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前　言

第一章　　 山區、低地與國家：贊米亞簡介
第二章　　 國家空間：治理區與調度區
第三章　　 人力與糧食集中：奴隸與水稻
第四章　　 文明與不受駕馭者
第五章　　 遠離國家，集聚高地
第六章　　 逃避國家和防禦國家：逃避的文化和農業
第六‧五章 口述、書寫與文本
第七章　　 族群形成和進化
第八章　　 復興的先知們
第九章　　 結論

註　釋
名詞解釋
索　引

前言

　　贊米亞（Zomia）是一個新的名字，事實上是指由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一整片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地方，總共橫跨五個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四個省分（雲南、貴州、廣西和部分四川）。這一塊地區的總面積有二五○萬平方公里，有著一億的少數民族，令人眼花繚亂的族群與語言。地理上，贊米亞也就是所謂的中南半島山地。由於這一片龐大的區域位於九個國家的邊緣，不在任何一個國家中心，而且跨越一般所理解的地理區域（東南亞、東亞和南亞），此外，有趣的還有當地的多元生態以及贊米亞與國家的關係，正像阿巴拉契山脈（Appalachia）的跨國家研究一樣，贊米亞也代表一個新的研究對象，一種思考區域研究的新方法。

　　本書的論點相當簡單、有啟發性而且充滿爭議。贊米亞是世界上現存少數民族尚未完全吸納到民族國家的最大一塊區域。然而，贊米亞存在的時間也屈指可數。雖然在不久之前，大多數人類還處於自治狀態；現在，從谷地王國的角度，他們被看成「我們的活祖先」，也是「我們在有水稻種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樣子」。反之，我認為最好把高地人看成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的社群，過去兩千多年成功逃避了谷地國家建構計畫的壓迫，包括奴役、徵兵、課稅、徭役、瘟疫和戰爭。他們所居住的區域也許更適合稱為碎破碎區（shatter zones）或避難區。

　　實際上，這些人一切的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述文化，都可以視為策略上採取的相對位置，用以和國家保持距離。他們分散在崎嶇不平的山地，他們的流動性、耕作方式、親屬結構、延展性高的族群認同，以及全心全意追隨先知、千禧年的領袖，全都能有效地幫助他們避免被國家吸納，也防止國家在他們內部萌芽。他們大多數人要逃避的國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原王朝。逃亡的歷史夾在許多高地傳說之中。儘管西元1500年以前的情況還有些臆測的成分，但這之後的文獻都非常清楚，包括明清時期政府經常採取軍事行動打擊高山民族，以及十九世紀中中國西南地區規模空前的起義達到高潮，導致數百萬人尋求避難所。此外逃避緬甸和泰國國家掠奴的記載也相當豐富。

　　我希望自己的觀點除了在它所關切地區，也能夠在廣泛的亞洲地區之外引起共鳴。

　　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大批探討國家建構的文獻，事實上都不曾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刻意或是為了回應而採取的無國家狀態（statelessness）。這是逃離者的歷史，少了這一段就無法理解國家的建構，這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這個觀點隱約結合各個民族的歷史，把那些因為國家建構的強制以及不自由的勞動體制而被排除在外的民族，包括吉卜賽人、哥薩克人、新大陸逃避西班牙殖民歸化（reducciones）多語部落所組成的難民、菲律賓人、逃奴社群、沼澤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San-Bushmen）等，全部都放在一起討論。

　　本書的論點推翻一般對於「原始主義」（primitivism）廣為接受的論點。游牧、採集、輪耕和分裂的世系（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經常是「次級適應」（secondary adaptation）的結果，也是各民族為了逃避國家而選擇落腳處、維生方式與社會結構而產生的一種「自我野蠻化（self-barbarianization）」。對於生存在國家勢力範圍底下的人來說，這樣的逃避符合在高地衍生（derivative）、模仿和寄生的國家形式。

