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經典」總序 文∕王德威
「人與經典」是麥田出版公司創業二十周年所推出的一項人文出版計畫。這項計畫介紹廣義的中國經典作品，以期喚起新一世代讀者接觸人文世界的興趣。取材的方向主要來自文學、歷史、思想方面，介紹的方法則是以淺近的敘述、解析為主，並輔以精華篇章導讀。類似的出版形式過去也許已有先例，但「人與經典」強調以下三項特色：
．我們不只介紹經典，更強調「人」作為思考、建構，以及閱讀、反思經典的關鍵因素。因為有了「人」的介入，才能激發經典豐富多元的活力。
．我們不僅介紹約定俗成的經典，同時也試圖將經典的版圖擴大到近現代的重要作品。以此，我們強調經典承先啟後、日新又新的意義。
．我們更將「人」與「經典」交會的現場定位在當代臺灣。我們的撰稿人不論國內國外，都與臺灣淵源深厚，也都對臺灣的人文未來有共同的信念。
經典意味著文明精粹的呈現，具有強烈傳承價值，甚至不乏「原道」、「宗經」的神聖暗示。現代社會以告別傳統為出發點，但是經典的影響依然不絕如縷。此無他，在時間的長河裡我們畢竟不能，也沒有必要，忽視智慧的積累，切割古今的關聯。
但是經典豈真是一成不變、「萬古流芳」的鐵板一塊？我們記得陶淵明、杜甫的詩才並不能見重於當時，他們的盛名都來自身後多年—或多個世紀。元代的雜劇和明清的小說曾經被視為誨淫誨盜，成為經典只是近代的事。晚明顧炎武、黃宗羲的政治論述到了晚清才真正受到重視，而像連橫、賴和的地位則與臺灣在地的歷史經驗息息相關。至於像《詩經》的詮釋從聖德教化到純任自然，更說明就算是著毋庸議的經典，它的意義也是與時俱變的。
談論、學習經典因此不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我們反而應該強調經典之所以能夠可長可久，正因為其豐富的文本及語境每每成為辯論、詮釋、批評的焦點，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對話與反思。只有懷抱這樣對形式與情境的自覺，我們才能體認所謂經典，包括了人文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審美技巧的取捨，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理和虛構的持續思考辯難。
以批判「東方學」（Orientalism）知名的批評家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一生不為任何主義或意識形態背書，他唯一不斷思考的「主義」是人文主義。對薩依德而言，人文之為「主義」恰恰在於它的不能完成性和不斷嘗試性。以這樣的姿態來看待文明傳承，薩依德指出經典的可貴不在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竿價值，而在於經典入世的，以人為本、日新又新的巨大能量。
薩依德的對話對象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各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基礎。相形之下，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論儒道根源，反而顯得順理成章得多。我們的經典早早就發出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大哉問。屈原徘徊江邊的浩歎，王羲之蘭亭歡聚中的警醒，李清照亂離之際的感傷，張岱國破家亡後的追悔，魯迅禮教吃人的控訴，千百年來的聲音回盪我們四周，不斷顯示人面對不同境遇—生與死、信仰與背離、承擔與隱逸、大我與小我、愛慾與超越……—的選擇和無從選擇。
另一方面，學者早已指出「文」的傳統語源極其豐富，可以指文飾符號、文章學問、文化氣質，或是文明傳承。「『文』學」一詞在漢代已經出現，歷經演變，對知識論、世界觀、倫理學、修辭學和審美品味等各個層次都有所觸及，比起來，現代「純文學」的定義反而顯得謹小慎微了。
從《詩經》、《楚辭》到《左傳》、《史記》，從〈桃花源記〉到〈病梅館記〉，從李白到曹雪芹，將近三千年的傳統雖然只能點到為止，已經在在顯示古典歷久彌新的道理。《詩經》質樸的世界彷彿天長地久，《世說新語》裡的人物到了今天也算夠「酷」，《紅樓夢》的款款深情仍然讓我們悠然神往；而荀子的〈勸學〉、顧炎武的〈廉恥〉、鄭用錫的〈勸和論〉與我們目前的社會、政治豈不有驚人關聯性？
「郁郁乎文哉」：人文最終的目的不僅是審美想像或是啟蒙革命，也可以是「興、觀、群、怨」、或「心齋」、「坐忘」、或「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以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文是我們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傳統理想的文人應該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轉換成今天的語境，或許該說文學能培養我們如何在社會裡作個通情達理、進退有節的知識人。
