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日記

名人推薦：房慧真（作家）、林婉瑜（詩人）、耿一偉（導演）、黃以曦（影評人）、楊佳嫻（詩人）、鍾文音（作家）、鴻鴻（詩人、導演）（按筆劃排列） 推薦

● 母親塑造了巴特的價值觀，是美與善的典範，是「一首不做英雄姿態的史詩」。母親過世後，他守護母親樹立的價值標竿──一種善、一種素樸、一種寬容，並時時自我檢視。他維持母親的生活秩序與習慣……母親無所不在──劉俐

● 《哀悼日記》中的母親，並無與醜或惡對壘著角力，也非關遺失了任何可被延展與掌握的情節，她僅僅是，不再辛苦疲憊，不再微笑。她睡著了，不再醒來。這...

1977年11月10日

缺席不在是抽象的，這讓我吃驚；然而它又是炙熱、揪心的。我因而更了解抽象：它是不在和痛苦，不在的痛苦──可能因此是愛？



1977年11月14日

讓我覺得溫暖的是，看到（從信件）很多人（住在遠方的）從她在《羅蘭巴特訪談錄》中出現的方式，注意到她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的關係如何。這一點我還是成功了。現在往好的方向轉。



1977年11月15日

以前，死亡是一個事件、一個突發狀況，因此，會讓人騷動、關切、緊張、痙癴、抽搐。突然有一天，它不再是事件，而是一種持續狀態、沉甸甸、無意義、無以言宣、陰沉、求助無門：真正的喪慯無法以任何方式表述。



1977年11月28日

這個問題我該去問誰（才能有答案）？心愛的人不在了，還能照樣活著，這是不是表示我們並沒有想像中愛得那麼深……？



1978年5月18日

就像愛情，喪慯之來襲，使這世界、使社交酬酢變得不切實際、煩擾不休。我抗拒世界，它對我的要求、它的要求讓我痛苦不堪。世界加劇我的憂傷、我的枯竭、我的惶惑、我的焦躁……世界讓我沮喪。



1978年8月18日

家中她臥病、她過世的地方，也是我現在住的地方，我在她床頭的牆壁上，放了一張聖像──不是出於信仰，同時也永遠在餐桌上放一朵花。現在我不願旅行，為的是要待在家裡，讓桌上的花朵永不凋謝。



1979年1月30日

人不會遺忘。

但一種遲鈍無感漸漸襲入。



11月5日

就這樣我清楚捕捉到我的喪慯。

它不完全在孤寂中，在經驗中；我很從容，有一種自制，會讓別人以為我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傷心。這慯痛在於愛的關係──「我們曾相愛」──的撕裂，從最炙烈之處到最抽象的……



11月10日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喪慯只是一種激動情緒，因而慚愧，甚至自責。

然而我這一輩子不都是這樣：激動？



1978年3月2日

讓我能忍受媽媽去世的，很像是一種來自自由的歡悅。



1978年3月23日

我急切（幾個星期以來也一再確定）想找回自由（不再拖延）開始寫有關攝影的書，也就是將我的痛苦融入寫作。

這像是一種信仰，也一再驗證，寫作能讓我心中的「積鬱」轉化，將「危機」化解。



1978年6月17日

第一階段的喪慯

假自由

第二階段的喪慯

絕望的自由，沒有任何

值得做的事



1978年6月12日

在整個服喪、慯慟期間（沉重得我無以承受、永不能超脫），調情、愛情遊戲（像是被慣壞）的習慣，絲毫不受影響的照常運作。所有愛欲的詞藻，我愛你之類──快速了結──又在另一個人身上重新開始。



