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使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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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貞（音樂人）

陳建騏（音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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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祖蔚（影評家）——推薦

「那個時候，我想自己大概是品嘗到喜悅的滋味，又有些難為情，也覺得獲得了與眾不同、專屬於自己的一些東西。」── 〈小兔之歌──幼稚園時期〉

「我逐漸將自我與德布西混在一起，漸漸認為自己就是早已逝世多年的德布西，覺得自己就是他投胎轉世而來。我還會模仿德布西的筆跡，在筆記本上練習他的簽名『Claude Debussy』，總共寫了好幾頁之多。」── 〈自己原來如此喜愛音樂──國中時期〉

「升上高中沒過多久，就在我勤跑爵士咖啡館的那段時間，看到在砂川抗爭活動中受傷回來的學長，他的頭上包著繃帶，讓我好崇拜：『感覺就像史帝夫‧麥昆一樣，好酷！』，於是，我就開始參加社研。」──〈1967、1968、1969──高中時期Ⅱ〉

「我們組成了YMO，然後製作了第一張專輯，之後又到歐美舉辦第一次的世界巡迴表演。對我而言，這段時期的經驗有著絕對的分量，甚至可說是顛覆了我的價值觀。」──〈倒數計時──YMO成軍前夕‧Ⅱ〉

「現實就是虛構、虛構即為現實，兩者之間原本就沒有界線存在。跨越這類語言界線的真實就反應在電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情形。」──〈突如其來的配樂要求──末代皇帝‧Ⅱ〉

「有一句話是說，人類要守護大自然。然而，我認為這幾乎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人類加諸在大自然的負擔一超出大自然容許的範圍，受害的當然會是人類。傷腦筋的會是人類而已，大自然不會感到任何困擾。」──〈原色的音樂──現在與未來‧Ⅲ〉



4、自己原來如此喜愛音樂──國中時期

我升上國中就讀的那一年是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東京奧運舉辦的那年。我雖然就讀家附近的區立國中，不過這裡的學生來自各個不同國小，很多人我都不認識。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一調查我的同學，於是我逢人就問：「你知道披頭四嗎？」知道披頭四的同學就歸類到好友；不知道的人，就不用太過理會。認識這個樂團的剛好有四、五個人，我們會拿著掃把，模仿起披頭四。那段日子裡，我也開始留起了頭髮。

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小孩的人數還很多，一個班級大約有五十五人左右。在人數如此多的班級裡，知道披頭四的卻僅有四、五人而已。班上大多數同學聽到披頭四的名字時，大概的反應都是：「那是什麼鬼東西？」而且還會用鄙視的眼神看著我們，就像是看到了髒東西一樣。然而，他們的反應反而帶給我們莫名的快感。

鋼琴和作曲都放棄！

升上國中後，我沒多久就加入了籃球隊。那個時候身材比較高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不過最吸引我的理由還是因為籃球隊最受歡迎。不論是籃球隊隊員穿的籃球鞋，或是可以拉開側邊排釦、褲腳有點拖在地上的籃球褲，看起來就很帥氣。

打籃球有時候會弄傷手，因此不適合彈鋼琴的人。父母和鋼琴老師當然是反對我加入籃球社，但是我還是想打球。那時候，我滿腦子只想著要受人歡迎，根本也沒有其他理由。「是要繼續學音樂？還是要打籃球？好好選一個！」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當時很乾脆地回答要打籃球，於是就不再去上鋼琴課和作曲課。好不容易才開始學作曲，結果沒學多久就這樣放棄。開始學作曲時，歷經許多波折；要放棄時，又是鬧得雞飛狗跳。

大概有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我真的放棄了音樂，全心投入打籃球，但是那段日子裡，我逐漸覺得自己的體內好像少了些什麼。一開始，我不知道究竟是少了什麼，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我發覺到，少掉的東西就是音樂。

到頭來，我又回去找鋼琴老師和作曲老師，這次是我自己低下頭來拜託他們：「請讓我回來上課」。那是我第一次積極主動地下定決心學音樂。我察覺到「自己原來是如此喜愛音樂啊」，一旦放棄之後，我才了解到這個事實。有些人離了婚之後，又與同一個對象結婚，或許我的情況就像是這樣。自己主動去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想這應該是人生的頭一遭經驗。

要再回去學音樂，當然就得要退出籃球隊。於是，我去找了籃球隊隊長，吞吞吐吐地告訴他：「我想要退出球隊。」果不其然，隊長把我帶到了走廊盡頭的暗處，狠狠揍了一頓，甚至還扯住了我留了一段時間的頭髮。經歷了這場儀式後，我總算順利退出籃球隊，開始一心學音樂。

