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經典」總序∕王德威
「人與經典」是麥田出版公司創業二十周年所推出的一項人文出版計畫。這項計畫介紹廣義的中國經典作品，以期喚起新一世代讀者接觸人文世界的興趣。取材的方向主要來自文學、歷史、思想方面，介紹的方法則是以淺近的敘述、解析為主，並輔以精華篇章導讀。類似的出版形式過去也許已有先例，但「人與經典」強調以下三項特色：
．我們不只介紹經典，更強調「人」作為思考、建構，以及閱讀、反思經典的關鍵因素。因為有了「人」的介入，才能激發經典豐富多元的活力。
．我們不僅介紹約定俗成的經典，同時也試圖將經典的版圖擴大到近現代的重要作品。以此，我們強調經典承先啟後、日新又新的意義。
．我們更將「人」與「經典」交會的現場定位在當代臺灣。我們的撰稿人不論國內國外，都與臺灣淵源深厚，也都對臺灣的人文未來有共同的信念。
經典意味著文明精粹的呈現，具有強烈傳承價值，甚至不乏「原道」、「宗經」的神聖暗示。現代社會以告別傳統為出發點，但是經典的影響依然不絕如縷。此無他，在時間的長河裡我們畢竟不能，也沒有必要，忽視智慧的積累，切割古今的關聯。
但是經典豈真是一成不變、「萬古流芳」的鐵板一塊？我們記得陶淵明、杜甫的詩才並不能見重於當時，他們的盛名都來自身後多年—或多個世紀。元代的雜劇和明清的小說曾經被視為誨淫誨盜，成為經典只是近代的事。晚明顧炎武、黃宗羲的政治論述到了晚清才真正受到重視，而像連橫、賴和的地位則與臺灣在地的歷史經驗息息相關。至於像《詩經》的詮釋從聖德教化到純任自然，更說明就算是著毋庸議的經典，它的意義也是與時俱變的。
談論、學習經典因此不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我們反而應該強調經典之所以能夠可長可久，正因為其豐富的文本及語境每每成為辯論、詮釋、批評的焦點，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對話與反思。只有懷抱這樣對形式與情境的自覺，我們才能體認所謂經典，包括了人文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審美技巧的取捨，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理和虛構的持續思考辯難。
以批判「東方學」（Orientalism）知名的批評家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一生不為任何主義或意識形態背書，他唯一不斷思考的「主義」是人文主義。對薩依德而言，人文之為「主義」恰恰在於它的不能完成性和不斷嘗試性。以這樣的姿態來看待文明傳承，薩依德指出經典的可貴不在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竿價值，而在於經典入世的，以人為本、日新又新的巨大能量。
薩依德的對話對象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各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基礎。相形之下，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論儒道根源，反而顯得順理成章得多。我們的經典早早就發出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大哉問。屈原徘徊江邊的浩歎，王羲之蘭亭歡聚中的警醒，李清照亂離之際的感傷，張岱國破家亡後的追悔，魯迅禮教吃人的控訴，千百年來的聲音回盪我們四周，不斷顯示人面對不同境遇—生與死、信仰與背離、承擔與隱逸、大我與小我、愛慾與超越……—的選擇和無從選擇。
另一方面，學者早已指出「文」的傳統語源極其豐富，可以指文飾符號、文章學問、文化氣質，或是文明傳承。「『文』學」一詞在漢代已經出現，歷經演變，對知識論、世界觀、倫理學、修辭學和審美品味等各個層次都有所觸及，比起來，現代「純文學」的定義反而顯得謹小慎微了。