　　我的觀點解構了漢人與其他文明論述中的「野蠻」、「生」和「原始」。近一步檢視，這幾個詞實際表示「不被統治」和「尚未被吸納」。文明的論述中從不考慮人有可能是自願變成野蠻人，因此野蠻人的身分遭到汙名化與族群化（ethnicized）。族群與「部落」出現的地方，正是徵稅與主權結束的地方，不論是羅馬帝國或是中國都是如此。

　　生存形式和親屬血緣關係往往是先天的，由生態和文化所決定。但是分析不同的耕作形式，尤其是作物種類、社會結構以及人員流動形式所蘊含的逃避價價值觀，我認為所謂的「先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選擇。

　　山區作為逃避國家之人（包括游擊隊）的庇護所，屬於地理上的一個重要主題。我發展出「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從新的角度理解前現代社會國家建構的政治空間和困難。

　　本書一切的過錯由我負責。我也確實這樣做。在我開始道歉並白費心力地預先回應批評之前，讓我們先把這點說清楚。我可以看見批評聲浪壓向我，甚至在我寫這句話的時候。

　　外界常指責我觀點錯誤，但很少說我觀點模糊或是難以理解。這本書也不例外。不可否認，我對於東南亞大陸的高地民族提出一些大膽的說法。我相信也許細節難免有錯，但總體來說我的主張是正確的。當然，判斷書中觀點對或錯並不是由我掌握，而是讀者和評論人決定。但是，我對於書中的主張要再強調三點：第一，本書的內容都不是原創。本書的任何一個觀點都不是由我提出。我所做的只是從自己耙梳過的大量文獻，尋找一種內在的規律和觀點，整理出這些觀點並由觀點帶著我往前走。如果書中有任何創意，那就是勾勒出整體的框架並且融會貫通。我知道觀點和推論被我引用的人可能會認為我過度詮釋，有些人已經跟我說過，還好也有一些人並不以為意。他們不需對我的詮釋負責，而是我要對自己如何使用其他人的論點寫出本書負責。

　　讓我吃驚的是，我發現自己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儘管不是特別好的歷史學家，但的確是個歷史學家。此外，我還是個古老的歷史學家，包括年紀和所探討的事物。我非常了解歷史學家的職業病，比方說，他們可能準備寫十八世紀的歷史，但結果卻大多在寫十七世紀的事情，因為他們發現這可能對於討論的問題更為重要。我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在閱讀高山民族誌和緬甸軍隊在少數民族地區侵犯人權的報告時，發現自己被殘酷地拉進古代曼陀羅（mandala）王國國家建構的強制行動中。我針對東南亞的前殖民和殖民時代的研究成果，要歸功於兩門研究生獨立的經典閱讀。其中一門閱讀東南亞研究的基礎讀物，課程的設計有點像是知識分子的新兵訓練營（boot camp），讀的都是這方面的基本作品，也就是大部分學者書架上有，卻很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根本沒讀過的書。我們首先閱讀兩卷本的《劍橋東南亞史》（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這讓我們耳目一新。第二門課是關於緬甸的閱讀課，也是從基礎作品下手。

　　由此引出我要強調的第二點。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1945年開始，有些地方甚至更早，國家使用消滅距離的技術能力，包括鐵路、不受天候影響的公路、電話、電報、空中戰鬥力、直升機，以及現在的資訊技術，已經改變自治的民族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等，也消除了地形摩擦力，因此我的分析基本上也不再管用。反之，至高無上的民族國家現在忙著把其權力投射到最偏遠的地方，抹去弱者或無主權的區域。由於需要「部落區」的自然資源，並且確保邊陲地區的穩定與生產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併」（engulfment）的策略，因此那些被認為忠心耿耿且亟需土地的谷地居民被移居到高地。所以，如果本書的分析不適用於二十世紀後期的東南亞，千萬別說我沒事先警告。

