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迪厄思想理論與社會行動兼容並蓄的轉型之作
◎釐清布赫迪厄重要理論學說的實用工具書
皮耶.布赫迪厄,學界最熟知的現代法國社會學家之一。他提出的場域、慣習、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等理論,以及對於文化再生產的分析主張,已在社會學領域廣為接受,並帶來重要的啓發。除此,布赫迪厄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社會學界,相較於其他社會學家,他有著與其學術影響力相稱的社會實踐力,身為所謂的「公共知識人」,他對學術社群、國家菁英,以及文化現象的批判挑戰,已經成為法國社會自我反省的象徵。
《所述之言》出版於1987年,是繼他的重要作品《繼承人》、《再生產》、或《秀異》之後,又一獨特的代表作;此時布赫迪厄關注的議題愈發多元、對話也更廣闊,除了學術與菁英的討論議題,他更關注媒體、社會弱勢、性別、經濟現象,甚至科學與技術等面向。
介於布赫迪厄思想與行動的轉型分水嶺,本書為一部反思性強烈的著作,在多元的主題之間,一方面,可以看到布赫迪厄在投入公共領域之前如何預備自己的思維歷程,另一方面,也提供為對他往後諸多研究的統整基礎。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歷程」,勾勒了學術階段養成時期的思想繼承與經驗脈絡。第二部分「對抗」,涵蓋七篇布赫迪厄與人類學、法學、宗教、經濟學等不同領域對話的文章。第三部分「開放」,各篇文章精要地歸納了他在藝術方面的研究重點、分析「人民」一詞在政治語彙當中民粹的使用傾向,以及對於運動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提議等。
全書篇章皆為布赫迪厄自選的訪談與研討會講稿,其中,布赫迪厄解釋了他最常被誤解的概念,說明諸多研究當中的預設,為人們閱讀過程中容易遭遇的困難提出解答,更對攻擊他的言論做出反擊。行文之間充滿互動的張力,對於思想也做出更清楚的闡釋。於逝世十週年的今天,藉由本書中文版的出版,讓讀者能更清晰理解布赫迪厄的創作與思想演變歷程。
作者簡介: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法國當代最著名的文化社會學家,一代公共知識分子
原是人類學出身,鑽研社會學有成,卻自許為哲學家。晚年投身社會運動,被譽為「表態的知識分子」、「繼沙特之後,法國左翼行動派知識分子第一人」、「繼承起自左拉延伸至沙特等知識分子投身扮演公共角色的傳統」。
曾任法蘭西學院社會學教授、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中心歐洲社會學中心的指導教授,主編《社會科學研究探索》,創立出版社「以行動為由」(Raisons d’agir Editions)等,活躍於法國學術文化界,一直到2002年過世為止。
布赫迪厄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更是一位投身新自由主義的知名公共知識分子。他寫作不輟,出版過三十七本書,撰寫約四百篇範圍涵蓋社會人文科學的文章,其中更有許多本著作,例如《再生產》(1970)、《實作理論綱要:三個卡比利亞的民族學研究之後》(1972)、《秀異》(1979)、《學院人》(1984)、《藝術的法則》(1992),以及《巴斯卡沉思》(1997)等,已成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經典之作。
譯者簡介:
陳逸淳
陳逸淳,1978年生,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研究所畢。現為巴黎高等政治學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Sciences Po)社會學博士候選人。譯有《大眾媒體的實在》(合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審閱╱專文推薦
邱德亮(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黃厚銘(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鄭重推薦
導讀
