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

【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推薦序（節錄）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文／陳漱渝（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

在寂寞的世界裡，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裡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胡同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裡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居地。

在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裡，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型狹長，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

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

為了盡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淨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元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即「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佛說大乘無量壽經．心得開明第三十四》）。還聽說有一種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麗質，又被纏足，知識水準不高，這些因素自然會減損她作為女人的魅力。二十八歲成為老姑娘後才嫁到周家，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繫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跟精神生活貧乏一樣，她的物質生活同樣困頓。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採訪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麵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辣椒、醃白菜、豆腐乳。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並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願望對朱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朱安死於何種疾病，但從她託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不良，兩腿長期處於冰冷麻木狀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確切意思是什麼，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出願望與現實的衝突吧？人的願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願望屬於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婚卻整整拖延了七年。據魯迅舊家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後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後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了。作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裡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

朱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合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願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於朱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果朱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板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結果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破四舊」，朱安墳墓被夷為平地，所以我們至今也不知她魂歸何處。朱安臨終前還希望死後每逢七日有人給她供水飯，至「五七」請和尚給她念一點經。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舊習俗，並不過分。但朱安無子嗣，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認真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了他們的母親。

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編輯家、翻譯家，建國後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盡心盡力承擔了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家務；即使家中請了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工作。

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於其他方面的雜事。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了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瞭解周家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乃兄鬧翻之後，不但不願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用膳，母親生病時也是到磚塔胡同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後，母親不願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家庭關係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於魯迅到上海謀職，經濟支絀，對於母親恐怕是出力出錢都有實際困難。

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半多光陰是用於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了後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後的「無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齣悲劇，那麼悲劇的製造者究竟是誰呢？這並不是一個複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於顛覆解構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於有人想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依據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當局修訂的《民法》想判魯迅以「通姦罪」；比較溫和的責難，是認為魯迅在家庭中對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違背歷史進步的邏輯來判定是非，那豈不是還要依據蔣介石政權制定的「勘亂條例」將革命前輩都判以「叛亂罪」嗎？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承擔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了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後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

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麼「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朱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現代的愛情觀以兩情相悅、自由擇偶、心靈溝通為主要特徵，而在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儀式化婚姻的特徵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推薦序（節錄）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文／陳漱渝（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乾坤的傑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

在寂寞的世界裡，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為中國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鬧的，這裡官蓋如雲，騠騎遍地；但北平宮門口西三條胡同卻是喧鬧世界的寂寞一角。這裡位處運煤車往返的阜成門牆根，是車夫、工匠、貧民的雜...

作者後記 （節錄）

我用蝸牛一樣的速度爬行到現在，才終於完稿。總算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了，回首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不是巧婦，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寫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時我又感覺非常值得，因為這是我心裡醞釀已久的一本書。

我選擇寫朱安這樣一個人物的傳記，絕不是偶然。多年前，還是在復旦讀書的時候，關注的是女性文學，自然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的女性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鄉—底層女性史序章》（即電影《望鄉》的原作，中譯本於一九九八年出版），這本薄薄的小書，讓我看到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我暗暗決定，今後要像山崎朋子那樣，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對女性的命運加以關注和思考。

畢業後，從事魯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這個領域裡努力著。一晃好幾年過去了，我似乎已經把讀書時的志願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個題目始終盤旋在我心頭，那就是朱安。毋庸諱言，眼下名人的婚戀成為一大熱點，魯迅與朱安的包辦婚姻也難免成為眾說紛紜的話題，但我之所以打算寫朱安，並不是想湊這個熱鬧，更不是為了爭論魯迅與朱安在這樁婚姻中究竟孰對孰錯。向來我們只把朱安看成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悲劇符號，認為她的一生是極為單薄的，黯淡無光的。真的是這樣嗎？有人說，「黑暗也能發出強烈的光」，朱安站在暗處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構想歸構想，真正動筆時，我還是感到不小的壓力。首先，我想一定會有人質疑：為什麼要為這樣一個毫無光彩的女性寫一本傳記？會不會影響到魯迅的高大形象？對此，我確實也有過猶疑，讓我感到欣喜的是，當我說出自己的打算時，無論是一些魯研界的前輩，還是我的同行們，都很鼓勵我，認同我，並給予我許多建議和幫助。這使我信心倍增，同時，也使自己沒了退路—總不能「雷聲大雨點小」，讓大家對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寫朱安的傳記，資料是個難題。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資料很匱乏，有關於她的種種細節絕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種各樣的回憶或說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過，我並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陳，沒什麼好寫。其實，朱安六十九年的人生也經歷了許許多多，在魯迅去世後，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戰結束，現在留存下來的當年的報導，讓我看到了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婦人。她生前託人代筆的一封封書信，讀來只覺得淒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閱這些舊資料的過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動著，她的一生在我的腦海裡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傾聽這樣一位女性的心聲。雖然山崎朋子的《望鄉》被我奉為典範，但其實，它走的是「口述歷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傳記，都是精英知識女性的傳記，起碼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從中可以解讀她們的內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個不識字的女人，作為一位徹頭徹尾的舊女性，我們連弄清她的生平細節都有很多障礙，更不用說對她的處境感同身受，進入到她的內心深處。

