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vol.IV

自序
書前語：從法國大師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談起──中國電影‧國際關係‧比較政治

●第一部：古代
蜀山奇俠［電視劇］──架空歷史大全：峨嵋古代反恐與布希現代反恐異曲同工
孔子：決戰春秋──覺得沉悶，就因為他不是達賴喇嘛
神話──東西方主義夾擊下，一場場「美麗」的誤會
赤壁2：決戰天下──大事糊塗，小事卻不糊塗的名著補漏運動
三國之見龍卸甲──沒有英雄的年代：讓四川地方神話回覆國際人間道
花木蘭──中國女兵vs.達荷美女兵：當「女扮男裝」成了國際社會的百搭符號

●第二部：清末民國
十月圍城──從晚清暗殺故事，重溫香港涉外關係史
末代皇帝──義大利大師只為塑造國際通用的「末代」形象
川島芳子──港產歷史電影所不能承受的世界級奇女子
支那之夜──李香蘭的前半生：「偉大女外交家」的木人巷
南京！南京！──為南京大屠殺電影加添國際視野：日軍視角不是這樣的
風聲──改頭換面的密室偵探四國志
葉問──閱讀「詠春政治」，可讓英雄片更立體化
葉問2──詠春從「私藝」到國際化的階級分析

●第三部：共和國時代
建國大業──中間派佳音：21世紀新統戰攻略
江青和她的丈夫們［舞臺劇］──中國裴隆夫人比正牌裴隆夫人更傳奇
切格瓦拉［舞臺劇］──中國新左派一鳴驚人的「抽水」傑作

●第四部：臺灣政權
淚王子──臺灣的麥卡錫時代導讀
彈‧道──臺灣槍擊案，不再是甘迺迪的年代了
海角七號──全球化與去殖民主義的必讀普世教材

●第五部：港澳華僑
陳查理探案系列──半世紀前的美籍華人六神合體
老港正傳──左派為什麼不能像西方般出櫃？
投奔怒海──也許是史上最有國際視野的港產電影
投奔怒海之未名港──香港國際之光：居然有港人參加孟加拉獨立革命
聖荷西謀殺案［舞臺劇］──異鄉港人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敦煌‧流沙‧飽［舞臺劇］──「敦煌」與「王道士」的侷限：借內諷港不能兩頭兼得
大路西遊II之（阿）公審三藏［舞臺劇］──符號大雜燴，只是「周秀娜符號學」

 

自序

　　在知識細碎化的全球化時代，象牙塔的遊戲愈見小圈子，非學術文章一天比一天即食，文字的價值，彷彿越來越低。講求獨立思考的科制整合，成了活化硬知識、深化軟知識的僅有出路。國際關係和電影的互動，源自這樣的背景。

　　分析兩者的互動方法眾多，簡化而言，可包括六類，它們又可歸納為三種視角。第一種是以電影為第一人稱，包括解構電影作者（包括導演、編劇或老闆）的政治意識，或分析電影時代背景和真實歷史的差異，這多少屬於八十年代興起的「影像史學」（historiophoty）的文本演繹方法論。例如研究美國娛樂大亨霍華‧休斯（Howard Hughes）在五十年代開拍爛片《成吉思汗》（The Conqueror）是否為了製造本土危機感、從而突出蘇聯威脅論，又或分析內地愛國電影如何在歷史原型上加工、自我陶醉，都屬於這流派。

　　第二種是以電影為第二人稱、作為社會現象的次要角色，即研究電影的上映和流行變成獨立的社會現象後，如何直接影響各國政治和國際關係，與及追蹤政治角力的各方如何反過來利用電影傳訊。在這範疇，電影的導演、編劇和演員，就退居到不由自主的角色，主角變成了那些影評人、推銷員和政客。伊朗政府和美國右翼份子如何分別回應被指為醜化波斯祖先的《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300），人權份子如何主動通過《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向國際社會控訴赤柬的大屠殺，都在此列。