1978年6月20日

我的心在生與死中掙扎（斷斷續續，像是喪慯的模糊感覺）（哪一個會佔上風？）──然而眼前我過的是一種愚蠢生活（瑣碎小事、錙銖計較、無關緊要的約會）。

問題在於，這種掙扎的結果是否會導向一種聰明的生活，而不是一種加了屏障的生活。



1979年9月1日

搭飛機從郁爾回來。

我的哀傷、悲慟雖然仍尖銳，卻已無聲……（「我的兒，我的兒」）

──我在郁爾不快樂、鬱悶。

──那麼，我在巴黎快樂嗎？也不。這就是弔詭之處。一件事的反面不見得就是它的正面。

我離開一個我不快樂的地方，但離開它也沒有讓我快樂。



1979年9月15日

有些清晨如此陰鬱……



1978年6月9日

今早，走進聖需必斯教堂（Saint-Sulpice）。它的建築有一種素樸的宏偉，讓我喜悅。我進入建築之中，坐了一會兒，幾乎是本能地「祈禱」：願我能把《媽媽──攝影》這部書寫得好。我隨即發現，我總是在祈求，總是在討東西，總是被幼稚的欲望牽引。有那麼一天，我坐在同一地方，闔上眼，什麼也不求……尼采說：不要祈禱，只感恩。

母喪不就該把我引領到這樣的境界？



10月28日

護送媽媽大體移靈。從巴黎到郁爾（JL和護送者同行）：中途在索伊尼Sorigny（突爾〔Tours〕之後）一個平民小咖啡館午餐。護送者遇到一位「同行」（護送遺體至上維納省〔Haute-Vienne〕），就去跟他共進午餐。我和尚路易Jean-Louis則往廣場邊去（醜陋的死者紀念碑），泥濘地、雨的燜味，乏味的小鎮。然而，一股生的欲望（因為雨溫柔的氣息），第一次鬆動，一陣短暫的悸動。



大約1978年4月12日

為記憶而寫？不是為了讓我記得，而是為了對抗遺忘──因為它是絕對──的撕裂。對抗──不久──「不留任何痕跡」，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



1978年8月21日

當我過去、現在最心愛的人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我有何理由要留下痕跡，留名後世？

在冰冷、充滿謊言，不為人知的歷史中，媽媽的記憶將隨我而去，而認識她的人也終將離去，死後之名對我有何意義？我不要一個純為我個人的「紀念碑」。



1978年10月25日

媽媽的祭辰。

一整天都在郁爾。

郁爾，空蕩蕩的屋子，公墓、新豎立的墓碑（對她來說太高、太沉重，她的個子那麼嬌小）；我的心無法敞開；整個人像枯竭了，沒有辦法向內找到安寧）。週年祭辰的象徵無法帶給我任何安慰。

1977年11月10日

缺席不在是抽象的，這讓我吃驚；然而它又是炙熱、揪心的。我因而更了解抽象：它是不在和痛苦，不在的痛苦──可能因此是愛？



1977年11月14日

讓我覺得溫暖的是，看到（從信件）很多人（住在遠方的）從她在《羅蘭巴特訪談錄》中出現的方式，注意到她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的關係如何。這一點我還是成功了。現在往好的方向轉。



1977年11月15日

以前，死亡是一個事件、一個突發狀況，因此，會讓人騷動、關切、緊張、痙癴、抽搐。突然有一天，它不再是事件，而是一種持續狀態、沉甸甸、無意義、無以言宣、陰沉、求助無門：...

【譯者序】〔寫給母親的戀人絮語〕

劉俐

330張寫在小紙片上的札記。這不是羅蘭．巴特為讀者寫的「作品」，而是在喪母的悲慟中，發自靈魂深處的悲歌。

這部日誌在羅蘭．巴特過世三十年後出版，在法國引起很大的爭議。他的老友、長期負責巴特出版事宜的華勒（François Wahl），首先抗議，因為這批日誌不在預備出版之列，屬私領域，且在原始材料狀態，出版是對巴特記憶的侵犯。

巴特曾於1979年冬，應好友馬逖（Eric Marty，也是本書的編輯之一）之邀，將他母親臥病的部分日誌整理發表，同時寫了長文〈深思〉（Délibération），對「日記」這種形式做過深刻的思考。巴特認為，一般文學作品都有一種社會、神學、美學或道德的「使命」（mission），都在建構一種世界秩序；而日記沒有任何使命，也沒有選擇題材的問題，只是一種「冊頁」（album），可以任意增減。日記所標榜的「真誠」，難逃「擺姿態」；而所謂「自然」，可能只是平庸而已。

傳統文學批評認為，「作品，即人」，作家日記於是被認為是最「真誠」、最「自然」的作品，更是研究作家的珍貴史料。巴特宣告「作者已死」，反對從作者生平、思想去解讀作品，因而對日記的價值存疑。但在母親過世六個月之後，巴特卻說，「在所有我寫的東西裡，都有媽媽。」