由於以上原因，寫到半當中時，我有過動搖，也有過自我懷疑。不過，更有許多可回味的片斷。

這兩年，為了鉤沉有關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種機會，去踏訪朱安足跡所到的地方，向紹興和北京兩地的魯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我漸漸地體會到在魯迅紀念館工作的好處，就是可以經常與紹興和北京兄弟館的同行進行交流。每次去這兩個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們討教，從而不至於多走彎路。

我記得在紹興，跟著周芾棠老先生尋訪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實前一天我也曾去過，可謂一無所獲，但是跟著周老先生，一個下午，我們跟當地的住戶聊了許多。而且打聽著打聽著，最後居然找到了當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後面，才真正地有了實地採訪的感覺。那一次，幸虧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這連紹興話都聽不太懂的外鄉人，是很難和老住戶們隨意攀談的。現在想想，那回我連照相機都忘了帶，實在是不夠專業！我決定，等這本書出版後，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們合影留念。

我還記得紹興魯迅紀念館裘士雄先生的大辦公室，他在這裡每天埋頭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極具紹興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稱是「以書養書」，即拿到某本書的稿費後，再自費出版另外的書。這使我肅然起敬。作為魯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過對朱氏後人及鄰里的走訪，記錄下關於朱家台門的情況，搶救了不少資料。聽說我打算寫朱安傳，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資料提供給我參考。並特別指出，對待魯迅和朱安的包辦婚姻，一定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問題，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結論。雖然，我未必能達到他的要求，但寫作中始終記著他的告誡。

朱安後半生住在北京。去年十一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部工作的葉淑穗老師，她向我介紹了許多有關朱安的情況。葉老師說，朱安是西三條故居的最後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來，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爛的小腳鞋，凡朱安生前用過的，如水煙袋、衣服、新的小腳鞋等，都保存了下來，包括她為魯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魯迅母親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後來也有可能是死於胃癌，她有一個老保姆，原來住在附近，曾去找過。據這位老保姆說，臨終前朱安胃很疼。我詢問朱安是否擅長做手工活，葉老師認為，有很多資料表明，朱安不大會繡花之類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會做鞋子或鞋墊等。遺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遺物需要很多審批手續，我雖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罷。

葉淑穗老師在資料方面也給了我不少指點，她告訴我，《世界日報》訪問朱安的資料是很好的，真正寫朱安生活的資料很少，但是《世界日報》從保護魯迅文物的角度出發，去看望了朱安，親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狀況。當時，她特意去圖書館抄錄了下來，她還抄錄了許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覺到，葉老師對於北京時期的朱安不僅很瞭解，而且也很關心。我從她這裡瞭解到許多活生生的細節，也由衷地感到，正如葉老師等所說的，對朱安的問題，要從歷史出發，看問題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輕率地下結論。

作者後記 （節錄）

我用蝸牛一樣的速度爬行到現在，才終於完稿。總算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了，回首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不是巧婦，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寫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時我又感覺非常值得，因為這是我心裡醞釀已久的一本書。

我選擇寫朱安這樣一個人物的傳記，絕不是偶然。多年前，還是在復旦讀書的時候，關注的是女性文學，自然也閱讀了不少國外的女性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鄉—底層女性史序章》（即電影《望鄉》的原作，中譯本於一九九八年出版），這本薄薄的小...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陳漱渝
【再版前言】魯迅與朱安道不盡的話題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聲

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一八九九年前後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家
深淵—落地的蝸牛
家用賬—真實的重擔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

附錄一：朱安家世簡表
附錄二：魯迅家用賬（自西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附錄三：抗戰後北平《世界日報》明珠版有關朱安的報導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推薦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陳漱渝
【再版前言】魯迅與朱安道不盡的話題
【序章】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聲

母親的禮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約—一八九九年前後
洞房—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惜別—舉家遷居北京

落地的蝸牛
死寂—名存實亡的家
深淵—落地的蝸牛
家用賬—真實的重擔
書信—與上海的距離
悲傷—魯迅去世
苦境—西三條的女主人
尾聲—祥林嫂的夢

附錄一：朱安家世簡表
附錄二：魯迅家用賬（自西元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附錄三：抗戰後北平《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