泅泳於死亡之海：母親桑塔格最後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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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憶母怨母――大衛．里夫的《泅泳過死亡之海》 陳耀成

三年前的三月三十日下午，我抵達卡內基音樂館的贊凱爾廳。手持蘇珊．桑塔格助理寄來的邀請卡，出席一代才女的悼念音樂會。演奏的是桑塔格生前好友，享譽國際的古典鋼琴家內田光子。演奏會前見到觀眾席上的桑塔格的「遺孀」安妮．萊博維茨――名流攝影家，成名作是...

一

最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我原以為自己是結束了一次漫長的國外旅程，正要飛回位於紐約的家。沒想到，這卻是另一趟旅程的開端，而最後竟以母親的辭世告終。

具體說來，當時是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星期日，我在倫敦希斯洛機場，結束了中東之行後準備回國。在東耶路撒冷與約旦河西岸之間來來回回近一個月後（我一直在寫有關阿拉法特最後統治時期巴勒斯坦人的報導），一想到回家就讓我感到輕鬆，而現在，我已在半路上了。除了這一點，事實上，我腦子裡一片空白。中東之行讓我沮喪不已，我僅僅獲得了我需要的部分材料。我心裡有數，寫好那篇報導殊為不易。但是，我累了，既有點筋疲力盡，心裡又不好受，我尚未準備好把報導材料落實到文字。我可以等到了家再說，所以，在聯合航空的候機大廳，我開始打電話—往家裡打電話，這是我每次一做完報導後的習慣。就在此時，我母親蘇珊•桑塔格告訴我說，她可能舊病復發了。

聽得出來，母親是在故做輕鬆。我向她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約旦河西岸的現狀，她最後對我說：「有可能搞錯了。」她說，我不在的時候，她去做了一年兩次定期的各種掃描 和抽血檢查—這是自從六年前，她被診斷出子宮肌瘤並接受手術和化療以來，她持續接受的例行體檢。她說：「他們剛為我做的驗血有一項結果好像不太好。」接著，又說她又做了幾次進一步的檢查，問我第二天能否陪她去看一個專家，是別人推薦的，而且幾天前已經為她增加了幾項檢查。他應該會有決定性的結果。「很可能什麼事也沒有。」她說，並且提醒我，她過去曾診斷出子宮肌瘤，以及一九七五年她被診斷出罹患末期乳癌之後切除了整個乳房，從那兩次起她便不斷經歷一次又一次虛驚，結果根本就沒事。

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很可能什麼事也沒有。我也空洞地重複著這句話。我們告訴彼此，在這一點上，我們看法一致。至少，從理論上講，我倆這樣認為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那些驚嚇最後不都是有驚無險嗎？有一次，掃描發現她左腎上長了個東西，好像又是癌症，結 果卻只是我母親的腎形狀長得奇怪。後來還有一次，我母親突然胃痙攣得十分厲害，醫生擔心她也許是患了結腸癌。這些恐慌最後都證明是虛驚一場。我母親四十歲出頭第一次得了癌症，此後，像所有癌症病人一樣，復發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一直懸在她的頭頂上，她已經學會在聽到這種消息時保持鎮定，或者，至少表面上裝出鎮定的樣子，儘管這很困難。這次也會平安無事的，我倆又強調了一遍。以前我們不也經歷過嗎？但是，我們的話語就像微弱的呼吸，我們的平靜是建立在麻木而非鎮定的基礎上。但我要羞愧地承認，當時掛了電話之後，我感到如釋重負。

接下來，我盡力不去想任何事情，而只是兩眼盯著希斯洛機場跑道，看著飛機起降，直到聽到自己航班的登機廣播。一上了飛機，我就喝醉了，但我總是如此。飛機著陸後，我馬上趕回家中。一回到家，我立刻打電話到母親的公寓，但接電話的是她的一個朋友，她說我母親睡著了。我說我也準備睡了。我的確去睡了。如果說不去睡覺還有其他的事情可做，那就是痛苦地尖叫，因為我隱約覺得母親這次恐怕在劫難逃。我甚至無法想像，母親當時內心有多煎熬。