言其所思,行其所述――閱讀一代公共社會學家布赫迪厄╱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2002年1月底,在一個尋常的冬日午後,我從聖哲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的一條巷子裡出來,正要鑽入地鐵站,忽然瞥到站邊書報攤前一落剛送來的報紙,在頭版將近四分之一版面刊了一張照片,是我熟悉的臉孔,上頭有醒目的標題:Pierre Bourdieu est mort(布赫迪厄死了)。心頭一驚,這不是我們家的布赫迪厄嗎,他終究還是不敵惡病。當天法國《世界報》(Le monde)讓出頭版的精華位置來向這位社會學家致敬。那時的布赫迪厄聲名如日中天,少有社會學家可以享有這樣的地位。一眨眼,十年已過。2012年1月5日的《解放報》(Libération)的頭版全頁又以Bourdieu, cours toujours(布赫迪厄,永遠的課堂)為標題,向逝世滿十週年的一代社會學家獻上懷念。時間的流逝並沒有讓人遺忘這位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布赫迪厄可算是台灣各界最為熟知的現代法國社會學家之一,其影響力並不局限於社會學界。例如他所提出的場域、慣習、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以及對於文化再生產的主張,是在此地普遍被接受的概念。然而布赫迪厄在法國的處境並非如此。在學派林立的法國社會學界裡,他並沒有像在台灣這麼高度地被評價。他也不過就是一位當代社會學家。但與其他社會學家不同的是,布赫迪厄有著與其學術影響力相稱的社會實踐力。身為所謂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他對學術社群、國家菁英、以及文化現象的批判挑戰,已經成為法國社會自我反省的一種象徵。也因此,如前所述,當他辭世之際,媒體願意用頭版來報導這則新聞。
布赫迪厄是鄉下郵差的兒子,但敏而好學,一路從地方中學讀到巴黎的明星高中,再進入到菁英薈萃的高等師範學院。他的出身與成為知名社會學家的過程相當啟迪人心。他最終會投入公共參與並不是偶然。打從1960年代初期,他在阿爾及利亞服役開始,就發現自己對周遭一些不平等現象難以忍受。1964年回到巴黎後,擔任雷蒙.阿宏(Raymond Aron)的助理,更見到學術界的怪現狀。加上在1968年五月學運與雷蒙.阿宏所持之立場相左,自此布赫迪厄乃走向對社會學反思的不歸路。但他早年的研究工作,仍然以自身所處之學術社群為主。一直到1986年,布赫迪厄在其所創辦的期刊Acte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推出主題「科學與時事」(Science et actualités)的特輯,才正式表白自己的鬥士理念(militantisme),自此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才誕生。
在布赫迪厄一手所創立之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中,與布赫迪厄本人相當接近的社會學家Louis Pinto曾在2001年,也就是布赫迪厄過世的前一年,寫下一段描述布赫迪厄鬥士理念的文字:「科學鬥士絕不能與知識分子的反思性脫節,因為其並非基於社會學霸主的位置,用一己或某一團體獨斷且即興的選擇強加於所處之時代。相反地,乃是因為其職業,甚至是志業,而來傳播那些唯有鬥士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做到,但嚴格來說,一般知識分子用文字卻做不到的事。並且,也僅有這樣的情況才允許他們去承認科學的普遍性得以在集體及公共層面上所造成的效果。」這段文字中提到了韋伯(Max Weber)所稱之職業(profession)與志業(vocation)對布赫迪厄的作用,是因為這種「呼召」的精神,推動這位具有反思性的社會學家去參與在公共事務中,而成為鬥士型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el militant)。
關於本書
關於這本書之內容屬性、大綱以及在布赫迪厄學術軌跡中位置,譯者陳逸淳在導言〈理解一個理解,誤解一個誤解〉裡有詳細的說明,這裡就不再贅述。但底下有幾點關於此書的背景說明,可以幫助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來了解這本書。