從《詩經》、《楚辭》到《左傳》、《史記》，從〈桃花源記〉到〈病梅館記〉，從李白到曹雪芹，將近三千年的傳統雖然只能點到為止，已經在在顯示古典歷久彌新的道理。《詩經》質樸的世界彷彿天長地久，《世說新語》裡的人物到了今天也算夠「酷」，《紅樓夢》的款款深情仍然讓我們悠然神往；而荀子的〈勸學〉、顧炎武的〈廉恥〉、鄭用錫的〈勸和論〉與我們目前的社會、政治豈不有驚人關聯性？
「郁郁乎文哉」：人文最終的目的不僅是審美想像或是啟蒙革命，也可以是「興、觀、群、怨」、或「心齋」、「坐忘」、或「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以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文是我們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傳統理想的文人應該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轉換成今天的語境，或許該說文學能培養我們如何在社會裡作個通情達理、進退有節的知識人。
「人與經典」系列從構思、選題、到邀稿，主要得力柯慶明教授的大力支持。柯教授是臺灣人文學界的指標性人物，不僅治學嚴謹，對臺灣人文教育的關注尤其令人敬佩。此一系列由柯教授擔任總策劃，是麥田出版公司最大的榮幸。參與寫作的專家學者，都是臺灣學界的一流人選。他們不僅為所選擇書寫的經典作出最新詮釋；他們本身的學養已經是臺灣多年來人文教育成果的最佳見證。
「人與經典」總導讀∕柯慶明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上述孟子謂萬章（萬章是孟子喜愛的高足弟子）的一段話，或許最能詮釋孔子所謂：「無友不如己者」之義，因為這裡的「如」或「不如」，就孔子而言是從「主忠信」一點立論，而就孟子而言，則從其秉性或作為是否足稱「善士」，而更作「一鄉」、「一國」、「天下」之區別，以見其心量與貢獻之大小，充分反映的就是一種「同明相照，同氣相求」的渴望。這種不謀其利而僅只出於「善善同其清」的道義相感，或許就是所謂「交友」最根本的意義：靈魂尋求他們相感相應的伴侶，「知己」因而是個無限溫馨而珍貴的詞語。
但是「善士」們，不論是「一鄉」、「一國」或「天下」之層級，在這高度繁複流動的現代世界裡，大家未必皆有機緣相識相交而相友，於是「尚論古之人」的「尚友」就更加重要了。因為透過「頌其詩，讀其書」：我們就可以發現精神相契相合的同伴；當我們更進一步「論其世」，不僅「聽（閱）其言」，而進一步跨越時空、歷史的距離，「觀其行」時，我們就因「知其人」，而可以有「尚友」的事實與效應了。
我們因為這些「古之人」的存在，而不再覺得孤單。雖然我們或許只能像陶淵明一樣，深感「黃（帝）唐（堯）莫逮」，未能及時生存於那光輝偉大的時代，而「慨獨在余」，而深具時代錯位的生不逢時之感；但卻也因此而無礙於他以「無懷氏之民」或「葛天氏之民」為一己的認同；在他以五柳先生為其寓託中，找到自己有異於俗流的生存方式與實現生命價值的途徑。
雖然未必皆得像陶淵明或文天祥那麼戲劇性；「風簷展書讀」之際，時時發現足資崇仰共鳴的「典型在宿昔」，甚至生發「敢有歌吟動地哀」的悲憫同情，卻是許多人共有的經驗：這使我們不僅生存在同代的人們之間，更同時生活在歷代的聖賢豪傑、才子佳人，以至雖出以寓託而不改其精神真實的種種人物與人格之間，終究他們所形成的正是一種，足以寄託與安頓我們生命的，特殊的「精神社會」：或許這也正是人文文化的真義。
當這些精神人格所寄寓的著作，能夠達到卓超光輝，足以照耀群倫：個別而言，恍如屹立於海濤洶湧彼岸的燈塔；整體而言，猶若閃爍於無窮暗夜的漫天星斗，燦爛不盡……這正是我們不僅「尚友」古人，更是面對「經典」的經驗寫照。
在各大文明中，許多才士偉人心血凝聚，亦各有鉅著，因而成其「經典」；終至相沿承襲，而自成其文化「傳統」，足以輝映古今，這自然皆是人類所當珍惜取法的瑰寶。至於中華文化的經典，一方面我們尊崇它們的作者，如劉勰《文心雕龍．徵聖》所宣稱的：「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但是對於此類「上哲」的形成與「經典」的產生，歷來的賢哲們，更多有一種「殷憂啟聖」的深切認知。這種體認最清晰的表述，就賢哲人格的陶鑄而言，首見於《孟子．告子》：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這一段話，不僅指出眾多賢哲的早歲困頓的歲月，其實正是為他們日後的大有作為，提供了經驗知識的準備，更重要的是陶鑄力堪大任的人格特質。