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基督教立國：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建國二十五大原則

 

 

　　二○二一年春，我在台灣出版了窮盡二十年心血完成的《大光： 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三部曲。然而，此書在在華語教會中並未激起「死水微瀾」，反而在教會外得到更多的關注和肯定。比如，經濟學者、評論人何清漣在一篇書評中指出： 

 

　　余杰與我一樣，來美國的年代是美國保守主義迅速衰落的時代，當時，我們對美國的認知還是托克維爾描述的「美國式民主」—地方自治加三權分立的基督教國家、大陸制憲會議與憲法的神聖、雷根時代。但二○一五年西方難民潮之後，我們深刻感知西方世界的變化，開始關注美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化。余杰的《清教五百年秩序》，涉及到的自歐巴馬當政以來的時間段不過十三年，放在五百年當中非常短促，但余杰卻非常敏銳地捕捉到各種本質的變化，並尖銳地指出這些變化與清教秩序—上帝選國的各種不可調和的衝突與矛盾。

 

　　「躲進教堂成一統」的教會早已喪失了整全性的世界觀和文明論，面對左派意識形態、世俗化和非基督化的潮流從衝擊，毫無招架之力。就連最保守的美國新教最大的宗派美南浸信會都急劇左傾，向極左的「黑命貴」運動屈膝下跪。美國秩序的動搖，跟教會的軟弱不無關係。

 

　　在華語教會內部，更是少有人關心此類看似無關婚姻輔導、子女教育的議題。一位基督徒評論人嘆息說，在教會內讀余杰的書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由此，更可以想像，作為牧師和神學家的王志勇， 提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這個常識時，必然是「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很多頗具名望的牧師、神學院教授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左派思想的洗腦，不能認同王志勇的論述，甚至支離破碎地引用聖經經文來否定這個常識。

 

　　光進入黑暗中，黑暗卻不接受光。人類悖謬的歷史，向來如此，日光之下無新事。美國憲法學者和歷史學者斯考森（W. Cleon Skousen）早就痛切地指出：「就思想意識來說，我們是非美國的一代人。即使我們當中那些受過政治科學教育的人，也沒有被要求去讀聯邦黨人的文章，讀洛克、柏克、亞當．斯密，或讀那些把憲法置於重要地位的人的原著。我們的一位大學教授甚至說，美國憲法已經過時了。他認為，這部憲法並不是為一個現代的工業社會設計的。」拋棄美國立國根基的結果是什麼呢？是美國的衰落，是「毒品、騷亂、革命、恐怖手段，掠奪性戰爭，反常的性行為，曇花一現的婚姻，有組織犯罪，忽視乃至虐待孩子，麻醉性狂歡，債務殘生的繁榮」—經過二○二○年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選舉舞弊、病夫竊國，以上種種罪惡，在美國堂而皇之、變本加厲地上演了。

 

　　為了對抗「非美國」的意識形態，斯考森寫了《飛躍五千年：美國二十八條立國原則》一書，從美國憲法中提煉出二十八個關鍵原則、二十八個「有助於改變世界的偉大觀念」—正如美國著名媒體人格倫．貝克所說，美國的國父們幾乎沒有發明它們其中的任何一個，但是他們發現了它們，並且把這些觀念引入了一份單獨的文件（美國憲法），這份文件已經賜福給這個偉大的國家與世界。

 

　　斯考森所指出的二十八原則，其中有若干原則已是舉世公認的普世價值的一部分，即便那些專制獨裁的國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認它們，比如「所有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只有財產安全，生命和自由才不會收到侵犯」、「應建立制衡制度，防範權力濫用」等等；但也有很多是生活在英美文明、英美秩序之外的人們所陌生的，比如「在共和政體的憲法之下，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成為自由人」、「如果沒有宗教信仰，政府和公民的自由就不能長久」、「若要將繁榮推向極致，自由市場經濟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兩者缺一不可」—這一部分尤為重要，尤其應當在華語文化圈和華語教會中傳播、普及和推廣。

 

　　王志勇的《美國：以基督教立國》一書，可以說是一本基督教色彩更突出、更強烈的《飛躍五千年》。在本書中，王志勇從根基性、人道性、價值性、制度性、延續性等五個方面歸納出證明美國是以基督教立國的國家的二十五個原則，這些原則來自於美國憲法，也來自於聖經—美國憲法是近代以來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完美總結， 而自宗教改革以來清教徒對聖經的重新詮釋所形成的清教徒神學，則是「根基之根基」。

 

　　赴美十年以來，我走訪過數十家北美的華人教會，遺憾地發現很多都淪為與同學會、同鄉會平行的「少數族裔俱樂部」。很多牧者和信眾對聖經真理興趣缺缺，卻耗費無數時間和精力在微信上分享吃喝玩樂及八卦消息。一方面，他們因為離開此前的母國（中國、台灣、香港或其他東南亞國家）似水流年，失去了對原來生活之地的「感同身受」（比如，他們通常對中共政權迫害家庭教會無感）；另一方面， 他們在北美生活了多年，卻不願融入在地的文化和社會脈動，即便在法律上入籍，卻仍然對所在國持有「過客」之心態。這種雙重的尷尬和無根的狀態，使得很多在北美華語教會中擁有博士、教授頭銜的會友，其精神世界與國內的打工妹、小保姆「同構」—他們的娛樂就是「翻牆」回中國去「追劇」，和看那些無腦的娛樂節目。因此，對於西方和美國當下面臨的重大危機，他們漠不關心、不聞不問。面對海外華語教會的這種怪現狀，大部分牧師只能遷就、配合，充當「維持會會長」，講道亦力求「你好、我好、大家好」，既無深度亦無廣度，更不敢從聖經真理出發針砭現實，「以免引發爭議」。

