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市場啟示錄 熊秉元
因為工作忙和孩子還小，我到中國大陸去的次數不多。但是，在有限的閱歷裡，我覺得有幾件事印象特別深。
第一次到大陸是一九九五年左右，到上海參加研討會。晚上閒逛，迷了路，問小店裡的一位年輕人；玻璃櫃裡的貨品，數量和種類都很有限。小夥子二十不到，翹著腳坐在藤椅裡看雜誌；頭也不抬，粗聲粗氣地回了一句：「不知道！」
二oo九年在山東濟南，向馬路上擺攤的小販問路。好幾次，當我走近時，小販抬頭，臉露笑容，一臉親切；可是，一旦聽到是問路，馬上沉下臉來，相應不理。還是在濟南，有天早上到麥當勞，早餐來了之後，向服務生要杯水吃藥。服務生竟然回應，沒有杯子裝水！「這樣吧，你喝完咖啡，杯子給我，我幫你倒點水！」一番口舌之爭以後，她心不甘情不願地倒了杯水給我。
當然，回憶匣裡裝著的，不只是苦澀和不豫。二o一o年到湖北中部旅遊，在荊門看完博物館之後，要到幾十公里外的鍾祥，去探訪被列為「世界文明遺產」的「明顯陵」。在長程巴士站等車時，有個出租車過來攬客；年輕小夥子穿的Ｔ衫有點時髦，開的也是新車。我問到鍾祥一趟多少，他要一百五十（客運大約二十）；我意願不高，隨口回了一個價：一百二十。沒想到他毫不還價，立刻點頭；上了車，他回頭表示：如果開到中途，有鍾祥的回頭車，希望我能同意換車，他保證接手的一定有冷氣。
車離荊門不久，他看到對面路旁停了部計程車；兩人手勢一比，他把車停下，對面的車子掉頭過來。換了車之後，他站在車旁笑著對我揮手：「大哥，慢走！」我很好奇，就問新的司機，他們之間的價碼是如何？
接手的司機，有點老實憨厚，服裝和車子都比不上原先的小夥子；他新婚不久，以鍾祥為基地；媳婦（牽手）勸他轉到荊門開車，生意較好，但是他一直沒動。接手之後開回鍾祥，他可以得五十元。而從荊門車站到碰面換手的地點，車資大概十二元。也就是，原先的司機，接了一筆一百二十元的生意，自己做了一小部分，再以五十元轉給別人完成；一百二十元扣掉五十元，是七十元；七十元扣掉十二元，是五十八元。十分鐘不到，他做成了兩筆生意；三方面都高興，而他自己是最大的贏家。他靈活巧思的結果，是皆大歡喜，利人更利己。難怪他衣著光鮮，開新車！──十餘年前在上海偶遇的那位年輕人，不知道目前的光景如何？！
這些點點滴滴，都是大陸走資本主義道路、沿路的景觀。短短的一二十年之內，有如此巨大的轉折，確實令人眼界大開。對經濟學者而言，當然可以淬取許多知識上饒有興味的體會：社會主義吃大鍋飯的時代（人民公社）裡，一般人沒有工作意願；開放走資之後，華人勤奮向上的民族性，自然而然的展現出來。每個人的利潤動機有強有弱，也就呈現出不同的結果。當然，這是一個漫漫長路，剛開始是明顯的向錢看－－只問路不買東西，不會給好臉色。而且，專業倫理的雕塑，需要時間－－舉世各地麥當勞的標準作業程序，絕不會是要客人先喝完咖啡、再倒水！
因此，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市場的規模日益擴大，不只是賺錢的機會增加；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思維觀念，會滴水穿石般地蛻變。仔細琢磨，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一般人的思維，是依循風俗習慣。在市場經濟裡，不知不覺的，人們會慢慢地以成本效益取捨行為。市場的價格機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更徹底地影響人們的思考模式。
抽象來看，當人們循成本效益思考時，「理性」的程度逐漸增加。而理性程度的提升，除了增添了人自求多福的能力之外，更擴充了國家社會追求福祉的空間。「歐盟」的出現，是最好的例子－－德英法等國，歷史上是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經過斟酌，他們捐棄小是小非的計較，形成經濟共同體，攫取和實現更為可觀、更為巨大的利益！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變化。當然，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變化，可以說是人類歷史演進的縮影。市場對個人、對社會、乃至於對人類的影響，值得大書特書，更值得一書再書。
海爾布魯諾（Robert Heilbroner）教授，是極其特殊的經濟學者；他博覽群籍，上下古今，視野見解恢宏而深遠。《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這本書，一九五三年初版，一九九九年修訂七版。近半個世紀以來，這本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暢銷而長銷數百萬冊。書中的內容，主要是介紹幾位重要的經濟哲人；然而，貫穿全書的，其實是「市場」這個基本概念－－透過輕鬆活潑、旁徵博引、妙趣橫生的揮灑，作者描繪了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在內，幾位重要思想家對市場經濟的見解、闡釋、和影響！