「人與經典」系列從構思、選題、到邀稿，主要得力柯慶明教授的大力支持。柯教授是臺灣人文學界的指標性人物，不僅治學嚴謹，對臺灣人文教育的關注尤其令人敬佩。此一系列由柯教授擔任總策劃，是麥田出版公司最大的榮幸。參與寫作的專家學者，都是臺灣學界的一流人選。他們不僅為所選擇書寫的經典作出最新詮釋；他們本身的學養已經是臺灣多年來人文教育成果的最佳見證。
「人與經典」總導讀∕柯慶明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上述孟子謂萬章（萬章是孟子喜愛的高足弟子）的一段話，或許最能詮釋孔子所謂：「無友不如己者」之義，因為這裡的「如」或「不如」，就孔子而言是從「主忠信」一點立論，而就孟子而言，則從其秉性或作為是否足稱「善士」，而更作「一鄉」、「一國」、「天下」之區別，以見其心量與貢獻之大小，充分反映的就是一種「同明相照，同氣相求」的渴望。這種不謀其利而僅只出於「善善同其清」的道義相感，或許就是所謂「交友」最根本的意義：靈魂尋求他們相感相應的伴侶，「知己」因而是個無限溫馨而珍貴的詞語。
但是「善士」們，不論是「一鄉」、「一國」或「天下」之層級，在這高度繁複流動的現代世界裡，大家未必皆有機緣相識相交而相友，於是「尚論古之人」的「尚友」就更加重要了。因為透過「頌其詩，讀其書」：我們就可以發現精神相契相合的同伴；當我們更進一步「論其世」，不僅「聽（閱）其言」，而進一步跨越時空、歷史的距離，「觀其行」時，我們就因「知其人」，而可以有「尚友」的事實與效應了。
我們因為這些「古之人」的存在，而不再覺得孤單。雖然我們或許只能像陶淵明一樣，深感「黃（帝）唐（堯）莫逮」，未能及時生存於那光輝偉大的時代，而「慨獨在余」，而深具時代錯位的生不逢時之感；但卻也因此而無礙於他以「無懷氏之民」或「葛天氏之民」為一己的認同；在他以五柳先生為其寓託中，找到自己有異於俗流的生存方式與實現生命價值的途徑。
雖然未必皆得像陶淵明或文天祥那麼戲劇性；「風簷展書讀」之際，時時發現足資崇仰共鳴的「典型在宿昔」，甚至生發「敢有歌吟動地哀」的悲憫同情，卻是許多人共有的經驗：這使我們不僅生存在同代的人們之間，更同時生活在歷代的聖賢豪傑、才子佳人，以至雖出以寓託而不改其精神真實的種種人物與人格之間，終究他們所形成的正是一種，足以寄託與安頓我們生命的，特殊的「精神社會」：或許這也正是人文文化的真義。
當這些精神人格所寄寓的著作，能夠達到卓超光輝，足以照耀群倫：個別而言，恍如屹立於海濤洶湧彼岸的燈塔；整體而言，猶若閃爍於無窮暗夜的漫天星斗，燦爛不盡……這正是我們不僅「尚友」古人，更是面對「經典」的經驗寫照。
在各大文明中，許多才士偉人心血凝聚，亦各有鉅著，因而成其「經典」；終至相沿承襲，而自成其文化「傳統」，足以輝映古今，這自然皆是人類所當珍惜取法的瑰寶。至於中華文化的經典，一方面我們尊崇它們的作者，如劉勰《文心雕龍．徵聖》所宣稱的：「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但是對於此類「上哲」的形成與「經典」的產生，歷來的賢哲們，更多有一種「殷憂啟聖」的深切認知。這種體認最清晰的表述，就賢哲人格的陶鑄而言，首見於《孟子．告子》：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一段話，不僅指出眾多賢哲的早歲困頓的歲月，其實正是為他們日後的大有作為，提供了經驗知識的準備，更重要的是陶鑄力堪大任的人格特質。一方面是人類的精神能力必須接受挫折和困頓的開發：「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另一方面則是處世謀事要恰如其分，肇造成功，永遠需要以「試誤」的歷程來達臻完善：「人恆過，然後能改」；創意的產生來自困難的挑戰，也來自堅持解決的意志與內在反覆檢討圖謀的深思熟慮：「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而任何執行的成功，更是需要深入體察人心的動向，回應眾人的企盼與要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簡而言之，智慧自歷鍊來，志意因自勝強，執業由克己行，成功在眾志全……孟子所勾勒的其實是與人格養成不可分割的，一種另類的「個人的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因此當他們將此類「個人的知識」，轉成話語，形諸著述，反映的仍然寓涵了他們「生於憂患」的經驗，以及超拔於憂患之上的精神的強健與超越、通達的智慧。
對於中國「經典」的這種特質，最早作出了觀察與描述的，或許是司馬遷，他在〈報任少卿書〉說：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亦作了類似的表述，只是文前強調了：「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就上文的論列而言，首先這些「經典」的作者都是「倜儻非常之人」，足以承擔或拘囚、或遷逐、或遭厄、或殘廢等等的重大憂患，但皆仍不放棄他們的「欲遂其志之思」，而皆能「發憤」，以「退而論書策」，「思垂空文以自見」來從事著述。
