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份 聖母聖心伴我行
為到中國福傳而成立的修會
在述說吳偉立神父的故事之前,讓我們先認識聖母聖心會,這是為了到中國傳福音而成立的比利時修會。首先簡述修會成立的背景:歐洲的天主教會,比利時的建國,並說明修會的創立與發展,以及司各特傳教士(Scheutist)的由來。
19 世紀天主教會的復興
17 到18 世紀發生一些事件, 譬如: 中國禮儀之爭(1645-1939)、耶穌會遭查禁(1773-1814),以及法國大革命(1789-99)的諸多反教權措施等,影響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這些危機到19 世紀初逐漸緩和,浪漫主義(約始於1770 年)
也為宗教創造有利的知識環境,歐洲地區的天主教開始復興。修道人數激增,除了修會重現,還有很多新修會成立,這些新修會填補革命或國家政策造成的空缺,大力投入教育與慈善工作:在教區創設的學校、醫院或機構服務,教育青年、照顧病人、幫助窮人、護衛信仰與傳播福音。
工業革命(約始於1760 年代)讓歐洲瀰漫著征服與統治的思潮,各國紛紛尋求海外市場、拓展殖民地,這樣的氛圍也促使信仰深切的基督徒相信天主聖神在世間作工,要將救恩帶給普世人群。教會復興激起海外福傳活動的動力,19 世紀初,歐洲發起向非基督宗教國家福傳的運動。教宗碧岳七世(Pius VII,1800-23)將國內傳教團體視為海外傳教的預備和出發點。因著信仰與理想,有些人切盼到海外福傳,而加入傳教修會;也有很多傳教士受派遣到傳教區服務,成為天主實踐救恩的器皿。教友們熱心支持海外福傳活動,例如:他們覺得支助遠方的孤兒,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的具體實踐。歐洲內陸的天主教復興,成為海外福傳的原動力,工業革命引發海外市場需求,交通運輸、通訊事業發達,更利於海外傳教事業的擴展。
「福傳使命的恢復者」教宗國瑞十六世( Gregory XVI,1831-46)鼓勵海外傳教活動,以增強教會的國際影響力,開啟福傳工作大舉拓展的時代。這些教內外因素的影響,使得19 世紀堪稱傳教史上的黃金時代。
比利時建國
比利時是個小國家,位於歐洲西北部,隔英吉利海峽與英國相望,南接法國,北臨荷蘭,東南是盧森堡,東邊是德國,國土面積僅有3.05 萬平方里,比台灣還小。
歷史上,比利時曾遭其他國家民族統治,拿破崙時期,比利時是法國的一部份。拿破崙戰敗後,在1815 年維也納會議上,荷蘭、比利時各省合併成為君主立憲的荷蘭聯合王國(Netherland Kingdom of United Provinces),成為圍堵法蘭西帝國主義擴張的屏障,信奉基督新教的威廉一世(William I,1772-1843)廣受中產階級擁戴為國王。1816 年他恢復舊魯汶大學(1425-1797),成為國立魯汶大學(1815-35)。但國王逐漸以荷蘭語為官方語言,引發誤解與紛爭;他對宗教事務的干涉,也受到天主教徒反對。後來又下令取消小學的免費教育、關閉修院,許多修會遭到壓制、查禁或驅逐。終於在1830 年爆發革命,南荷蘭各省獨立建國為比利時。新政府沿襲歐洲君主立憲的傳統,在歐洲各國找尋合適的國王人選。
1831 年,出身德國貴族的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1790-1865,1831-65 在位)被選為比利時第一任國王。利奧波德努力鞏固這個新興國家,國會也確立宗教、教育與新聞自由的原則。主教們重開修道院,重視修生的養成教育,也鼓勵在職司鐸持續進修與靈修培育。主教們無法認同國家對待宗教事務的方式,於1834 年在馬林(Malines)自行創立一所天主教大學,次年遷至魯汶,取代被關閉的國立大學。
在1846 年自由黨取得國會多數席次以前,比利時的政治曾經歷一段氣氛祥和,未有政黨鬥爭的「聯合主義時期」。此後,自由黨成為反教權的政黨,政治勢力增強,與天主教執政者的宗教與政治見解分歧,形成兩極對抗,天主教政黨則到1884 年才成為組織完備的政黨。
為中國福傳修會的創立
南懷義(Théophile Verbist,1823-68)出生於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跟著動盪的比利時一起成長。他願意傳播基督的福音,在馬林教區接受司鐸培育,展現對傳教工作的熱忱。他於1847 年晉鐸,希望「為慈愛的主而作工,使祂所造的萬物皆得幸福」。晉鐸後,他曾擔任小修院的督導員(1847-53),接任布魯塞爾軍官學校的校牧(1853-62)、同時擔任納慕爾聖母修女會(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Notre-Dame de Namur)的指導神師與告解神父,1860年起擔任聖童善會(Association of the Holy Childhood) 比利時全國總輔導。