這本鉅著不是教科書，由書中的材料，其實學不會經濟分析。然而，這本書的內容，卻可以豐富讀者的心靈，擴充讀者的視野。把這本書列為「公民教育」必讀書籍之一，並不為過！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推薦序
為什麼要讀經濟思想史？ 賴建誠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想法，無論是對是錯，其影響力都超過一般人的理解。…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通常自認為能夠完全免除於知識的影響，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凱因斯
為什麼要讀經濟思想史？這是經濟系學生的正常疑問。研究所又不考這一科，出國留學時也沒人要看它的成績，就業時更沒人關心你是否讀過這門課。我連最新的好理論都吸收不完，怎麼會有時間和心情，去讀這些「死人的錯誤見解」？是的，所以這門課在台灣的經濟系裡，一直是個可有可無的小盆景，靠此業為生的教師，有時還要用分數來吸引學生，既侮辱了它的「價格」，也屈辱了它的「學格」。甚至有教師對學生說，這門課教的都是老骨董，既不能用數學表達，也不能用統計工具驗證，科學性非常低，基本上是「從垃圾中製造垃圾」。以上的說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在這個領域工作二十五年的親身經歷與聽聞。
我希望替這個學門講些稍帶門面的話。先從學術市場的產品價值，來辯解這個行業並不完全是在「製造垃圾」。以亞當．斯密為例，他的全集和傳記從一九七六年起，在牛津大學出版社重新編校印行，當初的用意是紀念《國富論》（1776） 出版兩百週年。這套全集在全世界的銷售量，這三十五年來相當可觀，還印成各式各樣的版本銷售。
斯密在經濟學理論上，最有名的論點之一是「不可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原理。它的基本意思是說：經濟個體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時，未必會考慮到其他人的利益，但如果沒有外在的干預，就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市場價格機能）調和眾人的利益，使個人和集體（社會）都會得到最大的利益。這種說法在經濟學界傳承兩百多年，也成為不同學派（尤其是主張政府干預者），攻擊古典自由經濟學派的箭靶：天下哪有這種好事？只要自由放任，隨它自生自滅，就能使個人和社會同時達到最佳利益？
思想史學者的研究告訴我們，兩百多年來我們都誤解了「不可見的手」原理。William Grampp 在二ooo年六月號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一篇翻案文章〈斯密的看不見之手是什麼意思？〉（“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作者的論點相當專業嚴謹，我不便在此輕易摘述。我只是要說，這篇純用文字、沒有數學、沒有統計、不具科學外貌、題材古舊的文章，竟然刊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多位現職教授得諾貝爾獎）編印的重量級專業期刊上，還放在當期的首篇。
好吧，就算這個行業有些特殊人物，偶爾寫些好作品，改變我們對某個觀念的見解，但那總是少數的例外。為什麼我拿起《國富論》時，總是無法從內心深處提起激昂的興趣，再怎麼讀也看不出其中的妙趣與洞見？是我有眼無珠呢？還是你們這些做研究的人，藉著引用斯密著作的某些段落，把自己的見解借屍還魂？
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這些西洋古典名著寫作的時空背景，以及作者當初的特殊切入角度和論點，對幾百年或幾十年之後的我們，確實有文化和時空上的落差（對西洋人也一樣）；我們需要同時代的專業人士，用現代能理解的語言，換個角度來解說。如果不是歷代有專家，不斷地為我們注釋解說《老子》、《墨子》，一般知識界大概很難直接閱讀原典，遑論讀出新見解來。
經濟思想史學者，基本上就是在做典籍整理與解說詮釋的工作，所以你現在可以確定，這不是很具原創性的學門。我還要誠實地告訴你，古今中外每個學門都有「嗜屍癖」的怪人，就經濟學來說，各國的同行都有這種怪人，在日本尤其多。
現在換個角度，我希望從純智識的觀點，建議你去翻一下馬克思的《資本論》，或凱因斯的《一般理論》。台灣知識界對馬克思的印象，有不少是透過三民主義教育間接得來，他常被視為反社會、提倡階級鬥爭、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罪魁禍首。然而，如果你知道他曾經對女婿說：「我非常確定的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你可能會重新思考，他的「外界」形象是否公平。
