構的密切關係。
谷ヶ城此文旨在考察從1900年代到1920年代為止，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變化，並論證總督府的政策，如何發揮主導該時期貿易變化的重要功能。作者首先指出先行研究中，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臺貿易關係飛快進展的原因，從戰爭的「外在因素」及內在的「臺灣人商人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民族性血緣關係」來解釋，是一種太過拘泥於臺灣總督府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圈斷絕的看法。他認為轉折期應自大戰前1910年開始，而血緣問題也非一朝一夕形成，此一面向的既有成果缺乏實際論證。谷ヶ城秀吉並指出「目前的臺灣經濟相關研究往往只強調殖民地臺灣被日本帝國經濟圈納入的過程，對於殖民地臺灣在帝國的進一步擴張勢力的過程中發揮何種任務，則容易被忽略」的問題點。
此篇文章第一節到第三節，分別就1900年代、1910年轉折期及第一次大戰期間來探討。首先敘述臺灣貿易的中國定位十分重要，繼而提出了大阪商船在臺灣總督府的支持下完成了臺灣與華南間的海峽交通壟斷，讓日本產品能夠經由臺灣進口華南，堅定了臺灣的中繼貿易港角色；而1900年代制定的出口稅及出港稅，作者舉證其政策的決定實受臺灣總督府的財政問題所左右。
繼而討論「1910年的轉換及主要因素」，1910年廢除出口稅儘管成為了出口擴展的變化契機，但由於華南航線的機能不夠健全，使得運費相對走高，因此日本產品進口到華南地區的貿易主流仍為經由香港的航線。第三節則介紹大戰時期對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類別，從而分析基隆與香港的競爭關係變化要素。作者強調，1910年開始到第一次大戰期間臺灣對中國的出口成長，不能單以大戰時的船舶積載量不足，運費高漲等外部原因來說明。出口成長的現象與廢除出口稅，抑制華南命令航線運費上漲，並進行航線重整的總督府政策的存在息息相關。
而在清末原本是臺灣最重要出口商品的茶葉，在日治時期貿易性質也有相當的改變。第四篇河原林直人的〈殖民地臺灣輸出產業的轉換期──1930年代的包種茶輸出〉，跳脫過去學界偏重的臺、日經濟聯繫問題，而是將茶葉放在全球性的市場關係中檢視，探索1930年代臺灣茶葉輸出所面臨的問題與所採取因應策略的原因，提供了臺灣對外貿易史的另一種思考面向。
該文透過分析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臺灣茶葉貿易，探討以本土商人資本為主的貿易活動與殖民地經濟的實況。有關1930年代的臺灣所經歷的各種變化，過去的研究有著過度強調與日本本土的關係，而忽略臺灣所面對的國際經濟的傾向。此文的最大特色在於從國際經濟面切入，概觀1930年代臺灣經濟的變化，與強調對日本經濟從屬性的分析觀點的研究成果，做出對比。
根據上述的觀點，河原林直人此篇文章有兩項重要的結論：首先，至1930年代初為止，隨著亞洲地區貿易的擴張與經濟成長，臺灣包種茶的輸出也不斷增加，在全球茶葉市場興起了保護主義後，包種茶喪失了東南亞市場，於是1930年代後期包種茶的輸出轉往了滿洲市場。這可說是感受到東南亞市場的利潤空間不再，臺灣茶商面對市場的變化所採取的因應策略。
其次，包種茶的輸出與華僑的關係是重要的。包種茶對東南亞輸出的增加是建立在既有的華僑通商網絡的基礎上，此外作為消費者的華僑之經濟力（購買力）也是重要因素。而在東南亞發生的排日運動，則使依賴華僑通商網絡的包種茶輸出發生困難，但這卻非包種茶輸出減少的決定性因素。作為全球市場茶葉供應地的英屬印度、錫蘭、荷屬東印度聯合採取的輸出限制與產業保護，才是排除了包種茶的原因，直接的促成了包種茶的輸出轉往中國大陸。與 1920年代利用華僑的網絡而發展的包種茶貿易相異， 1930年代是在臺商與總督府的協調關係之下開拓了滿洲一帶的包種茶貿易。
米穀問題