其中的關鍵，固不僅在「不得通其道」之事與願違的存在困境中，「意有鬱結」而於「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的存在焦慮下，欲「以舒其憤」之際，選擇了「思垂空文以自見」的自我實現的方式；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皆能夠跳出一己之成敗毀譽，採「退而論書策」，以訴諸集體經驗，反省傳統智慧的方式，來「述往事，思來者」。就在這種跳脫個人得失，以繼往開來為念之際，他們皆以其深刻而獨特的存在體驗，對傳統的經驗與累積的智慧，作了創造性轉化的嶄新詮釋。於是個別的具體事例，不僅只是陳年舊事的記錄，它們卻更進一步的彰顯了某些普遍的理則，成為足以指引未來世代的智慧之表徵，這正是一種「入道見志」的表現；這也正是「個人的知識」與「傳統的智慧」的結合與交相輝映。
因而「經典」雖然創作於古代，所述的卻不止是僅存陳跡的古人古事，若未能掌握其中「思來者」的寫作真意，則好學的讀者即使「載籍極博」，亦不過是一場場持續的「買櫝還珠」之遊戲而已。因而這種透過個人體驗所作的創造性轉化與詮釋，不僅是一切「經典」所以產生與創造的真義；更是「經典」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的與時俱新之契機；我們亦唯有以個人體驗對其作創造性的轉化與詮釋，才能真正掌握這些「經典」中，「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的艱苦用心，而領會其高卓精神與廣大視野，激盪而成我們一己志意之昇華與心靈境界之開拓。這不僅是真正的「尚友」之義，亦是我們透過研讀「經典」，而能導致文化傳統與人文精神，得以永續的層層提升與光大發揚的關鍵。
基於上述理念，王德威院士和我，決定為麥田出版策劃一套以中華文化為範疇的「人與經典」叢書，一方面選擇經、史、子的文化「經典」；一方面挑選中國文學具代表性的辭、賦、詩、詞、戲曲、小說，以及臺灣文史的名家名作，邀請當代閱歷有得的專家，既精選精注其原文；亦就這些偉大作者的其人其事，作深入淺出的闡發，以期讀者個別閱讀則為「尚友」賢哲；綜覽則為體認文化「傳統」：既足以豐富生命的內涵；亦能貞定精神上繼開的位列，因而得以有方向、有意義的追求自我的實現。
－於國立臺灣大學澄思樓三○八室
自序
流放者的悲歌 傅錫壬
在中國文學史上，至今沒有一個文人的影響層面能超過屈原，在政治上，他忠君愛國的情操，成為漢朝興邦，「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號召；在文學上，他以鋪排、怨悱的寫作風格促成了漢代賦體的大盛；在民俗上，至今全球華人社會中，每到五月五日的端陽節，還盛行著「龍舟競渡」和「包粽子」等紀念他的活動。
屈原的文學作品收錄於《楚辭》一書，它是西漢時劉向輯錄的戰國時期南方楚地詩歌的總集。傳統的目錄學都把它列為「集部」之首，所以它也是中國文人具名創作的第一部文學作品，與較早代表北方的詩歌總集《詩經》，合稱「南北雙璧」。
《世說新語．任誕》篇：「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雖然語帶諷刺的意味，卻也透露出熟讀屈原作品，已經成為魏晉名士的必備修養。
屈原究竟有那些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它具有那些震撼人心的魅力？二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怎麼讀這些作品？當我要執筆寫這本書時，這一連串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的思緒。我與麥田出版編輯部林秀梅小姐聯繫，答案出奇的簡單：「寫一本人人都能讀得懂，讀得完的書。」其實，這真是最嚴苛的要求。畢竟屈原所處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那麼的久遠，語言、文字的解讀，難免產生一些隔閡。再三思考後，我決定採用了以下的方式和步驟：
第一、首先介紹屈原的生平。既然「文學作品是文人生命的體認」，讀作品之前，又怎能不先了解其人！不了解屈原忠而被讒，二度放逐的心境，是很難掌握作品的深層底蘊。
第二、介紹《楚辭》的特色和《楚辭》這本書。
第三、作品的賞析部分，採漸進的方式：從巫楚文化的解讀進而到屈原A型性格的特質；從人神淒迷的戀情反襯出屈原放逐的怨懟。所以先讀〈九歌〉再讀〈離騷〉和〈九章〉等，最後則是〈招魂〉和〈大招〉。我們既然疼惜屈原，又怎麼忍心讓他孤寂的「自招」其魂，且伴他一掬同情的眼淚吧！
每篇作品均先有導讀，介紹創作背景與特色。
為了便於詩篇內容的賞析，採原文與語體（譯）詩並列對照的方式。既可以一目了然，又省去許多注解的篇幅。
收錄屈原的作品有：
九歌十一篇：沅、湘流域的祭神歌
離騷一篇：自傳式的告白
九章九篇：流放者的行吟之歌
天問一篇：神話傳說的淵藪
遠遊一篇：遊仙思想的濫觴
卜居一篇：何去何從的徬徨與抉擇
漁父一篇：遊於江潭，行吟澤畔
招魂一篇：魂兮歸來哀江南
大招一篇：魂兮歸來尚三王
基本上，該書除了引用《楚辭》的原文，或不得不引用的少數典籍外，其他引用古籍中的任何資料，都經語體文的翻譯，讀者若想一睹原典，就只有叨勞各位依書名或篇名，自行去翻查了。
我的第五本有關屈原的書即將問世，謝謝慶明兄，居然還記得我這個多年未見的朋友。如果不是他的推介，我是無緣寫這本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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