如果因而想看看他的《資本論》為什麼會「禍國殃民」，那你必然會大失所望。因為那是一本相當學術的硬書，對歐洲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有大幅長篇的深入探索，腳註中充滿統計數字，引述大量的學術著作。換句話說，我們心中的馬克思形象，是透過各種立場的人，「解讀」與「扭曲」之後傳達銘印入你我腦中。今天馬克思主義已不再風行，共產集團在世界政治的勢力已經崩垮，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就是把馬克思的各種人造面具摘除，以自己的眼光重讀《資本論》，從原著來重新認識他。
馬克思是個被負面冤屈的例子，凱因斯是被正面扭曲的個案。如果你是經濟學的學士、碩士或博士，你一定熟習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喜不喜歡是另一回事）。因為台灣的經濟學界，受到美國主流經濟學影響很深，一九五o至八o年代受美式經濟學教育的人，大致不脫這種思考方式（到今天也還有不少人）。
如果你很熟悉這個學派的理論，對「新」凱因斯、「後」凱因斯學派的理論也駕輕就熟，那我建議你重讀《一般理論》。你會驚異地發現，從美國凱因斯學派文獻裡所得到的知識，為什麼和凱因斯本人的著作有這麼大差距？這就是「凱因斯」經濟學與「凱因斯學派」經濟學的差別：太多人把自己的見解，沾上凱因斯的一點邊之後，打著他的旗號闖蕩江湖。弄到後來，英國劍橋大學真正凱因斯的弟子，例如鼎鼎大名的Joan Robinson就說，美國的凱因斯學派是「私生子」，不是本家正宗的。
我的用意不在傳布這些八卦，而是要提醒說：如果你聽某人在談哪個學派，說得天花亂墜深動人心，那麼請保持冷靜，讓自己回歸「原典」，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這個淺顯的道理，可以普遍應用到古今中外的任何名著上。
如果你不想一下子就陷得太深，想在別處先逛一下，那我願意推介三本入門、輕鬆愉快的書：Robert Heilbroner的《俗世哲學家》（一九九九第七版，商周出版中譯本，二o一o）；Todd Buchholz的《經濟大師不死》（第二版，先覺出版社，二ooo）；Mark Skou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 New York: M.E. Sharpe, 2009（第二版）。這三本書可以在桌上、床上、馬桶上隨意翻閱，如果你覺得不好看，我願意替他們辯護。
這三本「業餘版」之後，如果你想再更深入理解，那我願意推介一本專業級的：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th edition, 1997（《經濟理論的回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oo九）。這本書從一九六二年出版後，中間各版都有多次重印，經歷四十年的市場檢驗，有相當的品質保證。一九九o年春我邀請Blaug來台一週，向他請教了不少事情，對這本書的寫作與修正過程，有些親耳的聽聞。二十幾年來我不知讀過多少次，每次重讀這本厚書，還是覺得內容精闢，見解銳利，博學多聞。Blaug是寫作高手，解說清晰邏輯順暢，很會把深奧的原著，用現代的幾何圖形與簡易數學重新呈現，綜合評估這些理論的歷史意義，不忘夾帶幾句譏刺的會心語。
如果你是網路族，請觀賞經濟思想史學會（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一九七四年創立）的網站（eh.net/HE）。如果你對人文社會的知識有點興趣，在這個網站逛一圈之後，或許會有一種感覺：就好像在森林中散步時，無意間掀起一塊不起眼的木頭，看到底下有未見過的螞蟻聚落，成員各司其職，忙進忙出，有相當完整的組織，甚至還有一些前所不知曉的成果。
如果你上了經濟思想史的網站，也認真讀了幾本這方面的著作，你還會驚訝地發現，有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例如芝加哥的George Stigler和MIT的Paul Samuelson，也是這個「好讀古書」俱樂部的榮譽會員。這些高手比一般經濟學者能「溫故」，也比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更能從古書中「知新」，他們的成就確實令人敬佩。
如果你對經濟學的認知，被「效率」、「最適化」、「均衡」這類的數學概念佔據，那就應該清靜地思考一下，你是否得了知識上的狹心症。西方經濟學發展兩百多年來，在各國各派人士手中，累積出豐富的智慧成果，但在台灣的經濟學教育中，這些美好的景觀，卻長期有系統地被輕忽了。如果你同意凱因斯的說法：「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通常自認為能夠完全免除於知識的影響，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那麼你或許會想進一步瞭解，你的經濟見解是否為某人或某派的「奴隸」，而卻一直未警覺地意識到？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第七版序言
我在大約四十六年前寫了這本書，這是第七個版本，使得《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如今的年齡，比我當年寫作時還老得多。當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時，就開始了撰寫本書的冒險活動。這個存活年限之長、全然始料未及的活動，值得讓我在敘述此一最新、可能也是最後一個版本中的重要更新前，交代其來龍去脈。
