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希望組織生活是理智的。我們喜歡知識勝過無知，喜歡見解勝過迷信。我們認為不如此，我們就顯得不夠人性。當然，我們的生活受到情緒和雄心的左右，就和探索及思考一樣多。我們是凡人，同時受到熱情與興趣、理性和超脫的塑造。我們不可能不如此。知識的真正敵人並不是熱情、無知或迷信，而是來自老習慣、組織化忠誠和個人堅持所導致的某種井蛙之見。就像老謀深算的老官僚會說的，你的位子決定了你的立場。
過去五十多年來，有人非常努力地提升我們在公共與組織生活中所需的理性。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其中的佼佼者，藉由其本身的成就，以及其所奠定的典範，為公共選擇和組織經營方式帶來重大的轉變。蘭德公司是由軍用航空集團的哈普．安諾德將軍（General Hap Arnold）所創立，是一種動員人才研究的新方式。其目標很簡單：在相對較自主的組織內，運用聰明人才思考航空集團的需求和問題。安諾德將軍的決定深切地影響到軍方因應冷戰的方式。
1948年，蘭德公司轉為自主性的非營利機構。在創立後的半個世紀，我們看到出現許多在某種程度上借用蘭德模式的組織。今天，我們稱之為「智庫」。智庫在1948年還難得一見，如今則是為數不少。有些像蘭德公司一樣是無黨無派，有些則是由政黨支持。但不管其政治色彩為何，智庫已經大幅取代大學，成為將睿智思想家的理念和具體事實的規範提供給公眾選擇的最有力方式。
蘭德的成就已經變成傳奇。當你看到一張衛星雲圖，或者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找路時，你就用到了蘭德早在二十年前、太空人奧德林（Buzz Aldrin）踏上月球之前就已想到的技術。1946年，蘭德的研究人員提出繞行全球的太空船有其軍事上的價值，並且能輔助研究、提供長期的通訊。在該報告發表後的數十年，蘭德協助引導衛星研發系統。
當你使用個人電腦時，你用的是在蘭德公司所修訂的一種科技。蘭德設計了全球首批電腦之一，稱為JOHNNIAC。這個名稱是以馮諾曼（John von Neumann）為名，他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及蘭德的顧問，就是他將這部電腦概念化。
當你寄電子郵件時，你用的是蘭德研究員保羅．巴朗（Paul Baran）三十年前發明的方法。當時，巴朗嘗試解決敵人攻擊後的通訊安全問題。電話系統和軍用無線電抵抗不了任何攻擊，而且這些攻擊會破壞並控制這些系統的中央站。於是，巴朗發明了一套沒有中央站、不需固定路線的系統。訊息可以被分成「一小件」或「一小包」，每一件都可以依循任何既有的電子路徑，在終端再重新組合成統一的訊息。我們現在稱之為網際網路。
蘭德更擅於了解組織生活的人性面。如保羅．萊特在本書中所說，蘭德已經提出數百項組織如何運作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結果包括如何招募、激勵和獎勵優秀員工；組織供應鏈以確保取得更多的零件；找到頂尖的設備；穿透戰爭及日常生活既定模式中的迷霧與摩擦，以進行溝通。
當說真話的人和擁有力量的人了解到，新資訊會改變行為（至少在重要事項上），但前提是資訊要和組織目標及文化需求的共識有關，這樣的事實最有力量。
蘭德和其贊助者都從這些課程上學到東西。蘭德了解到，雖然在他們看來，贊助者可能會問錯的問題，但蘭德願意回答任何問題，而且是簡明清楚地回應，即使是在提出更多以後才該問的新問題時。贊助者了解蘭德所代表的是他們本身無法創造的一種資產--明確地說，就是自主的組織、為公共利益服務，其分析將能擴大觀點，並釐清贊助者的視野。
如今，贊助者的數目已經比1946年多很多。除了空軍外，蘭德的服務對象包括陸軍、國防部，以及保險、民法、健康保健、醫藥等私人公司，還有教育、勞工、人口、移民、藥物濫用和刑法等相關機構與組織。從事這些研究，不只是為了美國的贊助者，也包括在歐洲及中東的贊助者。
承接了這些新客戶，意味著擔下了更多的智慧任務，對客觀的挑戰也大於軍事上的挑戰。許多最重要的內政爭論，都是違背數學計算的事。要衡量好的健康或好的教育並不容易。此外，有關健康、教育或犯罪的爭議，都受到「我們希望住在那一種世界」的嚴重分歧意見所左右。相反的是，有關軍事策略的不同觀點，常常只是達成一共同目標的不同作法。每個人都想要一個安全的國家。所以，問題在於：要如何最好、最經濟地達成這個目標。但有關內政的問題，往往只是在爭議我們到底希望生活在何種世界：應該要反對用藥？容忍用藥？或者乾脆合法化？何謂讀書人？這些都不只是達成一個目標的途徑而已，目標本身就是個問題。
正如每個人都要一個安全的國家，我們大多數人都想在高績效的組織裡工作。如蘭德所發現的，創造高績效，說比做容易，那可是需要仔細的分析和堅持。保羅．萊特在本書中指出，蘭德的研究顯示了一套中心事實。高績效組織藉由評量成果、評估方案成功、建立對績效的明確期待，以維持警覺性；他們藉由授權員工自行做例行決策、減少單位之間的障礙、鼓勵參與式管理、培養開放的溝通，以維持靈活度；他們藉由定期的客戶調查、投資新點子、創造表現的強烈動機，以維持適應力；並讓組織裡擁有充分的資料，提供有效的資訊科技，以維持校正力。
這些課程是來自萊特對蘭德過去半世紀有關組織運作之研究的詳盡分析。本書是根據他研讀的數百份報告，以及與蘭德研究員長時間訪談的成果。如萊特所說，蘭德對珍珠港事件、古巴飛彈危機及其他意外事件的研究發現，對私人機構的重要性就如同對政府單位一樣；而他們對住宅、石油、礦產、通訊和生技產業的創新研究，對政府單位的重要性一如對IBM和英特爾一樣。
他指出，在設計足以在不確定的世界裡生存、茁壯的組織時，是有一些簡單的、有證據為基礎的原則。萊特稱這種組織為「健全組織」，指的是一個組織能夠選擇最佳方案，因應各種可能的未來，以防備脆弱和意外，再調整未來己所期望，以適應改變的環境。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有警覺性、靈活度、適應力和校正力，而這在今日的組織裡常常被忽略掉。如蘭德在90年代中期的發現，組織不能單憑期望就能變得健全；他們必須採取具體的步驟，以進一步提升表現，並從願意面對自己對未來的假設開始。
保羅．萊特是位有能力、有想像力的政治科學家，出版過多本重要議題的著作，包括社會安全改革、維持創新、政府最適規模等。他在蘭德的工作並沒有涉入任何的先決條件或研究後的審查，讀者在本書中讀到的，都是萊特最獨立的建議。
--詹姆斯．威爾森（James Q. Wilson）
暢銷書《Bureaucracy》作者、美國政治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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