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女人—歐普拉傳奇

歐普拉如何參與國家傷痛療癒過程
多變的主題和來賓顯然是歐普拉秀受到歡迎的部分原因。只有在少數的特殊情況下，節目的主題才會和下一次的主題有所關聯。例外的情況是當全國或世界性的事件發生時，因這一類事件吸引了全國所有民眾的目光。有一個主題長時間占據了全美國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關注，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份子攻擊紐約世貿大樓和華盛頓特區的五角大廈。九一一之後，歐普拉製作了一系列特別節目來探討這起事件的影響和後續發展。在其他的場合裡，她也參與了和她的節目沒有關聯的愛國活動。

許多節目的內容設計都包含了現場觀眾的參與，而這些觀眾則是經過預先挑選。在九月十七日和二十五日的節目裡，歐普拉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引導觀眾和專家之間的互動。十七號那一集的來賓是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參議員約瑟夫•比豋（Joseph Biden）和「紐約時報」的記者朱迪絲•米勒（Judith Miller），他們都是研究中東問題和賓拉豋（Osama bin Laden）的專家。節目中呈現了悲劇的畫面、群眾聚集在世貿遺址的場面、國旗和自由女神像的照片以及祈禱的歌曲，現場的情緒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在九月二十五日那一集節目中，觀眾則是和心理學家菲爾•麥格勞博士（Dr. Phil McGraw）進行交流和互動。麥格勞博士當時是「歐普拉秀」每星期二固定的特別來賓。就像他慣常扮演的顧問角色一樣，麥格勞博士在節目中討論因為個人和國家的災難而產生的憤怒、恐懼和挫折。他勸大家不要忽略處理恐懼的重要性，也提醒觀眾，當人處於混亂的狀態時，不要做出改變人生的決定。接下來的星期二，麥格勞博士則是和世貿爆炸中失去親人的觀眾交流。他的分析和討論其實適用於各種不同的災難中。他列出深沉哀慟的四個階段——震驚、拒絕、憤怒和解決。

他談到了「悲傷工程」，也談到當其他人回復自己的人生之後，失去親人的人需要如何規劃人生策略。他建議大家專注於每天的例行公事，而不是人生目標。同時，與古老的格言認為時間可以治療一切的觀念相反，他強調時間什麼也解決不了。但是，人們沒有其它選擇，只能等待痛苦逝去。然而，他建議倖存者必須有尋求協助、接受幫助的意願，同時建立支援系統。麥格勞博士對倖存者的建議既恰當且實際。但是，另一方面，歐普拉卻傳達了神的旨意，她說：失去摯愛，其實是「得到天使」。但是，當歐普拉開始談論天使時，務實的心理學家很快的把討論的內容轉回實際的見解。然而，「真實」還包括了廣告，雖然和節目顯得格格不入，但是，卻也象徵著「繼續過日子」。

歐普拉對這場悲劇最令人懷念的貢獻之一，就是她的節目「用音樂治癒心靈的傷痛」。「歐普拉秀」經常有滿滿的情感負荷，而這一集的節目更是其中之最。她似乎將整個節目從歡樂與幽默轉變成歌唱與哭泣。歐普拉指出當她在跑步機上跑步時，她會一邊哼唱福音歌曲，這一點透露出她對福音歌曲的喜愛和它的癒療能力。當白人表演者山姆•哈里遜（Sam Harris）用黑人福音歌手的演唱風格唱出「親愛的上帝」（Precious Lord）和「一路上你不孤獨」（You’ll Never Walk Along）時，我們看得出歐普拉深受感動。

她暫且放下鬱悶的心情，說了一個在別的場合曾說過的笑話——白人總是認為，只要是黑人，就會互相認識，而這一次是發生在華府國家大教堂的追思禮拜上，有人問她當時演唱的黑人歌手的名字（丹妮絲•葛芮拉弗〔Denyce Graves〕）。接著，節目進行到另一個階段，在兩位歌手演唱了「惡水上的大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之後，歐普拉展現了她對聖經章句的豐富知識。