一方面是人類的精神能力必須接受挫折和困頓的開發：「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另一方面則是處世謀事要恰如其分，肇造成功，永遠需要以「試誤」的歷程來達臻完善：「人恆過，然後能改」；創意的產生來自困難的挑戰，也來自堅持解決的意志與內在反覆檢討圖謀的深思熟慮：「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而任何執行的成功，更是需要深入體察人心的動向，回應眾人的企盼與要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簡而言之，智慧自歷鍊來，志意因自勝強，執業由克己行，成功在眾志全……孟子所勾勒的其實是與人格養成不可分割的，一種另類的「個人的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因此當他們將此類「個人的知識」，轉成話語，形諸著述，反映的仍然寓涵了他們「生於憂患」的經驗，以及超拔於憂患之上的精神的強健與超越、通達的智慧。
對於中國「經典」的這種特質，最早作出了觀察與描述的，或許是司馬遷，他在〈報任少卿書〉說：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亦作了類似的表述，只是文前強調了：「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就上文的論列而言，首先這些「經典」的作者都是「倜儻非常之人」，足以承擔或拘囚、或遷逐、或遭厄、或殘廢等等的重大憂患，但皆仍不放棄他們的「欲遂其志之思」，而皆能「發憤」，以「退而論書策」，「思垂空文以自見」來從事著述。
其中的關鍵，固不僅在「不得通其道」之事與願違的存在困境中，「意有鬱結」而於「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的存在焦慮下，欲「以舒其憤」之際，選擇了「思垂空文以自見」的自我實現的方式；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皆能夠跳出一己之成敗毀譽，採「退而論書策」，以訴諸集體經驗，反省傳統智慧的方式，來「述往事，思來者」。就在這種跳脫個人得失，以繼往開來為念之際，他們皆以其深刻而獨特的存在體驗，對傳統的經驗與累積的智慧，作了創造性轉化的嶄新詮釋。於是個別的具體事例，不僅只是陳年舊事的記錄，它們卻更進一步的彰顯了某些普遍的理則，成為足以指引未來世代的智慧之表徵，這正是一種「入道見志」的表現；這也正是「個人的知識」與「傳統的智慧」的結合與交相輝映。
因而「經典」雖然創作於古代，所述的卻不止是僅存陳跡的古人古事，若未能掌握其中「思來者」的寫作真意，則好學的讀者即使「載籍極博」，亦不過是一場場持續的「買櫝還珠」之遊戲而已。因而這種透過個人體驗所作的創造性轉化與詮釋，不僅是一切「經典」所以產生與創造的真義；更是「經典」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的與時俱新之契機；我們亦唯有以個人體驗對其作創造性的轉化與詮釋，才能真正掌握這些「經典」中，「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的艱苦用心，而領會其高卓精神與廣大視野，激盪而成我們一己志意之昇華與心靈境界之開拓。這不僅是真正的「尚友」之義，亦是我們透過研讀「經典」，而能導致文化傳統與人文精神，得以永續的層層提升與光大發揚的關鍵。
基於上述理念，王德威院士和我，決定為麥田出版策劃一套以中華文化為範疇的「人與經典」叢書，一方面選擇經、史、子的文化「經典」；一方面挑選中國文學具代表性的辭、賦、詩、詞、戲曲、小說，以及臺灣文史的名家名作，邀請當代閱歷有得的專家，既精選精注其原文；亦就這些偉大作者的其人其事，作深入淺出的闡發，以期讀者個別閱讀則為「尚友」賢哲；綜覽則為體認文化「傳統」：既足以豐富生命的內涵；亦能貞定精神上繼開的位列，因而得以有方向、有意義的追求自我的實現。
於國立臺灣大學澄思樓三○八室
自序
關漢卿及其作品