由於臺灣新式製糖業的發展及其問題，自日治時期以來即是經濟史研究者相當注意的問題，已有不少研究也都有中譯本，因此在本計畫中暫放一邊，不予選譯。此處主要以米穀問題研究之相關論文為主。第五篇大豆生田稔的〈糧食政策的展開與臺灣米──在來種改良政策的展開及對內地移出的變遷〉，從稻米品種改良的方針開始，討論臺灣米在日本帝國整體糧食政策中的定位。透過米種選擇、國際米種價格差異與米穀檢查制度，娓娓道來總督府在來米改良事業的經緯。第六篇中嶋航一的〈臺灣總督府的政策評價──以米的供應鏈為中心〉，從企業管理（經營學）的角度切入，剖析不同時期的總督府經濟政策，是否有致力於分工與貿易的合理配置，亦即是否有達成價值連鎖上的全體最適。中嶋航一以此一標準，選擇臺灣米供應鏈為案例加以分析，並重新評價臺灣總督府的整體經濟政策。
大豆生田稔的文章探討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及其下各個機關所實行的水利事業、在來米種的內地種近似化改良和增產，以及臺灣以米穀檢查事業為主軸的米作獎勵政策與日本內地的糧食問題、糧食對策之間的關係。
日治初期，臺灣米以清國為主要輸出地。直到1903年，以日俄戰爭為契機，移出量（銷售到日本內地）才超越輸出量（銷售到外國）。在1917～1919年日本內地米價高漲的時期，臺灣米的移出量再度超過了100萬石，由於臺灣米的生產量並未增加，乃由中國等地輸入外國米來填補臺灣島內的供給，再將多出來的臺灣米移出到日本內地。
1907年前後，臺灣總督府內部對於臺灣米品種改良的基本方針，分為內地種導入和在來種改良兩派。由於無法突破自然條件的制約，內地種只限於栽種在高地的低溫地區，無法普及；對 1900年代的總督府而言，只要將臺灣米的米質「改良」到「準外米」的程度，就可以迴避掉過重的財政負擔和長期的研究工作。所以，優先採行能穩定擴大生產量的在來種改良政策，有其合理性的考量。在來種只有形態近似性的改良，以內地種的短粒圓形米為主。
品種改良事業的另一項事業是米穀檢查。1904年《內地移出米檢查規則》制定後，由總督府開始主導米穀檢查事業。1912年，重新制定《臺灣米穀檢查規則》，規定移出米必須通過搬出檢查、移出檢查，以及統一包裝方法。
就米價而言，臺灣米的價格一開始比外國米的價格還要低廉，1911～1914年間內地米的價格上升，帶動臺灣米的價格水準也跟著上升，一度超越了外國米。1919年末期，因為外國米供給國家的輸出限制和禁止，使得外國米的交易不順利，臺灣米的價格又再度高出了外國米。因為臺灣米在日本本土的糧食政策中只被當作混合用米而已，所以在調節機能上不如朝鮮米般地受重視。整體來講，臺灣米大致維持著和外國米一樣的價格，和朝鮮米之間的價格差異卻逐年的擴大，而朝鮮米和日本內地米的價格相當。由於臺灣米的米質和外國米相近，一旦日本內地米豐收，供給關係穩定時，就有過剩的傾向，對外國米的需求銳減也使其價格低迷。
在1920年代中期內地種的蓬萊米普及之前，臺灣米穀生產是以種植和內地米不同品種的在來米種為主。但是這種方式，在對內地米的替代性以及單位面積的產量上有著極大局限性。
相較於大豆生田的文章是將臺灣米作獎勵政策放在日本內地糧食政策的位置上來檢討，中嶋的文章則引用企管理論，以臺灣米的島內生產管理部門到流通部門，以及島外流通部門所形成的供應鏈（價值連鎖與供給連鎖）為中心，分析並評價臺灣總督府經營政策的成敗。這雖然也是將臺灣米的生產流通放在日本帝國內全體的生產流通關係來檢討，不過中嶋則是試圖脫離以往如矢內原忠雄、凃照彥等以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欲以釐清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實態與總督府經濟政策的內情。中嶋將總督府的米穀政策區分為：（1）初期殖產政策（1904～1929年）；（2）前期產業政策（1930～1938年）；（3）後期產業政策（1939年～戰敗），依據各階段的政策思維來檢討。
根據企管理論的供應鏈應用分析，中嶋的文章與以往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研究有了不同的觀點，主要發現有三。第一，初期殖產政策的特徵包括：集中在島內供應鏈的生產部門與移出米的品質管理、將資源集中於遇到瓶頸的臺灣農家米作為舊慣的改良與臺灣米品質的提升等幾點。其他流通部門方面，由於資源制約與高風險，基本上不得不使其放任。第二，在前期產業政策上，蓬萊米品種改良、品質標準化、等級制的對策等，對島內外的供應鏈產生很大影響。總的來說，初期殖產政策與前期產業政策，兩者共通的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是把日本內地當作重要的顧客，為了振興臺灣經濟的移出主導型的市場經濟主義。第三，後期產業政策的特徵是，帝國內分工完成後，結果總督府對臺灣米供應鏈的獨立性喪失，變更成利用既存的供應鏈的價格與數量的統制經濟。並且，為救濟內地農家強調自給自足，限制具有比較利益的臺灣米生產與對日移出。此事明顯地違反了分工與貿易的經濟理論，可說損害全體最適的非效率政策。
