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吃肉的明治日本人
討論之前,我們需先了解日本飲食文化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發生的轉變,之後再論及日本飲食對日治臺灣的影響。日人在明治維新之前,受中國文化影響頗深,他們許多飲食習慣和中國頗為相似,例如皆以米飯為正餐。特別的是,受佛教影響,飛鳥時代篤信佛教的天武天皇 (631年~686年)頒布「禁肉令」,一般不食用牛、豬、雞等肉類,和馬、鹿等獸肉,魚類也通常只有在特殊慶典時才食用,這樣的飲食風格居然延續了1,200年之久,直到明治天皇時才廢止,對今日我們,頗為不可思議,日本舉國上下有過千年之久的「素食生活」。有一種說法是由於營養攝取的問題,這項禁令可能逐漸影響千餘年來日本人的體型,可見其影響之巨。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模仿西方各項制度十分徹底,就連飲食內容和餐桌禮儀等,也都竭力仿效,他們曾探求西方人體格高壯的原因,認為和飲食密切相關,故一改江戶時代以來不食肉類的做法,陸續鼓勵人民食用牛乳和各種肉類。
明治天皇首先以身作則,在日常生活身體力行西方飲食,達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天皇的餐桌上,牛肉、羊肉等各種肉類成為佳肴,酒從原先的清酒變為葡萄酒,天皇穿著西服,學習使用刀叉。天皇在接待外賓時,同樣採用西式餐飲。「洋食」逐漸成為日本人流行的時尚。城市中,西餐館的數量日益增多,人們開始吃麵包,喝咖啡、威士忌,市場中牛、羊肉的消費量大增,我們從吃的方面可以發現日本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面向。
在臺灣也能吃到和風味
清領時期,臺灣人民多從閩、粵移民而來,加上移民社會生活的不易,日常飲食的菜色多呈現漢人風格,如以閩菜系的湯湯水水為主,這和此時日本飲食習慣差異處不少,例如,日人喜好生食、冷食類的食物,如生魚片等,反觀臺灣漢人則喜好熟食料理。其它差別還有因為農耕關係,臺灣漢人普遍不吃牛肉,但日本在西化後,已普遍食用牛肉等肉類;其它如日本人普遍不吃雞、鴨等動物的內臟,但漢人卻視為美味的珍饈。
又如日治初期,根據日人觀察,臺灣漢人吃魚的風氣,不似日本那麼盛行。《臺風雜記》記載:「臺人嗜獸肉,不嗜魚肉。是以市上所販,不過鰻、鯉、鰱、鯇數種;此魚大抵生於河及池,所謂淡水魚者也。又有香魚,大過於尺,芳肥脆美,不異我所產。且氣暖而水溫,不拘期節而獲之;年魚之名,於是乎空矣。」表示臺灣漢人或許較常吃淡水魚,少吃海魚。
但在日治時期,臺灣人的飲食風格,也逐漸受到日式文化的影響,雙方飲食文化也逐漸交流。日本在許多場合,都向臺灣人「展示」西式飲食和餐桌禮儀,如每年6月17日的始政紀念日就是一個好的時機,總督府為此「開夜會於總督官邸」,期間有舞會、樂隊,飲食方面,「來賓各照所定餐堂入席,堂分東西,席上羅列珍饌,係西洋料理。酒酣,佐久間督憲帶大津警視總長,自繁酒杯,赴東西餐堂,立於中央云,本日為第十三回始收紀念日,為祝賀故,特開夜會。」在重要的慶祝場合,西洋料理成為必備的飲食之一,臺灣「本島人」耳濡目染下也仿效之,西洋料理逐漸成為臺灣人時髦和常見的名詞。明治38年 (1905年),日本治理臺灣僅十年,當時報紙就記載嘉義西洋料理店十分鼎盛,許多臺灣人紛紛想要展店。
風氣所及,臺中市也有西洋料理店,如明治44年(1911年),臺中火車站前的店家,以西洋料理招攬客人,「經營臺中驛食堂者,為前田氏,今次新加辦西洋料理,由內地雇洽庖者數人,去十三、十四兩日。響應臺中重要官民,翌日開張」,為了讓食物更具西洋原味,業者還特地從日本請來熟悉的廚師。大正9年(1920年)有名「臺中軒」的料理店開張。
然而,西洋料理在鄉下地區較未普及,大正15年(1926年),一則來自豐原的特訊稱:
