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對於我的兩部導演作品《灰姑娘》與《小木偶》能夠在台中演出,以及我的三部童話改編劇本首次以繁體中文版面世,我感到非常榮幸。在本書開頭,我想要透過一些注解重新解釋我選擇改編童話的原因,以及我所探索的劇場形式。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讀過很多童話,那些融合真實、想像、奇幻的故事。即使長大成人,這些故事仍然持續地感動著我。它們並非專屬於孩子。雖然這些故事的主角是兒童,但它們訴諸的對象不只是小朋友。這些故事描繪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並透露出一種強烈的情感,根本不會讓大家覺得幼稚無知。
我認為,劇場是能夠讓大家重新體會身在人世的場所,在那兒,現實可以被重新建構成物質、具體、想像等多重層面。我之所以改編童話或是民間故事,是因為它們精練的文筆樹立了一種典範:這些故事具有一種力量,它們傳達給讀者的遠比本身訴說的還要更為豐富。我喜歡這種精簡的敘事風格,著重描述而不去詳加解釋,這樣的手法開啟了許多詮釋的方向。
正因為童話描繪出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它無法忽略家庭議題。家庭是所有人類命運的根源,它是社會體系的雛形。身為作者,我在探討、思索整體社會之前,我需要去觀察家庭這個微型社會結構。對我來說,為了瞭解並描寫人性,必須要去探索這些結構、並不時地回到童話之中。
某種程度而言,童話也凸顯出長久以來我在創作上採取的立場:力圖以真實的角度去描繪虛構的事件、盡可能地去尋找一種最純粹、最直接的表達形式。在我的劇場作品中,我嘗試在充滿暗示的領域、較為隱晦的事物與清晰可辨的字句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這種介於言明與隱含之間的表現手法正是童話固有的特色,無論是為小朋友編寫的作品還是其他劇目,我都同樣試著以這種手法發展自己的創作。
當我改編童話時,我努力地用自己的版本重新編寫故事,試著讓它在當代再度引發回響。
好比說,對於《灰姑娘》(2011),我企圖跳脫佩羅[1] 時期有關社會道德的寓意,以及對於白馬王子的想像。讓我感興趣的是,仙杜拉生存欲望的問題、她要如何從略帶自虐傾向的母喪之中走出來、她怎麼用話語與王子和仙子建立新友誼。我以這個年輕女孩對自己施展的暴力為探索的依據,讓灰姑娘善良的完美形象產生一點裂痕。仙杜拉在母親垂危之際誤解了她的遺言,認為自己有義務要每五分鐘想念她一次……而這種方式,她切斷了與周遭世界的聯繫。
《小紅帽》(2004)中,小女孩也因為母親的緣故而脫離了世界,她的媽媽不准她出門,而且又沒有時間陪她一起玩。狼重新成為故事的核心人物——這個關於三個世代女性的故事完全讓牠變得手足無措。出門往森林前去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但也是成長必經的路程……無論在這部童話裡,還是在一般孩童的生活當中,如何面對恐懼都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就我看來,跟小朋友討論這樣的問題,不僅探討了恐懼,也會觸及到這個情感的另一種層面,那就是欲望。在劇場中,有一部分的樂趣來自於把害怕當作是一種遊戲。有些人覺得讓小朋友感到害怕,或許會在他心靈上留下創傷。而我認為最糟糕的是不敢去面對恐懼。
在《小木偶》(2008)中,極為強烈的情感也是我探索的主題。科洛迪[2] 筆下的皮諾丘以一種令人感到恐懼的方式生存於世,它因為自己激動的情緒、衝動型的消費欲望而作繭自縛。它彷彿認為全世界都是為它而生,好像根本就沒有與它類似的同類。皮諾丘讓我想到了一些關於現代小朋友的問題,無論涉及到教育,還是當今鼓勵個人自我實現的意識形態。也是因為這層意義,才會在某一刻讓人覺得童話故事與當代現實產生交集。