 

　　王志勇是其中的異數。他經歷過八九學運，曾是法學研究者和律師，早在北京生活時就已經是家庭教會的牧師；赴美之後，他先在加爾文神學院研究神學，然後在北美多家華人教會牧會。他關心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狀況，敢於在諸多敏感事件上公開發言；成為美國公民之後，他更是忠於自己的誓言，與各個族裔的愛國者一樣， 苦苦思索捍衛美國秩序、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良策。他曾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身兼牧師和公共知識分子兩種身分（那份名單中，他是唯一的一名牧師）。他更力圖回到清教徒幫助美國建國的那個偉大傳統之中—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有一位生活在美洲殖民地的保皇派寫信給英王喬治三世說：「我個人以為所有這些不尋常的行動，都要怪長老教會。他們是煽動所有這些誇張手段的主要管道。」而當這些「不尋常的行動」傳到英國時，首相沃波爾（Horace Walpole）在議會上說：「我們的表親美國和一位長老會的牧師跑了。」這位長老教會牧師，指的就是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他是美國獨立建國的開國元勳，也是唯一簽署獨立宣言的牧師。威瑟斯龐早在一七七一年就出版了一本支持美洲獨立的著作，並鏗鏘有力地寫道：「為了抵抗奴役，即使死亡也在所不惜。⋯⋯回顧歷史，一旦失去政治自由，宗教自由亦將不保。」這與今天教會主動「非政治化」的立場真是天壤之別！一七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威瑟斯龐牧師以紐澤西代表的身分出席費城的大陸會議， 參與獨立宣言的討論，並在獨立宣言上簽名。他所參與的政治活動， 就是其宗教信仰的投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有根基就有方向！」

 

　　所謂正本清源，梳理根基，就是尋找方向。歷史從來不是一潭死水，歷史是一條川流不息的大河；信仰從來不是一場跟著感覺走的遊戲，信仰是一場有始有終、流血流汗的征戰。王志勇是一位將書齋和講壇當作戰場的學者和牧師。他看到美國目前正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政治、經濟、社會、精神和信仰危機，正如他在本書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歐洲殘餘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以難民的身分進入美國，反客為主，開始打著「文化批判」的旗幟滲透、顛覆美國大學和媒體，他們以歷史性、中立性、客觀性、多元性為名，向美國立國之本基督教文明發動了全方位的「超限戰」。這場戰爭最深層的乃是思想之戰，就是上帝所啟示的基督教真理與一切異質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爭戰，目前尤其是與「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爭戰。
 

　　不管教會和基督徒是否願意應戰，戰爭的號角已經吹響，對方正在步步緊逼。王志勇大聲呼籲說：「美國基督徒必須清醒過來，自覺地捍衛基督教在美國的地位，回到清教徒和保守主義的正傳，繼續發揮基督教真理在美國社會中本有、當有的中流砥柱式的影響。否則， 美國就會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伊斯蘭教等異質思想徹底顛覆，美國就會面目全非，不再是原初意義上的『上帝之下統一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但願更多北美華語教會的基督徒聽到此一呼喊， 加入到這場守護美國、守護憲法、守護聖經的戰鬥中來。

 

　　王志勇寫作此書，既是為捍衛美國秩序，亦是為中國未來的轉型提供另一種價值參照係和另一條可能的出路。六四屠殺三十多年後， 中國不僅沒有「走向共和」，反而掉頭「走進帝制」，這是當初的參與者們未曾意想到的結果，這也是那些希望讓中國先富起來、先加入經濟全球化體系，然後再民主化的西方人士始料未及的情況。為什麼出現這種「中國例外」現象？除了持久地批判中共的專制暴政、獨裁者的倒行逆施之外，王志勇與一般海外民運人士、異議人士之間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更多地反省了「反抗者的缺陷」和「反抗者的歧路」。很多高喊反共口號的人，其實是「隱形的共產黨員」—以惡抗惡、以暴易暴，即便成功，亦不過是建立一個無共產黨之名而有共產黨之實的政權。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不是錯誤的開始，而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思想歧途的必然結果。王志勇在本書的自序中指出：

 

　　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並不了解憲政與民主的分別，更不瞭解憲政與民主背後以基督教真理，尤其是以清教徒神學為根基的觀念秩序。他們把民主當成了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民主制度成為當今世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公認和追求的普世價值，中國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明確把「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列為中國首先當追求的目的。從歐美憲政民主的發展來看，基督教真理始終是立國的根基，民主制度不過是從基督教長期發展結出來的果子（邱吉爾所說的「最不壞」的制度而已）。要民主制度，而不要基督教真理， 這當然是本末顛倒甚至是緣木求魚之舉。這種不要基督教真理，只要基督教真理所帶來的憲政、民主、法治、自由與興盛的夢想，乃是中國幾百年來追求現代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大的誤區。

 

　　這是繼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前輩思想史家對中國近代化敗局和悲劇的深刻反省之後，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對同一問題所做出的最新思考。但願更多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和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從這本書中看到大光、看到真光。

 

余杰

二○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