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危局中的曾國藩

第一回　前言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農曆二月的某一天，曾國藩和兒子曾紀澤與平時一樣，在兩江總督府內後花園中散步，突然，曾紀澤感覺父親的身體正在往下沉，他還來不及反應過來，父親已癱倒在地。

曾紀澤一聲驚呼，聞訊而來的家人七手八腳地將曾國藩抬進臥室，然而，他已經說不出話來。
很快，他閉上了眼睛，離開人世了。他靜靜地走完了短短六十二年的人生，還來不及寫自傳、做總結、寫回憶錄，甚至來不及寫遺囑、交代後事。

或許在他剛強的意志下，他根本從沒有想過人生就這樣到了盡頭，在他心裡，還有好多書沒有讀完，還有好多事等著他去做。

被忽視的人
歷史是一面鏡子，與普通的鏡子不同之處在於，鏡子只能照出人的外表，歷史卻能照映出一個人的心靈。一八七二年，曾國藩病死於南京兩江總督任上。大星隕落，舉國悲慟，即便是平素在上諭裡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帝后們，也以前所未有的隆重，給予了最大的褒獎：

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諡予「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

死後追封是中國特色，諡「文正」更是莫大光榮，因為「文」即經天緯地，「正」即輔世長民。清朝共計兩百六十多年，死後得享諡「文正」的大臣不過八位，其中漢人僅兩位。一是杜受田，一是曾國藩，而杜又是帝師。按慣例，諡號當先由內閣票擬，再呈報皇帝批准，但杜受田是咸豐皇帝直接指名諡號的，嚴格來說並不合規制，論功績也不配享此諡號。可以說，滿清一朝，只有曾國藩一位漢人大臣確是名副其實的。

除了諡號外，建專祠也是一件大事，付史館傳布後世，派穆彰阿往祭，等於是老師祭學生。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容閎也讚歎不止，說他「一生之政績、忠心、人格，皆遠過於儕輩，殆如埃浮立司脫高峰 ，獨聳於喜馬拉雅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

曾國藩身為傳統社會的一介儒生，如何能做到「中興第一人」，而且仕途上總是步步高升，得以成為後世景仰的人物？對於這位成就斐然的爭議人物，人們一直樂於追思不絕，以期獲得他「居官不敗之道」。
（圖）曾國藩像

事實上，曾國藩並不會做官，對於試圖尋找曾國藩為官之道的現代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失望的結論。在晚清那樣的時代與社會，會做官的標準應該是八面玲瓏，四方通達。李鴻章即是會做官的典型，之後的張之洞也是。

只是，後世「做官要學曾國藩」這句話似乎將曾國藩定格成一名「權術家」。其實，這可說是天大的誤會，曾國藩根本不會做官。
當然，很多人一定不會同意這個說法。他們會說，曾國藩要是不會做官，怎麼可能在短短十年內由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高升到二品侍郎？又怎麼可能做到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位列漢人第一？但是，僅僅看他的官做得大、升得快，並不等於他善於此道。

當然，無論是從當時的情形看，還是就現今的情勢衡量，曾國藩確實是升遷得比較快。他自己也曾說，在湖南能在三十七歲便做到從二品的，自清朝以來也不過兩人。究其原因有二：
首先，他考試成績比較好。曾國藩雖然中了進士，但不過是一名詞臣。所謂詞臣，就是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員。詞臣因無實際考績，要被提拔自然就很難，其所依賴的途徑只有考試而已。道光二十三年，皇帝親自主持了一次考試，稱大考。考後第四天，結果出來，曾國藩名列二等第一，這次總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大考，他排在第六名，與當年他考進士時的程相比，可說是實力大增。也因為這次優秀的成績，曾國藩順利升遷為從五品、外放四川任鄉試正主考。

其次，曾國藩的個性腳踏實地。由從七品一下子跳到從五品，並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他是靠關係、走後門、跑官要官得來的。歸結起來，他就是腳踏實地，修身務本，格物致知。這聽起來很空洞，但曾國藩不這麼認為。很多人進了翰林院後就不再讀書，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一心想著如何暴得橫財、撈得高官，怎麼坐得住冷板凳？怎麼還有心思修煉自己？

曾國藩意識到這一點官場現實，他在家書中對六弟說：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為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

這段話看起來像是在說大話。然而，縱觀歷史上，哪一個有所成就的人，早年不曾有過志向高遠的時候？劉邦、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之」，諸葛孔明的「自比管仲、樂毅」，都足以說明只有修身立志，腳踏實地，一旦機會降臨就能很快地抓住，捷足先登。曾國藩又說：「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

所謂格物，就是明理，「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在曾國藩眼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所謂誠意，就是力行。曾國藩一生的成功，不正是建基於早期這種腳踏實地的格致修誠的努力嗎？