東勢庄,山間僻處,而料理尚未進步。武田郡守有鑑及此,聘請西洋婦人為教師,招集三十餘名之婦人,教以西洋料理法。現在新社、大湳教授,聞不日在下山,在東勢庄,再集多數之婦人,而教授之。爾後該庄料理之發達,可以期待也。
臺中東勢位處鄉下,資訊傳播速度較緩慢。這邊以東勢「料理尚未進步」,明顯反映出當時對於西洋料理的價值和認同。
同一年,在臺南,也有「臺南西洋料理,除酒類牛肉炮而外,則以麵食為佳。其曰西洋料理者,從內地人之稱也,臺人則呼之曰西洋菜。近來臺南市酒樓,亦有兼製此饌,亦有專製牛肉炮及各種麵食者。」甚至有人專門討論各種西式麵包的製作方式,海綿狀麵包的做法是「如麵包類,中有調似海綿之狀,其製法用美國麥粉十分,重炭酸九分,酒石酸八分,入於乳鉢中。混而為一」,帶酸味的麵包則是「又如麵包類中之帶酸味者,其調和之法,用美國麥粉或小麥粉,二百五十分,加以鹽一匙,操入市上之麥粉三匙,合調之」。大正12年(1923年),黃旺成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在通霄驛買麵包一角以充中食,亦經濟之一法也」。牛乳方面,各地飲用牛乳的風氣日漸普遍,日治末期,臺中登記在案的牛乳商就有7、8人,且分布在市區各地。前一章也提到,日治晚期臺中咖啡店的設立已十分普遍,同樣也是受日本間接傳入西方飲食文化的影響。
在第二市場吃刺身和壽喜燒
我們從第二市場食物銷售的內容也可發現日本飲食的影響,例如,它的食材特點之一就是魚類銷售額的持續增加,可見市民對魚肉的消費需求,就魚的種類來說,它所販售的以旗魚、鯖魚等海魚為大宗,其銷售對象或許都是當地日人,是日人常用的烹煮食材之一,消費者可能還包含一些中上階層的臺灣漢人,反映臺灣飲食文化的變遷。
此外,深海魚類如何運到臺中市也是一項問題,臺中不似臺南、高雄那麼靠近海邊,市區離海邊實際上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明治41年(1908年)《臺灣日日新報》提到解決的辦法:
臺中乏於海魚,固一缺點也,今日雖由南部可運至多少,然到後非急購而食之,往往至於腐敗,到底無貯藏之法,居其地者常以之為憾。雖然,若至縱貫鐵道全通後,臺北之製水會社,可於臺中停車場附近,建設一水庫,以應中部之需,乘此機會,市場亦可設海魚之貯藏場,由製水會社定其運資,每日以一定之水讓與之,則海魚必常不絕矣,此事目下市場管理者已在計畫中也。……
可知為讓臺中市民食用到深海魚類,實際上還需搭配許多輔助措施,包含鐵路、製水會社、海魚貯藏場等,從這則報導也可知道日本治理臺灣不久後,食用海魚或已逐漸成為臺中市民日常飲食需求之一。
河豚也是日本飲食文化的代表性食物之一,被視為最美味的食物之一。日治時期,臺灣人民食用河豚的經驗增多,但每年幾乎都傳出中毒的事件,如「東石郡東石庄鰲鼓人廖親,去二十日在鰲鼓海岸,拾一河豚,於中午煮食之。午後一時起腹痛,吐瀉兩次而亡」。
一般而言,中下階級的日常生活中,並無法吃到較新鮮的魚類,僅有少數富人才有機會享用,如當時即使在基隆港旁,生活不富裕者僅能購買廉價的魚類如鮫魚等。
蔬菜類方面,第二市場販賣最好的白蘿蔔、茄子等,也是日式文化的典型食材之一,多製成醃蘿蔔、蘿蔔乾等,或者做成蘿蔔絲,其中,像是醃蘿蔔等醃菜其實是日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配角,無論料理多麼的高級,總是需要擺上幾疊醃菜搭配,搭配白米飯,特別下飯。
接著,我們從1930年代第二市場鳥獸類銷售量的增加,也說明此時人們飲食風氣的另一個轉變,即牛肉食用的增加。因為日治初期,《臺風雜記》觀察臺人是很少吃牛肉的,「臺人嗜獸肉,而不嗜牛肉。非不嗜也,是有說焉。蓋牛者,代人耕作田野,且孔廟釋典之禮以大牢,是以憚而不食也。獨怪未見人之遺棄老牛者。」漢人農業社會中,人們感念牛隻耕作的辛勞,不願再宰殺食其肉。
