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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腳城市》:為友善的移民政策呼籲
南方朔(知名作家、評論家)
一九八七年,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裔英國作家奈波爾(V. S. Naipaul)寫了一本有心靈自傳性質的《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寫一個移民作家心靈的憂傷及漂泊。所謂「抵達之謎」乃是義大利超現實主義畫家基利柯(Giorgio de Chirico)一幅作品的名稱,而這個名稱乃是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所取。畫裡有個碼頭,背景露出古船的桅桿,空蕩蕩的街道有兩個人,一個可能是抵達之人,另一個可能是碼頭當地人。畫裡的寓意似乎是說抵達的異鄉人在抵達之地找不到出路而要回鄉,但他趕到碼頭時都發現那古船蹤跡已杳,他已被困在黯淡的時空膠囊裡。在那本著作裡,奈波爾以那種獨特的印度式感傷娓娓的訴說著他的心靈漂泊感,見證了「四海無家處處家」的空曠蒼涼。
我們由奈波爾的自述,已知他是一九五○年代移民潮的時代由千里達赴英留學的,他的確過了很長一段苦日子,尤其他選的是難度最高的寫作生涯,更是歷盡艱辛才進入主流的文藝圈,這使他後來縱使功成名就,但那種自視為陌生人、漂泊者的心情從未改變。他在生活上應該不是悲慘,但卻是那種比較形而上的憂傷。但他那個時代的英國及歐洲移民工人則完全不同了。
今天的人們已知道,近代社會早已在「合理性」下掩護著許多階級的、族群的或文化上的歧視及壓迫。城市的空間建構就是個例證。各統治集團在階級偏見下,總認為土地分區使用,寬廣的街道,整齊清潔而空間宜人的住宅群落、高樓大廈林立的商業區和賣場,這才叫做城市,這才稱之為都市的合理性。至於城市窮人們所居住的地段,那些狹窄的巷弄,湫隘的房舍,由於公共設施低劣而排水不良、垃圾滿地、髒亂不堪的地段,則被認為是「城市之癌」,而任它自生自滅。而人們今天已知道,當人們選擇了讓它自生自滅,那種區域就真的會在自生自滅中沉淪為犯罪的溫床,那個社區的居民就會在被棄感下成為激烈的復仇者。奈波爾那一代歐洲許多移民聚落,他們的父母以移民工人身分進入歐洲,他們無法取得公民的身分,無法享有公民的一切權益,注定只能終其一生做現代式的奴隸工人,等到某一天被用完後拋棄。他們的子女也將面對同樣的命運,於是在一九八○年代初,歐洲許多城市都出現了移民之子們因為活動空間不足而去占用公有廢棄建築物,而和取締的警察對打的「霸屋運動」(squatter movement)以及移民之子們和欺侮他們的光頭幫白人小孩們對打的社區暴力事件。對他們那一代的移民工人們根本沒有「抵達之謎」,只有「抵達之痛」。
而到了今天,終於有了英國記者作家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極費苦心也極具見識的《抵達城市》(Arrival City),在本書它被譯為「落腳城市」。就概念而言,移民到另一個陌生地方是抵達,但從歷程和機制而言,他們到了異地後乃是一長串過程的開始,他們都會有一個起點,那個起點就是「落腳城市」,從這裡他們開始了未可知的前程。「落腳城市」是一切的起點,如果他們在起點就能被當作人看待,那麼他們就會像人一樣,雖然辛苦但卻會在友善的環境裡搏命攀爬,由於經濟性移民自古以來都是最強韌的一群人,他們早晚會在努力下脫貧,而成為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子女也會在接受教育之後有更好的人生機會;如果落腳城市視他們為賤民、為垃圾,他們就真的會在人生旅程上無止境的沉淪以致憤恨下去,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落腳城市就會雙輸。
這本《落腳城市》,乃是本不凡之作,作者桑德斯深刻的認識到現在全世界已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大人口遷移潮的時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遷徙流動,因而移民政策和落腳城市也隨之成為當代與氣候變遷同等重要的大問題。移民時代的落腳城市,究竟會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新興生長點?或是反過來成為新的動亂源,何去何從的選擇,正面臨著考驗。本書作者桑德斯為了探討這個課題,不僅窮究當代這方面的研究著作,更橫跨五大洲走訪了三十座城市與鄉村,寫成無論從人性,文明史,和當代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各種層面看,都極具時代高度的傑出著作,在我的知識標準裡,它這是與科普對應的社普這個領域的頂級著作,對全世界讀者、學者,甚至於政策制定者都有振聾發聵,讓人的思考能力有煥然一新的喜悅之感。