　　最後，我很擔心本書有關種族誕生的激進建構主義者個案會遭到誤解，並且被用來貶低（甚至是詆毀）勇者不顧生命努力爭取而來的族群認同。一切就只有讓事實證明。所有的認同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社會所建構：不論是漢人、緬甸人、美洲人或丹麥人，全部都是。這些認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認同，經常是源於強國的想像，例如漢人想像出苗族，英國殖民者想像出克倫族（the Karen）和撣族（the Shan），法國人想像出加萊族（Jarai）。不管身分認同是生造還是強加，這些認同都選擇一種特徵，不論是宗教、語言、膚色、飲食以及謀生的方式，作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儘管選擇時有些武斷，而特徵也有些模糊。這些分類一旦通過疆域、土地所有權、法庭、習俗、指派的領袖、學校和文字而制度化，都可能成為一種充滿熱情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遭到更大的國家和社會詆毀，對許多人來說就很有可能變成一種抵禦和對抗的認同。這樣發明出來的認同再結合自我製作的英雄故事，使得身分變成一種榮譽的勳章。在當今這個世界，民族國家是充滿霸權的政治單元，因此這種自我宣稱往往採取人種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形式。因此對於那些冒著一切風險追求獨立和承認的撣族人、克倫人、欽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滿懷敬慕。

　　我在知識上至少要感謝五個「已經過世的白人」，而我未來也必會加入他們的行列。這些人是先行者，我踩著他們的道路才蹣跚走到這裡；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無法發現這條路。最早的一個是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他在《反抗國家的社會》（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中，大膽詮釋南美洲遭到征服以後的原住民是逃避國家（state-evading）和抵制國家（state-preventing），_____後來的資料證明這是很有遠見的觀察；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於中原王朝與邊疆游牧民族之間關係的高見，讓

　　我看到在中國西南邊疆也有類似的情況；蓋爾納（Ernest Gellner）針對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Berber-Arab）的分析，使我掌握主權和徵稅無法落實的地方，就是「族群」和「部落」開始的地方，所謂的野蠻人（barbarians）只是國家針對自治、尚未臣服的民族的另一種說法。凡是選擇我這條路的人，都要不斷與利奇（Edmund Leach）的《緬甸高地的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進行知識上的對話，否則根本難有成果。很少有一本書如此「值得深入思考」。最後，我要感謝詹姆士‧斯科特（James G. Scott），也就是施韋‧尤義（Shway Yoe）將軍與殖民地的官員，他是《上緬甸志》（Gazetteer of Upper Burma）的編者和《緬甸人》（The Burman）的作者。我們並沒有血緣關係，但因為我從他敏銳的觀察獲益良多，而且按照緬甸占星術的測算，我們都可以用相同的緬甸姓名，所以我選擇和他一樣的緬甸名字，表達我對他的敬意。

　　我一直受到以下的作品激勵與指引，這些作品首先重新檢視邊緣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向邊緣，同時強烈質疑那些自稱比他們優秀的人套用在他們身上的文明論述。

　　貝爾崔（Gonzalo Aguirre Beltrán）大約三十年前出版的經典小書《避難區》（Regions of Refuge）針對拉丁美洲的研究所提出的觀點比卡拉斯特更普遍，之後施瓦茨（Stuart Schwartz）和所羅門（Frank Salomon）又更仔細地考察與說明細節。郝夫納（Robert Hefner）關於爪哇騰格裡高地（Tengger Highlands）和本傑明（Geoffrey Benjamin）對馬來西亞原住民（orang asli）的研究，研究的地方與我相近，也都是非常有說服力與傑出的個案研究，鼓勵我以此觀點去研究贊米亞。

　　贊米亞這個名稱要完全歸功於申德爾（Willem van Schendel），他很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大片向西延伸到印度的高地邊區（在他的看法甚至更大）有著鮮明的特色，理應有一個專屬的名字。他勾勒出「贊米亞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時，質疑了我們思考地區（area）或區域（region）的習慣用法。在讀過他對這個詞充滿說服力的觀點之後，我立即登記成為贊米亞軍隊（心戰分支）的步兵。申德爾以及我還有其他幾位同事都期待有一天我們可以召集第一屆贊米亞研究國際研討會。申德爾關於孟加拉（Bengal）邊境地區的作品就已經說明，如果我們打從內心採取他的建議會獲得什麼樣的成果。