比利時很早就有教區神父到北美洲傳教,建立傳教區,接續有很多傳教士赴美洲宣教。有些教友善會在精神、物質上支持福傳使命,但比利時沒有自己的傳教修會。南懷義神父擔任聖童善會比利時全國總輔導時,透過傳教刊物瞭解在中國的傳教事蹟,知道關於中國的貧窮問題,尤其是孤兒的困境。他希望到中國服務,建立孤兒院,於是向神師表達成為傳教士的渴望。1858 年的《天津條約》確立人民有基督宗教信仰自由,擁有執照的傳教士可在中國內地自由行動,享有地方官員的優惠保護,1860 年的《北京條約》進一步認可《天津條約》的內容。這不但為傳教士打開中國的大門,也激勵南神父長久蘊藏的傳教使命。他希望組織一個宗教團體,到中國一位教區主教權下工作,成立孤兒院,照顧棄嬰,展開拯救靈魂的工作。他把這個渴望告訴了他的好友司維業神父(Aloïs Van Segvelt,1826-67)以及一些教區神父。最初,馬林的總主教斯特克斯樞機(Cardinal Engelbert Sterckx,1792-1867)認為這並不實際,建議成立一個比利時傳教修會。南神父在與斯特克斯樞機及教廷傳信部多次商討後,才決定成立永遠獻身福傳工作的傳教修會。
南神父結合有志之士,聯繫教會當局,在他們的建議下,進行各種努力與嘗試。經馬林教區主教會議後,總主教才告知:比利時主教們欣然期待建立前往中國傳教的機構,若經教廷許可,必定全力支持。在傳信部長巴爾納伯樞機(Cardinal Alessandro Barnabò,1801-74)同意與指示後,即將成立新修會的消息傳開了。1861 年,南神父與司維業、良明化(François Vranckx,1830-1911)等教區神父,將他們的計畫傳達給比利時所有教友,獲得整個比利時教會的支持。第一次會商時,他們一致同意「將修會奉獻給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並以聖母無玷聖心為主保。」為此,南神父親自前往羅馬提交報告並討論內容。根據指示,南神父全心投入在比利時建立一個為中國傳教的修會。他們在司各特(Scheut)地區獲得委託管理舊聖母恩佑堂,並在附近租得房子,提供初學者居住,並籌資供養準備福傳工作的神父們。在1862 年11 月28 日,斯特克斯樞機依照教會法成立聖母無染原罪聖心會(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簡稱聖母聖心會),在徵詢其他成員意願後,任命南神父為首任總會長,也正式批准第一部會憲。會憲第一條即是「本會的一般宗旨為帶領非信徒改宗歸主,具體目標則是向中國人傳揚福音,並拯救大量被遺棄的嬰兒。」1863 年8 月比利時舉行全國天主教大會,南神父獲邀介紹他的傳教計畫,大會熱情批准計畫,並呼籲主教們予以支持。可知,聖母聖心會一成立,就獲得舉國鼎力支持。聖母聖心會創立於比利時,南神父希望修會保持比利時特色,但也接受其他國籍神父,初期加入的人數不多。
南神父與司維業、良明化,以及費爾林敦(Remi Verlinden,1830-92)等神父在1863 年遷入初學院一起生活,獲得傳信部的宗座詔書,立案成為宗座直轄的修會(最終核准在1900 年)。他們五位(加上巴耆賢神父,Jaak Bax,1824-95)於1864 年10 月24 日發初願,並做使命宣誓,奉獻在非信徒中宣傳福音。天主聖神給南神父福傳神恩。南神父鼓勵參加傳教的司鐸以及接續培育的成員,共同獻身於「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理念,懷著對天主的絕對信心接受使命,相信天主必定協助他們的傳教事工。
被稱為司各特傳教士
早期聖母聖心會的會士來自比利時、荷蘭各教區的神父,經過初學、發願,投入中國福傳事業。修會仍須購買土地與房舍,加上傳教區需要很多經費,需要很多祝禱與資助。直到前往中國前,南神父才解決收購司各特教堂及週邊土地的問題。良明化神父擔任總會長(任期1869-86)時,也接掌初學院。交遊廣闊的他,使修會常獲得及時的協助,不但支援中國傳教區的經費,也維持修會的開銷。修會第一棟校舍在1870 年完工時,正門三角牆上,銘刻一句拉丁文「Seminarium pro Sinis(為中國傳教的修院)」。此建築雖已不存在,但這個刻著銘文的紀念基石,至今安放在尼諾路(Chaussée de Ninove)的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省會院入口處。聖母聖心會成立後管理的聖堂,以及第一個會院與初學院,都座落在司各特地區尼諾路的起點,因此聖母聖心會士被稱為「司各特神父」或「司各特傳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