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在戴高樂的帶領下,很快從被占領的陰影中重新建立起來,並於1958年修憲進入到第五共和。在戴高樂的右派政權長期執政下,法國社會在這段期間經歷了快速的物質進步,或有稱1945到1974年間為所謂黃金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但美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讓法國社會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包括發生了對後來整體政治社會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1968年學生運動。而在1981年,終於由社會黨的密特朗取得完全執政,展開一段六年期間的左派治理,之後才進入歷史上有名的左右共治特殊政體。本書所收錄之文章,皆發表於1981年到1986年之間,剛好就是法國經歷第五共和初次完全由左派治理的試驗階段。這不能說是巧合,只能是說布赫迪厄的著作與所處的社會脈動有非常緊密的契合關係,他自己親身經歷了這個大時代的過程。透過書中他的這些演講、訪問和評論著作,也可以幫助我們略窺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
其次,本書Choses dites出版於1987年,與其他如《繼承人》、《再生產》或《秀異》等布赫迪厄之重要著作相較,是一部較少被放在聚光燈下的作品。但從上述布赫迪厄的背景和所處大環境的介紹,可以發現此書剛好在布赫迪厄思想與行動的一個轉型分水嶺上。布赫迪厄在1986年發表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宣示性期刊專輯後,接下來的著作就開始多元起來了,在學術與菁英的討論之外,他分析了媒體、社會弱勢、性別議題,也討論經濟現象,甚至科學與技術。而這本反思性強烈的著作,在其多元的主題之間,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布赫迪厄在投入公共領域之前如何預備自己的思維歷程;另一方面,也剛好提供為對他往後諸般研究的一種統整基礎。
再者,由於本書屬於回應式的文章,對於釐清布赫迪厄的思想主張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做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在媒體與大眾之前將自己的理念清楚表達出來,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布赫迪厄的著作具有社會學的批判傳統,也以論證挑戰既有的社會結構,但讀者經常為了理解方便,選擇性地詮釋布赫迪厄的主張,而造成很多的誤解。由於有了這些的誤解,反而提供了布赫迪厄更多重新闡釋理念的機會。透過其他學者的指摘,或與某類學派觀點的對話,都使得這部書裡面各種的演講和會議文章充滿互動張力。而這些對話過程是比起布赫迪厄單向的論述更具有建設性的,是其優點所在。
關於翻譯
布赫迪厄的著作大部分都先有英文翻譯本,之後才有中文翻譯。本書也不例外,英文譯本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於1990年出版,僅與法文版相隔不到三年的時間,可謂相當有效率。而在超過二十年之後,這本中文譯本才出現。但本譯本是採取從法文直接翻譯,而非透過英譯本之二手翻譯。因此,若對照英譯本,會發現有許多不同之處。茲將所有不同之處在此提出,以凸顯本中譯版本之重要性。首先,1990年英譯本之書名為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並不完全符合法文原版標題之意。法文書名Choses dites,指的是「那些已經講了的(東西)」,具有雙關意義,與本書中文翻譯「所述之言」亦含有「言下之意」較為相近。In other words似乎僅強調言下之意。相較之下,中譯標題比較傳神。
另外,英譯本較原版本少了幾個章節,包括第二部分的〈信仰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信仰〉、〈將進行客觀化的主體客觀化〉、〈宗教的崩解〉,以及第三部分的〈委任代表與政治崇拜〉。這四個章節不知何故,英譯本並沒有收錄。相反地,英譯本插入了法文版沒有的第七章和一個結論的部分。第七章是1987年布赫迪厄在德國社會學會年會上的講詞,主題是針對一些反對布赫迪厄理念主張之反駁與回應。而結論則是取自布赫迪厄於1982年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講座始業課講稿。結論這篇演講稿標題為“A lecture on the lecture”(關於課程的課程),原來在法國是以Leçon sur la leçon單行本出版。這篇文章雖是講稿性質,但以其發表時間是1982年,相較於整本文集涵蓋1980到1987之間的文章,不但在時序上,在內容涵蓋的範圍上都不太適合做為本書的結論。相較於此,中文譯本採取中規中矩的態度直接翻譯自法文原本,個人認為是比較妥當的做法。