德布西衝擊

經歷了一段放棄音樂的時期後，我開始認真地全心投入學習作曲。先前一星期會有一篇作曲的功課，但我就像是在寫數學練習題一樣，只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寫完，就拿給老師。但是重新開始學習作曲後，我自己買了喜歡的樂曲曲譜，認真研究，即使那不是我的回家作業。我隨著自己的喜好決定每次要研究的樂曲，自動自發地開始從音符著手分析，或是把樂譜當成範本，試著創作類似的曲子。

那段時間裡，一開始讓我沉迷其中、徹底研讀的樂曲是貝多芬的《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現在聽，只覺得這首樂曲非常有貝多芬的風格，卻也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強調的部分，不知當時為何會讓我如此著迷，可以連續半年左右重複聽這首樂曲的唱片，或是研究它的樂譜。當時大概是國中一年級下學期。

升上二年級，差不多也是對這首樂曲研究到膩的時候，我在舅舅收藏的唱片中，不經意看到了德布西的《弦樂四重奏》。這張唱片是由布達佩斯弦樂四重奏樂團擔任演奏，B面則收錄了拉威爾的《弦樂四重奏》。我偷偷把這張唱片帶走，拿回家中用立體音響聽──就是以前經常可見，如同家具一樣鑲著蕾絲的大型音響。聽了之後，我感到極度震撼。

這首樂曲與我所知的任何音樂都不一樣，與我過去喜愛的巴哈和貝多芬的樂曲截然不同，當然也與披頭四的音樂完全相異。一聽到德布西的音樂，我相當興奮，不敢相信怎麼會有這麼動聽的音樂，因而深深受到吸引。

或許由於太過著迷，我逐漸將自我與德布西混在一起，對他經歷的一切感同身受，漸漸認為自己就是早已逝世多年的德布西，覺得自己就是他投胎轉世而來。我甚至心想：自己為什麼會住在這種地方？又為何是說著日文？我還會模仿德布西的筆跡，在筆記本上練習他的簽名「Claude Debussy」，總共寫了好幾頁之多。

自己深深為之著迷的音樂，身邊卻沒有一個能夠共同分享的朋友；在學校沒有，回到家裡仍是沒有。我只有自己看著樂譜，斷斷續續地彈奏，思考為何會是這一個音符，感覺就像是獨自與音樂對話。



5、特別的時間之開端──升上高中

升學考試

接觸到德布西、開始沉浸於音樂中，是在國二的時候，也就是說隔年就得參加升學考試，但我還是和往常一樣，在家裡根本沒在念書準備。一去到學校，就到管樂社練習；回到家裡也是聽聽音樂、讀讀閒書，或是看電視。像這個樣子，學校成績當然不會好到哪去。

差不多快到升學考試時，級任導師問我：「想參加哪所高中的入學考？」

從國小開始，我就一直想要去讀東京都立新宿高中。我對班上的一位女同學有些好感，她哥哥就是讀這所學校，我也因此對這所學校感到親近。有時在路上遇見那位大哥哥，會覺得他穿戴整套校服、校帽的身影相當帥氣。這就是我想要報考這間高中的理由。現在想想，校服或校帽之類的，其他學校應該也都是大同小異才對。總而言之，那位大哥哥穿著校服的樣子真的很好看。順帶一提，我父母完全沒有要我去讀哪一所高中。

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回答級任導師：「我想去讀新宿高中。」但是，在所有開放招生的高中裡，新宿高中的排名很高。級任導師當場告訴我：「你應該考不上吧！」這句話讓我相當不舒服，我決心要考上新宿高中讓老師看看，因此開始用功讀書。那時距離入學考試只剩下一個月左右，多虧了導師的這句話，我才能徹底集中精神讀書，總算考上自己的第一志願。

不過，我也沒有因為順利考上而感到特別高興，因為我覺得考上是理所當然的事。級任導師對這個結果大感驚訝，我就告訴他：「不就說了我會考上嗎？」真不知道自己在耍什麼個性。

教授現代國文的前中老師

我就像是生長在一個到處都是好老師的星球裡，除了教授鋼琴的德山老師外，我在高中也遇到一位好老師，他就是教授現代國文的前中老師。這位老師影響我很深。他就讀東京大學時，曾參加過學生運動，到了六○年安保運動遭受挫折，之後找不到工作，結果就當了高中老師，也就是當時眾多所謂的「權充湊數老師」之一，但是前中老師是一位相當特立獨行且有趣的人。