第二天早上，我去母親的公寓接她。我立即發現，她不只是沒好好休息，而是根本沒睡。現在回想起來，我記得她當時的強顏歡笑，也記得當時自己只是勉強假裝應和她。我說「勉強」，是因為儘管我保持鎮定，但在我說什麼與我聽見自己在說什麼之間，似乎有那麼一丁點遲疑。回想起來，我真希望當時能緊緊擁抱她，或者握住她的手。但是，我們母子倆很少透過肢體動作流露自己的情感。人會急中生智彌補平時某些不足，關於這一點，很多人說過或寫文章談過，但是，至少從我的經歷看，真正發生的情形是，我們更多時候展現出來的往往比實際的我們還糟糕。我和母親顛來倒去說的就是那些話，然而，那些話給人的感覺幾乎沒有任何價值—就像美國內戰期間南部邦聯的美元或前蘇聯的盧布一樣一文不值。我已不太記得當時我有多害怕，但我清楚記得自己當時想像著她心裡有多害怕。她滔滔不絕地談論中東，而我呢，因為說不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更甭說觸摸她了），就一直講有關亞西爾•阿拉法特和他在藍馬拉的官邸—彷彿那有多重要似的。我們就這麼聊著，一直聊到那個專家—確切地講，是白血病專家—的診所。

Ａ醫生—以我對他的感覺，我寧可不提他的名字—是個大塊頭，他的動作幅度很大（對我而言是盛氣凌人），與他的虎背熊腰正好匹配。或許在我看來似乎是如此。也許，如果他有好一點的消息要告訴我們，或者是告訴我們壞消息時態度好一點，那麼，他在我心中保留的可能會是另一種形象—修士塔克，或是狄更斯筆下某個樂天派。為他說句公道話，我當時恐懼得六神無主，心裡頭一團亂。我覺得，一切都變了樣，我再也說不清楚什麼是可靠的，什麼是脆弱的。我所能做的充其量不過是和Ａ醫生握握手，聽他談起旅行採訪記者就機械性地微笑，然後坐在母親身旁。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他宣布壞消息時，我在他那張寬大而凌亂的桌子對面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因為，不是「什麼事也沒有」，相反地，事情可大了，大得令人難以置信。Ａ醫生很清楚。根據他上週五做的檢查—驗血和骨髓切片檢查，他絕對肯定，我母親得了MDS（骨髓造血不良症候群）。

我和母親一臉茫然地盯著他。我倆誰也不明白MDS是什麼意思。我們一臉迷惘，他則是面露挫折。MDS是一種特別致命的血癌，他緩慢而謹慎地解釋，彷彿坐在他面前的是一家子腦袋不靈光的鄉巴佬。

「倒是說點什麼啊。」我心裡想。我的頭在抽痛。我模仿Ａ醫生的口吻，問他是否絕對肯定。「不是有許多癌症也有類似的症狀嗎？」我問道，希望在醫學術語中尋找庇護，就像他也躲在首字母縮合詞與教學行話後面一樣。有沒有懷疑的空間，是否可能只是哪裡出了點問題，而這點問題到頭來並不是那麼致命的問題？Ａ醫生使勁地搖搖頭。他說，驗血，尤其是骨髓切片檢查是毫無模糊地帶的。接著，他就MDS作了解釋。我聽著，但沒有真正聽進去，我迷迷糊糊地聽著這些陌生的詞語和術語一連串地從他嘴裡蹦出來，說得很順溜，卻沒怎麼聽進去。他說，MDS的特徵是「頑固性貧血」。母親的骨髓所造的幹細胞無法發育成成熟的血液細胞，相反地，它們一直是「胚細胞」—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的不成熟的血液細胞。

這些我當時都沒有聽進去，除了一點，就是這個消息是可怕的。我不得不認為，以Ａ醫生的經驗，他應該很清楚他的解釋不可能聽一遍就明白。他和很多醫生一樣，跟我們講話時把我們當成是小孩，卻又不想想明理的成年人對孩子說話時該選擇什麼字眼；相反地，他滔滔不絕地說著，彷彿在演講廳發表演說似的。我和母親誰也沒有打斷他。

他講完後，母親詢問MDS目前有什麼治療方法，有沒有緩解病情的可能。還是一樣，他完全不考慮母親是不是已經準備好接受他馬上要說的話，而他講話的方式也完全不同情母親，也不想想他說的話對於母親的處境造成多大的恐怖。假如醫生全都是這樣，我會原諒他。然而並非所有醫生都是如此，謝天謝地，我母親後來發現了這一點。

