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恢復平衡的美國
預言未來一百年必須著眼於事件，而預言未來十年必須著眼於人物。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對那些能夠從長遠角度塑造歷史的非人為因素進行了探討。然而人類的壽命十分有限，在我們短短的一生當中，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往往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影響，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決策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本書是關於未來十年的短線分析：我們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將會產生哪些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將會帶來何種結果。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確定的時間跨度越長，未來就會變得益發神祕莫測。但是，我的觀點卻恰恰相反，因為個人行為才是最難預料的因素。在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國家會產生不計其數的個人決策，然而每一項個人決策都會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因此沒有哪一項決策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十年間，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權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決策，將會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一書所書寫的是為理解未來十年提供了一個框架。但那只是一個框架而已。
預測未來一百年，是一種辨別「不可能」的藝術，首先要確認，然後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從邏輯上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所言：「當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麼剩餘的無論多麼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這些舉動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當時間跨度足夠長時，個人決策才不會顯得舉足輕重，從而降低我們進行預測的風險。當你已經從長遠的角度對未來做出預測後，就可以回溯一下，觀察未來十年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十年這樣的一個時間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這樣的時間長度足以讓那些重大的、非人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時又短得正好讓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決策規避可能難以避免的後果。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跨度中，歷史與權術狹路相逢，同時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輕忽。
一般情況下，我不會熱衷於對某項政策的爭辯，因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發生，而是可能會有哪種情況出現。但是，如果只考慮未來十年的話，那些從長遠角度看來或許無關緊要的事件仍然會對我們造成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們對於未來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具有現實意義，本書中既是一種預測，同時又是一種探討。
之所以從美國談起，原因與對一九一○年的研究必須始於英國一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處於世界的中心一樣，無論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今天的全球體系仍在圍繞美國運轉。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我闡述了美國的長期優勢。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得不論及美國的缺陷和劣勢。幸運的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些缺陷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是由於你我生命有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往往有著切身的感受。在這些問題中，大多數源於亟待解決的體制失衡，有些是領導決策問題，因為在短短的十年中，人為因素會變得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就談到了。
現在，對於這些問題以及相關人物的探討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較之於其他時代，在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之後的第一個十年，世界相對太平。至於美國面臨的真正安全問題，巴格達和巴爾幹只是小菜一碟，算不上什麼威脅。因此，在這樣一個其他各國似乎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領導地位的世界裡，美國沒有必要費盡心機謀劃大戰略。
但是十年後，「九一一」事件把這個幻想打翻在地。整個世界都變得危機四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可供美國選擇的餘地少之又少。不幸的是，美國並沒有制定相應的全球戰略。恰恰相反，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套極為狹隘的集中打擊恐怖主義的政治軍事戰略。
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接近尾聲。實際上，自被劫持的飛機向紐約和華盛頓建築群橫衝直撞的那一刻起，美國就已經開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甚至從全世界退出，現在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因為東西兩岸均有大洋的屏障保護，所以美國一心想要從錯綜複雜的全球事務中抽身退隱，以便安享本土安全的太平盛世。然而，一邊是恐怖分子暗藏殺機，另一邊是那些認為美國危險莫測的民族、國家虎視眈眈，所以美國本土其實並不安全。