此篇文章有幾個重點：（1）總督府初期殖產政策（1904～1929年）之思維：日本統治以前就已經行使的臺灣商業交易的習慣，即市場規則，既無法輕易地變更，也不容易破除，總督府官員也已經具有這樣的認識。（2）總督府初期殖產政策的市場介入手段：使生產與流通業者各自組成同業公會，制定內部彼此能同意的規約，然後根據此規約互相監督與制裁（監督機能），使之矯正傳統商業習慣的弊端；當局從旁給予指導與方針、或擔任同業公會間的調停角色（協調機能）。（3）蓬萊米的出現，使臺灣米的供應鏈變得比在來米更為投機。（4）總督府前期產業政策（1930～1938年）之思維：感受到米（與糖業）發展所導致臺灣經濟開發的極限問題；在這個時點上，總督府官吏與米作關係的內地人皆未見到所謂為了內地日本，而榨取犧牲臺灣等的「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經營的想法。（5）日本政府為救濟內地農家的窮困，除了有必要提出保護政策之外，因為戰時體制下有確保軍用米與糧食自給自足的必要性，也無法強制外地減少栽種或種植替代作物，於是臺灣的米穀移出管理政策失去方向。（6）後期產業政策（1939年～戰敗）：最後1939年臺灣米移出管理令公布，米的現貨市場停止，市場主義方式的前期產業政策終結，開始統制經濟體制的後期產業政策。總的來說，就總督府的米穀產業政策而言，中嶋認為前期之前仍是以市場機制為原則，1939年以後才開始統制經濟體制。
誠如中嶋自己指出的，這篇文章並非採用如矢內原忠雄、凃照彥等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而是採用企管理論來評價總督府米榖政策。就此而言，的確有了新的發現。吾人雖也同意中嶋所言「米的帝國內分工」之結構；但也必須指出：中嶋僅用會議議事錄的發言而主張在 1930年代初期的時間點上，「總督府官吏與米作關係的內地人皆未見到所謂為了內地日本，而榨取犧牲臺灣等的『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經營的想法」，類似這樣的分析似乎容易流於單線式的思考。而由於過於注重史料的表面陳述，相對地則忽略了隱含在史料中，日本經營統治臺灣，實際存在對臺灣壓制榨取問題的這一面向。
工業化問題
在工業化面向，一般認為日治時期臺灣與日本之間具有「農業臺灣、工業日本」之分工現象，而隨著資料的開發，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化的議題，有相當多的發展空間，研究成果也呈現了對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化進展的檢討。在工業方面，本計畫收錄三篇論文，分別代表三個面向：中小企業、電力發展與工業化，以及日本殖民統治晚期臺灣的工業結構。分別為第七篇堀內義隆的〈殖民地時期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第八篇北波道子的〈日月潭電源開發與工業化的起始〉、第九篇やまだあつし（山田敦）的〈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工業的結構──利用中國國民黨接收紀錄的研究〉。
第七篇堀內義隆的文章考察了被視為戰後臺灣經濟動力主要來源的中小企業，於日治時期如何醞釀成形、如何發展，以及受到哪些結構限制。該文不僅提示了戰後中小企業的「前史」，對於戰後發展的基礎、制約與特色，亦有助掌握與了解。而在理論意義上，如上一節所述，過去凃照彥從本地資本為中心所形成的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來考察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臺灣殖民化的過程。他的研究相當徹底地分析了臺灣民族資本牽制了日本統治臺灣的一面，隨著帝國主義階段的發展，民族資本無可避免地面臨從屬與沒落的經過。但是，凃照彥實證研究對象的民族資本是相對較大的資本，對於中低階層的臺灣人資本的情形則非其研究關注的重點。然而，從戰後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來看，其歷史因素恐怕與日治時期的民族資本（大資本）的相關性是較薄弱的。就此而言，既有研究成果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而堀內的此篇文章另一個重要的成果是，提示了凃照彥著重大地主與貿易商所導致的民族資本沒落史觀之不足點，補充中小企業中展現的臺灣人經濟活力面向。