日治時期,已有食牛概念的宣導,如在一則〈談牛〉的報導中,稱:「人見西人之嗜牛肉,訝其忘牛之功,不知西人所宰者,非耕牛也,有專以之供食用者,謂之食牛,豢以美芻,終日閑閑,遊走牧場,俟其肥乃宰之。而西人之耕,用牛者亦鮮,故牛無功於西人,其宰牛也,如支那人之宰豚耳。而支那人不計有功無功,概執不殺主義,則概不敢食,是亦迂矣。余故曰,宰牛為是,而宰耕牛則非。」文中提到東西方文化中,牛隻地位的不同,西方有專門的食用牛供宰殺,和漢人的耕牛不同,認為不應當過於迂腐地一概不吃其它種類的牛肉。就如同漢人吃豬肉一樣。
此時市場中,牛肉的種類已分多種,以來自日本的「內地」牛肉口感較佳,例如,稱「本島夙以黃牛、水牛肉為食用者頗多,然味稍劣,不得與內地並價,故每有酷嗜內地輸來之牛肉者不少,如前所述。現時內地之昂騰,無有可輸出本島者,故將圖謀改良本島牧牛畜之方」,也因此,日本牛肉價格較昂貴,如市場上「內地牛肉(五十錢),黃牛肉(二十錢),水牛肉(十錢)」等。
臺灣人所接觸到的日本食物中,醬油也頗受好評,過去臺灣醬油製法頗為簡單,日本醬油傳入後,很受歡迎,「曩日本醬油之名,馳乎全島,臺灣料理家多用之。」明治41年(1908年),《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新竹地區日本醬油暢銷的情形,「新竹製造醬油,雖有數處,然皆不如日本醬油之甘而美。經營此製造者,有內地人鈴木壽作氏,其供給亙及全廳下,如各處菜館酒樓飲食店,以及上流社會,概行使用。聞其本年賣出,豫料有五百石之多,現擬擴張業務,欲使銷售於鄰近各廳云。」
酒類是另一項接受度頗高的食物,「本島人之需要日本酒,日增一日。」需求日增情形下,幾乎每場宴席都需日本酒。「若宴會日筵中所陳,皆日本酒。聞日本酒之美,在於溫和,無刺激性,而味又馨,稍飲過度,頭無疼痛之虞,於解憂為最適宜之物。」可見日本酒的優點在於不會引起頭疼的副作用。日本酒中,如清酒的味道溫和,接受度大增。「昨年以來清酒之在貨無多,價格頗騰,加以爾日之冷氣,麥酒及洋酒之需用漸少,而清酒已獨占其銷路云」。
從上述這些形形色色的食物當中,我們不難感受到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一點一滴地改變中,飲食選擇也變得更為多元和多樣。
除了食用食物種類的改變外,臺灣人的烹調方式也逐漸受日式文化影響,例如過去臺灣人很少以生冷方式食用魚肉,《臺灣風俗誌》 稱:「臺灣人不分貧富大小,一般都不吃沒經過煮的生東西,因此每當他們看到日本人吃刺身(生魚片)、生豆腐、生醋(醋浸魚)、辣味、生海參等時,都會皺起眉頭嘲笑日本人是「生番仔」」,但日本的生魚片文化帶來全新的味蕾享受。昭和12年(1937年),臺南醫師兼知名文人吳新榮寫下:「今日往診太多,為之疲勞太甚。晚上由佳里食堂呼一皿『刺身』來自樂」,可見吃生魚片已成為工作之餘的一種享受。
鋤燒(壽喜燒)則有別於傳統中國火鍋料理,屬日式火鍋,也是一種新的烹飪方式,炸天婦羅則是將茄子、野菜等蔬菜,或是蝦子,以油炸方式處理,都是過去漢人從未想過料理食物的方法。日本飲食文化或許從此在臺灣扎根,影響至今,成為人們日常再熟悉不過的料理之一。
當時臺灣人士對日本烹調方式有不少記載,如吳新榮於昭和15年(1940年) 在日記寫到,為慶祝他的長子南星入小學校就讀,特地邀請友人家宴,稱「來賓比預期的還多,真是熱鬧滾滾。新造的壽喜燒用具還算大,還夠用。新改造的和式客廳正好坐滿,大家盡情暢快地用餐,兩隻雞,兩瓶『三得利』酒,全部解決掉了。」這邊提到新的壽喜燒鍋具,以及洋酒等,顯示他日常飲食呈現的多元化。
昭和16年(1941年)除夕,則寫下:「今天是昭和十六年的最後一天。晚上,全家圍爐吃壽喜燒。父、母、夫婦、小弟等五人,子女五人,雇傭四人,全部十四人的大家庭。」在圍爐等重要節日,壽喜燒成為飲食首要的選擇,顯現經過長期殖民後,日本飲食文化的強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