然而,我並不打算在我的劇場作品裡對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相較於提供解答,我更喜歡提出問題。雖然這些劇作觸及了品德方面的疑問,但絕對沒有要給予道德訓斥,就像是傳統童話故事所做的那樣。小朋友自己會去思考很多與是非相關的問題。我們永遠無法賦予是非絕對的定義。有時候我們也會面臨矛盾,一件我們原本認為對的事情在另一種狀況下可能會變得完全不同。這就是《小木偶》結尾發生的事:它對父親說謊,可是它的爸爸卻對此表示感激……
當我在編寫文本的時候,也同時在進行所謂的導演工作。對我而言,編寫劇本和創作演出是緊緊相連在一起的。正因如此,我才認為自己是「劇場表演作者」。
我只導演自己的文本,即使當我改編一部已經存在的童話,我的創作過程都沒有改變。您將在這部劇作選中閱讀到三部劇本,它們的編寫過程都「伴隨著舞台發展」,在排練期間,我與演員們以及我的藝術夥伴們一起完成創作(擔任服裝設計的伊莎貝兒.德璠〔Isabelle Deffin〕、負責音效製作的弗朗索瓦.雷馬西〔François Leymarie〕、特別還有舞台與燈光設計艾西克.索耶爾〔Eric Soyer〕)。
首演過後,這些劇作仍然持續巡演,我與安娜.德.阿梅薩卡(Anne de Amézaga)共同管理的路易霧靄劇團(Compagnie Louis Brouillard)努力地維持本團經典作品蓬勃的生命力。然而,印在書本上的文本也獨立存在著。它們是劇場演出留在紙上的痕跡……這些文本或許會啟發其他導演,在世界各地被搬演。對此,我由衷地感到高興。透過這些劇本,我希望能更進一步地與其他人分享對於真實劇場的探索,共同尋找一種既親密又壯觀、富有手工精神且追求具體性的劇場,在那兒,演員追尋的並不是精湛的演技,而是一種貼切(真誠)的表演,一種根植於當代世界又開啟觀眾想像的劇場,提供一種感官體驗(無論是聲音、視覺、情感……等),讓人對於觀感產生疑問,或許這個劇場可以讓我們忘了自己正在看戲……
喬埃.波默拉Joël Pommerat
[1] 譯註: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為十七世紀的法國作家。他不只撰寫許多宗教相關的書籍,也將在民間口耳相傳的經典童話記載下來,例如:《鵝媽媽的故事》(Les Contes de ma mère l’Oye),收錄了〈睡美人〉、〈小紅帽〉、〈藍鬍子〉、〈灰姑娘〉等童話。
[2] 譯註:卡洛.科洛迪(Carlon Collodi)為十九世紀義大利作者,以兒童文學聞名於世。一八八一年開始,他在《兒童雜誌》(Giornale per I bambini)上連載小木偶皮諾丘的故事,廣受歡迎。最後三十六篇故事集結成《小木偶奇遇記》(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於1883年出版。
導讀
為現實帶來一種驚奇
《小紅帽》、《小木偶》和《灰姑娘》三齣劇本,都改編自歐洲著名的經典童話故事。既然是舊瓶新酒,便要具備新意,但又不能離主題太遠,編劇如何拿捏可是門學問。
首先,文體不同,表現的方式自然相異。再者,這三部戲皆有引言人,《小紅帽》是以男聲講述故事,僅開頭與結尾出現,但前言就佔了本劇四分之一的篇幅;《小木偶》則是位男士從頭到尾串場演出,角色吃重。至於《灰姑娘》,講故事的是女聲,也只出現在起始和劇終。他們都具有道德勸說的作用,只是巧妙各有不同:《小紅帽》的說書者還點出了當代社會的寫照——大人忙到沒空靜靜地聽小孩說話,因此小紅帽打算送媽媽「時間」,然而這是項抽象物,在大人世界裡無法贈予。在劇裡,還提到高齡化問題:年邁的外婆一人獨居,晚輩是否應就近照料並經常前往探望。
在《小木偶》中,串場人開宗明義便強調人生最重要的任務是絕不說謊,絕不欺騙他人,絕不歪曲事實,絕不背離真相。這何嘗不是現今社會的亂象之一?!