也許，節目的高潮在於介紹先前提過的巨星丹妮絲•葛芮拉佛出場，歐普拉對她似乎十分景仰。結束了上個星期在華府國家教堂的演出之後，歐普拉馬上對這位歌劇天后提出邀約，而為了要參加「歐普拉秀」的演出，丹妮絲•葛芮拉佛還因此取消了一場在華盛頓歌劇院的表演。當葛芮拉佛演唱的詠嘆調即將畫上句點時，歐普拉要觀眾起立，而接下來表演的歌曲就是「堅持」（Stand），這也是歐普拉最喜愛的一首福音歌曲。

當節目進入尾聲，在禱告和療癒之後，歐普拉離開舞台，坐到觀眾席，加入情緒高亢的觀眾，和他們一同歌唱、搖擺。節目的最後一歌曲獻給「消防隊員和那些讓自己置身險境的人」，此時的歐普拉坐在觀眾席中，當她唱歌的時候，背景出現紐約消防隊員的群像。在她許許多多催人熱淚的節目中，這一集肯定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次。

作家與歐普拉讀書俱樂部的關係
當歐普拉的讀書會一宣布弗蘭岑的第三本小說《修正》（Corrections）將會是下一集的選書時，他的小說當下即刻成為暢銷書。他的下一本書《如何獨處》（How to Be Alone）是一本短篇文集，封面上出現的文案形容《修正》是二○○一年「最受人喜愛、最廣為人知的一本小說」。歐普拉選擇了弗蘭岑的小說，所造成的影響就和其它受到青睞的書籍一樣明顯，也和它們一樣，同樣的問題再次浮現，那就是無論這些書是多麼的實至名歸，但是，如果它們沒能和歐普拉扯上關係的話，是否還能如願進入暢銷書國度。……

書評指出，自從一九九六年九月以來，連續四十六本得到歐普拉加持的書，都成為暢銷書。「紐約時報」的評論家大衛•寇克派屈克（David Kirkpatrick）表示歐普拉選擇了弗蘭岑的書，至少為作者帶來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收益。他同時引述「哈潑雜誌」（Harper’s）的編輯路易斯•蘭普漢（Lewis Lapham）所說的一段話，「好的作家就是富有的作家，而富有的作家也就是好作家」。儘管許多不算富有的作家可能會對蘭普漢的言論表達不滿。但毫無疑問的，歐普拉所選中的作家當中，有許多人都已晉身百萬富翁之列。

耶魯大學教授哈洛•卜倫（Harold Bloom），身為文學傳統的評論家及捍衛者，當他在評論弗蘭岑與高級文學傳統的關聯時，深入了解弗蘭岑與歐普拉之間的紛爭後表示，如果歐普拉選擇他的作品，他將會深感光榮，只不過，因為他的研究主題和工作性質的關係，這件事不太可能發生。在一段有關歐普拉讀書會的幽默談話中，評論家卡琳•羅馬諾表示弗蘭岑對於歐普拉挑中他的小說的反應，「就像是他被貼上了史普林格讀書會的標籤一樣」，有鑑於此，「美國新聞」（U. S. News）稱弗蘭岑為「落選者」。

弗蘭岑公開表示他不願意讓歐普拉讀書會的標識放在他的小說封面上，因為，他無法認同「共同擁有」的觀念。他也拒絕跟一些「濫情、膚淺的」書被放在同一個等級，他說不同的書會有不同的讀者，而他的書屬於高級藝術的傳統。儘管他認為暢銷作家如史考特•塔洛（Scott Turow）和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值得尊敬」，但是他相信他們之所以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是因為享有高額的簽約金，而不是代表他們在美國文化的重要性。弗蘭岑譏諷金錢在美國文化中的影響力，並且強調金錢正是「時代雜誌」封面照片背後真正的原因。弗蘭岑認為小說最重要的要素便是「社會教育」，他同時對二十世紀小說的諸多改變表達哀悼之意。

