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經濟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改變中，讓全球經濟更加整合的技術、尤其是改善資訊傳遞與交換的技術日新月益，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們得以彼此互動，而且這種互動程度已出現驚人的成長。這些改變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在過去二十年內，我們看到幾億人脫離貧窮，卻也看到自然環境嚴重惡化，全球經濟慘遭金融風暴重創。
儘管各國政府修正經濟政策因應景氣循環，但是物價波動、貿易流量、政府預算和許多影響全球經濟的其他重要指標卻居高不下。結果，我們很容易被分分秒秒產生的大量數字困住，反而失去對長期發展的遠見。這就是我們在邁向未來之際遇到的一大問題。個人財富有可能在瞬間取得與消失；但是，國家卻因為需要幾年時間形成和改變的極重要因素，影響本身財富的取得與損失。特殊事件當然可能讓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方向有所改變；不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那些方向通常是由根深柢固的重要經濟因素所決定。
這些根深柢固的重要經濟因素未必說明在這段時間內，股市在某一天、某一小時或某一分鐘內的漲跌，但卻能為經濟本身所能達成的物質生活標準設限。如果我們把追求經濟成長當成一場比賽，那麼這些因素就會決定終點的位置。由於終點似乎遙不可及，所以專家學者和政治人士的日常聲明中根本不會注意這些，至於對經濟學沒什麼瞭解的平民百姓更不會留意此事。
這本書的宗旨就是要改變這種短視近利、缺乏遠見的情況。這本書開宗明義地解釋，受到類似經濟因素影響的國家在長時間後，常會在成長和繁榮上遭遇類似的限制。或許不久後，那些限制將讓目前身為全球經濟寵兒的中國，開始受到重重約束。中國的迅速成長，加上大家認為這種成長會再持續數十年之久，因而吸引全球資金湧入中國。不過，中國的長遠發展並不像投資者期待的那樣樂觀。歐盟（European Union）由於本身政局穩定、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加上東歐成員國的發展潛力，因此一直是投資人青睞的標的。歐盟發行的歐元，讓各國中央銀行、主權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和其他重要投資人引領期盼，終於等到替代美元的其他貨幣。但是，歐盟實際發展不如預期，歐元的情況也一樣，由於歐盟成員國正面臨不同的成長限制，因此歐盟和歐元有開始瓦解之虞。
當國家努力發揮潛能，提供人民最好的生活水準，就會遭遇一連串的阻礙。國家要發展經濟就需要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需要某種程度的穩定。在未來數十年內，許多國家將面臨這三大要件都不足的情況，這些短缺將減緩經濟發展的速度，讓他們在這場經濟成長比賽中更慢抵達終點。有些國家到別的國家開拓殖民地，試圖掌握本身經濟成長所需的自然資源，比方說：製造業的原物料、餵飽工人的農作物、燃料和水。這次，殖民征服者將透過金錢、而非透過軍事手段來達成目的；但是這樣做卻可能會讓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自食苦果。富裕國家在本身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的情況下，將改變移民政策，從世界各地吸引更多工作者移民該國。即使在貧窮國家開始發展之際，由於富裕國家移民政策誘人，讓貧窮國家無法留住本身最具生產力的人民。在此同時，近幾年講究個人自由的左派政府將率先投效講究經濟自由的右派，然後就像政治鐘擺一樣繼續搖擺不定。在這種情況下，政權的改變就會讓本身的經濟成長速度變慢，這項結果令人遺憾，畢竟成長或許是讓政治鐘擺停下來的唯一做法。
在這些限制與阻礙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新機會。當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的科技泡沫和信貸危機逐漸成為歷史，美國人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和所得來源。他們會在一些出乎意料之處找到新商機，也會開始重視美國經濟成功的重要支柱──「銷售力」。全球經濟結構重整，變得更密切相關也更數位化，同時也讓工作者可以一次觀察二或三個市場，扮演獲利守門員而掌握新機會。人們工作方式的改變，同樣會讓工作地點產生改變；日後，行動專業人士這個族群將日漸崛起，並在以生活型態選擇、而非以企業要務為主的新型態經濟中心穿梭。而且，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緩慢瓦解，反而讓各國得以追求更自由的貿易，從對外貿易中找出新的財源。
儘管有這些新商機，但是成長之路未必平順。即使國家能巧妙避開本身經濟發展沿路上的重重阻礙，卻仍會面臨這場比賽中人人都將遭遇的種種風險。剛發生不久的全球金融風暴清楚地告訴我們，某些金融中心的疏失、瀆職和從眾行為就能讓全球成長受阻，讓某些國家在追求更高生活水準的步調上往後延宕幾年。為了因應金融世界而制定的新法規結構，反而讓規模龐大的黑市應運而生，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風險。同時，常被富國和窮國視為新產業機會的氣候變遷，其實反而拉大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製造出一種動盪不安的威脅，讓富國與窮國的經濟都受到阻礙。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各國必須攜手合作；不過，目前各國政治制度卻無法提供適當架構來解決全球問題。