關漢卿是元曲一代魁首，被推崇為「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其作品數量豐富、質量精彩，而且至今仍不斷被改編演出；有關他的研究，更已自成一種論述（discourse），被稱為「關學」。他一生創作劇本六十幾種，現存十幾種，並留存散曲小令五十七，套數十三。最早紀錄元曲作家的《錄鬼簿》，關於他的生平，卻只有十一個字的介紹。本書希望漸次展開時代、作家、作品的繪卷，與關漢卿素面相見。
一般論及元代或關漢卿，總不免提到元代的黑暗，與關漢卿的反抗精神，本書則刻意避免類似的、稍嫌武斷和偏狹的說法。
當然，元朝是第一個由漠北民族統治全中國的朝代，蒙元以征服者的姿態入主中土，規制法令的確有不公平的現象，但要說到歷史上政治的黑暗、社會的不公，沒有一個朝代沒有，元代並不比其他朝代嚴重，本書討論到相關問題時，只從問題入手，儘可能避免太過簡單、或只針對「民族」單一觀點的指責或論斷。元代經濟發達，提供百姓生活一定程度的保障，並支持了演藝、娛樂事業的發展，成就了光芒熠耀的元代雜劇與散曲。至於經常被抨擊的停止科舉考試一事，也可從其他角度思考。蒙元在馬上得天下，任何動靜都攸關死生，所以看重有一技之長的人，政府中用人，也自有其不同的晉用方法。中國的讀書人，一向「學而優則仕」，把科舉考試當作進身之階，一旦科舉停辦，惶惶不知所措。但從另一個視角看，不必侷限讀書做官的歷程，何嘗不是大自在；他們必須重新思考、選擇，面對另一種生活方式，也面對自己，尋找真正發揮所長的生命之路，元代許多文人加入書會，從事市井演藝文學，才讓雜劇發展臻於高峰。
關漢卿也是書會才人，他從生活出發，自會指斥不公不義之事，卻也欣喜溫暖的塑造許多明亮的人物，和動人神魄的情節。他並不是義憤填膺的正義使者，而是深諳戲劇娛樂特質的專業劇作家。本書想呈現的，是身為戲劇家的關漢卿；討論他的劇作時，除了主題內容、文辭音樂之外，更希望從劇場演出的角度觀察。就劇論劇的同時，本書也避免挪用西方悲劇或喜劇的類別規範，若偶有涉及，也只是討論其寫作策略，而絕非分類歸屬。
本書寫作時，也儘量避免當頁腳註或類似考證的寫法，但關漢卿生平資料極少，又多錯雜，研究者也說法岐出，尚無定論；敘述其生平里居及行跡時，還是必須交代考辨的緣由，雖已盡力降低行文間的考證痕跡，若仍不免瑣碎，尚祈見諒。至於後人杜撰，難以徵信的資料，即使狀似詭麗多奇，本書基於學術嚴謹的立場，就擯而不錄了。
關漢卿是活潑潑的劇作家，他以最自然白描的寫作，留給我們燦爛奪目、精彩絕倫的作品。正式開啟中國戲曲研究門徑的王國維宣稱「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請讀者就此縱橫書卷，親炙關漢卿其人其書的本然面目。
全書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關漢卿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況、都市的繁華、市井娛樂，以及從現存資料中描繪的關漢卿面貌。第二及第三部分，則分別介紹散曲和雜劇的特質，並論述關漢卿在這兩方面的成就。元曲包括散曲和雜劇，元代有些作家專寫散曲，有些作家專寫雜劇，多半的作家則同時涉足散曲、雜劇，關漢卿也是兩者兼擅。因為和詩詞、小說等文類相較，元曲是大家比較陌生的，是以書中在二、三兩個部分，各由幾個進程書寫。第二部分，（1）先介紹散曲的形式、風格等特質；（2）綜合論述關漢卿散曲的題材內容與寫作風格；（3）經典賞析。為了保持清楚的論述邏輯，特別將（2）綜合評述，與（3）針對個別作品的分析評賞分開，希望可以達到眉目清楚，曉暢易讀。第三部分，（1）對雜劇中幾個基本用語正名釋義；（2）整體介紹、論述關漢卿現存雜劇；（3）說明「關學」的發展；（4）經典賞析，選取關漢卿雜劇作品做全本或單折的注釋及解析。最後附上讀完本書，想再進一步了解關漢卿、散曲、雜劇，可以延伸閱讀的書目。
書寫過程，受益最大的，當然是筆者自己。藉此機會，重讀或新讀大量的蒙古、元代資料、關漢卿作品，和卷帙繁多的相關研究論述，是何等美好的生命經驗。謹在此向關漢卿和這些書籍的所有作者，深致謝意。更希望讀者喜歡作者珍重奉上的小書，進而喜愛關漢卿這位偉大的作家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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