然而法文直譯中文並不是容易的事。布赫迪厄的文章有其獨特之風,對於法文的使用有相當細緻的功力表現,也因此增加了其著作翻譯的難度。其中一種獨特的論述風格,在於行列之間的自我演繹,而使文字產生自發的意義。例如前述演講題目Leçon sur la leçon,或如另一本書Ce que parle veut dire,都是運用法文單字重複或前後補述來產生具有層次感的意義。這種文字運用的藝術在文章之中,就成為重覆堆疊的詞彙,用以描述事理的內在邏輯,例如經常出現的「結構的結構」、「意義的意義」之類。
另外,本書原本是一些訪談對話或講稿,文字的複雜度理當不如布赫迪厄其他的專門學術著作,但卻因口語所需之故,文句內部反而摻雜更多前述的交互詮釋,翻譯起來並不輕鬆。而且也因口語之故,文句之間常用間接代名詞在段落內自我解釋和補述,一段句子可以不斷自我補充說明,而自成一個意義的體系。
故此,翻譯此書確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所幸譯者陳逸淳先生願意耐心將布赫迪厄的意思與語氣傳神地翻譯過來。包括譯註在內,在書裡一些細節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譯者是多麼費心地處理布赫迪厄難以傳譯的文字與文字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
如何╱為何閱讀本書
最後要來談談如何閱讀本書。對於不同背景的讀者而言,本書可以提供幾種閱讀方式的選擇。
首先是對於已經相當程度理解布赫迪厄的讀者而言,這本書可以做為重新檢驗自己是否曾經誤讀或誤解布赫迪厄的工具。由於布赫迪厄一些經典的著作在1986年以前多已完成,讀者可以就本書各獨立篇章選擇所好,依興趣或當下之需要,從布赫迪厄的文字中來尋找作者對其著作的重新詮釋,而以比較專業的角度來閱讀此書。
對於初接觸社會學或想要了解社會學是怎麼一回事的人,這本書剛好提供一種有趣的切入方式。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介紹了社會學家的身分、社會學知識如何運用、以及社會學知識如何形成。在本書第一部分裡,作者描述他的學思歷程,讀者可以藉此了解一位社會學家是如何養成的。第二部分以當時社會中一些主要的爭論議題,注入社會學家的分析觀點,可以提供為認識社會學家如何觀察解釋社會萬象的一種範本。第三部分談到一些社會學分析的基本概念,屬於社會學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的討論。這三部分剛好形成一種介紹社會學是怎麼一回事的三部曲。如果配合著一些入門級的社會學讀本,本書會是一本對訓練社會學思維邏輯很有助益的參考讀物。
本書當然不是特別為一般社會大眾而寫的。布赫迪厄後來在所創之行動理性(Raisons d’agir)出版社所出的一些書,才比較是為了大眾的目的。不過,雖然此書用字遣詞及議題討論方式似乎對一般大眾仍嫌較為艱澀,但因其一方面篇幅較短,另一方面也有比較多的對話討論,相較於布赫迪厄其他的專業學術作品,本書對一般讀者而言,門檻也稍微低了一些。若有人想了解像布赫迪厄這類的社會學家是如何看待社會萬象、如何進行思辨、如何捍衛自己的知識信仰等等,此書也是相當值得一讀。
布赫迪厄的生命隨著上一個世紀的結束寫下了句點,但他的一些想法,卻在這一個世紀持續透過他的各種著作被閱讀、被理解、甚至在一代又一代的傳述之間自我生成出新的意義。誤讀與誤解乃不因作者的離世而終止。但不論我們是何種身分,都可以在這本書裡,看到依然意興風發的作者,告訴我們他所述的是什麼,卻又不是什麼。我這是這本書的讀者都會覺得幸運的一件事:布赫迪厄以如春風化雨般的啟迪,教導我們如何言其所思之事、行其所述之言。
※陳宗文,巴黎高等政治學院(IEP de Paris)社會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名人推薦: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審閱╱專文推薦
邱德亮(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黃厚銘(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鄭重推薦
導讀
言其所思,行其所述――閱讀一代公共社會學家布赫迪厄╱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2002年1月底,在一個尋常的冬日午後,我從聖哲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的一條巷子裡出來,正要鑽入地鐵站,忽然瞥到站邊書報攤前一落剛送來的報紙,在頭版將近四分之一版面刊了一張照片,是我熟悉的臉孔,上頭有醒目的標題:Pierre Bourdieu est mort(布赫迪厄死了)...