　　第三種是以電影為第三人稱，即讓作為觀眾的我們反客為主，通過電影旁徵博引其相關時代背景，或借電影激發個人相干或不相干的思考。近年好萊塢電影興起非洲熱，讓美國人大大加強了對非洲局勢的興趣，屬於前者；《達賴的一生》（Kundun）一類電影，讓不少西方人被東方宗教吸引，從而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世界觀，屬於後者。

　　本系列提及的電影按劇情時序排列，前後跨越二千年，當然近代的要集中些；收錄的電影相關文章則分別採用了上述三種視角，作為筆者的個人筆記，它們自然並非上述範疇的學術文章。畢竟，再艱深的文章也有人認為是顯淺，反之亦然，這裡只希望拋磚引玉而已。原本希望將文章按上述類型學作出細分，但為免出版社承受經濟壓力，也為免友好誤會筆者誤闖其他學術領域，相信維持目前的形式，還是較適合。結集的意念有了很久，主要源自多年前看過美國史家學會策劃的《幻影與真實》，以及Marc Ferro的《電影與歷史》。部份原文曾刊登於《茶杯雜誌》、《號外雜誌》、《明報》、《信報》、《AM730》、《藝訊》、《瞭望東方雜誌》等；由於媒體篇幅有限，刊登的多是字數濃縮了一半的精讀。現在重寫的版本補充了基本框架，也理順了相關資料。編輯過程中，刻意加強文章之間的援引，集中論證國際體系的整體性和跨學科意象。

　　香港人和臺灣人，我相信都需要五點對國際視野的認識：
　　一、國際視野是一門進階的、複合的知識，涉及基礎政治及經濟等知識；
　　二、國際視野是可將國際知識與自身環境融會貫通的能力；
　　三、國際視野是具備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和適應能力；
　　四、國際視野應衍生一定的人本關懷；
　　五、國際視野不會與其他民族及社會身分有所牴觸，涉及一般人的生活。

　　而電影研究，明顯不是我的本科。只是電影作為折射國際政治的中介，同時也是直接參與國際政治的配角，讓大家通過它們釋放個人思想、乃至借題發揮，是值得的，也是一種廣義的學習交流，而且不用承受通識教育的形式主義。

　　笑笑說說想想，獨立思考，是毋須什麼光環的。

書前語

從法國大師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談起──中國電影‧國際關係‧比較政治〉

　　這是《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的第四冊，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選擇的電影，或是在大中華地區拍攝，或是西方拍攝的中國題材，總之全都與中國有關，但主軸依然是國際關係。本書依然以「國際政治夢工場」牽引，並非單是為了品牌，而是希望拓展兩個在華人社會相對被忽視的課題：（1）中國形象和國際關係的互動；（2）如何通過比較政治學，分析中國當代政治和歷史。理論上，這些技巧並不難掌握，但當局者迷，我們經常批評西方雙重標準，卻不習慣以單一標準衡量中國國情和國外情況，因為這是我們從國情班學到的，什麼都可以以一句標準答案概括：「中國很大，很複雜，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

　　結果，我們觀賞任何與中國相關的電影，習慣了在中國政治、中國歷史的範圍內兜轉，這樣只會越看越狹隘，越想越鑽牛角尖。這本《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vol.Ⅳ》刻意減少了理論部份，加強了比較政治的基礎分析，以及和前數集談過的電影的交叉指引，除了嘗試帶來新思維，也希望讀者習慣從外回看中國，這才是我們研究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目的。筆者以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為研究方向，但也曾讀歷史學位，論文批改老師是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一直希望在業餘層面多推廣歷史研究，這書也帶來一個機會。當然，這本書並非學術著作，雖然不敢說是遊戲人間，但的確更多是帶著自娛心態寫下的思考隨筆，不少觀點和枝節在自己重看時，也認為是可以商榷的。為了讀者不要過份被文章的任何思維束綁。假如連寫這些文章也要把自己變成學術論文機器，那倒不如把我殺掉算了。