儘管弗蘭岑帶著些微的勉強表示歐普拉「很聰明，而且……打了一場美好的仗」，他指的是她激發了人們閱讀的興趣，但是諷刺的是，他並不想別人把他看成歐普拉讀書會的選擇之一。他認同小說家威廉•蓋迪斯（William Gaddis）的哲學：嚴肅作家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必須因此付出「沒沒無聞」的代價，也還是要對抗「虛假的大眾文化」塑造出的形象，因為害怕自己也成為這些形象之一。弗蘭岑自己和商業機制之間的問題是他個人人生態度的一部分，這種哲學造就了他在公開場合和私下的發言內容，也導致他在言語上對電視的排斥。

這些騷動導致歐普拉取消弗蘭岑出現在節目裡的計畫，但是，根據一些新聞報導，她並未撤銷對這本書的推薦。然而，「新聞週刊」的評論員傑夫•蓋爾斯（Jeff Giles）在專欄裡用了一語雙關的標題「錯誤和『修正』」，他寫道，雖然歐普拉坦承弗蘭岑不會出現在她的節目裡，不過，卻讓人感到她似乎建議觀眾或許不必讀《修正》了。《如何獨處》這本短文集在《修正》出版一年後問世，在書中弗蘭岑提到歐普拉之所以決定不邀請他上節目，是因為和他「合不來」。但是，在這本短文集的封面上，他對這段經歷的敘述卻令人感到「悲慘」。

認同歐普拉的人遠勝過與弗蘭岑持相同看法的人。在這起爭端中，除了她的忠實信徒和讀者之外，許多記者也都站在歐普拉這一邊，他們用一些出現在短文〈在聖路易與我相逢〉（Meet Me in St. Louis）裡的尖銳字眼來稱呼弗蘭岑。「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一位記者說他是「賤貨」；「新聞週刊」的記者則說他是「自大的陽具」；「死要面子的冒牌學者」；至於「波士頓環球」（Boston Globe）和「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記者則說他是個「被寵壞、愛發牢騷的小鬼」。

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當時弗蘭岑入選為歐普拉精選名單的消息尚未公布。弗蘭岑在家鄉密蘇里州接受錄影，由一組人員針對書本的內容錄製節目所需的片段，其中包括電視製作人、攝影師和來自「歐普拉秀」的工作人員。某位製作人告訴他，理解他小說的方法有點困難，因此，他們希望能夠在正式開拍前做各種嘗試。拍攝的內容不只包括了故事的概要說明，還有弗蘭岑成長背景的簡單呈現，同時還要他在鏡頭前說話。他對製作單位將焦點放在他在聖路易的生活感到困惑，作者在他的散文作品〈在聖路易與我相逢〉中曾指出，或許可以說他是中西部人，但是，他卻在紐約度過了過去的二十四年歲月。

儘管有這段聲明，卻還是得遵照導演和攝影師的指示（也可以用他自己所選擇的字眼「偽裝」）。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無法認同整個商業運作的過程，也對電視的虛偽感到嫌惡。然而，在拍攝的過程中，他決定要當個中西部人，如果這對節目來說是必要的話。可是在影片的拍攝過程中，弗蘭岑和工作團隊在任何事情上都無法取得共識，他和負責拍攝影片的製作人幾乎完全無法達成共識，只有唯一例外，那就是他們都認為他們所拼湊、呈現出來與他相關的一切，都是「徹徹底底的造假」。

和許多作者相較，弗蘭岑對隱私有著過分的要求，只要讀過他在《修正》之前的作品的讀者應該馬上就能理解。而且，為了對弗蘭岑公平起見，我們必須指出，曾經也有過其他得到歐普拉青睞的作者，拒絕了伴隨著入選而來的公開宣傳。舉例來說，烏蘇拉•和吉（Ursula Hegi）的第二本小說和第一本小說都成為歐普拉選書，可是她卻拒絕為了達到宣傳效果而在書籍封面上加註誇張的廣告文案。一位賽門與舒斯特出版社的公關人員替這樣的行為做辯護，他說，這麼做只是基於保護隱私。