由人類的社會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人類由篳路藍縷一步步走來,早期的篳路藍縷經驗早已被後代的資產及中產階級所遺忘,因而理所當然的視後來的中資產階級價值及合理性為應然,而對篳路藍縷祖先輩的經驗再現,則認為是次等不入流,這乃是都市中資產階級看到新興鄉村到都市的移民群落,那種歧視感的起源。人們看著他們居住地點的擁擠湫隘和髒亂,本能性的就排斥之、輕賤之,巴不得他們從眼前消失,如果這種心態的人成為執政者,好的人會出現奇怪的道德感將他們的社區鏟平,蓋起高樓大廈但殊不知這遠遠超過了那些人的經濟能力,只是將他們驅逐到更惡劣的環境,甚或真正的置他們於死地。真正合理也合乎人類歷史經驗的做法,乃是將移民第一個落腳的城市扮演好移民社會友善的迎賓室角色,尊重他們的求生權利和資格,不把都市中資產階級價值觀橫加在他們無力承擔的肩膀上,而是讓他們享有和我們祖先從篳路藍縷中發展的機會。每個移民的聚落都是由生存意志強韌無比的人口所組成,他們刻苦耐勞、奮鬥不懈、認真學習,運氣好的不必一代,平均只要兩代,在友善的環境下就可發展到和我們一樣成為中產階級。然後他們離開這個落腳城市,進入主流社會,他們留下來的地方讓位給更新的移民,如此生生不息,經濟與社會的活力也源源不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狄亞.沈思(Amartya Sen)曾經深刻的指出過,新的移民能力、意志什麼都不缺,他們唯一缺乏的乃是落腳城市由於友善或不友善而造成的缺乏生存的「門路」,他所謂的「門路」不是我們所謂的「鑽門路」,而是一個友善的城市透過體制化的安排,而使他們擁有廣泛的機會。易言之,用當代社會經濟學「社會資本學派」的說法,乃是為他們營造出社會資本異端,有能夠值得努力下去的條件。
當代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學者首創「社會資本」之說,將貨幣、人力等資本之外,將社會本身也視為資本的一種形式,譬如說一個社會的官吏效率良好,即是一種良好的資本。一個社會正式或正式的整個肌理,也都是社會資本的範疇。在一個落腳城市,如果對新移民有偏見,不能取得合法的住民身份,在自由就業貸款或求學上有種種障礙,他們也無法自由開創出適合生存的人際網路,政府也不能在適合他們生存的公共條件上投入資本或任由他們被雇主或不良勢力剝削,那麼這些移民聚落就缺乏了由篳路藍縷到成長的機會和條件,他們的抵達就只會是噩夢又接一個噩夢,他們的生命也只會下沉,不會向上流動。本書也指出,在友善的落腳城市,已出過巴西傑出的總統魯拉,伊斯坦堡市長埃爾多安,洛杉磯市長維拉萊波沙等不平凡的移民人物,這也證明了人們歧視移民的偏見是如何的可怕與錯誤!近年來,我愈來愈相信人的問題沒有爛蘋果,只有爛籃子,落腳城市就是個爛籃子或好籃子的問題。
近年來,全球最大移民潮的中國,移民工人問題日益嚴重,中國的官吏深受俗化的階級偏見影響,再加上官僚主義,他們以戶籍制度限制工人在落腳城市取得居民合法身分,而在中國無身分,即不可能享有受教育、醫療福利一切權益,因此它們的移民勞工只能在工作地點居住在形同監獄的勞工宿舍,賺取微薄的薪水,有家眷的只能每年過年時見一次面。而今物價上漲,縱使調薪也無補實際,因此近一、兩年工人大批過年回鄉後即不再回來,許多雇主已不敢接單,許多產業正因移民工人問題而凋萎,對中國經濟已造成極大的壓力。鴻海的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青年移民勞工不敢結婚生育,這些問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源頭,那就是落腳城市對移民工人缺乏了友善。中國已有學者認為必須解除城市的身分管制,讓貧民窟開放,他們的思維邏輯裡,就是讓移民工人有篳路藍縷成長的早期資本主義及城市成長的機會。這種主張看似突兀,但貧民窟裡可以出總統、市長,重新思考落腳城市的問題,其實已到了時候。
本書理論及故事都豐富動人,而且洋溢著深刻的人性價值的關懷,洵屬極為稀見的社會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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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可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道格.桑德斯的新書《落腳城市》運用了新聞記者最擅長的手法,在全世界三十個大小城市與社區裡,以近距離的追訪方式,深入淺出的描述了動人的鄉城遷徙故事。這些人與城市的故事將對我們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紀全球變遷中的城鄉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在大規模人口遷徙的過程中,落腳城市是一個動態的社會現象。它至少有四個正面的功能:做為一個維繫人際關係及社會網絡的中繼站,做為一個進入城市就業市場的媒介機制,做為一個在城市中可安定立足的平台,以及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社會晉升的管道。在全球城市化的過程中,落腳城市讓大量的鄉城移民可以逐漸去除貧窮,創造資產累積,進而孕育新興中產階級的能量。
桑德斯的細微觀察與宏觀分析並非創先。早在二十世紀中期的後工業城市化過程中,學者專家們即已注意到城市新移民在創造中產階級的社會安定以及財富的累積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熟知的珍.雅各(Jane Jacobs)之《偉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外,另有一位很重要的學者李.桑德考克(Leonie Sandercock),她的《世界城市-II》(Cosmopolis II)不只是對於鄉城遷徙的現象與功能有深刻的觀察,更將世界城市的多元文化與其交錯複雜的社會關係形容為一種特殊並關鍵的「雜種」(mongrel)。在她的分析中,財富累積,晉升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創新的根本元素就是多元,複雜,高密度的雜種文化。這個觀點在《落腳城市》中得到具體的印證,高密度,多元複雜的鄉城遷徒提供了創新的機會與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