推薦序
言其所思,行其所述――閱讀一代公共社會學家布赫迪厄 陳宗文
2002年1月底,在一個尋常的冬日午後,我從聖哲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的一條巷子裡出來,正要鑽入地鐵站,忽然瞥到站邊書報攤前一落剛送來的報紙,在頭版將近四分之一版面刊了一張照片,是我熟悉的臉孔,上頭有醒目的標題:Pierre Bourdieu est mort(布赫迪厄死了)。心頭一驚,這不是我們家的布赫迪厄嗎,他終究還是不敵惡病。當天法國《世界報》(Le monde)讓出頭版的精華位置來向這位社會學家致敬。那時的布赫迪厄聲名如日中天,少有社會學家可以享有這樣的地位。一眨眼,十年已過。2012年1月5日的《解放報》(Libération)的頭版全頁又以Bourdieu, cours toujours(布赫迪厄,永遠的課堂)為標題,向逝世滿十週年的一代社會學家獻上懷念。時間的流逝並沒有讓人遺忘這位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布赫迪厄可算是台灣各界最為熟知的現代法國社會學家之一,其影響力並不侷限於社會學界。例如他所提出的場域、慣習、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以及對於文化再生產的主張,是在此地普遍被接受的概念。然而布赫迪厄在法國的處境並非如此。在學派林立的法國社會學界裡,他並沒有像在台灣這裡這麼高度地被評價。他也不過就是一位當代社會學家。但與其他社會學家不同的是,布赫迪厄有著與其學術影響力相稱的社會實踐力。身為所謂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他對學術社群、國家菁英、以及文化現象的批判挑戰,已經成為法國社會自我反省的一種象徵。也因此,如前所述,當他辭世之際,媒體願意用頭版來報導這則新聞。
布赫迪厄是鄉下郵差的兒子,但敏而好學,一路從地方中學讀到巴黎的明星高中,再進入到菁英薈萃的高等師範學院。他的出身與成為知名社會學家的過程相當啟迪人心。他最終會投入公共參與並不是偶然。打從1960年代初期,他在阿爾及利亞服役開始,就發現自己對周遭一些不平等現象難以忍受。1964年回到巴黎後,擔任雷蒙.阿宏(Raymond Aron)的助理,更見到學術界的怪現狀。加上在1968年五月學運與雷蒙.阿宏所持之立場相左,自此布赫迪厄乃走向對社會學反思的不歸路。但他早年的研究工作,仍然以自身所處之學術社群為主。一直到1986年,布赫迪厄在其所創辦的期刊Acte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推出主題「科學與時事」(Science et actualités)的特輯,才正式表白自己的鬥士理念(militantisme),自此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才誕生。
在布赫迪厄一手所創立之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中,與布赫迪厄本人相當接近的社會學家Louis Pinto曾在2001年,也就是布赫迪厄過世的前一年,寫下一段描述布赫迪厄鬥士理念的文字:「科學鬥士絕不能與知識分子的反思性脫節,因為其並非基於社會學霸主的位置,用一己或某一團體獨斷且即興的選擇強加於所處之時代。相反地,乃是因為其職業,甚至是志業,而來傳播那些唯有鬥士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做到,但嚴格來說,一般知識分子用文字卻做不到的事。並且,也僅有這樣的情況才允許他們去承認科學的普遍性得以在集體及公共層面上所造成的效果。」這段文字中提到了韋伯(Max Weber)所稱之職業(profession)與志業(vocation)對布赫迪厄的作用,是因為這種「呼召」的精神,推動這位具有反思性的社會學家去參與在公共事務中,而成為鬥士型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el militant)。
關於本書
關於這本書之內容屬性、大綱以及在布赫迪厄學術軌跡中位置,譯者陳逸淳在導言〈理解一個理解,誤解一個誤解〉裡有詳細的說明,這裡就不再贅述。但底下有幾點關於此書的背景說明,可以幫助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來了解這本書。
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在戴高樂的帶領下,很快從被占領的陰影中重新建立起來,並於1958年修憲進入到第五共和。在戴高樂的右派政權長期執政下,法國社會在這段期間經歷了快速的物質進步,或有稱1945到1974年間為所謂黃金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但美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讓法國社會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包括發生了對後來整體政治社會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1968年學生運動。而在1981年,終於由社會黨的密特朗取得完全執政,展開一段六年期間的左派治理,之後才進入歷史上有名的左右共治特殊政體。本書所收錄之文章,皆發表於1981年到1986年之間,剛好就是法國經歷第五共和初次完全由左派治理的試驗階段。這不能說是巧合,只能是說布赫迪厄的著作與所處的社會脈動有非常緊密的契合關係,他自己親身經歷了這個大時代的過程。透過書中他的這些演講、訪問和評論著作,也可以幫助我們略窺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