當然，此處還有一個做官的標準問題，也就是究竟什麼是做官？會做官的標準是什麼？曾國藩所處時代的官場與現時代的官場一樣，所謂做官，就是身登高位，左右逢源。這種做官方式曾國藩顯然不會，他自己就曾坦言：「性素拙直，不善聯絡地方官，所在齟齬。」

我們只須看他一生的際遇就可知道，他的態度就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吃，很簡單；住，很簡陋；穿，很樸素。難道這些是因為他沒錢嗎？從他手上過的經費何止千百萬。他沒地位嗎？從他手上得以提拔的官員何止千數。於是有人說，曾國藩的一生活得太辛苦，也活得太累了。這樣值得嗎？

若以官場的標準來衡量，確實是不值得。縱觀其一生，雖然身處官場，而久居高官，卻實實在在是一個不會做官的人，他一生共遇到三大挫折──一挫於長沙官場，二挫於江西官場，三挫於天津教案。他初次練兵，就與長沙官場格格不入，最後竟然與長沙綠營發生了激烈的摩擦，被迫避居衡陽。在湖北時，他好不容易盼來署理湖北巡撫的地方實職，可是僅僅到任七天就被朝廷收回成命。在江西時，他因為軍餉問題與江西地方官，特別是與他的部下沈葆禎不和，並發生了爭執，鬧到朝廷，最後朝廷立場不是偏向他。他迫切需要一個地方實職，因為這對於一個軍事統帥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募兵、籌餉也方便得多。然而，儘管他多次向皇帝上疏，明確提出不任巡撫不能治軍，皇帝卻依然故我、不為所動，曾國藩有苦難言。直到咸豐十年（一八六○年），朝廷才開恩任命他擔任署理兩江總督，此時離太平軍的覆沒已經為期不遠了。當時聖旨下達，有幕僚對曾國藩說，這一次能夠代理兩江總督一職，應該感謝肅順大人，建議曾國藩按慣例寫信表達謝意。曾國藩考慮了一番，終究沒寫。

要是他真會做官，他完全可以迎合官場上的污濁，然而，他並沒有，他依然我行我素。
探說起來，曾國藩根本就是生不逢時，不應該去做官，即使是生於二十世紀，曾國藩依然不可能成為一個擅長當官的人，因為傳統的官場文化流行的是權術，一個不會權術的人怎麼可能成為擅長當官的人？

只是沒想到，曾國藩還高唱「用人之道，最忌權術」、講究駕馭下屬，最重要的是推誠布公，甚至認為靠智謀與權術籠絡他人是不能長久的。這種迂腐的言論，連現代人都嗤之以鼻了，更何況是在十九世紀？

由此看來，想從曾國藩身上學習權術，並將權術視為領導藝術，顯然是現代人的一大誤解。
最忌權術的曾國藩深深了解權術離不開欺騙、權術絕對不是領導藝術。即使是在他不得志的時候，他都不與朝中權貴交往過密。他不願捲入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做無謂的犧牲。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聯繫。事實上，他在道光朝時倚仗穆彰阿，在咸豐朝時倚仗肅順，在同治朝時倚仗恭親王，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訢也幾經挫折，然而曾國藩依然升官，宦海浮沉的現象似乎與他無緣。令人尤為讚歎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全然不為所動，這就很值得研究。

可以說，曾國藩是當時真正的「另類」，他本著「自拔流俗、進德修業、陶鑄世風」的宗旨，使得朝廷感到確實四顧無人，捨了他別無良策，因此，在讓曾國藩長達十年的「虛懸客寄」，以一在籍侍郎名義統領大軍之後，朝廷終於結束了考察期，實際授與他兩江總督的位置。

歷史上，會不會做官與會不會做事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在許多主事者眼裡，或許還不能讓那些會做事的人當官，一來他們對這種會做事的人心懷顧忌，萬一讓他們進入官場，會不會壞了官場的規矩？二來倘若讓這些會做事的人都做了官，那以後讓誰來做事呢？

思想開放
時勢造英雄。曾國藩之所以能以一介書生，成為人們心目中居官不敗的楷模，也是時勢造成的。然而，時勢的改變首先引發的往往是局部的衝突與融合。只有少數最敏銳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時勢的變化，從微小的地方洞察歷史的走向，並且穿透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迷霧。

一說起清末，人們首先會想起的是林則徐、魏源。
林則徐固然精神可嘉，但是他的眼界不如曾國藩；魏源固然眼界高，但也只停留在紙上彈兵的階段。曾國藩之所以超出時賢，原因之一便在於識見卓越，洞察驚人。

當林則徐大聲疾呼「無可禦敵之兵，無可充餉之銀」時，曾國藩則認為：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苦。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