　　如果我有耐心，或者有心做更全面的研究，那麼至少應該有一章討論水上的避難區。我只是點到卻遺憾沒能持平討論。東南亞海島中人數眾多的水上遊民（orang laut，海上游牧民、海上吉卜賽）航行在海上、周旋各個海島的民族，顯然就是高山游耕者的一種變形。如同許多高地人，他們也有軍事傳統，可以很輕易地在各個地方搶奪運輸船和掠奪奴隸，也可以在好幾個馬來王國擔任海上警衛或水軍。他們冷靜地待在主要水上通道的邊緣，來無影去無蹤，形成一個水上贊米亞，應該在我的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安德森（Ben Anderson）注意到這一點並鼓勵我往這個方向繼續發展，他說：「海洋的面積更大，比山地和森林還要空闊。看看這些海盜，他們可以輕鬆沉著地避開七國集團（G7）和新加坡。」但是讀者都已經注意到，這本書已經太厚，而且我必須將這個主題留給更有能力的人去做，塔格里亞克左（Eric Tagliacozzo）已經展開這項工作。

　　還有四個學者的作品恰與我的關懷重疊，如果沒有他們，這本書根本就無法完成。我都不清楚自己閱讀以及重看過幾遍漆萊（F. K. L. Chit Hlaing）和奧康納（Richard 0’Connor）作品中的洞見，也不清楚這對於我的論點有多深刻的意義。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是從比較的角度研究東南亞國家建構的重量級學者，米肖（Jean Michaud）提出贊米亞（或者是他所說的東南亞高地）的時間比我們任何人都早，他們都是重要的對話對象。這四位學者展現了高度恢弘的知識境界（intellectual large spiritedness），尤其是他們與我意見相左時。他們可能非常不同意本書的觀點，但他們應該知道是他們讓我更聰明，儘管可能還沒達到他們的期望。此外，我還要感謝米肖慷慨地允許我使用《東南亞高地民族的歷史字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中的內容作為本書的名詞解釋。

　　許多人閱讀了部分或整本書稿，並且誠實地給我提出建議，儘管這占用他們做其他更好事情的時間。我希望他們能夠看到，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的論點變得更細緻，也更加站得住腳。這些人包括（名單不分先後）邁克爾‧艾達思（Michael Adas）、斯卡瑞亞（Ajay Skaria）、古哈（Ramachandra Guha）、塔尼亞‧李（Tania Li）、安德森（Ben Anderson），昂特文（Michae Aung-Thwin），今村正雄（Masao Imamura），還有歷史學家毛昂（U Tha Htun Maung）和圖（U Soe Kyaw Thu）、考古學家登恩（U Tun Thein）、地質學家佩伊（Arthur Pe）、本傑明（Geoffrey Benjamin）、杜姍姍（Shan-shan Du）、薩丹（Mandy Sadan）、海瑟威（Michae Hathaway）、科瓦德（Walt Cowand）、科克里克特（Ben Kerkvlict）、赫林（Ron Herring）、查特傑（ ndrani Chatterjee）、溫恩（Khin Maung Win）、多芙（Michael Dove）、哈根（James Hagen）、塞瓦爾德（Jan-Bart Gewald）、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文尼查克（Thongchai Winichakul）、鮑威（Katherine Bowie）、基爾南（Ben Kiernan）、麥克艾爾威Pamela McElwee）、卡寧漢（Nance Cunningham ）、昂（Aung Aung）、魯登（David Ludden）、盧卡森（Leo Lucassen）、斯圖加特（Janice Stargardt）、戴伊（Tony Day）、克勞斯納（Bill Klausner）、譚（Mya Than）、奧多諾萬（Susan O’ Donovan）、雷德（.Anthony Reid）、克萊（Martin Klein）、顧爾第（Jo Guldi）、薩格夢（Ardeth Maung Thawnghmung）、聶伊（Bo Bo Nge）、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卡拉漢（Mary Callahan ）、梅爾（Enrique Mayer）、豪格呂（Angelique Haugerud）、麥戈文（Michael McGovern ）、吳丹敏（Thant Myint U）、愛德曼（Marc Edelman）、海普納（Kevin Heppner）、侖茨（Christian Lentz）、金安平（Annping Chin）、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韋德（Geoff Wade）、凱斯（Charles Keyes）特頓（Anrew Turton）、石川伸（Noburu Ishikawa）、布里茲勒（Kennon Breazeale）及巴琪（Karen Barkey）。等等！這份名單中漏掉四個同事的名字，他們沒有給我意見。你們自己心知肚明。不好意思了吧！只是，如果你們是因為電腦壞掉所以沒辦法把寫好的意見從印出來放到桌子上，那我要跟你們道歉。