其次,本書Choses dites出版於1987年,與其他如《繼承人》、《再生產》、或《秀異》等布赫迪厄之重要著作相較,是一部較少被放在聚光燈下的作品。但從上述布赫迪厄的背景和所處大環境的介紹,可以發現此書剛好在布赫迪厄思想與行動的一個轉型分水嶺上。布赫迪厄在1986年發表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宣示性期刊專輯後,接下來的著作就開始多元起來了,在學術與菁英的討論之外,他分析了媒體、社會弱勢、性別議題、也討論經濟現象,甚至科學與技術。而這本反思性強烈的著作,在其多元的主題之間,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布赫迪厄在投入公共領域之前如何預備自己的思維歷程,另一方面,也剛好提供為對他往後諸般研究的一種統整基礎。
再者,由於本書屬於回應式的文章,對於釐清布赫迪厄的思想主張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做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在媒體與大眾之前將自己的理念清楚表達出來,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布赫迪厄的著作具有社會學的批判傳統,也以論證挑戰既有的社會結構,但讀者經常為了理解方便,選擇性地詮釋布赫迪厄的主張,而造成很多的誤解。由於有了這些的誤解,反而提供了布赫迪厄更多重新闡釋理念的機會。透過其他學者的指摘,或與某類學派觀點的對話,都使得這部書裡面各種的演講和會議文章充滿互動張力。而這些對話過程是比起布赫迪厄單向的論述更具有建設性的,是其優點所在。
關於翻譯
布赫迪厄的著作大部分都先有英文翻譯本,之後才有中文翻譯。本書也不例外,英文譯本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於1990年出版,僅與法文版相隔三年不到的時間,可謂相當有效率。而在超過二十年之後,這本中文譯本才出現。但本譯本是採取從法文直接翻譯,而非透過英譯本之二手翻譯。因此,若對照英譯本,會發現有許多不同之處。茲將所有不同之處在此提出,以凸顯本中譯版本之重要性。首先,1990年英譯本之書名為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並不完全符合法文原版標題之意。法文書名Choses dites,指的是「那些已經講了的(東西)」,具有雙關意義,與本書中文翻譯「所述之言」亦含有「言下之意」較為相近。In other words似乎僅強調言下之意。相較之下,中譯標題比較傳神。
另外,英譯本較原版本少了幾個章節,包括第二部分的〈信仰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信仰〉、〈將進行客觀化的主體客觀化〉、〈宗教的崩解〉,以及第三部分的〈委任代表與政治崇拜〉。這四個章節不知何故,英譯本並沒有收錄。相反地,英譯本插入了法文版沒有的第七章和一個結論的部分。第七章是1987年布赫迪厄在德國社會學會年會上的講詞,主題是針對一些反對布赫迪厄理念主張之反駁與回應。而結論則是取自布赫迪厄於1982年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講座始業課講稿。結論這篇演講稿標題為“A lecture on the lecture”( 關於課程的課程),原來在法國是以Leçon sur la leçon單行本出版。這篇文章雖是講稿性質,但以其發表時間是1982年,相較於整本文集涵蓋1980到1987之間的文章,不但在時序上,在內容涵蓋的範圍上都不太適合做為本書的結論。相較於此,中文譯本採取中規中矩的態度直接翻譯自法文原本,個人認為是比較妥當的做法。
然而法文直譯中文並不是容易的事。布赫迪厄的文章有其獨特之風,對於法文的使用有相當細緻的功力表現,也因此增加了其著作翻譯的難度。其中一種獨特的論述風格,在於行列之間的自我演繹,而使文字產生自發的意義。例如前述演講題目Leçon sur la leçon,或如另一本書Ce que parle veut dire,都是運用法文單字重複或前後補述來產生具有層次感的意義。這種文字運用的藝術在文章之中,就成為重覆堆疊的詞彙,用以描述事理的內在邏輯,例如經常出現的「結構的結構」、「意義的意義」之類。
另外,本書原本是一些訪談對話或講稿,文字的複雜度理當不如布赫迪厄其他的專門學術著作,但卻因口語所需之故,文句內部反而摻雜更多前述的交互詮釋,翻譯起來並不輕鬆。而且也因口語之故,文句之間常用間接代名詞在段落內自我解釋和補述,一段句子可以不斷自我補充說明,而自成一個意義的體系。