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長期戰略始終發揮著良好的作用，但在布希總統和歐巴馬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早已將這些戰略拋諸腦後。相反，這兩位領導人常常率性而為，甚至不惜以身試險。他們所確定的目標無法兌現，原因在於他們對上述問題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就算他們自信巧舌如簧，也於事無補。其結果是，美國的能力過度擴張，向全世界到處投送力量，已經不堪重負，也正是因為如此，那些蕞爾小邦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在制定美國未來十年的政策時，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回歸過去均衡的全球戰略，這是美國從古羅馬和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取的經。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到處耀武揚威地稱王稱霸，而是通過在各個地區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些傀儡一方面可以相互制約，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陰謀反叛者。為了保持均勢，他們利用敵對力量相互傾軋，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帝國的利益。同時，他們還會利用經濟利益和外交手段讓這些附屬國與自己休戚與共、緊密相連。不過，這裡所說的外交手段可不是國與國之間例行公事的禮尚往來，而是指在鄰國與附屬國之間縱橫捭闔，讓這些國家相互猜忌的程度超過它們對宗主國的不信任感。只有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它們才會動用帝國軍隊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正是因為遵循了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有當歐洲大陸均勢岌岌可危時，當俄國在東線陷落而德國有可能在西線一舉橫掃英國和法國時，美國才最後參與其中；等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又敦促各方訂立和平條約，從而遏制法國在戰後獨霸歐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美國盡量推遲直接參戰，而是在西線抵抗德軍，同時在東線遊說蘇聯人與德軍浴血奮戰，支持英軍。此後，美國又利用均勢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對西歐、中東以及中國的控制。從「鐵幕」的出現直到冷戰結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美國的離間計、三角計與操縱計不僅明智連貫，老謀深算，而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
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外交策略的重心發生了明顯的轉移，從只遏制那些與自己針鋒相對的大國，發展到凡是可能觸動美國敏感神經的潛在地區霸主，都成了美國竭力鉗制的對象。從一九九一到二○○一年的十年間，遭到美國入侵或者干涉的國家共有五個：科威特、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這種軍事行動的頻率節奏令人明顯感到非比尋常。雖然美國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總是十分明確，但其外交策略似乎不時受到人道主義關懷的驅使。如若不然，一九九四年入侵海地與我們的國家利益有何關聯？
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當時美國的實力異常雄厚，所以能夠遊刃有餘地進行縱橫捭闔，甚至可以心血來潮地對別國揮舞意識形態的大棒。當你的地位不可動搖時，你就沒有必要像進行外科手術一樣小心翼翼地採取行動。因此，在對付那些潛在的地區霸主時，美國大刀闊斧、志在必得，不僅要戰勝敵國的軍隊，而且還要佔領對方的領土。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發動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全都是騷擾性進攻，其初衷是將那些野心勃勃的地區大國拖入混戰，按照美國選擇的時間和地點應對地區以及國內威脅，而非任由其發展並讓那些蕞爾小邦牽著美國的鼻子走。
二○○一的「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剛剛遭受恐怖主義困擾，美國變得更加不知所措、進退無據，完全拋棄了高瞻遠矚的戰略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它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新的但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就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然而，基地組織，也就是這一威脅的主要源頭，同樣為自己制定了一個難以實現卻並非不可思議的目標，那就是重新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那種在十七世紀時由穆罕默德建立、此後又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直至一戰末鄂圖曼帝國解體後才土崩瓦解的、神權合一的國家。如果哪些國家的穆斯林政府在基地組織看來不夠正統，他們就會煽動民眾進行陰謀顛覆。基地組織認為，伊斯蘭國家之所以飽受蹂躪，不僅是出於民眾對本國政府的畏懼，更是因為在民眾看來，本國政府背後有美國撐腰，而美國是不可挑戰的。為了讓廣大伊斯蘭民眾擺脫這種畏懼心理，基地組織認為，他們必須證明美國其實是一個色厲內荏的國家——如果有穆斯林教徒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只有幾個，也足以讓美國變得不堪一擊。
