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陳漱渝
【再版前言】魯迅與朱安道不盡的話題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聲

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一八九九年前後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家
深淵—落地的蝸牛
家用賬—真實的重擔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

附錄一：朱安家世簡表
附錄二：魯迅家用賬（自西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附錄三：抗戰後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版有關朱安的報導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推薦序（節錄）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

　　在寂寞的世界裡，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裡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胡同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裡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居地。

　　在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裡，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型狹長，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
　　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

　　為了盡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淨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元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即「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佛說大乘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還聽說有一種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麗質，又被纏足，知識水準不高，這些因素自然會減損她作為女人的魅力。二十八歲成為老姑娘後才嫁到周家，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繫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跟精神生活貧乏一樣，她的物質生活同樣困頓。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採訪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麵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辣椒、醃白菜、豆腐乳。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並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願望對朱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朱安死於何種疾病，但從她託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不良，兩腿長期處於冰冷麻木狀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確切意思是什麼，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出願望與現實的衝突吧？人的願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願望屬於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婚卻整整拖延了七年。據魯迅舊家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後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後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了。作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裡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

　　朱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合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願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於朱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果朱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板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結果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破四舊」，朱安墳墓被夷為平地，所以我們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朱安臨終前還希望死後每逢七日有人給她供水飯，至「五七」請和尚給她念一點經。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舊習俗，並不過分。但朱安無子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認真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了他們的母親。
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編輯家、翻譯家，建國後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盡心盡力承擔了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家務；即使家中請了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工作。

　　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於其他方面的雜事。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了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瞭解周家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乃兄鬧翻之後，不但不願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用膳，母親生病時也是到磚塔胡同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後，母親不願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家庭關係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於魯迅到上海謀職，經濟支絀，對於母親恐怕是出力出錢都有實際困難。

　　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半多光陰是用於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了後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後的「無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齣悲劇，那麼悲劇的製造者究竟是誰呢？這並不是一個複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於顛覆解構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於有人想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當局修訂的《民法》想判魯迅以「通姦罪」；比較溫和的責難，是認為魯迅在家庭中對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違背歷史進步的邏輯來判定是非，那豈不是還要依據蔣介石政權制定的「勘亂條例」將革命前輩都判以「叛亂罪」嗎？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承擔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了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後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

　　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麼「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朱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現代的愛情觀以兩情相悅、自由擇偶、心靈溝通為主要特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儀式化婚姻的特徵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作者後記 （節錄）

　　我用蝸牛一樣的速度爬行到現在，才終於完稿。總算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了，回首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不是巧婦，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寫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時我又感覺非常值得，因為這是我心裡醞釀已久的一本書。

　　我選擇寫朱安這樣一個人物的傳記，絕不是偶然。多年前，還是在復旦讀書的時候，關注的是女性文學，自然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的女性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鄉—底層女性史序章》（即電影《望鄉》的原作，中譯本於一九九八年出版），這本薄薄的小書，讓我看到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我暗暗決定，今後要像山崎朋子那樣，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對女性的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