故此,翻譯此書確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所幸譯者陳逸淳先生願意耐心將布赫迪厄的意思與語氣傳神地翻譯過來。包括譯註在內,在書裡一些細節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譯者是多麼費心地處理布赫迪厄難以傳譯的文字與文字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
如何╱為何閱讀本書
最後要來談談如何閱讀本書。對於不同背景的讀者而言,本書可以提供幾種閱讀方式的選擇。
首先是對於已經相當程度理解布赫迪厄的讀者而言,這本書可以做為重新檢驗自己是否曾經誤讀或誤解布赫迪厄的工具。由於布赫迪厄一些經典的著作在1986年以前多已完成,讀者可以就本書各獨立篇章選擇所好,依興趣或當下之需要,從布赫迪厄的文字中來尋找作者對其著作的重新詮釋,而以比較專業的角度來閱讀此書。
對於初接觸社會學或想要了解社會學是怎麼一回事的人,這本書剛好提供一種有趣的切入方式。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介紹了社會學家的身分、社會學知識如何運用、以及社會學知識如何形成。在本書第一部分裡,作者描述他的學思歷程,讀者可以藉此了解一位社會學家是如何養成的。第二部分以當時社會中一些主要的爭論議題,注入社會學家的分析觀點,可以提供為認識社會學家如何觀察解釋社會萬象的一種範本。第三部分談到一些社會學分析的基本概念,屬於社會學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的討論。這三部分剛好形成一種介紹社會學是怎麼一回事的三部曲。如果配合著一些入門級的社會學讀本,本書會是一本對訓練社會學思維邏輯很有助益的參考讀物。
本書當然不是特別為一般社會大眾而寫的。布赫迪厄後來在所創之行動理性(Raisons d’agir)出版社所出的一些書,才比較是為了大眾的目的。不過,雖然此書用字遣詞及議題討論方式似乎對一般大眾仍嫌較為艱澀,但因其一方面篇幅較短,另一方面也有比較多的對話討論,相較於布赫迪厄其他的專業學術作品,本書對一般讀者而言,門檻也稍微低了一些。若有人想了解像布赫迪厄這類的社會學家是如何看待社會萬象、如何進行思辯、如何捍衛自己的知識信仰等等,此書也是相當值得一讀。
布赫迪厄的生命隨著上一個世紀的結束寫下了句點,但他的一些想法,卻在這一個世紀持續透過他的各種著作被閱讀、被理解、甚至在一代又一代的傳述之間自我生成出新的意義。誤讀與誤解乃不因作者的離世而終止。但不論我們是何種身份,都可以在這本書裡,看到依然意興風發的作者,告訴我們他所述的是什麼,卻又不是什麼。我想這是這本書的讀者都會覺得幸運的一件事:布赫迪厄以如春風化雨般的啟迪,教導我們如何言其所思之事、行其所述之言。
言其所思,行其所述――閱讀一代公共社會學家布赫迪厄 陳宗文
2002年1月底,在一個尋常的冬日午後,我從聖哲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的一條巷子裡出來,正要鑽入地鐵站,忽然瞥到站邊書報攤前一落剛送來的報紙,在頭版將近四分之一版面刊了一張照片,是我熟悉的臉孔,上頭有醒目的標題:Pierre Bourdieu est mort(布赫迪厄死了)。心頭一驚,這不是我們家的布赫迪厄嗎,他終究還是不敵惡病。當天法國《世界報》(Le monde)讓出頭版的精華位置來向這位社會學家致敬。那時的布赫迪厄聲名如日中天,少有社會學家可以享有...
目錄
導讀:言其所思,行其所述:閱讀一代公共社會學家布赫迪厄╱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第一部份 歷程】
「哲學中的田野工作」
標誌
【第二部分 對抗】
從規則到策略
法典化
信仰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信仰
將進行客觀化的主體客觀化
宗教的崩解
社會學家的「利益」
閱讀、讀者、有文學涵養的人、文學
【第三部分 開放】
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
知識場域: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
「人民」的運用
委任代表與政治崇拜
運動社會學芻議大綱
民意調查:一門沒有智者的「科學」
譯者導言:理解一個理解,誤解一個誤解
關鍵字索引"
導讀:言其所思,行其所述:閱讀一代公共社會學家布赫迪厄╱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第一部份 歷程】
「哲學中的田野工作」
標誌
【第二部分 對抗】
從規則到策略
法典化
信仰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信仰
將進行客觀化的主體客觀化
宗教的崩解
社會學家的「利益」
閱讀、讀者、有文學涵養的人、文學
【第三部分 開放】
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
知識場域: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
「人民」的運用
委任代表與政治崇拜
運動社會學芻議大綱
民意調查:一門沒有智者的「科學」
譯者導言:理解一個理解,誤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