我至今仍然清楚記得，高中的第一堂現代國文課，前中老師一進教室，一開口就說：「我沒興趣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人。不管你們是誰，都跟我無關。」

以前讀國中時根本沒遇過這樣的老師，因此讓我感到相當興奮，一下課就去教師休息室找他聊天。由於父親是編輯的關係，我聽來了很多知識，和老師興高采烈地聊起書來，很快我們就變得像朋友一樣。

美術教室裡頭有個房間，是專門用來堆放雜物的地方。放學後，前中老師和三、四位交情較好的老師，經常會在這個房間裡一起喝酒。大概是升上二年級的時候，我也開始在這裡出入，甚至有時會被叫去跑腿：「喂，坂本，去買酒來。」現在根本就無法想像會有這種事情吧。

到了高中三年級，我和這群老師一起去滑雪，彼此之間跟朋友沒什麼兩樣。到了滑雪場，老師也會去向女大學生搭訕。像這種時候，我也會裝出成熟的樣子，和老師互別苗頭。

前中老師已經去世了，當他還健在時，我的每一場演奏會，他都會來捧場。

回想起來，我的讀書方法也是學自前中老師──其實我都直接叫他前中。前中老師對於古典文學的造詣很深，我清楚記得北村透谷就是老師教我的。據說老師有段時間都是早上四點起床，趁著上班前的時間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彷彿就像是大島渚的電影《日本的夜與霧》裡頭的出場人物。

我也曾經試著讀《精神現象學》，不過內容完全不記得了。康德的作品我也是讀了就忘，但是我至今仍是喜歡閱讀這類很有分量的思想書籍，想著有一天退出音樂界後，就一個人躲在山裡讀書，我到現在仍無法割捨掉這樣的想法。



19、前往北京──末代皇帝‧Ⅰ

絕不切腹！

參與電影《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對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與貝托魯奇導演一起工作相當有趣，每天都過著緊湊的生活。

如同前述，我第一次見到貝托魯奇導演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坎城影展上，那一年《俘虜》入選為影展的競賽片。透過大島渚導演的介紹，我跟崇拜的貝托魯奇導演寒暄過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聊起了拍攝《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說他想拍攝這樣一部電影，然而與中國政府的交涉卻是困難重重之類的話題。在喧鬧嘈雜的宴會會場裡，我們就一直站著，聽他說了快一個小時。我覺得這部片的拍攝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過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參與。

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後受邀演出。工作團隊似乎費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攝許可，總算在一九八六年於北京紫禁城開拍，過了三個月後，我也加入了拍攝的行列。

其實在開拍之前，我已經拿到劇本讀過了，裡頭有一幕劇情讓我怎麼樣也無法接受。劇本裡寫著，我所飾演的甘粕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現場後，我很固執地不願配合，心裡覺得：「雖然我很希望演出這部電影，但是切腹實在令我相當反感。對日本人來說，切腹是多麼地可恥。」於是，我拚命說服導演：「一提到日本人，就會聯想到切腹。像這種刻板印象，你應該也覺得很丟臉，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應該不會接受吧！」

甘粕曾經在法國待過兩年多，在當時是個相當時尚的男子。我向導演懇切地拜託：「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會切腹？拜託改成用槍自盡吧！」貝托魯奇導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時尚的男子，而且在電影裡，甘粕的辦公室牆壁上還有著未來派的畫。最後，我堅持地表示：「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劇情，我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讓貝托魯奇導演傷透了腦筋，結果劇情還是改成甘粕舉槍自盡。不過，實際上，甘粕是服毒自殺。

投入角色

到達拍片現場當天，我與飾演溥儀的尊龍第一次見面。所有人已經拍了三個月左右，每位演員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對我說：「你是日本派來的幕後黑手甘粕，是我的敵人，片子沒拍完，我不會跟你說話。」我當時是帶著吊兒郎當的心情去，所以被他的話嚇了一跳，心想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還是成天說笑，態度輕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場重要的戲，要對著皇帝說：「你只不過是個傀儡，是我們日本的玩偶。」於是，導演就來警告我：「一星期後要拍這一場戲，你在那之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過吊兒郎當，導演已經看不下去了吧。在這之前，每天晚上拍攝工作一結束，我都會和大家去吃飯，一起去玩，但是經過了這次的事，就沒有人來找我出去了。

接下來，實際拍攝這場戲的日子來臨了。導演覺得我憤怒的力道不夠，於是親自示範給我看：「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憤怒！」我雖然照著導演的方式做，還是完全不行。導演一直喊著：「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再多一點！」我始終都沒辦法從他口中聽到「OK」。