Ａ醫生對於自己的話題很感興趣。他回答說，實際上，從各方面來說，答案是還沒有什麼治療能產生顯著的效果，至少還無法為病情帶來長期的緩解，更甭提治癒了。當然，有許多可以用來改善病人「生活品質」的緩解藥物。「生活品質」這種說法—可稱之為醫學上的陳腔濫調、委婉說法，或者說是一種醫學術語—在我母親患病期間經常可以聽見醫護人員一次次提起。Ａ醫生接著說，有一種叫5-阿扎胞苷的藥通常可以產生暫時性的緩解效果。但這種藥的效果最長也無法超過六個月。除了5-阿扎胞苷，治好MDS唯一一條路當然是骨髓移植。但Ａ醫生表示，對於像我母親這樣一個七十一歲的婦女來講，這條路也不太可行。事實上，Ａ醫生的意見是，我母親什麼也別做，一直等到MDS「轉成」—這個詞最初我感到完全陌生，但日後我將逐漸明白，並且感到懼怕—「完全成熟的」AML，即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事態的發展如此快速，我的腦子一下子無法理清頭緒。相反地，等待似乎就是自殺，因為AML看來甚至比MDS要糟糕得多（這些個首字母組合詞是多麼迅速地開始植入人們的意識中啊）。以AML來說，幹細胞會發育成異常的白、紅血液細胞和血小板。這些白血病細胞或胚細胞越多，健康的血液細胞和血小板的空間就越小。這意謂著血液和骨髓中白血病細胞的數量一旦達到一個臨界值，身體就再也無法維持正常功能了。Ａ醫生沒有明說那不言而喻的結果，接下來，人就會死去。他也沒必要說，反正我和母親已經聽明白了。

從我母親的公寓開車到Ａ醫生的診所，一路上我向她講述中東的事情時，她臉上一直掛著僵硬的微笑；現在，還是這樣。但Ａ醫生在那裡一個勁地講的時候，我產生了一種最強烈的幻覺，彷彿真的聽見她的微笑像蛋殼一樣發出破裂的聲音。但我又意識到，我的目光從她身上、從Ａ醫生身上移開了，轉而注視著Ａ醫生最近慶祝五十歲生日時收到的生日賀卡，注視著他的書和幾張他與家人的照片—事實上，我就是沒有看我母親。所以，我現在不能肯定我的感受。但我可以確定的是，過了一會兒，她才開始說話。

「這麼說，你是在告訴我，」她最後以一種令人感到心酸的小心翼翼的口吻（現在想起來都讓我倒吸一口氣）說：「事實上是沒救了。」停頓片刻，她又說：「我做什麼都沒用，對吧？」

Ａ醫生沒有直接回答，但是，他的沉默，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一切不言而喻。幾分鐘後，我們告辭。在走之前，Ａ醫生特別囑咐等我母親想好接下來她「想」怎麼做之後，務必再來找他—我現在還記得「想」這個字聽起來感覺特別怪異。我們朝車子走過去的時候，一路沉默，其難受程度超過了我能想像或體驗的任何事物。在開往市中心的路上，她一直盯著窗外看。大約過了五分鐘時間，她轉過臉來，看著我。

「唉，」她說，「唉。」

你越不希望發生的事，在生活上卻總是發生，就統計學來看這種說法並不合理。但當可怕的事情真的發生時，你幾乎總會有這種感覺。或許，這樣也好。畢竟，不去期待最糟糕的事情發生是一種選擇，整天往壞處想會讓人受不了的。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寫過一部劇本，假定所有的人做事情時脖子上都掛著一個小飾盒，上面標明他們的卒年。該劇的假設即其主旨所在：知道自己的死期會把生之體驗變成等死一般。

我想，我之所以想起卡內提，不僅是因為我母親喜愛他的作品，甚至還寫過一篇文章來討論他（我發覺該文是一名作家在描述另一作家的作品，同時也是一篇偽裝起來的自傳）。也因為母親最珍愛他的作品之處，乃至於超過關於卡內提這個人的作品，就在於他對死亡的恐懼。更準確地講，她和他一樣，無論是年輕時還是年老時，完全無法接受人總有一死這一現實。「我詛咒死亡，」他寫道：「我禁不住要詛咒死亡。」你不妨說，他的觀點就和她一樣，與《創世紀》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她早年的一則日記裡—我母親當時是芝加哥大學一名十六歲的大學生—她寫到「甚至都無法想像哪天自己就不再活著」。像卡內提一樣，她把這種在年輕人身上正常得毫無新意的情感幾乎一直帶到她死於斯隆—凱特林紀念癌症中心那一刻—離她七十二歲生日只差不到三週的時間。

我試圖傳達的是她以她生的方式死去：不甘心接受人總要死的現實，即使忍受了那麼多痛苦—哦，天哪，她忍受的是怎樣的痛苦啊！儘管受了那麼多罪，我母親依然和卡內提站在一邊，和菲力浦•拉金站在一邊。拉金在其偉大的詩篇〈晨曲〉（Aubade）裡寫到他怕死、他蔑視宗教安慰和其他精神把戲：