巴特一輩子都是媽媽身邊的兒子。不論在生活、情感或是創作上，他都對母親依賴甚深。母親是他的一切：是母親；長期臥病時，他日夜守護，像他的女兒。又似戀人：母親活著時他擔心失去她，死後，他再也找不到生存的意義。每年母親生日，他總送上一支紅玫瑰，一直延續到死後……

更重要的是，母親塑造了他的價值觀（母親的愛是一種傳承，在我心靈深處，奠下人生重大抉擇的基礎。）在《明室》（La Chambre claire）中，他把母親稱作「我內在的律法」。巴特的母親，正像那個時代許多走過戰爭的婦女，年輕守寡，在一個不知「女權」的時代，「守份」而有尊嚴的活著。母親對他來說，是美與善的典範；是「一首不做英雄姿態的史詩」。母親過世後，他守護母親樹立的價值標竿──一種善、一種素樸、一種寬容，並時時自我檢視，為做得不夠好而自責。他維持母親的生活秩序與習慣。出門時，想到母親的喜好，會換上一條較鮮豔的圍巾……母親無所不在。

喪母劇痛，讓他面對自己的死亡，也重新思考遺忘、勇氣、時間、書寫等許多生命課題。他照常上課，完成許多寫作計畫、旅行講學，與朋友談笑，不讓人察覺他的悲慟，只有在日記裡，他卸下了武裝。

他不再是理路清晰、言詞犀利的批評家、語言學家，而回到「家常」，回到血肉：一句話、一個畫面、一張照片都能讓他淚水潰堤。我們看到一個惶惑、恐懼、糾葛的巴特。他充滿矛盾：他渴望孤獨，又需要朋友；他悲傷得萬念俱灰，卻能神智清明地審視自己；他不斷對語言的限制與虛妄提出質疑（即使書寫達到極致仍是徒然），但他唯一的救贖也只能是書寫。一方面他想掙脫悲慟，重拾平靜；一方面又樂於沉溺其中，因為只有在悲慟之中，他才能與母親同在。（沉浸於悲慟之中，卻讓我覺得幸福。）當朋友安慰他，傷痛會隨時間而慢慢痊癒，他卻從普魯斯特的話中，得到安慰：我們的愛永不衰減，我們永遠不會自傷痛中走出，我們的記憶歷久常新……

巴特最常引述的就是普魯斯特。他們在情性、在生命境遇、乃至創作理念上都最接近。普魯斯特在母親過世後，寫出他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巴特對自己的著作是否傳世，並不在意，卻在意為母親立碑。《明室》就是他為母親立的紀念碑。這本日記可以和《明室》對照閱讀：兩書在同一種心境下完成，都企圖以文字尋回逝去的時光。

《明室》完成後不久，1980年2月26日，巴特在巴黎街上被一輛小貨車撞倒在地，送醫後，他抗拒治療，失去求生意志，終於3月25日過世。距離他母親過世不過三年。

這些隨手記下的紙片，因為沒有預備出版，常有重複、暗語，又沒有上下文的鋪陳，意義常有隱晦不明之處。概念性、語言的世界畢竟無法觸及最根本的生命狀況，於是這本日誌最大的篇幅留給了空白：

雪，巴黎大雪紛飛，很異常。

想到她，一陣心酸：她再也看不到雪了。

如此雪景，更與何人說？

【譯者序】〔寫給母親的戀人絮語〕

劉俐

330張寫在小紙片上的札記。這不是羅蘭．巴特為讀者寫的「作品」，而是在喪母的悲慟中，發自靈魂深處的悲歌。

這部日誌在羅蘭．巴特過世三十年後出版，在法國引起很大的爭議。他的老友、長期負責巴特出版事宜的華勒（François Wahl），首先抗議，因為這批日誌不在預備出版之列，屬私領域，且在原始材料狀態，出版是對巴特記憶的侵犯。

巴特曾於1979年冬，應好友馬逖（Eric Marty，也是本書的編輯之一）之邀，將他母親臥病的部分日誌整理發表，同時寫了長文〈深思〉（Délibé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