作為對基地組織襲擊的回應，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逐一發起了猛烈報復，以證明自己的國家實力與行動能力，但是這些軍事行動仍然是一種騷擾性進攻。美國的本意並不是為了打敗敵軍和佔領國土，而是為了擾亂基地組織的行動，並且在穆斯林世界製造混亂。不過，製造混亂只是一種短期手段，而不是一種長期策略。雖然美國證明了它完全有能力摧毀恐怖組織和減少恐怖活動，但它並未實現自己曾經許下的宏願，那就是澈底根除恐怖主義威脅。想要消除這一威脅，就需要對散佈於全球各個角落數百萬恐怖分子的一言一行進行祕密監視。且不說這種做法根本就無法實現，即便真的能做到，也需要耗費不計其數的資源。不言而喻，這一過程會讓美國精疲力竭，並且耗盡自己所有的資源，正如美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消除恐怖主義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並不能因此證明這一目標就切實可行，或者值得付出任何代價。
這種做法讓美國損失巨大、分身乏術，想要從這種狀態中恢復過來，只怕還需要十年的時間。目前當務之急是回歸維持地區勢力均衡的傳統外交政策，必須在當前美國展開軍事行動的主要地區，也就是從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脈一帶開始恢復均勢。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該地區一直存在著三種天然均勢，即阿以、印巴和兩伊之間的勢力均衡。然而，現在這三種均勢都已經不復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誤所賜。由於沒有了鄰國的制衡，以色列又開始試圖頻頻在地面上製造既成事實。在阿富汗戰爭中，巴基斯坦受到了重創，已不再對印度形成有效的掣肘。此外，最為重要的是，因為伊拉克一蹶不振，伊朗反倒成了波斯灣地區最大的軍事強國。
對於美國來說，要想恢復該地區的均勢並且讓整個美國外交政策也回歸均衡，在下一個十年中，我們需要分幾步走，而這些步驟極有可能招致非議。在下面幾章裡我還會談到，美國必須不動聲色地與以色列拉開距離，同時加強（或者至少停止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正如羅斯福在二戰時與蘇聯締結和約，以及尼克森在二十世紀七○年代出訪中國一樣，無論有多麼不情願，美國現在需要對伊朗示好。要想實施上述步驟，我們在運用自己的實力時手腕必須變得更加微妙，而這種能力恰恰是近來兩任總統所欠缺的。對於未來十年來說，這種微妙性的實質是我們第二個重要的話題，關於這一點我會在下文詳述。
如果說中東地區是美國要重新恢復均勢的切入點，那麼在歐亞大陸就必須開始應對敵友陣營重新分化組合這一挑戰。美國歷代對外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是要把歐洲尖端技術與俄羅斯豐富的自然及人力資源分隔開來，使二者不得相互給力。二十世紀九○年代初，當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莫斯科卻喪失了對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的控制權時，這一目標已經被我們拋諸腦後。幾乎與此同時，美軍在地中海——喜馬拉雅山脈一帶的失衡佈局為俄羅斯保守勢力恢復其在該地區的影響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不僅早在與喬治亞開戰之前就開始重新宣稱自己對這一地區的權力，並且從此加快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步伐。此時的美國由於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束縛了手腳而分身乏術，所以未能阻止莫斯科在該地區迅速恢復影響，甚至對於俄羅斯的勃勃野心都沒有來得及進行一次實實在在的威懾。其結果是，美國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與其意見相左，也想在歐洲擴大影響力的地區強國。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一次等重要地區的另一個玩家歐盟，那麼俄羅斯捲土重來和繼續西進的危險便一目了然。人們曾經設想，歐盟會發展成為一個像美利堅合眾國那樣的超國家，但是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歐盟自身的體制性缺陷，從而引發了南歐國家的一系列經濟危機（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當歐盟最大的經濟引擎——德國發現自己可能要為其他歐盟夥伴的錯誤政策和過度放縱行為買單時，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當務之急。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較之於歐洲鄰國，德國與俄羅斯有著更大的共同利益。無論德國可能從自己的歐盟夥伴那裡獲得多少好處，它的大部分天然氣只能依靠俄羅斯；反過來，俄羅斯所需要的技術在德國比比皆是；德國急需輸入人力資源，卻不想因為移民問題增加自己的社會壓力，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俄羅斯興建德國工廠。而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要求德國增兵，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最終導致了美德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加，德俄日益靠近。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如果美國想要回歸平衡，那麼在未來十年中，就必須不遺餘力地設法削弱德俄之間這種協作關係。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所採取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培植與波蘭的新關係，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緣上的鐵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動引擎上。當然，中國也應該引起重視。不過隨著中國的經濟奇跡走到盡頭，我們目前對中國擴張的焦慮不安也會日漸減弱。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逐漸放緩，並且變得更加成熟——也許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便如此，中國十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狀態。因此，美國關注的重心應當轉向東北亞地區真正的大國，即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和海軍規模名列該地區之首的日本。
綜上所述，未來十年的情況錯綜複雜，其中有許多變動不定的因素。在這個階段，總統需要做的就是在美國的傳統、道德原則與多數民眾不願看到的現實之間進行調和，這需要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其中包括不妨與敵國結盟，同時讓民眾願意相信，我們的外交政策與價值觀念並行不悖。因此，總統應當像所有偉大先賢那樣兩面兼顧，一方面對傳統美德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巧言令色也要適可而止。
