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之前,「台灣」一直是個禁忌。在島內,她與所謂台獨分離主義畫上等號,是「叛亂者」的代名詞;在國際上,她妾身未明,始終曖昧的屬於「一個中國」,除了「台灣」,各式各樣的名稱,多到連自己都說不清。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本土意識日益高漲,族群尋根的意願,也隨之提高,有關台灣的研究與書寫,從過去隱而未現的細水長流,終於如滾滾浪潮,席捲而來,舉凡歷史地理、鄉土民俗、自然生態等等「研究台灣」、「書寫台灣」,在政治改革、社經變遷和文化反省等各種力量相互激盪下蔚為大觀,「台灣」的面貌才得以走出禁忌,逐漸清晰起來。
一九九○年代,是一個「認識台灣」、「發現台灣」全面覺醒的年代。在官方,一九九四年,教育部通過國小增加鄉土教學活動,國中增加「認識台灣」的課程,雖引起統獨兩派關於歷史詮釋的論戰,卻顯示官方已從大中國的歷史論述,轉而注視台灣本土歷史教育的建構;一九九六年,教育部核准台南師範學院成立「鄉土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七年,第一所「台灣文學系」在真理大學成立,台灣文學、鄉土文化終於得以進入學院,成為正式的學門。此外,中央研究院於一九九年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陸續出版《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1988),《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1989)、《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1991),並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年代,台灣史的重塑與建構、台灣文學的研究與論述,隱然成為官方、學術界的顯學。
相對於官方、學術界,民間「尋找台灣」的生命力更為蓬勃。成立於一九七三年的「雲門舞集」,於一九七八年以「薪傳」舞出了台灣移民渡海來台的強勁生命力,成為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期間,最有力的時代之聲;一九七九年,許常惠(1929~2001)創辦「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成員包括學者專家與企業家,以「維護民俗藝術,傳承民間藝人的精湛技藝,提高民俗文化的學術價值,藉以充實精神生活。」為理念,而以調查、研究、保存、傳習的具體行動,為台灣民俗注入活力。而出版界,早在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前衛出版社,是一九八○年代以來最具本土特色的出版機構,在戒嚴時代,就以台灣本土文學為出版大宗,策劃出版「台灣文史叢書」、「新台灣文庫」、「台灣研究叢書」,並結合台灣作家創辦《台灣新文化》雜誌,接辦台灣前輩作家吳濁流所創刊的《台灣文藝》雜誌,一九九 ○年策劃出版「台灣作家全集」,更是台灣新文學發軔以來劃時代集大成的創舉。一九八九年,台原出版社創立,秉持為台灣文化承傳薪火的使命感,大量出版台灣歷史、文化、風土叢書,如「協和台灣叢刊」、「台灣智慧叢刊」等,甚至向下扎根至青少年及兒童讀者群。一九九一年歲末,《天下雜誌》以「發現台灣」為標題製作專刊,成為文化新聞界的大事;一九九五年,「玉山社」出版社創立,以「創造台灣文化尊嚴」為宗旨,出版台灣人文、歷史、自然書籍,把台灣最寶貴美好的各種面貌,藉著文字與圖像,記錄、保留下來,讓生長在這塊土地的台灣人,認識台灣;同年,常民文化出版社成立,以「疼惜人跟土地,重建常民文化」、「人和土地的文化就是常民文化」的理念,策劃「台灣族群誌」、「台灣風土誌」、「台灣地方誌」、「台灣自然誌」、「台灣平埔族」、「原住民民族誌」等叢書出版,並從二○○○年開始製作台灣紀錄片,包括公共電視「台灣地平線」、文建會「鄉鎮文化誌」等系列節目。凡此文史出版盛況,不僅顯示台灣主體意識追尋勢不可擋,更顯現源自民間力量尋求台灣文化與台灣精神的迫切渴望。
與此同時,許多民間文教基金會亦致力於本土文化的發掘與根植,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專業期刊《台灣史料研究》,並對外開放「台灣史料中心」;一九九四年,宜蘭「慈林文教基金會」成立慈林圖書館,專事台灣社會運動史料蒐藏;同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百年誕辰,「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設立賴和醫療服務獎與文學獎,積極舉辦各種文學講座與文學活動,次年於賴和先生早年診所原址,成立賴和紀念館,館藏完整賴和遺物、藏書、字畫、手稿及相關文獻資料,並陸續蒐藏、展示彰化地區作家之手稿文物;此外,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老照片展覽也在一九九○年代如野火燎原般展開,這些屬於古早台灣影像的老照片紛紛出土,重見天日,召喚並見證了長久之間囿於歷史因素而有意被掩沒遺忘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