整體而言，堀內這篇文章的主軸，在於解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實際情況，從而明瞭其特質以及制約出這樣特質的經濟條件。該文主要的發現是：臺灣經濟結構的發展方向受到殖民地式經濟條件的制約，結果發展出「小規模經營工業化」的模式。所謂小規模經營方式的工業化，意味著是把小規模經營當作基礎，一直以小規模經營的性格成長、發展的中小零細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化模式。而作者透過這種過程的闡明，重新檢討如凃照彥分析的「土著資本」概念，認為其著重大地主或貿易商人，且這種民族資本沒落的史觀是片面性的，其實忽略了擔任中小零細工業的臺灣人經濟活動的面向。
堀內文章的重點，首先確認日治時期中小零細工業發展的類型。他利用臺灣工廠統計資料，包括《臺灣商工統計》（各年）、《工場名簿》（1930、1938）、《臺灣工場通覽》（1918、1925、 1927）、《資源調查令ニ基ク工場關係資料》（1940）、《勞動技術統計調查結果表》（1941、1942、1943）、《臺灣工業統計》（1941）等，將中小零細工業家庭工業、零細工場、中小工場三個類型。如同結論第一點所言，日治時期臺灣，中小零細工業以多樣的形態發達。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以農業開發為中心，從農業到工商業廣泛的小經營發達來看，可知1910年代後半以後中小零細工業發達的情形。職工不滿五人的「零細工廠」或「家庭工廠」為中心的工業化，可以規定為小經營式的工業化。
（1）1930年代左右已存在很多的家庭內工業。
（2）1920年代到 1930年代中期為止是中小零細規模的工廠增大的時期。
（3）1920年代是零細工廠增加的時期，此時零細工廠大部分是碾米．白米業。
（4）1930年代在許多業種上，皆可見到小經營方式的工業化進展。
（5）從中小工廠轉往大工廠成長的連續性發展並不特別明顯。
（6）職工一百人以上的大規模工廠，以食品工業，特別是製糖業、罐頭製造業、製茶業等所謂輸（移）出相關的三業種為最多，占了大半數。進入1930年代後半以後，煉瓦製造業、製紙業、金屬工業、機械器具工業、雜工業的比率雖也成長起來，但大半以上依然是上述的三種業種所占。
（7）職工五至四十九人的中小工廠，除了輸（移）出相關業種（製糖業、製茶業、碾米．白米業）之外，還有食品材料工業等非常多的業種。但大部分與大工業直接的產業關聯薄弱。
（8）以發展區位而言，殖民地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首先是以農村為基盤發展起來的。1930年代都市裡獨自的業種發展的同時，農村也發展出不同於以往的新業種了。
第二個重點是釐清中小零細工業發展的條件。如同結論第二點所言，日治時期臺灣的中小零細工業受到外部的制約，小經營工業化並不是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直接意欲達成的結果，絕非是臺灣內部「自然生成的」的現象，而是與日本殖民統治支配的樣態有密切關聯而進展來的。結論第三點亦提示小經營工業化，是對應於殖民地的臺灣人主體的經濟活動的結果而產生。對應於被賦與日本帝國食料品供給基地位置，在臺灣內部，臺灣人只得以農業的小經營，以及以都市為中心的小商品生產為發展。
（1）新商品的流入、殖民地開發之需求、輸移入替代生產、輸移出需求等四個要因，擴大臺灣內部的市場、或刺激生產，形成了中小零細工業可進入的領域。
（2）1920年代以後以男性勞動力為中心，非農林業的有職業者已超過農林業有職業者增加的速度，絕對數亦相對地增大。且勞動力不只是被工業部門所吸收，礦業、商業、交通業、工務．自由業等的吸收也相當發展。亦即，就全體而言社會性分工正深化中。
