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權謀術是應用於人際關係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運用得好,權謀術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為一門藝術,令人賞心悅目,擊節讚賞。無論在政治、外交、軍事領域,還是在最為普通的人際交往中,權謀術其實無處不在。
中國的歷史,從中國最早的文字史料,如春秋時的《左傳》,一直綿延到今天的各個領域,權謀術一直在裡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只不過人們對此避而不談罷了。
人們避諱談論權謀術,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國思想文化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儒家思想。儒家傳統重倫理,講道義,強調以仁孝治天下,而權謀術則為道、法諸家所重。但到了東漢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權謀術被視為陰謀智術而受到貶抑。
二是權謀術也確是雙刃劍。它固然是克敵制勝的謀略和戰術,但如果不與理想和道義相聯繫,也確實可以成為野心家和陰謀家的有利武器。事實上,野心家、陰謀家喜愛玩弄權術,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非出於道義,不那麼光明磊落,因此必須借助於陰謀。中國傳統中有「道」、「術」之分,所謂道,與宇宙人生相關,和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相聯繫。而術,卻只是達到某種眼前的、局部的現實利益的手段而已,而與國計民生了無關係。前者是智慧,而後者才真的是陰謀。
但就其謀略本身來講,你很難判定它是道還是術,關鍵在於為何所用。實現個人野心,謀取個人利益離不開謀略,而要一展宏偉的政治抱負,治國平天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同樣需要謀略;在政治鬥爭中,造謠中傷,投機鑽營,需要謀略,而剷除奸佞,保全自身也同樣離不開謀略。然而我們今天介紹權謀術,絕非鼓勵人們去玩弄這些權術,而是首先使人們認識到權謀術的雙重性,立本修身,吸收其積極因素,並把這種藝術巧妙地運用到正當的人際關係和工作中去。
由於上面提到的原因,權謀術在我國只是一種應用技術,而很少有人從理論上系統地加以研究和總結。很少並不等於沒有,說很少無非是與它的極為廣泛的應用相比較而言罷了。從相傳為姜太公所撰的最早一部兵書《六韜》,到《孫子兵法》,到《三十六計》,一直到明代劉基的《戰論》,雖然形式上是兵書,但裡面的智謀完全可以,事實上也的確運用到了其他的領域中。陸賈和漢高祖劉邦爭論,說馬背上得天下,卻並不能在馬背上治天下,使劉邦怦然心動,要他把所想所說的寫出來給他看。於是陸賈撰文十二篇,據說他每寫好一篇,就拿去給劉邦看,劉邦看了連聲叫好,左右三呼萬歲。劉邦把這些文章輯在一起,起名叫《新語》。《新語》裡面談到的也正是謀略。此外,劉向的《說苑》、劉基的《鬱離子》、馮夢龍所輯的《智囊》,都屬於這類著述。而《三國演義》雖然是一部歷史小說,但裡面描寫的也多是謀略,因此才膾炙人口,得以廣泛流傳。
政治家們閉口不談權謀術,卻深入鑽研,並把權謀術運用得爐火純青。這就像軍事家善於打仗,卻沒有留下兵書一樣。雖然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傳世,但不等於沒有理論,也不一定沒有總結,而是有的人把自己的心得作為秘笈,不以示人而已。這裡輯錄注釋的《殘卷》,傳為明代大政治家張居正所著。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諡號「文忠」,他生逢明代由強到衰的轉捩點,任首輔十年,大力回天,使本來已一蹶不振的大明王朝重新煥發了希望和生機。他目光遠大,見解深刻,加上一系列適宜的政策和嚴明的法紀,懲治了腐敗,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生產,也鞏固了明朝的統治。他成為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理論家關注的「中國經濟第一人」,被載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史冊。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讚譽他為「宰相之傑」,二十世紀為他作傳的朱東潤也稱: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張居正那樣劃朝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沒有能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的數十年,整個政局是混亂的,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這十年之中,是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中,對張居正作了生動地描述:
「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他眉目軒朗,長須,而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儀錶相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辭簡短準確,使人無可置疑,頗合乎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張居正早慧,據說他本該十三歲就中舉,因為湖廣總督顧磷愛惜人才,擔心他過於順利,少年得志,會自滿起來,葬送一生,就叫人沒有取他。三年後居正中舉,顧磷把自己的犀帶贈給他,勉勵他要為國成材。張居正熟讀經史,不然以後也沒法去指導皇帝讀書。他也深通權謀之術,不然就無法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漩渦中生存,更遑論權傾朝野,一手遮天。這部《殘卷》並不見於《張文忠公全集》,稱為《殘卷》,也只是後人根據彙集整理張公有關權謀經籍而起的名字。因為這是清末人在拆除舊宅時發現的幾本紙卷,因為年代久遠,加上鼠齧,已經殘缺不全了。只是上面注明是明代張居正所撰。後來因為戰亂,此紙卷早已失落。現在的版本是源自一位日本學者當年的手抄本,藏在東京帝大的圖書館中。
張居正為官之初,嚴嵩當國,他鬱鬱不得志,曾請假三年,回到家鄉江陵,在讀書和詩酒中度日。很多人把他的這一階段的人生看成是消極的,我意不然。這固然是見勢不可為,而全身避禍之道,但未嘗不包含了養精蓄銳,以求日後一搏的雄才大略。最重要的是,他以前雖熟讀經史,但都是以空對空,而現在有了一定的政治經驗,聯繫現實去讀,效果自然不同。我想他可能把讀書的體會和心得隨手寫下,作為日後從政的秘笈。很有可能,這部書就是這一階段的產物。沒有收入集中,可能是要避開嫌疑,也可能這並不是他悉心寫出的作品,不想以此傳諸後世。另一個可能是,這是他後來為皇帝授課時的提要。當然,也不排除是別人寫的,誤當作張居正所作,或是他人託名所為。但無論如何,作為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權謀術著作,這部殘卷的參考價值是無可懷疑的。
現在對這部殘卷加以注釋,並附以相應歷史典故、人物簡介,並加以闡發,希望能對讀者有所裨益。至於原作中有觀點錯誤之處,或本人在譯注時有所紕漏,敬請讀者加以批評和指教。
史半山識於半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