我有一句台詞是「Asia belongs to us !」意思就是亞洲是屬於我們的。雖然說是演戲，不過要說出那樣的台詞，還真是令人相當為難。然而，既然接下了這份工作，也只得照說，於是導演在一旁不斷地喊「卡！」，我則是同時不斷地不斷地吼著：「Asia belongs to us！」這句台詞也讓我思考了許多事。

20、突如其來的配樂要求──末代皇帝‧Ⅱ

臨時負責配樂

《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從北京展開，然後開拔到大連、長春持續進行。到了長春，劇組也借到實際的宮殿，拍攝了溥儀登基為滿洲國皇帝的一幕。貝托魯奇導演表示，希望這一幕的現場能夠配上音樂，於是要求我立刻創作登基儀式的音樂。

一直以來，我都是以演員的身分參與拍攝工作，從沒想過得創作配樂。我也覺得貝托魯奇導演雖然請我加入演出，卻也沒有考慮過要讓我負責配樂。真要說起來，據說導演的老朋友顏尼歐‧莫利克奈幾乎每天打電話來片場，請導演讓他負責這部電影的配樂。總之，我就遵照導演這時候的指示，就當作是製作攝影現場的這一幕配樂，而不是負責整部電影的音樂。

我一直對民族音樂很有興趣，讀書時也學過，但是我不太喜歡中國的音樂，也沒有寫過中國風的曲子，甚至是幾乎沒有聽過。而且，拍片現場缺乏器材，給我作曲和錄音的時間大概也只有三天左右。

貝托魯奇導演狡猾地笑著說：「不管是什麼樣的音樂，顏尼歐可都是當場就立刻寫出來哦。」聽了導演的這句話後，就我的立場而言，總不可能當場推辭吧。

甘粕上尉的亡魂

我向貝托魯奇導演提出要求：「要我寫曲，也總得給我鋼琴啊。」於是，劇組幫我借來了一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鋼琴。滿洲電影協會的前身是滿洲鐵路電影部，是當時的國策電影公司。在片廠裡有一台直立式鋼琴，當地的工作人員用貨車運到了我住的房間。那台鋼琴原先保存狀態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顛簸地運送過來，所以走音走得很厲害。然而，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在作曲時，幾乎是一邊想像樂音，一邊寫下。

錄音就得再回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片廠進行。樂曲的演奏找來了當地劇場附屬的樂團。於是，把鋼琴搬上貨車後，我也一起搭著貨車去片廠。

到了片廠，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負責協調工作。那位老先生對我說：「你是演甘粕老師的人吧。」沒想到他居然認識甘粕上尉本人。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大概十八歲就加入滿洲電影協會的管弦樂團，在團裡吹奏長笛。「甘粕老師很疼我」、「甘粕老師很偉大，是個了不起的人」。從他的這些話裡可知，甘粕上尉應該相當受當地人敬愛，有他充滿魅力的一面。

錄音的地點是滿洲電影協會，並且由當地樂團負責演奏樂曲，也就是說，呈現出來的聲音幾乎與滿洲國當時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片廠原本立的銅像從甘粕上尉變成了毛澤東吧。其他部分全都原封不動，從過去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似乎隨處可以見到甘粕上尉的亡魂，令我有些毛骨悚然。

我不清楚滿洲國當時的音樂形式與演奏方法，但猜想應該多少都有加入中國的樂器，不過是稍微偏向西洋風格的音樂。而且，由於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是用來宣揚國威之類的音樂，整首樂曲應該會顯得非常不倫不類才對。

我寫的雖然不是拿破崙加冕儀式的樂曲，不過還是放入了一些法國風格，做成帶有濃厚鼓樂曲味道的音樂。當地的演奏者絕對無法完美演奏，不過這種演奏程度的差異更能營造出當時的實際氛圍，真是太好了。

無論是宿舍、片廠，或是那位老先生，我面對這一切時，感覺像是被吸入了滿洲國當時的世界。回到那棟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覺時，彷彿真的會有關東軍的軍官出現一樣，讓我覺得心裡毛毛的。

我認為，在電影這種事物裡，有些部分能夠跨越某種現實與虛構的界線。電影彷彿具備這種強大的磁力，甚至有時在拍片現場會讓人為之喪命。無論是「現實」，或是「虛構」，都是硬要為了設下界線而使用的詞彙，現實就是虛構，虛構即為現實，兩者之間原本就沒有界線存在。跨越這類語言界線的真實就反映在電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