　　閱讀本書前，我們應先了解西方一直都以比較政治角度閱讀中國。談以下的中國電影和各方建構的中國形象前，我們可以法國哲學巨人伏爾泰（Voltaire）為引子，因為他早在二百多年前的1755能，就炮製了一齣以中國為背景的戲劇《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改編自中國元代作家紀君祥的戲劇《趙氏孤兒》。

　　從《趙氏孤兒》到《中國孤兒》：「Chinoiserie」的西洋傳銷

　　伏爾泰雖然是哲學家，但和我們心目中的哲學人不同，是很入世、很懂得和人相處的。他三歲開始背誦名著，長大後，幾乎擁有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能擁有的身分，影響了整個啟蒙時代和法國大革命，曾因為批判法國王室而坐牢，又輾轉擔任過多國國師，以捍衛言論自由和推廣現代公民權利為我們熟悉。18世紀歐洲人才輩出，無論是凱撒琳大帝（Catherine II）、路易十四（Louis XIV）還是莫札特（Wolfgang Mozart）都是一流人物，歷史學家卻稱之為「伏爾泰的世紀」，可見他的影響力無庸置疑。哲學以外，伏爾泰的另一身分卻往往被我們按下不表，就是作為浪漫化中國為烏托邦的「拜中國教」教主，帶領一系列啟蒙時代的歐洲哲學家，掀起近代中國熱的先驅。

　　究竟伏爾泰對中國的認知從何而來？他畢生沒有到過東方，和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同期以「反華」著稱的法國哲學家一樣，依靠原始資料想像中國，當中主要都是傳教士的轉載和翻譯，例如《中國賢哲孔子》、《耶穌會士書簡集》等大作。這樣的文獻，受時代所限，除了陽春白雪霧裡看花，自然還夾雜大量東方主義傾向的內容。歐洲在17世紀開始，所謂中國時尚的「chinoiserie」風（編按：中國風、東洋風情）就成為時髦的代名詞，歐洲王室將中國作為浪漫化的對象，由中式花瓶、中式園林建築、中式皮影戲到中式化妝舞會，都成為上流社會的寵兒。時人的中國澡堂、中國迷宮、中國咖啡室，都是最高貴最典雅的檔次，不同今日唐人街的唐人形象，可謂「凡中必不反」。

　　昔日的比較政治學：中式專政的影射價值

　　在這氛圍下，伏爾泰本人創作了大量與中國相關的藝術作品，最著名的就是《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根據原著《趙氏孤兒》，這是春秋時代封建公候大臣恩怨情仇的故事，談不上什麼新意，在18世紀初被翻譯成法文，大師看了劇本卻靈感如泉湧，把故事時代背景改了在元朝，關鍵人物變成了當時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國名字成吉思汗，結局是成吉思汗請充滿文化素養的漢人教化蒙古人，就像他的時代那些「開明專政君主」（Enlightened Despot）請他這樣的大儒治國一樣感人。幸好當時沒有錄影設備，否則大師這樣的影像作品傳世，必令成龍和張藝謀引為知己。

　　我們說過所謂「拜中國教」，這並非單純的修辭手法，而是確實反映了伏爾泰對中國的敘述，含有宗教成份的移情。終他一生，都希望解放西方教會對人類思想的束綁，有了這理想，令他成為對《聖經》歷史逐句質疑的大師，對猶太人歷史特別富批判性。不過，他始終不敢徹底挑戰宗教思想的霸權，又不敢像後世尼采那樣呼喚「上帝已死」，曾依賴佛教和伊斯蘭教借題發揮來批基督教，即我們所說的「抽水」（編按：指桑罵槐）行為典型，連這也做了，對受眾卻還是搔不著癢處。結果，大師在學習中國哲學後決定投向孔子，認為儒家思想這種只有道德、沒有教義，但又能被統治當局當作實質宗教維繫人心的「哲學」，才是歐洲的出路，也是他在高壓環境下追求自由的實用工具。