我在一九五o年代初期就讀研究所時，曾擔任自由作家賺錢維生。若有機會或有需要時，寫作的主題可能與經濟學毫不相干。因此，某次賽門舒斯特（Simon & Schuster）的資深編輯約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約我共進午餐，以討論關於許多書籍的想法。這些想法都算不上什麼好主意。當沙拉被端上來時，一陣不祥預感襲來。這時我意識到，第一次和出版者的午餐約會，不太可能以一紙著作合約收場。然而，巴恩斯並未輕言放棄。他開始詢問我在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研究所課程。我察覺到自己對一門關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極佳專題研究充滿熱情。該專題的授課老師阿道夫．羅威（Adolph Lowe）很懂得啟發學生的靈感，本書稍後還會再提到他。在上甜點前，我們已經明白，這就是我著作的主題。等到我下次上課後，便趕緊告訴羅威教授，自己決定撰寫一部關於經濟思想演變的歷史。
受到驚嚇的羅威，乃是典型的德國學者。他專斷地說：「不行！」但我非常肯定，自己可以勝任。正如我在別處曾寫過的——只有研究生才能兼具這種必要的信心與天真。我寫了介於自由作家工作和未來研究課題之間的最初三章，忐忑不安地拿給羅威教授。他讀了之後說：「你一定要做這個！」這就是那位傑出人士的評價（直到他於一百o二歲過世前，一直都是我最熱切、最嚴峻的批評者）。在他的協助下，我便如此進行了。
要寫書就得下個標題。我知道「經濟學」這個詞早已不流行，因此搜索枯腸，尋求一個替代品。於是，和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Frederick Lewis Allen）的第二場關鍵午餐會登場了。他是《哈潑》（Harper’s）雜誌的編輯，對我非常好，非常有幫助。我告訴他自己很難找到一個好標題。雖然我覺得「金錢」這個詞不是很恰當，但目前考慮將這本書命名為《金錢哲學家》。他說：「你的意思是『世俗』。」我說：「午餐我請客。」
我對此標題很滿意，但我的出版者們不這麼想。等到這本書開始跌破大家眼鏡地銷售後，他們建議將之改名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幸好沒這麼做。或許他們以為，人們對「世俗的（worldly）」一詞並不熟悉。在上千份學生作業中，這個字確實被誤拼成wordly。多年以後，我聽說有位學生在校園的書店中找一本書。他不記得作者的名字，但盡力回想起這本書的古怪名稱：「滿是龍蝦的世界」（“A World Full of Lobsters”）。也許出版者們早就料到會有這種問題。
多年以來，《俗世哲學家》的銷量超乎我的想像。別人還跟我說，有數以萬計意料之外的受害人，中了該書的毒而走上經濟學之路。對於隨之而來的痛苦，我無法答覆。然而聽到許多經濟學家說，他們最初的興趣，就是被這本書中的經濟學願景所引發。這實在讓我很高興。
這個版本和前版有兩處不同。第一，和往常一樣，重新審視這些文稿，讓我得以改正撰稿時無可避免的錯誤，以及出版後從事的研究揭示出的錯誤。這也是一個機會，讓我能隨著自身看法的演進，改變所強調的重點與闡述。這些小小的改變，或許只有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才會注意到，並不足以為此另出新版。
第二項改變更為重要。除了將一群擁有有趣觀念的傑出人士，按時間順序排列外，我是否忽略了某條可以將本書各章更緊密串連在一起的線索？我不時會想到這個問題。數年前，我開始相信這條線索就存在於變遷的概念中。這些變遷的概念—也就是願景—藏身在所有社會分析的背後。約瑟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早在一九五o年代就提過這個概念。他是俗世哲學家中最富想像力者之一，卻未將此洞見運用到經濟思想史上。多年來，我自己也沒想到這點，希望大家見諒。
我不打算在序言中進一步討論這個俗世哲學演變的新觀點。否則，就好比在懸疑小說的陰謀尚未開始前，就把它點破一樣。因此，社會願景雖會被多次提及，但要到最後一章，我們才會考慮它和我們自身所處時代的關聯。
讀者或許已注意到，本書最後一章的標題很奇特：＜俗世哲學的終結？＞這個問號清楚地表明，它不是末日宣言。等到最後一章，才會講明此一改變。這並不是在戲弄讀者，而是因為要到最後，也就是今天，此一改變才會對經濟思想的本質與重要性構成挑戰。
這一切都需要加以證明。容我以個人的答謝來作結。我要感謝我的讀者，尤其是那些細心地將更正、異議或認可的意見寄給我的學生和老師。希望《俗世哲學家》一書，能繼續讓將成為專捕龍蝦的漁夫、出版業者，以及那些更有勇氣，決定要成為經濟學家的人們，更瞭解經濟學。
海爾布魯諾寫於紐約，一九九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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