這本書也沒有把每項緊急的經濟議題都納入探討。相信在這方面，其他作者更擅長預測哪種燃料是未來的主要運輸動力（事實上有些作者已經這樣做了）、哪種超導體和半導體將傳送全球經濟數據。即使不涉及許多不同方向，預測工作就已經夠困難了。
事實上，經濟學家直到最近才真正開始瞭解個人預測和整體經濟預測有多麼困難。在一九六○年代期間，經濟學開始邁向成熟之際，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測都是以這項概念為前提：人們會再三犯下同樣的錯誤。舉例來說，如果消費者認為自己薪水調漲許多，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購買力大增，但是他們始終沒發現自己想買的東西也漲價不少。一九七○年代時，新的經濟學派開始成為主流，這個學派持相反意見，認為人們太過理性，不會重蹈覆轍；消費者一開始或許會被加薪給愚弄了，等到再次加薪時就會留意通貨膨脹是否把加薪幅度抵銷掉。這個新學派主導經濟數十年之久，後來在二十世紀末期經濟思潮又出現另一波改革：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崛起。行為經濟學家運用經濟學和心理學，他們認為人們在某個時刻看似理性，長遠來看卻未必能保持理性。行為經濟學家進行各種實驗，詢問人們為何故意做出事後懊悔的事、為何無法承諾自己日後勢必會怎麼做。就算相當瞭解通貨膨脹的人把自己加薪的錢花光了，行為學家也不會感到訝異。不過，跟一九六○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同，行為學家不認為這些人被自己的加薪給愚弄了。他們反而認為這些人無法抗拒消費的誘惑，他們或許認為這些人覺得以後省一點來彌補目前的花費，但是人們是否真這樣做就有待商榷。
幾十年來，經濟學家領悟到，光是利用已知的事實來推測趨勢，並不是預測未來的最佳方式（但是這項領悟並未阻止許多經濟學家繼續這樣做）。行為經濟學的崛起讓我們明白某些經濟趨勢為什麼會出現，尤其是那些群眾心理或歇斯底里引發的瞬間改變。儘管如此，經濟學仍舊不太擅長預測那些突然出現的改變，不管是預測方向或預測時機都一樣。
一則是經濟學家還不完全明白人類心智的運作，一則是經濟學家通常把焦點擺錯地方。全球經濟人才大多聚焦於金融市場，通常他們只在意幾分鐘到幾個月的變化；不管是抵銷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風險的倉促交易或是對企業當季盈餘的預測，都不太在意長期的發展。即使是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工作、比較偏重學理的經濟學家，通常也把四到五年的發展當成長期發展。因此，他們經常忽視真正影響全球經濟數十年發展的極重要因素。
但是，這些因素再重要不過，它們將決定整個世代（幾億人）是否能比祖先們過得更好。這些極重要因素源自於在地理、氣候、文化、政治和歷史等方面發生的事件。它們影響力之大，足以匯集幾千個相當重要的不同事件之影響，例如：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破產案或雨果．查維茲（Hugo Chavez）連任委內瑞拉總統。
有些經濟學家（本書後續會提及）已經開始研究這些極為重要的因素，比方說：追蹤殖民勢力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制定的政府體系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的金融市場。但是大致說來，這些重要勢力仍然受到忽視，也沒有被充分瞭解。
這本書的首要任務是把這種情況矯正過來，讓經濟預測重新聚焦在長期發展，而且是數十年的發展、不是幾年的發展罷了；並且專注於影響全球經濟前景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我可不是經濟占星家，經濟學不是精密科學，由於經濟學家至多只對周遭世界有不精準的瞭解，我們根本不可能期望他們對未來做出精準的預測。況且，你愈仔細觀察未來，就愈難預測未來；因為預測時間愈長，不確定性愈高，有更多事件和行動可能互相影響而改變結果。舉例來說，政府預算的預測圖表通常呈現大開口的鋸齒狀，而不是單一線形，因為實際預算可能落在兩個鋸齒之間。預測年限每增加一年，不確定性就隨之增加。
此外，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是：有關未來的預測可能被公開，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時，預測本身就會影響未來。因此，經濟學家面臨的不確定性就跟物理學家魏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的測不準原理類似。海森堡假定，你愈精準評量粒子的位置，就愈難判斷粒子接下來的位置在哪裡，反之亦然。同樣地，你愈精準預測全球經濟的未來，事實發展就更不可能符合你的預測。
然而，我們不必因為這項原理感到沮喪，因為它沒有讓這本書的前提失效。
事實上，進行預測的主要意圖通常是要改變未來，提醒我們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險，讓我們能避開危險。如果你在鄉間小路上開車，同車者告訴你：「小心那頭牛！」你大概會趕緊把車轉向，而不是把車子直接開去撞牛吧？