　　我還想感謝幾位同行的協助，而這些人不好歸類。強森（Hjorleifur Jonsson）的《綿族的關係》（Mien Relations）有著獨特的見解，深深影響我的想法，特別是他對於高地居民的認同和社會結構有延展性（pliability）的說法。格力弗斯（Mikael Gravers）教了我很多克倫族人的事，以及克倫族篤信千禧年的宇宙觀基礎。塔格里亞克佐（Eric Tagliacozzo）非常細心地閱讀了本書初稿，並且為我規劃了一個閱讀計畫，我現在仍在努力完成。最後，我還從五位同事那裡學到很多，多年前我們一起著手研究「方言和官方認同」，這五個人分別是薩林斯（Peter Sahlins）、朗格馬斯瑞（Pingkaew Luanggaramsri）、步戴（Kwanchewan Buadaeng）、威特雅帕（Chusak Wittayapak）與斯圖珍（Janet Sturgeon），早在贊米亞這個詞出現前，她就已經開始研究贊米亞（Zomianist）。

　　時間再往前推，1996年我的同事蕭鳳霞（Helen Siu）說服擔任一場討論中國邊區與邊區民族研討會的評論人，研討會由蕭鳳霞、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和科大衛（David Faure）共同籌辦，研討會引人深思且充滿生氣，討論過程中還孕育了本書的許多想法。這場研討的論文最後由柯嬌燕、蕭鳳霞和蘇堂棣（Donald Sutton）一同編輯出版《帝國的邊緣：現代中國初期的文化、族群和邊疆》（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全書集合原創的歷史、理論和民族志。

　　過去十年，即使我很慢才釐清自己的方向，但許多機構接待並支持了我的計畫。我在帕羅奧多（Palo Alto）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開始閱讀東南亞高地的背景資料，也看了國家與流動人口關係的資料，凱薩（Alex Keyssar）、科特（Nancy Cott）、貝賓頓（Tony Bebbington）和西格爾（Dan Segal）是我在那裡的良師益友。2001年春天，我在奧斯陸發展與環境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繼續閱讀資料，麥克尼爾（Desmond McNeill）、哈威爾（Signe Howell）、維特澤克（Nina Witoczek）和哈格威特（Bernt Hagvet）等人知識和風趣讓我受益良多，我還在溫（Khin Maung Win）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認真地跟隨緬甸民主之聲電臺（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學習緬甸語。我在羅斯基勒大學（Roskilde University）國際發展研究院社會與全球化系（Department of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訪問時，完成這部書的初稿。我想向隆德（Christian Lund）、卡索爾姆（Preben Kaarsholm）、弗里德利克森（Bodil Folke Frederiksen）、詹森（Inge Jensen），以及布倫（Ole Brun）表達我的感謝，謝謝他們在知識上的接納，並使我的訪問全程都相當愉快。