　　當大師化身第一代歐洲孔子

　　在半真半假的資訊包圍下，伏爾泰一廂情願認定中國缺乏神話，不像《聖經》，令他覺得中國歷史更可信、更值得參考。中國歷史充斥仁義道德的詞彙，單看表面，又令伏爾泰覺得很驚歎。所以，他曾發表文章《論孔子》，認為「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超過基督教義的最純粹的道德」，又在家掛上孔子肖像，對自己進行「身教」，又到處宣傳這位東方聖人的故事，因而被半尊敬、半戲謔地稱為「歐洲孔子」，這在當時自然也是很時髦的稱號。《中國孤兒》的漢人甚有孔子風範，明顯是這位「歐洲孔子」的夫子自道，假如當時有電影工業，伏爾泰早就粉墨登場當周潤發，主導當時的國際政治夢工場了。

　　當然，伏爾泰一代宗師，對中國的深厚感情，並不是建基於一個孔子，而是對整個「東方帝國」的「優良管治」的肯定。他相信基於中國社會的家庭觀念和儒家倫理，東方君主的管治，比西方更符合人本思想，乃至早就出現類似社會契約的理論，由堯舜到康熙，一律都是夢幻新君王。他又認定「中國是一個大家庭」，相信家庭道德得到維繫，就會達到「家庭好，國家好」的大同境界，連中國法律符合國情的人治特色，也被他羨慕為「富有彈性又符合人性道德的社會法」。這樣的觀感，當然有實用價值：伏爾泰主張的歐洲政治制度，就是由所謂開明專政君主管理，國王應該是「哲學家國王」，他曾服務的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就是典型。他對大帝最尊崇的奉承話語是這樣的：「陛下的詩寫得和中國的乾隆皇帝一樣好」—幸好大帝不會知道乾隆在中國「詩壇」的歷史地位，不過和顏福偉先生在香港樂壇的「地位」相若，否則伏爾泰能否善終，也成疑問。

　　中國熱後遺症：「捧殺」之謎

　　一代法國哲學大師以中國作為借古／借外諷今的「代言國」，對真正的中國究竟是禍是福，實在難料。隨著歐洲人對中國越來越仰慕，他們自然希望親自朝聖，只是說來而來不了就算了，問題是當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真的足以讓他們可以比較輕易的到達真正中國。於是，極度龐大的期許落差出現了。1748年，英國貴族安遜（George Anson）出版《環球航行記》（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744），把中國落後軍事裝備記載得證據確鑿，連伏爾泰也不懂得美化；伏爾泰死後，百孔千瘡的大清帝國和老而不彌堅的乾隆被英國馬戞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在1793年弄得原形畢露，要在歐洲繼續維持對中國的迷幻藥式單戀，更不可能的任務。歷史的演化結局，我們心中有數：由熱而冷、由情人而東施，無論對人對國，都是殘酷的悲劇。不久，根據中共官方歷史語言，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也可以說，中國被「捧殺」（編按：過份吹捧，使被吹捧者驕矜自滿乃至覆滅）了。史景遷老師的名作《大汗的國度》（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描寫了一段又一段的西方演化中的中國印象，是上述議題的經典，值得閱讀。

　　鮮為人知的是伏爾泰對中國的迷情，臨終前似有一定覺醒：他最後的興趣，忽然換成研究古印度哲學和婆羅門風俗，也許都是移情作用而已；若他活過法國大革命，說不定還會寫出一部《阿星孤兒》，教化另一代人。「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伏爾泰流傳至今、並為不少電郵選擇作簽名的名言；而他建構幻想中的中國的自由，亦確實得到誓死貫徹。伏爾泰是真正的大師，真正的碩德楷模，但還是會通過建構中國來說自己的故事；其他人炮製的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熱，究竟熱的是什麼，背後的計算又怎樣的冷酷到底，應是無數過來人感興趣的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