弗蘭岑則是無法逃開這種矛盾，也或許他並不完全想要逃脫。他只是不斷的反反覆覆、優柔寡斷。當「今日秀」的主持人凱蒂•寇瑞克介紹他時，說他犯了「歐普拉禁忌」，還幽默的要他說些內幕來聽聽，但是，弗蘭岑把整起事件的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他表達了對歐普拉的感激之意，說她是如此的高貴、親切，相反的，他卻表現得很差勁。他解釋自己之所以有如此差勁的表現，主要是因為他花了兩年的時間，獨自一人待在陰暗的房間裡完成小說之後，已經忘記該如何與人來往。……

整起事件還有兩個頗具娛樂性的補遺：一個是弗蘭岑在法拉•史特勞斯•吉洛克斯（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編輯的發言，他指出歐普拉取消作者的節目通告時，事情出現了「黑暗中的一線曙光」，也就是銷售量顯著的增加。另一個就是《修正》獲得的第五十二屆的國家書卷獎。在由喜劇明星史提夫•馬丁（Steve Martin）第三度主持的頒獎晚宴上，弗蘭岑感謝了歐普拉。但是，在這裡必須特別指出，整件事還在持續發展中。

歐普拉投入電影事業
歐普拉對黑人過去二十年的歷史有相當濃厚的興趣，並表現在許多方面上，包括書籍，電影以及工藝品。她所偏愛的書籍往往探討著種族議題：奴隸制度、種族隔離、祕密的或是公然的對黑人施暴（強暴、私刑和其它形式的謀殺）、不公平的待遇、司法制度以及各式各樣的歧視。多年來，她選擇閱讀的小說要不是黑人作家的作品就是以黑人為主角的書籍。這些黑人作家通常是女性作家，例如左拉•赫斯頓、愛莉絲．華克（Alice Walker）和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其中一些書已經改編成電影。

當歐普拉在一九八五年受邀在一部有關非裔美國人的電影「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裡擔綱一角之後，她對閱讀和表演的興趣得到緊密的結合。「紫色姐妹花」儘管備受爭議，但是卻得到票房和觀眾的支持。這部電影為她帶來聲望，但是，當時她在電影的製作上參與不深。幾年之後，當歐普拉的名氣、財富，以及隨之而來的機會不可同日而語時，她開始選擇自己想要拍攝和演出的電影。

自從讀過童妮•摩里森的《寵兒》（Beloved）之後，這部小說就縈繞在她心頭久久不去，她認為應該將它拍成電影，因為故事中對黑人血統的歷史有正確的詮釋，同時對奴隸制度有著人性化的描述，那是一段有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們過著充滿不確定性和痛苦的日子。歐普拉在這部電影裡扮演主角，她充分捕捉到一名十八世紀奴隸的感覺。她穿上仿製田野工作者的衣服，戴著眼罩，走在鄉間小道上，朝著農場的房舍走去。在另一個場景裡，她為了要揣摩逃亡奴隸的感覺，她穿越奴隸們逃亡所經過的林區。

這部電影耗時十年才完成，一九九八年發行。然而，儘管歐普拉個人對這個故事全心奉獻，她投入演出、金錢和宣傳，加上知名導演強納森•德米（Jonathan Demme），卻仍然在票房上慘敗，不僅黑人觀眾不表支持，甚至連影評人都認為這部電影拍得太長、太複雜。儘管眾人對歐普拉仍滿口讚美，甚至認為她的演出達到「奧斯卡水準」，加上迪士尼傾全力行銷此部影片，卻仍然徒勞無功。影片票房大約兩千兩百五十萬美元，約佔影片製作成本的三分之一，但是，比起金錢上的損失，歐普拉內心的失落和沮喪更形嚴重，她投注了極大的情感和心力在這部影片上。她和「寵兒」之間強烈的聯繫可以從她辦公室的擺設窺之一二，電影公司的大理石台階頂端掛著一幅她在影片中的巨幅畫像。