　　過去二十年來，我的研究資源主要來自於耶魯大學的農業研究計畫（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土地改革的支持者（agraristas）、同事、演講者、研究生以及和我一起開課的同事，不斷給我信心，開啟一個知識會所，過程充滿歡樂，也充滿挑戰，既友好又很艱苦。曼斯費爾德（Kay Mansfield）一直到現在都還是這個計畫的核心和靈魂，有如指南針一樣指引我們的方向。我的同事希瓦拉馬克日什南（K. Sivaramakrishnan，簡稱Shivi）、沃比（Eric Worby）、哈莫斯（Robert Harms）、阿格拉瓦爾（Arun Agrawal）、費里德曼（Paul Freedman）、雷布漢（Linda-Anne Rebhun）和多芙（Michael Dove）在我不斷學習的過程中都不吝於給予幫助。其中，多芙和康克林（Harold Conklin）讓我知道什麼是游耕（swidden cultivation），這在本書的分析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有幾位主動積極且深具才華的研究助理，他們幫我省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避免我的工作徒勞無功，也避免了許多錯誤。我相信他們很快就會闖出自己的名號。這幾位助理是卡責尼（Arash Khazeni）、胡賽因（Shafqat Hussein）、澤德曼（Austin Zeiderman）、李（Alexander Lee）、沙弗（Katie Scharf）和哈里森（Kate Harrison），他們的幫助讓這項計畫更有份量。

　　那些見證我辛苦學習緬甸語的緬甸友人，至少應該得到高危險工作的酬勞，也許應該稱他們為聖人，或者在小乘佛教脈絡下應該是叫天神（deva-hood）。我要感謝吉伊（Saya Khin Mating Gyi），他是我任教時間最長、最耐操且最有耐心的老師，我也要謝謝他所有家人，包括林珊珊（San San Lin）。昂（Let Let Aung）或稱薇奧拉‧吳（Viola Wu）、聶（Bo Bo Nge）、鮑（KaLu Paw）和溫（Khin Maimg Win）勇敢地面對我彆扭、痛苦且奇怪的談話。科亮（Kaung Kyaw）和圖（Ko Soe Kyaw Thu）儘管不是正式的老師，但是以朋友身分幫助並督促我。最後，林（Saya Naing Tun Lin）這位天生的老師，在我多次前往曼德勒（Mandalay）和其他地方旅行時，他發明了一種適合我這種一般人的教學方法，並且按表操課嚴格執行。我們經常在小旅店寬敞的四樓陽臺上課。當我連續四五次音調或發音有誤，他就會突然起身走到陽臺邊。我不只一次擔心他會因失望從陽臺上跳下去。當然他沒有。相反地，他會再走回來，坐到椅子上，深吸一口氣，然後重新開始上課。如果沒有他，我根本無法克服這一切。當我在思考適當的書名時，有個朋友跟我說我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政治學家克勞森（Jimmy Casas Klausen）開了一門政治哲學的課，課名就叫「不受統治的藝術」。克勞森大方地同意我把課程名稱用作書名，對此我實在非常感謝。他未來絕對會針對這個主題，寫一本哲學方面的著作，我等著那一天的到來。

　　感謝斯特林圖書館耶魯地圖中心（Yale Map Collection of Sterling Library）的梅普爾（Stacey Maples），她靠著嫻熟的技巧與想像力畫出書中的地圖，也透過圖形影響我對東南亞國家統治技藝空間問題的理解。

　　只要我覺得合適，就會加入一些緬甸文的單字或詞彙。由於世上並沒有一套公認的方式來把緬甸文轉成羅馬字母，我採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歐凱爾（John Okell）所發明的系統，這在他的《緬甸語：口語導論》（Burme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 Book 1.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4）有解釋。為了避免讀者混淆，我在重要的地方加上緬甸文。

　　我再也不可能為這本書以及這套農業社會研究叢書的其他著作，找到比布萊克（Jean Thomson Black）更有幫助也更有才華的編輯，耶魯大學出版社也不可能找到比他更熱誠的編輯了。初稿的編輯西頓（Dan Heaton）在尊重原稿的情況下堅持修改我的錯誤與冗長的句子，大幅改善讀者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但絕非不重要的一個人，沒有我崇高女神的洞見和陪伴，我無法想像或寫完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