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新版）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小說青春



「青春」原指春天，因其時草木繁茂呈現青綠色，故名。由於它是四序紛迴之始，孕育著自然界中的無限新生契機，因此常被轉借指涉最美好、最富於新生希望的人生時光，並成為文學書寫中不斷被詠歌的對象。

但耐人尋味的是，中華文明素有「重老輕少」的傾向。因此，儘管頌美「青春」的文學書寫所在多有，作為體現青春特質的人物主體──青少年，卻從不曾成為傳統文學中的重要角色。無論是詩詞歌賦，戲曲小說，古典文學投射的往往是父權式政教結構下的期待視野：重視文行忠信，修齊治平；強調禮教倫常，學優則仕；所形塑出的少年人物，因此多是一個個規行矩步、少年老成的「小大人」。彷彿，孩子們甫自脫離懵懂蒙昧的童騃時期，便須一步登天，躍入知禮守分的成人世界。而他們存在的主要意義，則不外乎是要賡續家國命脈，作為既有體制及歷史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這一現象卻發生了明顯變化。緣於世變，晚清以降的知識分子屢興「救國」、「新民」之思，並藉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等理念，在小說中寄寓其家國憂思；所期待的，不外乎是一個能除舊布新、日益茁壯的「新中國」──而無論是文學想像抑是社會實踐，這個建構「新」中國的重責大任，正要由未受舊社會惡習污染，充滿青春理想的青少年來膺負。於是，從梁啟超倡論〈少年中國說〉，到陳獨秀〈敬告青年〉、李大釗抒論〈青春〉，以及巴金在《家》中屢屢自許自豪地宣稱「我是青年！」，莫不凸顯出：作為「民族幼苖」、「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是如何因為內蘊著「青春」與「新生」的期盼，被賦予了空前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又是如何在小說的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

因此，本書將以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為中心，探討其所體現出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以及相關的文化政治議題。進入正式論析之前，在此先說明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之敘事話語的源起、關乎於「青春」的文化政治，以及分輯概要。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敘事話語源起與「青春」的文化政治

作為敘事話語，「少年中國」與「少年臺灣」其實俱有所本，並且深有淵源。一九○○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公開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應是「少年中國」論述具體成形之始。梁的文章，不唯從多方面辨析「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關係，更藉由多種鮮明的意象對比，熱情洋溢地標舉出其間的絕大差異，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在在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而「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的贊辭，亦正是時人的共同願景。

此一論述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藉由「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的對比，重新「發現」了「少年」；不僅視之為挑戰傳統，頡抗老大的新興力量，並且將其與「中國」的國族想像相互勾連。追本溯源，此說其實晚清早有端緒，未必肇始於梁。但在此之前，僅僅為時人朦朧的理念與憧憬，未嘗形諸具體論述。經梁啟超正式倡議之後，士人們以「少年」自命並力圖惕勵自強，遂成為一時風潮。除了梁本人率先表示：「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之外，《清議報》中亦隨即出現不少以「同是少年」、「鐵血少年」、「濠鏡少年」、「突飛少年」等為名的作者群，或抒發壯懷，或吟歌勵志。甚且連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吳趼人，都一度以「中國老少年」為筆名，「少年」迷魅，至此可見一斑。此時，「少年」實則是作為涵涉一切青春希望的修辭策略，而所謂的「少年中國」，正是一種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動。一九○二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首倡現代中國之「學運」，正可視為相應的社會實踐。

時至民國，「少年」所召喚出的激情有增無減。一九一八年，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創辦「少年中國學會」，其規章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從命名來看，當可說是「少年中國」之理想在民初的具體實踐。該會總會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皆如響斯應，紛紛成立分會，並先後發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流風之廣被，由此可見。此學會成立之初，胡適曾以〈少年中國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引述荷馬詩：「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作為對「中國少年」的期勉。不久後，《少年中國》特別製作兩期〈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號〉，先後載有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王光祈的〈「少年中國」之創造〉、〈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畫〉、惲代英〈怎樣創造少年中國〉等專題論文，凡此，俱可視為晚清以後，「少年中國說」的再度發揚光大。

不過，正因為人人「心中自有一少年中國在」，不同個人的理念懷抱，卻是將此一憧憬，投射為不同的國族想像。「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不久，成員間即因是否應信仰某種「主義」而屢有爭辯；在活動路線上，則先有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後來又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終至分裂瓦解，無以為繼。爾後，會中信奉社會主義的李大釗、惲代英、黃日葵等成為共產黨中堅，毛澤東更是領袖一黨，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堅持國家主義的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則另創中國青年黨，堅決反共。現今看來，該黨雖未能如大陸之共產黨般主導臺灣的民國政壇，「少年中國學會」也未必能被視為彼時「中國」的縮影，但由小及大，「少年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社會實踐，竟自衍生出左翼與右翼、大陸與臺灣間無數的政爭烽火與長久對峙，其滄桑始末，委實令人感慨係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少年中國》行將停刊，「少年中國學會」瀕臨解散之際，一批來自臺灣的北大青年學生，卻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名為「臺灣青年會」的社團，並將蔡元培、胡適之、梁啟超等人均列為「名譽會員」。該會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在張我軍、吳敦禮、陳清棟等人倡議下重組，同年發行《少年臺灣》月刊，作為會報。〈創刊號〉中，張我軍即曾以不同筆名，分別撰寫〈少年臺灣之使命〉、〈少年春秋〉等文章。在此，「中國」縱使易位為「臺灣」，「少年」卻依然與「臺灣」並置且負有重大「使命」。姑不論「中國—臺灣」文學間是否有必然的傳承關係，但視「少年」為家國的託喻，對「少年」寄予除舊布新的厚望，二者實是如出一轍。