因為「紫色姐妹花」所激發出的興趣，使歐普拉對她後來的電影期待甚高，有許多部影片在「寵兒」之前發行。在「紫色姐妹花」獲得成功之後的一年，她拍攝了另外一部有關非裔美國人的電影「土生子」（Native Son）。這部電影改編自萊特備受讚譽的自傳小說，卻在影評和票房上雙雙慘敗。「華盛頓郵報」的莉塔•坎普莉（Rita Kempley）反映了其他人的評論，稱這部電影是「道德的藥方」、滔滔不絕、「充滿說教的意味」，這部電影因為「意識到自己高貴的出身」而背負著沉重的壓力。儘管面對失敗，歐普拉對演出的狂熱依舊不減，她仍舊持續演出，同時資助電影和電視電影的拍攝。期間她經歷了成功和失敗。

她自製自演的下一部作品是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間播出的電視影集「釀酒場的女人們」（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當民調顯示觀眾對影集不感興趣時，這部影集面臨提早下檔的命運，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受到當時對一些顯要人物批判的影響。即使只有少數的女性觀眾認為這部影集過於主觀，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卻認為片中呈現的黑人男性角色充滿敵意。相反的，白人作家批評片中的角色過於喋喋不休，有些非裔美國專欄作家認為該影集令人感到不舒服，讓人聯想到歐普拉第一部電影所傳達的觀點。

「華盛頓郵報」的撰稿人桃樂絲•吉麗安（Dorothy Gilliam）譴責這部影集，認為它「嚴重充斥著對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同時她憤怒的發現影集中對女性的描述老套、陳腐，跟極端種族主義者的思維不謀而合。不過，一九九六年一月份上映的電影「等待夢醒時分」（Waiting to Exhale），吉麗安卻因為太過喜愛，一連看了兩次。然而，為巴爾的摩「太陽哨兵報」（Sun Sentinel）撰稿的葛列格里•肯恩（Gregory Kane）對這部電影的評語和吉麗安對釀酒場影集的看法一樣，認為看完之後令人感到很不舒服。他氣憤的表示歐普拉的主持風格就像是那種說出「我吸食古柯鹼，但是是那個男人逼我的」那種話的人。

她在節目裡找來電影中那群女明星，七嘴八舌的說一些「黑人男性如何在兩性關係中錯待黑人女性」。至於，歐普拉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所製作、演出的「傾聽：昆西•瓊斯的人生」（Listen up: The Lives of Quincy Jones），這部描寫她摯友的電影則未引起爭議。而一九九七年歐普拉的哈潑製片公司為美國國家廣播網製播的「在女人展翅之前」（Before Women Had Wings）則是一次成功的投資，不過仍然有部分影評人認為它太過灑狗血。次年，在「歐普拉溫佛瑞出品」的名單上，有一部名叫「婚禮」（The Wedding）的四小時迷你影集，由後來在二○○二年得到美國影藝學院奧斯卡獎的 女星荷莉•貝瑞（Halle Berry）主演。然後，就像是為了要證明自己的判斷能力，「歐普拉溫佛瑞出品」的品牌下產生了歐普拉個人最受歡迎的電視電影，一九九九年改編自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的話題暢銷書《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Tuesdays with Morrie）。

這部影片吸引了兩千兩百五十萬的觀眾收看，整整一個星期內的其它電視節目完全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華盛頓郵報」的首席電視評論家湯姆•歇爾（Tom Shales），從不輕率誇獎人的他形容歐普拉是那種「絕不會胡搞的人……出品毫不含糊。」他還幽默的開玩笑說道，她「即使在偷懶的時候都不會顯得懶散」。

歐普拉如何參與國家傷痛療癒過程多變的主題和來賓顯然是歐普拉秀受到歡迎的部分原因。只有在少數的特殊情況下，節目的主題才會和下一次的主題有所關聯。例外的情況是當全國或世界性的事件發生時，因這一類事件吸引了全國所有民眾的目光。有一個主題長時間占據了全美國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關注，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份子攻擊紐約世貿大樓和華盛頓特區的五角大廈。九一一之後，歐普拉製作了一系列特別節目來探討這起事件的影響和後續發展。在其他的場合裡，她也參與了和她的節目沒有關聯的愛國活動。許多節目的內容設計都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