倘若思想不夠開放，曾國藩不可能說出這種一針見血的話來。他慧眼指出時局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世風，而他一生的志願就是要陶鑄世風。他同時認為處於當代，人才的重要性是無可取代的，要想改變世風，首要之務是「得人」，即「今日所當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

而對世風的憂慮始終貫穿曾國藩的一生。
曾國藩對時局的世風日下，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麻木，沒有人願意講真話、真正做事的情形憂心不已，並為此發出時勢已成魚爛之勢的感嘆。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事後，曾國藩接連上疏，〈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五疏直上唱朝陽」，無異於在一片萬馬齊喑中爆發出一聲聲巨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甚至直指官場風氣。

瑣碎、虛飾、驕矜，這三大流弊在曾國藩看來，其根源不在別處，而是在於最高統治者。表面上皇帝崇尚敬慎，其實見小而失大，謹其所不必謹，慎其所不必慎，對於國計民生之大者，反而疏而不問；表面上皇帝崇尚信古，事實上則是食古不化，拘於時弊，專尚虛華，棄古人古聖的精髓，以至於朝綱不振；表面上皇帝胸懷廣大，實際上驕矜，更使得文臣疲弊，武將只會袖手旁觀。

當時官場風氣堪憂同時表現在官員辦事方面。以曾國藩的話來形容就是，京官退縮、瑣屑；外官敷衍、顢頇。所謂退縮，就是共同辦事的官員互相推諉，不願多做事。而不願做事的原因就在於怕承擔責任，動不動就請旨打小報告，使得矛盾白熱化，不願為朝廷分憂；所謂瑣屑，就是斤斤計較，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眼中只有當下，從不考慮全局；所謂敷衍，就是只知道應付差使，敷衍了事，辦事從不肯認真，也不敢認真；所謂顢頇，就是裝模作樣，不懂裝懂，只知粉飾太平，不敢報告憂患，盡說無關痛癢的話，盡做無關緊要的事，甚至欺騙成性。這些表現實質上都是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

那麼，士風又如何呢？
曾國藩認為，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廷的文人風氣就只會崇尚浮華。他以小楷和律詩這兩種文學創作為例，說這些文人士子在小楷方面是「工益求工」，在試律方面則是「巧益求巧」。
原本工益求工、巧益求巧，本是好事，為什麼曾國藩認為是浮華不良的士風呢？

其實，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標準，如果只在工與巧上大做文章，而忽視其他實質內容，這樣的風氣當然值得警惕和憂慮。曾國藩的思想若不夠開放，他的批判不可能如此犀利。

那麼，當時的朝廷為什麼會形成這種風氣？曾國藩指出，這正是朝廷用人方面的風氣所至。當時的翰林院與詹事府，這兩個部門本是文人士子最好的進身途徑，表現最佳的往往可以進上書房和南書房，但是保送至上書房和南書房的人，唯一的標準就是看是不是工於小楷。士子較為集中的六部，他們表現好的往往以進軍機處為榮。然而，軍機處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唯一的標準也是只看小楷、律詩的能力，至於內容是否言而有物，辦事能力高不高，則完全不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曾國藩明指出：「二、三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榆修袂而養煦步，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以鳴不平者則與議其後。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
這種風氣甚至影響到軍隊，更是讓人震驚。軍隊腐敗成風，官兵驕惰之氣日盛，許多官兵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

在這樣的風氣下，即便是人才也難以有出頭之日。
要道破「萬馬齊喑」的現實，本身就需要多大的勇氣。這等於吵擾了一個正在酣睡的人。然而，思想與知識界並沒有因此而被喚醒，人們也沒有意識到曾國藩的用心所在，他們只當是又出了一個「另類」、一個敢於犯顏直諫的「強項令」而已。大清國的子民，或掙扎於吃飯穿衣這些基本的生活艱苦中，或僅是昏昏無所覺。曾國藩被忽視了，以至於若干年後，曾國藩的核心幕僚趙烈文深有感慨地說：「老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學風同樣反映世風。
儒家學風本來講求經世致用，知識分子有一種強烈的關心時政、關注國是的實學精神。即便是被後世攻擊謾駡不絕的程朱理學也是講求「內聖」、「外王」的經世之路。特別是朱熹的理學，本就起於南宋統治岌岌可危的時機點，是希望由修身而達至改變社會風氣以挽救國家的目標。所以宋明以來，儒學的理想與儒者的天下國家之責任一以貫之，六百年間傳承不息，一直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響著知識分子，與這個過程相伴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士氣日益高漲，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為代表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清朝統治者由於文化上的自卑心理，在思想上長期實行高壓政策，以嚴酷的文字獄打擊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勇氣，迫使他們走上閉門治學之途，與國家閉關自守的政策一致，整天與考據相伴，諷刺的是，這種閉關自守的現象竟一度被後世學者津津樂道的所謂「乾嘉實學」。