（3）農家經營的性格，一是以從事商業性農業的小經營為中心；二是兼差者數目很多。臺灣的農家經營，在商業上與在工業上，都是具有擴張性的小農經營。這種經營的柔軟性，給予農家某種強度，具有抑制勞動力從農業向其他產業移動的效果。而且這成為大工業的發達停留在低階段的條件。
（4）臺灣自1920年代以後商品經濟在廣泛領域上發達起來。說明商品經濟深化的情形，與之而來的是中小零細工業，在都市部門與農村部門兩方面皆有所發展。
（5）電動機的引進可說對中小零細工業的發達而言，扮演重大的角色。但是，其影響並不是普遍的，僅對特定業種產生有限的作用。中小零細工業的發達，無法完全用電動機的普及來解釋。
（6）1930年代以臺北市為代表的都市地區，可說是以中小零細工廠作為主要構成要素的都市型工業化在進展了。而且，作為其經營的主體的臺灣人持續地抬頭。
此外，電力事業被視為二十世紀現代工業國家不可或缺的一環，臺灣大規模電力事業的開始發展，正標示著產業結構的巨大改變。第八篇北波道子的文章是由日治時期最重要的電力建設日月潭電力開發事業著手，解析此一事業與殖民統治政策、日本政壇與世界經濟情勢的連動關係，以及對臺灣內部所產生的影響。
源起於1930年代中期發展的臺灣工業化，在日本由準戰時體制一直到戰時體制下的經濟發展並行中推行，有許多矛盾和不當措施孕生其間。其具體契機為完成於1934年發電10萬千瓦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在日月潭開發計畫的推行上，明顯地可看到了其中的曲折。自1919年動工，但至1922年由於資金籌措的困難，之後九年間建設工程遭到中斷的這個背景來看，日本政黨政治的影響等政治方面的要因確實存在。
1903年由土倉龍次郎所創立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由臺灣總督府將電力事業加以官營化。自1905年開始，在發電所（龜山）陸續建立和法規完備兩者並行下，電力事業發展順利，1907年時總督府的電力事業發展成全島規模。1911年10月電力事業獨立，隨著電氣需求急速擴展，1912年時遂認可在新竹、嘉義、宜蘭等地成立民營電燈會社。電力需求的擴大也正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帶來興盛的景氣與「大正南進」的潮流對臺灣經濟所給予的影響。而後，總督府方面也認識到：「電力事業其目的，在於提供廉價且豐富的電力，於本島振興新的大型工業……提升本島的富源，使之成為真正發展南洋經濟的策源地」，大規模發電廠的開發計畫於焉展開。
第九篇やまだあつし（山田敦）的文章則利用近年新出版的史料，與既有研究，特別是凃照彥的研究對話，以國民政府接收的角度，重新理解日治末期臺灣工業的形成過程與結構。日治末期 1930年代末到 1940年代之間，臺灣工業化正向前發展，但包括工業在內，就整體產業研究有關的 1920～1930年代，研究仍乏善可陳。僅凃照彥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產業最終成果的實況加以研究，以戰前由臺灣總督府及相關團體所出版的各年版之《臺灣經濟年報》等刊物所述，蒐集與股票相關的資料，此外還掌握到《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統治概要》、《臺灣年鑑》，還有《臺灣研究叢刊》與《臺灣特產叢刊》所載之論文類等戰後公開的資料，來掌握其中的概要。
隨著近年內臺灣民主急速向前推進，在歷史研究上也得以蒙其利。やまだあつし利用1990年代以後出版的史料集，如《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上）（下）》、《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彙編：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建設（上）》等中所載接收日本資本所設工廠之紀錄，掌握日治末期臺灣工業化的狀況。やまだあつし認為以接收者的觀點來看臺灣工業，同時也能有某種程度地排除總督府所刊行的出版品中隱含對傾力扶助的特定工業偏倚的見解，再與凃照彥所利用之資料重疊來看，更易於由設備面來掌握臺灣工業形成過程及其結構。同時就對戰後經濟發展的連續性問題而言，やまだあつし也指出兩個結論：（1）1930年代導入臺灣的工廠設備對戰後臺灣政治體制的方向與維持有重大影響；（2）戰後臺灣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而這些中小企業的活動據點是承接了日治時期的工廠而得到企業活動的機會。