正是這樣的語境背景，經由「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角度去探討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不但具有創新性，更有其重大意義。

事實上，伴隨前述社會實踐的同時，即是大量圍繞於「青春」的各類文化政治論述與文學想像。它包括「少年」、「青春」、「青年」等話語間的錯綜遞嬗；及其與「國族」、「小說」、「教育」之間的相互糾葛。

從歷史進程看來，「少年」話語大盛於晚清，但「青年」一詞的使用，已不乏見；五四前後，與傳統文化猶有牽繫的「少年」一詞漸漸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乃是新興的「青年」一詞，它並且順理成章地成為「青春」喻託的載體，以及「國家」的希望所繫。當時創刊的不少重要刊物，都由此著眼。如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雜誌》創刊，陳獨秀（一八八○－一九四二）撰寫發刊詞〈敬告青年〉，開篇以「初春」、「朝日」等譬喻，彰顯「青年」的新鮮活潑，希望無窮，既承續了「少年中國」的新興氣象，也具象化了「青春」的人物實體。之後李大釗發表〈青春〉，倡言「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為《晨鐘報》撰寫發刊詞〈青春中華之創造〉，復提出「蓋青年者，國家之魂」，當努力為國家自重，並應「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亦無不以「青春」與「國家」相提並論，而「青年」，正是貫串於其間的能動主體。至於其後的「少年中國學會」，儘管會員們頻頻以「少年中國之少年」自許，但放言抒論時，「青年」已是自我指稱時的習見用語了。

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不要忘記，就在梁啟超倡言「少年中國」的同時，他還有「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以小說教小學」等相關配套的教育理念。所謂「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士夫。……故吾恆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遊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即此之謂。其本人，更藉由譯介《十五小豪傑》、撰著《新中國未來記》等方式身體力行。循此，這就又使得「少年」、「青年」、「青春」等意象，與「小說」及「教育」之間，產生密切的內在聯繫：小說成為啟蒙青少年、振興國族的重要教育材料，青少年（身體）所蘊藏的種種「青春」的成長動能，又每每伴隨著個人的認同追尋與情慾求索，成為小說家想像家國，書之不已的內在驅力。「國體」、「身體」與「文體」，亦以此交相關涉，相互辯證，其間曲折，自是耐人尋味。

也因此，無論是從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對照下的歧異處著眼，抑是由「感時憂國」的時代氛圍，以及中國之「現代性」追求歷程角度觀照，都會發現，從一開始，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就已儼然成為銘刻「青春」的文化政治學──小說家們一方面意圖藉由小說（對青少年）進行「新民」、「啟蒙」，另一方面，又頻頻聚焦於青少年人物，不僅對他們的成長與幻滅，多所演義；甚且，還以他們的愛恨悲歡，身世遭逢，見證著政爭烽火，社會遷變。國族論述與青春想像交相激盪，遂構成近現代小說中的重要主題。其間，無論「中國」抑是「臺灣」，新青年們的成長經歷容或有別，但種種追尋求索，無不糾結著對家國土地、意識形態的取捨掙扎，並且召喚著新興國體的「自我命名」行動。尤其八、九○年代以來，臺灣政經社會的快速變化，遠甚於既往，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思潮衝激不斷，特別是，同性情慾論述的介入，更促使「少年臺灣」的文學想像別開生面，不同於既往。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既蘊含時間流變中的革新實踐，也投射出空間位移後的自我定位與家國再造。所涵括的面向，既有「老少」、「新舊」、「父子」之間的多元角力與彼此辯證，也因小說、教育、出版、身體、情慾、性別等不同因素的糾結拉鋸，產生諸多變化。

有鑑於此，本書遂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結合其自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討論所關涉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論題，為全書張目；繼以包天笑、葉聖陶，以及臺灣日據時期以來的重要小說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中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展開系列論析。整體而言，它的目的並不在於作為完整的文學史論述，卻意圖以文學／文化史的視野，凸顯此一世紀小說書寫的內在特質與美學實踐，並開展它與啟蒙教育、出版文化、身體論述、性別研究、情慾敘事等不同論域的對話思辨。全書凡六章，循由以下三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三、從中國到臺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小說青春



「青春」原指春天，因其時草木繁茂呈現青綠色，故名。由於它是四序紛迴之始，孕育著自然界中的無限新生契機，因此常被轉借指涉最美好、最富於新生希望的人生時光，並成為文學書寫中不斷被詠歌的對象。

但耐人尋味的是，中華文明素有「重老輕少」的傾向。因此，儘管頌美「青春」的文學書寫所在多有，作為體現青春特質的人物主體──青少年，卻從不曾成為傳統文學中的重要角色。無論是詩詞歌賦，戲曲小說，古典文學投射的往往是父權式政教結構下的期待視野：重視文行忠信，修齊治平；強調禮教倫常，學優...

【導論】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輯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小說教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

輯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

輯三、從中國到台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從《臺北人》到《孽子》
孤兒？孽子？野孩子？──戰後臺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
重要參考文獻
論文出處
後記

【導論】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輯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小說教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

輯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

輯三、從中國到台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從《臺北人》到《孽子》
孤兒？孽子？野孩子？──戰後臺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
重要參考文獻
論文出處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