如果這本書確實改變未來，不只讓讀者避開危險並掌握機會，也鼓勵讀者克服危險並增加機會，那可就功德圓滿。我希望讀者開始思考形塑全球經濟的重要因素，不僅讓自己的眼界大開，也讓自己更深謀遠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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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文書名，這本書其時並非討論「指標」，而是趨勢（Trends），書名中另一個更大的意圖是Reshape，「重新打造」、「再造」的意思，所以這本書書名的中譯名並沒有翻得很好，可能會誤導讀者。不過，這應該是本書唯一的缺點吧！ 這本書一共提了十二個未來全球總體經濟的新「趨勢」，作者很精準地提出未來全球總經與區域經濟所會面臨的十二種「變化」，也精準地點出這世界所面臨的十二道難題，雖然他並沒有提出什麼經濟改革萬靈丹，但是作者卻能夠對多數問題提出一針見血的觀點。 作者先指出為何多數經濟學看好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主要理論根據-新古典主義模型：「收斂性理論」，所謂收斂性理論，每一個經濟體好像都依照同樣的成長途徑，其他國家最後也會急起直追。那些落後富裕國家愈多的國家反而愈快拉近差距，隨著時間演變，各個經濟體的工作者都向同樣的生產力平均水準。 作者話鋒一轉，重新審視收斂性理論：長遠來看，國家的生活水準會趨於一致，前提是「這些國家必須有類似的經濟基礎」，這些基礎就是影響經濟成長的極重要因素。比方說地理或文化傳統。內陸國家無法輕易取得海洋資源，習慣專制統治者的國家也無法馬上把本身的歷史拋諸腦後。其他像法理與貪汅腐敗程度等因素也要經年累月的努力，才有可能有所改變。 當然，在1980年以前的一兩百年，全球經濟發展的確發生收斂性，從荷蘭西班牙瑞士、到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到德國北歐奧地利、最後一個發生收斂性則是日本，三十年來再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追上這些富國了。 於是作者提出了「條件收歛」這個概念。 中國在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前還處於較低生產力的收斂類別。但就算中國的成長應該可以趕上韓國與日本，但是，中國會不會跟日本一樣，在趕上美國的所得水準前就先功\虧一簣呢？答案就要看中國是否跟日本與韓國處於同一收斂類別。 這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以所得收斂性來看，尤其是窮國要拉近與富國的所得差距時，經濟學家認為特別重要的二項因素就是，「貿易開收程度」與「創業難易度」。 基於下列的事實，中國很難趕上富國： 1.中國國內市場卻沒有以同樣開收的程度接受外國產品。 2.要在中國經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界銀行的創業類別中，中國在一百八十一國中排名第一百五十一。 此外作者還提出「技術」這個重要因素。 作者認為決定中國長遠未來的主要因素，將是新古典主義模型所說的「技術」。技術代表人們如何將本身勞力與原物料結合，創造產品與服務所涉及的各項因素。而儒家思想的中心教義就是謀求社會福利為主，未必對經濟成長有益。 很讓人意外卻又格外值得省思的是，作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技術無法提昇的重要因素。 儒家倫理教導人們應重視天下人的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孔子的真是想法是只要團體維持和諧，個人就能在團體中一展所長，但現在他的想法卻遭到誤解，中國當局故意結合儒家思想，利用文化將本身的嚴格法令合理化。儒家思想的第二大教義就是講究禮儀，也就是說堅守某種儀式或傳統：「敬老尊緊」。根據儒家思想，這種尊敬不僅包括家人之間的尊敬，也包括被統治者要服從統治者，僕人要服從主人，員工要服從雇主。 連孔子也不認為年輕人應該參與批判思考，他認為年輕人必須先學習年長者的教誨，先在團體中取得資深地位，才能開始挑戰既有構想並進行創新。 中國經理人做決定時，那些決定結果必須經過企業內部許\多層級的重重批准，成效可能因此大打折扣，同時無能的經理人只因為本身年資夠多，就能霸占職位不放。 作者認為許\多中國大企業中，就能看到儒家思想這二大教義的龐大影響，因為這類大企業通常是國營企業，而政府特別重視團體與年資，這種作法未必對經濟發展有利。另一股文化潮流也對中國造成深遠影響，統一、分裂、再統一的故事在中國重覆上演，為了實現統一與強大，中國人民需要不容許\意見分歧的強大統治者。 用比較通俗的說法是，在中國，表面的「和諧」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美德，在儒家的「和諧」大旗下，個人、創新、勇於突破現狀、汰舊換新….等提昇技術本質的想法都必須被壓抑。 中國企業的成長策略也反映出這種將不同王國整合成更強盛帝國的故事。產業領導者沒有誘因從事創新或迎合顧客的不同喜好。且中國經商環境的有數作業普缺乏透明公開。中國就連人口估計值都有幾億人的差異。在這些因素的影鄉下，在中國要進行企業協商通常是基於個人關係與信任，不是依據數字與合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