然而，世上再巧妙的手腕也難以彌補深層的缺陷。在我看來，美國所擁有的是一種「深層實力」。首先，所謂深層實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均衡。這就意味著，該國的經濟、軍事、政治實力要大體相當，並且能夠相互支持。其次，這種實力要有一定的文化與倫理模式作為基礎，並且能夠對權力的運作方式和個人的行為規範做出相應的界定。譬如，歐洲雖然經濟實力強大，但是軍事力量相對薄弱，而且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成員國應遵循的義務框架上，歐盟各國很難達成任何共識。
雖然兼具根基深厚與均衡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下文中我會向大家做出具體闡釋，在即將到來的十年中，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強基固本並且綜合運用這兩者的國家。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幾乎別無選擇。無論在左翼人士還是右翼人士當中都存在有這樣一種看法，那就是美國可以選擇從掌控全球大權的複雜局面中抽身隱退。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美國停止干預全球事務，這個世界就不會再對它愛恨交加，這樣一來，美國人就可以高枕無憂地安享國內的太平盛世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非常懷舊，懷念曾幾何時，美國只關注自己的國內利益，任憑世界自行其是。
誠然，美國立國伊始，喬治‧華盛頓曾經警告過，不要陷入任何同盟之中，但今非昔比，現在美國創造的財富已經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僅僅是這一數字就足以將美國置身於世界事務之中。因為美國人的生產和消費情況決定了其他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政策決定了全世界國家的經濟狀況。況且，美國海軍還牢牢地控制著制海權，從而確保其向全球進行經濟輸出時暢通無阻，同時也有潛力在必要時阻斷其他國家的海上商路。即使美國想要縮減經濟規模以減少對他國的侵害，但問題是誰也不知道怎麼去做，更別提美國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然而，這些並不能說明美國目前對自己的實力高枕無憂。一切都發展得太快太遠。正因為如此，要想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恢復平衡，就必須將美國重新置於與其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相稱的定位。我們注意到，蘇聯解體後，全球霸主地位由美國獨享，無以匹敵。現在需要正視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也無論我們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一番冷戰較量之後，美國不僅崛起成為世界霸主，也成為全球帝國。但是，這並非美國人民所期待的現實，這不是說他們不想從中獲得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利益，而是他們不願為此付出代價。從經濟方面來看，美國人希望自由市場能夠增加國內經濟的增長潛力，但是卻不願意忍受其中的痛苦；從政治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能夠對全球事務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卻不願意因此而受到世界各國的憎恨；從軍事方面來看，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安居樂業，沒有外患，但是卻不願意承擔長期戰略的沉重負擔。
所謂帝國，鮮有事先計畫好或者提前預知到的，而那些曾經煞費苦心經營的政權，比如拿破崙或者希特勒所自詡的帝國，都命不久長。反之，那些經歷了長期發展而羽翼漸豐的國家往往早在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之前，就已經變得勢不可擋了。這就是古代羅馬和近代大英帝國曾經遭遇到的困境，但是它們卻成功地把握了這一機遇，因為在成為帝國之後，它們不僅能夠正視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懂得如何進行掌管。與昔日羅馬帝國以及大英帝國不同的是，美國對世界的支配結構是非正式的，但是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事實並沒有因此有所削弱。美國不僅掌控著廣袤的海洋，而且其經濟總量佔世界四分之一強。如果美國人改用iPod 或者某種新型食品配方，那麼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工廠和農民就會立即據此重組生產線。這就是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支配中國時所採用的方式——絕不當正式的統治者，而是要把它塑造和利用得恰如其分，這樣，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統治就變得無所謂了。
不可否認，美國人在同化其他國家時困難重重，其原因在於美利堅帝國的規模和實力具有天然的破壞性和侵略性。這也就是說，只要美國有所舉動，就不可能沒有其他國家從中受益或者受到威脅。美國的巨大實力不僅會為其他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優勢，同時還會為自身招致敵對情緒。美國是一個商業共和國，所以它的一切都離不開貿易。雖然其經濟繁榮要歸因於國內資產以及自身優勢，但是如果脫離了世界，美國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就會難以為繼。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繼續保持自己的規模、財富和實力，唯一的選擇就是學會如何理直氣壯地掌握自己這種具破壞性的巨大影響力。
除非能夠認清美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否則人們很難就帝國的益處、自身面臨的困境及其必然性達成共識。無可匹敵的實力已經足以令人心驚膽寒，如果這一力量不為人知，那麼它就如同一頭橫衝直撞的巨象。
有鑒於此，我主張，在未來十年中，無論願不願意，美國都應從有意忽略自己現有地位向接受事實轉變。而一旦接受了這一點，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會變得更趨成熟老練。在未來十年中，雖然我們不會對外宣稱美利堅帝國這一事實，甚至民眾也不會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對於這一局勢的正確認識，能夠讓美國對自身實力的掌控變得更加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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