日治時期末期臺灣工業化程度的相關史資料、統計資料相當不足，此一時期臺灣工業化程度的相關研究論文也相對地少，導致對於日治末期臺灣工業化現狀的教學也嚴重不足。對於戰後接收之資料，過去研究中多是檢討或推估國民黨承繼日治時期遺產的規模，作為戰後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初期條件。但是，やまだあつし這篇文章，則利用接收資料推估日治末期臺灣工業化究竟已到達什麼程度。在日治末期史料與統計資料相對不足的情況下，這篇文章有助於吾人了解：（1）日治末期，尤其是 1940年代前半臺灣工業化的規模；（2）這些工業化的遺產，多少變成戰後工業化的初期條件的問題。
金融相關問題
松田吉郎的〈日治時期臺灣的產業組合與農業實行組合〉，對日治時期臺灣的合作事業與經營進行分析，是本書的第十篇文章。該文針對農會、產業組合、租佃慣行改善事業（業佃會、興農倡和會）、部落振興會、農事實行小團體、農事實行組合等組織作了歷史性的回顧。這些團體的發展與殖民地各階段的統治事業密切相關，包括米種改良事業、因應嘉南大圳完工、租佃慣習改善、安定租佃權、推動國語普及和皇民化運動，以及戰時的統制政策，在這些殖民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梳理日治時期合作事業的梗概外，還針對延續到戰後的影響提出討論。
松田的文章針對農會、產業組合、租佃慣行改善事業（業佃會、興農倡和會）、部落振興會、農事實行小團體、農事實行組合等組織作了歷史性的回顧。其中以1900年成立農會的歷史最為悠久。其次為1913年根據《產業組合法》所成立的臺灣產業組合。產業組合以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的機能支持農村經濟。接著出現的是農事實行小團體，1917年設立之初是為了推動農會所委託的米種改良事業，1930年臺南地區的嘉南大圳完工，為改善水利的利用效能設立了水利實行組合。還有昭和初期以來為了推動租佃慣習改善事業，在各地所設立的業佃會、興農倡和會等團體，為了安定租佃權，將地主和佃農的口頭契約改為書面契約。 1934年起，各部落設立部落振興會，推動國語普及和皇民化運動。
隨著1932年公布的《產業組合法》改正，各種農事實行小團體被改組為農事實行組合，併入到產業組合裡，並由產業組合提供事業借款。
1942年產業組合結成了產業組合連合會，但是在兩年後又因為臺灣農業會的成立而被解散。 1944年除了市街產業組合之外，產業組合和農業團體都被統合為臺灣農業會，連產業組合末端組織的農業實行組合也被編入。
臺灣產業組合連合會曾經提出了扶植自耕農的議論，而臺灣農業會設立後到終戰這段時期，雖然沒有關於自耕農扶植事業的運作紀錄，但是，應該可以推斷這項工作仍某種程度地持續著。這與戰後臺灣的農地改革是否有關聯性，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長期趨勢分析
最後，第十一篇為松本俊郎的〈臺灣與韓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分析：1903～1983年〉。由於臺灣與韓國具有類似的背景，1980年代同樣以亞洲四小龍之一員而得到世界的注目，兩國的發展與過程經常被進行比較分析，但跨越日治時期與戰後長期分析的比較研究則不多見。松本俊郎文中分析並比較臺灣與韓國經濟自 1903～1983年長達八十年的長期趨勢。以此篇文章作為本書的最後一篇，有三個理由：一是可增加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長期趨勢的了解；二是可增加日治到戰後臺灣經濟長期趨勢的連續性問題的理解；三是因為透過比較，可以認識臺灣經濟發展的特殊性。
松本此文主要針對日本過去的殖民地臺灣與韓國兩地的經濟，從殖民地時期到二次大戰之後的發展，進行長期的比較分析。首度針對臺韓兩國之間，從殖民地時代到二次大戰之後，進行長期且全面的比較分析，是此篇論文的一大貢獻。