……偽善的傢伙們說：「理性的存在不會為一件

感受不到的事物而害怕，」卻無視了

這正是我們所畏懼的—無形，無聲，

無味，無嗅，無法觸及，無法去愛和關涉，

思慮中的無物，

無人能從中還魂的麻醉劑。

讀著這些我年輕時就耳熟能詳的詩行—儘管現在對我來說，它們讓我想起的不再是拉金的禿頭和他噘起的雙唇，而是我母親那一綹黑白相間、蓬亂的頭髮，以及她那雙烏黑發亮的眼睛—我多想勸她接受現實。「別那麼熱愛生活，」我想說，「妳總是對生活評價過高。」我也想安慰她，儘管我一向知道，在這種事情上，她不比拉金或者我自己更容易安慰。但是，我想試試，我（非理性地）想像著讓她稍稍接受死亡，如果那樣不成的話，也許至少賦予她一丁點兒佛教徒對死亡的漠然。我想提醒她一件事：七○年代後期某日，有個患了乳癌的婦女來看她，說她對西醫不感興趣，因為它只能使病情緩解，而她感興趣的卻是治癒。「但我們全都處於緩解之中，」我母親對她說。我想提醒她說過這樣的話。我願意為人都是要死的這一情況進行「辯護」。

但是，如果我此刻對自己講實話，那麼，我必須承認，我認為，我即使那樣做了也是徒勞；我是說那樣做不可能使她更強，或者更有準備，也安慰不了她。十八世紀，法國有個作家寫信給一個朋友，問他「像我這樣憎恨生活，為什麼還這麼怕死呢？」這也是拉金的觀點。卡內提曾經寫道，「人們不應當將對生命的渴望混淆於對生命的認同。」這時候的他甚至也是持同一觀點。然而，這不是我母親的觀點。她熱愛生命，不妨說，她對體驗的胃口和她對自己做為一名作家將會取得的成就所懷有的希望隨著她年齡的增大而增大。如果我必須選擇一個詞來描述她的生存之道，那就是「熱切」。沒有任何東西她不想看，不想做，不想深入了解。

她的生活過得好像是在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往一座圖書館裡累積藏書，也可以說是在讓她的種種渴望變成現實—從孤獨的少女時代起，她的許多願望始終未曾改變。她從未提過，但是，我現在想知道她的自我感是否與這一「收藏」糾結在一起，解不開，理還亂—她那麼多佳作寫的就是這一題材。她在另一則日記裡寫道，她永遠都是個學生，她在思考一個問題：到最終，這是否是她最成功的角色。她想吸收；她不想被吸收—當然也不想被吸收進來世，吸收進虛空。她為什麼，哦，不，她怎麼可能想要關掉圖書館，讓其中的藏品隨風而逝，而絕無重整旗鼓的可能呢？「我在，死亡走，」伊比鳩魯 寫道，「死亡在，我走。」可正如我母親所寫的，她唯有想像生存。

我本以為能夠安慰她，其實，這種想法本身有點自以為是。她這麼一個百無禁忌的人卻難得能真正直接地談論死亡，儘管我相信她一直在對死亡進行思考。我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生了病，剛剛有點體悟總有一死的含意—奇怪的是，是一尊喬治•華盛頓的雕像讓我開始思索這個問題的：偉人也同樣要死—我試圖和她談論死亡。我極其不安，快要絕望了，眼淚即將奪眶而出，她盡力安慰我。但即使是當時，我記得透過自己的悲傷，發覺她自己也很快地變得極為不安。沒過多久，我依稀覺得應該是我安慰她，而非從她那裡尋求安慰。「也許未來會發明某種奇妙的、化學的長生不老藥，」她告訴我，過了一會兒，她又說，聲音愈來愈低，「不過，恐怕我倆誰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當然，那時候，我還太小，無法為她做什麼。但是，與Ａ醫生見過那一面後，以及在接下來她生病一直到去世的幾個月時間裡，我多麼希望多少能夠安慰她一點兒。但是，幾乎一直到她去世那一刻，我們談的都是她的存活，是她與癌症奮戰，從來不談她快不行了。我不準備提她不久人世這個話題，除非她提。這是她的死，不是我的。她沒有提。假設提，那即意味著承認她會死去，而她要的是存活，不是死亡—以任何條件為代價的存活。活下去：也許那就是她死亡的方式。

一

最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我原以為自己是結束了一次漫長的國外旅程，正要飛回位於紐約的家。沒想到，這卻是另一趟旅程的開端，而最後竟以母親的辭世告終。

具體說來，當時是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星期日，我在倫敦希斯洛機場，結束了中東之行後準備回國。在東耶路撒冷與約旦河西岸之間來來回回近一個月後（我一直在寫有關阿拉法特最後統治時期巴勒斯坦人的報導），一想到回家就讓我感到輕鬆，而現在，我已在半路上了。除了這一點，事實上，我腦子裡一片空白。中東之行讓我沮喪不已，我僅僅獲得了我需要的部分材料。我心裡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