　　畢業後，從事魯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這個領域裡努力著。一晃好幾年過去了，我似乎已經把讀書時的志願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個題目始終盤旋在我心頭，那就是朱安。毋庸諱言，眼下名人的婚戀成為一大熱點，魯迅與朱安的包辦婚姻也難免成為眾說紛紜的話題，但我之所以打算寫朱安，並不是想湊這個熱鬧，更不是為了爭論魯迅與朱安在這樁婚姻中究竟孰對孰錯。向來我們只把朱安看成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悲劇符號，認為她的一生是極為單薄的，黯淡無光的。真的是這樣嗎？有人說，「黑暗也能發出強烈的光」，朱安站在暗處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構想歸構想，真正動筆時，我還是感到不小的壓力。首先，我想一定會有人質疑：為什麼要為這樣一個毫無光彩的女性寫一本傳記？會不會影響到魯迅的高大形象？對此，我確實也有過猶疑，讓我感到欣喜的是，當我說出自己的打算時，無論是一些魯研界的前輩，還是我的同行們，都很鼓勵我，認同我，並給予我許多建議和幫助。這使我信心倍增，同時，也使自己沒了退路—總不能「雷聲大雨點小」，讓大家對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寫朱安的傳記，資料是個難題。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資料很匱乏，有關於她的種種細節絕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種各樣的回憶或說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過，我並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陳，沒什麼好寫。其實，朱安六十九年的人生也經歷了許許多多，在魯迅去世後，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戰結束，現在留存下來的當年的報導，讓我看到了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婦人。她生前託人代筆的一封封書信，讀來只覺得淒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閱這些舊資料的過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動著，她的一生在我的腦海裡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傾聽這樣一位女性的心聲。雖然山崎朋子的《望鄉》被我奉為典範，但其實，它走的是「口述歷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傳記，都是精英知識女性的傳記，起碼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從中可以解讀她們的內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個不識字的女人，作為一位徹頭徹尾的舊女性，我們連弄清她的生平細節都有很多障礙，更不用說對她的處境感同身受，進入到她的內心深處。

　　由於以上原因，寫到半當中時，我有過動搖，也有過自我懷疑。不過，更有許多可回味的片斷。

　　這兩年，為了鉤沉有關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種機會，去踏訪朱安足跡所到的地方，向紹興和北京兩地的魯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我漸漸地體會到在魯迅紀念館工作的好處，就是可以經常與紹興和北京兄弟館的同行進行交流。每次去這兩個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們討教，從而不至於多走彎路。

　　我記得在紹興，跟著周芾棠老先生尋訪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實前一天我也曾去過，可謂一無所獲，但是跟著周老先生，一個下午，我們跟當地的住戶聊了許多。而且打聽著打聽著，最後居然找到了當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後面，才真正地有了實地採訪的感覺。那一次，幸虧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這連紹興話都聽不太懂的外鄉人，是很難和老住戶們隨意攀談的。現在想想，那回我連照相機都忘了帶，實在是不夠專業！我決定，等這本書出版後，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們合影留念。

　　我還記得紹興魯迅紀念館裘士雄先生的大辦公室，他在這裡每天埋頭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極具紹興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稱是「以書養書」，即拿到某本書的稿費後，再自費出版另外的書。這使我肅然起敬。作為魯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過對朱氏後人及鄰里的走訪，記錄下關於朱家台門的情況，搶救了不少資料。聽說我打算寫朱安傳，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資料提供給我參考。並特別指出，對待魯迅和朱安的包辦婚姻，一定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問題，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結論。雖然，我未必能達到他的要求，但寫作中始終記著他的告誡。

　　朱安後半生住在北京。去年十一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部工作的葉淑穗老師，她向我介紹了許多有關朱安的情況。葉老師說，朱安是西三條故居的最後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來，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爛的小腳鞋，凡朱安生前用過的，如水煙袋、衣服、新的小腳鞋等，都保存了下來，包括她為魯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魯迅母親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後來也有可能是死於胃癌，她有一個老保姆，原來住在附近，曾去找過。據這位老保姆說，臨終前朱安胃很疼。我詢問朱安是否擅長做手工活，葉老師認為，有很多資料表明，朱安不大會繡花之類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會做鞋子或鞋墊等。遺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遺物需要很多審批手續，我雖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罷。

　　葉淑穗老師在資料方面也給了我不少指點，她告訴我，《世界日報》訪問朱安的資料是很好的，真正寫朱安生活的資料很少，但是《世界日報》從保護魯迅文物的角度出發，去看望了朱安，親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狀況。當時，她特意去圖書館抄錄了下來，她還抄錄了許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覺到，葉老師對於北京時期的朱安不僅很瞭解，而且也很關心。我從她這裡瞭解到許多活生生的細節，也由衷地感到，正如葉老師等所說的，對朱安的問題，要從歷史出發，看問題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輕率地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