在《灰姑娘》裡,女聲說故事者發人深省的警句:話語非常有用,不過話語也可能非常危險,卻未在本劇中繼續發酵。
此外,童話中慣用的「三次手法」,在這三則故事裡都被打破了。《小紅帽》沒有「外婆,為什麼妳的耳朵變大了?」「是為了聽得更清楚。」/「外婆,為什麼妳的手臂好長喔?」「是為了好好抱緊妳。」/「外婆,為什麼妳的牙齒好長了?」「是為了把妳吃掉!」在本劇中,小紅帽曾問外婆怎麼全身毛茸茸的,但未獲答案;小紅帽也發覺外婆的聲音變粗了,不過同樣不知理由為何。
而《小木偶》則如同一個頑童歷險劇,充滿奇幻色彩。本是一株不快樂的樹,被截成木頭,雕成小木偶;上學交友不慎,結果因翹課變成了頭驢子(在法國,帶驢耳帽是兒童以往受處罰的方式),後來又碰上壞人把牠賣了,並遭剝皮丟入海裡。看來小木偶必死無疑,卻在此時峰迴路轉,由於小魚的咬食,竟漸漸變回原形,並入大魚肚中,意外地和父親(年長者)在此重逢,而又因為小木偶的饒舌,令大魚作噁大咳,將兩人從口中噴出。
《灰姑娘》也有多處顛覆傳統。譬如事實上他父親與繼母尚未成婚,就先住一起,而且是住在繼母的玻璃屋內,顯然後母十分強勢;另外,仙杜拉房間裡的仙女會抽菸、罵髒話,並曾結婚多次,生子無數,這跟傳統仙女慈藹的形象大相逕庭,而仙杜拉還會說俚語!再者,仙杜拉和王子似乎都是媽寶,一個設定手錶時間想媽媽,一個每晚都要回房等母親的電話,他們都沉浸在懸念中不願面對死亡的現實,不過最後還是仙杜拉先走出陰鬱。至於故事中最重要的道具鞋子,不是灰姑娘的,卻是王子送給仙度拉的信物。還有,劇中是國王自己為兒子去找有緣人,而非士兵拿鞋子去尋找。
當然,三個劇本的結局和原來的童話有所出入,這樣才能為現實帶來一種驚奇:《小紅帽》中的狼,遭開腸破肚,小紅帽和外婆才得以脫逃,最後是狼得到一個教訓——以後再也不敢接近老婆婆,尤其是小女孩。這倒符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格言。又,小木偶真是個神奇的角色,它可以由樹變成小木偶,再從小木偶變成驢,最後還長大成人!試問誰能橫跨人類以及動、植物?不過這確實能滿足孩童們的奇想。而《灰姑娘》的結局也很特別,王子與公主並未結婚,也沒兒女成群,只是彼此持續通訊,不再自閉。這似乎替「幸福」做了新註解,婚姻也並非唯一的出路。.
劇作家導演喬埃‧波默拉(Joël Pommerat)十九歲就加入假面具團(Théâtre de la Mascara),本是演員出生,他於一九九○年成立路易霧靄劇團( Compagnie Louis Brouillard)。直到二○○三年,年屆四十,決定與志同道合的夥伴每年推出一齣劇。二○○四年巡迴演出的《小紅帽》獲得觀眾與劇評的激賞,開始嶄露頭角。二○○七至二○一二年並受知名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之邀,於北方劇團做駐點藝術家。二○一○及二○一五年,他則分別與巴黎奧德翁歐洲劇院(Odéon Théâtre de l’Europe)和布魯塞爾比利時國家劇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Belgique)合作。波默拉所導的戲路多元,他精力過人,創作無數,且屢屢獲獎。其中《灰姑娘》就於二○一二年獲得比利時法語區評審大獎,《小木偶》二○一六年即榮登莫里哀最佳兒童劇獎,二○一五年法蘭西學術院並頒發給他戲劇大獎,以表彰波默拉優秀的劇作。
他最擅長的主題就是「害怕」,而害怕則往往與黑暗和危險聯結。我們做以下檢視:波默拉本人曾表示,《小紅帽》的靈感來自母親告訴他的故事,「想像一個小女孩背著書包,不管下著雨還是下著雪,走在路上,穿越杉木樹林,冒著被流浪狗攻擊的危險。」其中惡劣天候、樹林的陰森幽暗以及野獸的出沒都是一些驚險的變數,令人畏懼。此外,《小木偶》在海裡和在怪魚(鯨魚與鯊魚的混種)肚子裡那一段,便是劇中最黑暗的時刻,想必它鐵死無疑,孰不知竟於最千鈞一髮之際與父親(雕塑木偶的老人)重逢,如惡夢初醒,靈光乍現。至於《灰姑娘》,其中灰色即令人聯想到陰暗與骯髒,而仙杜拉居住在沒有窗子、暗無天日的地下斗室中,除了因家事操勞所遭受的肉體虐待外,精神上亦承受後母的冷嘲熱諷以及可能失去父親疼愛的威脅。但這三位小主人翁都很獨立,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都能排除萬難,勇敢面對。劇情配合光影的靈活運用,引領觀眾進入奇幻幽谷,再走入光明世界。
政大歐文系教授 阮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