根據該文的分析結論，首先就發展的時間來看，臺韓兩國雖然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有相當的經濟成長，但二次大戰後的經濟成長更加顯著。支撐戰後經濟發展的主因在於第二級產業與第三級產業的快速成長，這與日本殖民時期的經濟發展主要來自第一級產業有極大的差異。
其次就兩國的比較而言，有兩點值得注意的。第一、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臺韓兩國的經濟復甦速度，總體經濟指標皆優於平均每人的經濟指標。而韓國的總體經濟指標皆與平均每人的經濟指標之間的時間落差又大於臺灣。這主要起因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韓兩國出現非自然的人口增加，發生了嚴重的人口問題。第二，臺灣的經濟水準始終高於韓國，其原因在戰前與戰後是不相同的。臺灣的經濟水準在日本殖民時期高於韓國，其原因在於臺灣的農業有較高的生產力；而戰後是源自於臺灣在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生產力上升的速度高於韓國。
三、結語
如本文開頭所述，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的發展在臺灣經濟史的脈絡中，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該研究領域中，特別是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廣受研究者矚目，也不乏已有中譯本者。本書選取近二十年內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之著作，並且以過去未有文章的中譯者為主。同時，本書所選取的文章兼顧了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重要主題，因此閱讀本書可以掌握到各重要主題中新的研究取向與成果，並且有助於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結構性了解，亦有助於增進初學者對未來研究的基礎，以及與既存研究的對話。
本翻譯計畫團隊的成員，包括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兼任助理在內共八人，並且由主持人及五位在大學專任的共同主持人負責撰寫導論及主要翻譯工作。比較特殊的是第二篇石川滋、篠原三代平、溝口敏行的論文，由於有語言和理論的雙重考量，由日本留學生齊藤啟介負責初稿的翻譯，再由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博士吳玲青教授進行中文譯文的檢視及修正，最後由李為楨教授針對理論與中文的內容，與齊藤討論、修正。擔任兼任助理的研究生們則主要協助了翻譯參考資料的檢索、校對，以及相關行政事務工作。
至於本書的學術格式，第一篇〈以地域研究來看臺灣經濟研究動向〉與第十一篇論文〈臺灣與韓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分析：1903～1983年〉的原文，原本採用社會科學的註釋格式，文末附有參考文獻，其他各篇則為歷史學的釋格式，文末無參考文獻。本書為求體例一致，在翻譯之後統一採取歷史學的註釋格式。
在翻譯的過程中，為求能更正確了解文章內容，減少譯文錯誤，團隊定期地討論彼此翻譯的內容，並互相校正。同時透過互動，也使整個翻譯團隊如同研究團隊定期研討一樣，得以深化對於研究主題的認識。本書為便於了解內容，譯者解釋說明的部分則以譯註表示，以便與原作者註加以區別。且為了減少錯誤，並商請吳玲青教授重新校讀全文，提出修正意見，而後翻譯團隊再針對吳教授的意見，逐一檢視，進行討論、修正，全書才正式定稿。此外也要感謝審查委員詳細的審校，審查意見書中所提出的問題，除原作有問題的部分，皆已修正完畢。關於原作的問題，則徵詢原作者意見，在得到原作者同意後修改。最後，由於本書並非研究專著，因此有關臺灣方面相關的研究回顧，並沒有收錄於本書中。
期待透過本書的翻譯出版，使臺灣史學界，特別是臺灣經濟史領域的學習者和研究生，對於日本學界的臺灣近代經濟史既有研究成果，能有進一步的認識，以期收到國際學術研究成果交流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