在這樣的學風下，人們閉門讀書，當社會危機到來時竟毫無察覺，直到林則徐出於反侵略戰爭的需要，睜眼觀看世界時，才知道中國與世界不僅久已疏遠，而且日益衰弱無力。
這個時候，理學家們卻依然平居高談性命，一旦情況危急，竟茫然無計可施。

曾國藩在京城時師從儒學大師唐鑑，而唐鑑是湖南人，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奉行的是不同於理學修身派的理學經世思想，而是以修身做為經世的目的。這一思想基礎，便成為曾國藩著意於關注世風、陶鑄世風的前提。於是，曾國藩抱定「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籠絡人心，以緩和民亂四起的社會矛盾，然後自強自立，才有餘裕應對西方的挑戰。

除此之外，對風俗的重視與強調是曾國藩一生貫穿始終的事。他立志從空談走向實行，希冀由一、二人開始。一、二人的力量雖然很小，難以撼動強大的世俗力量，然而，見微知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曾國藩有些根本觀念。第一，人才要靠在位者的影響與培養；第二，世間風俗取決於少數人的導向。曾國藩的目標就是想由少數人的提倡，而達到千百人附和，以期泉湧雲興之效。於是，這「一、二人」自然至關重要。這就是曾國藩之所以要以「美化教育人才為己任」的根本出發點。

士風世風與人才是緊緊相關的。曾國藩正是基於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關乎世風的高度而立志轉移士風，陶鑄人物，培養一世人才。面對日益衰敗的社會現實，曾國藩自覺地尋求一代人才以培養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他這一根本理念又與湘軍其他將領不謀而合，如胡林翼也認識到：「方今天下大亂，不在強敵，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難治，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

當然，如果僅是說說而已，停留在理論上、口頭上，這樣的話誰都會說。然而，曾國藩當然不會只是說說罷了，他把理論的觀念時時落實在自己的行為中，以自己為楷模，培養國脈與士風。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對世風的高度重視，並以「陶鑄世風，轉移風氣」為己任，正是曾國藩的人生意義所在。這是千百年來歷代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也是自孔子以降多少志士仁人不斷努力的志願所在。然而，儒門淡泊，很多人只停留在敢想而不敢做。

然而，曾國藩不但想了，而且實踐了。他就是要力圖衝破世俗的羅網，以自己的努力，帶動一、二人的努力，以造就人才為己任，通過人才的陶冶來陶鑄世風。以出版書籍、興辦教育來宣導世風；最關鍵的當然還是自己不沉於流俗，敢於以一人之力與當世的不良世風鬥爭。

曾國藩正是一位思想開放的人。
歷史上第一位形容曾國藩思想開放的人，正是梁啟超。有一年夏天，梁啟超偕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出遊北海，期間他講了一段話，談到他對學生的期望及如何改造社會風氣的豪情：「現在時事糟到這樣，難道是缺乏智識才能的緣故嗎？……現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殘餘根本去剷除。我們一回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的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點來朋友間互相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劄中考見，一見面一動筆，所用以切磋觀摩規勸者，才是這麼樣堅忍，這麼樣忠實，這麼樣吃苦有恆負責任……這一些話，看起來是很普通的，而他們就只用這些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好讓他們這般人出來收拾了。……我們讀曾氏的〈原才〉，便可見了，風氣雖壞，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個是一個，這樣繼續不斷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當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的……我對於諸同學很抱希望，希望什麼？希望同學以改造社會風氣為各人自己的責任。」

近代中國史上，被大才子梁啟超稱讚的人極其少見，然而，偏偏對曾國藩，這位目無餘子的大才子卻屢屢稱頌不已。他甚至說，如果曾國藩在世，今日混亂的局面一定靠他來拯救。

那麼，是什麼使得梁啟超對曾國藩如此歎服呢？是權術權謀嗎？顯然不是，而是「學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淩霜」。後人稱其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後一尊精神偶像」，曾國藩的真正意義在梁啟超看來就是自拔於流俗，引領流俗，變革世風。

第一回　前言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農曆二月的某一天，曾國藩和兒子曾紀澤與平時一樣，在兩江總督府內後花園中散步，突然，曾紀澤感覺父親的身體正在往下沉，他還來不及反應過來，父親已癱倒在地。曾紀澤一聲驚呼，聞訊而來的家人七手八腳地將曾國藩抬進臥室，然而，他已經說不出話來。很快，他閉上了眼睛，離開人世了。他靜靜地走完了短短六十二年的人生，還來不及寫自傳、做總結、寫回憶錄，甚至來不及寫遺囑、交代後事。或許在他剛強的意志下，他根本從沒有想過人生就這樣到了盡頭，在他心裡，還有好多書沒有讀完，還有好多事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