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名人推薦：●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徐佳華
「瘟疫之中，我們都是被監禁的俘虜。書中不斷出現的囚犯二字，代表受疾病圍城下的居民、受極權宰制的百姓，也暗示著人類生而為死囚的現實。」
「身為囚犯，也才驚覺需要無邊無際的大海、無拘無束的大自然，還有無所畏懼的友誼與愛，支持我們共同追求自由的動力，給予我們繼續下去的勇氣，就算對死亡的抵抗註定失敗，即使瘟疫永將捲土重來，卻無損人的價值，和反抗瘟疫——無論做為疾病或其隱喻——的必要。」

九月及十月間，瘟疫已讓全城臣服腳下，因為疫情躑躅徘徊，幾十萬人也就原地踏步了好幾個星期。天空雲霧、熱氣及雨水紛沓，椋鳥、斑鶇成群自南方來，悄聲高飛，繞城而過，彷彿正因巴勒努口中那在房屋上方咻咻盤旋的古怪巨木而不敢靠近。十月初，大雨直下，沖刷著街道，如此，整段期間，除了瘟神震耳欲聾的頓足，再無要事發生。
赫爾及他的朋友已感到疲憊不堪，救護隊成員實在禁不住累了，赫爾醫生之所以察覺這點，是因為發現朋友和自己皆散發某種怪異的淡漠，例如這些人原本對任何瘟疫相關訊息都很關切，如今卻完全不在意。不久前，洪貝下榻的旅館改設為檢疫所，暫時責付他管理，他很淸楚裡面隔離觀察的人數。為應付有人突然出現病徵，更建立緊急撤移機制，對流程可說瞭若指掌，檢疫所裡施打的血淸成效數據也記得牢牢的，卻說不出每週死於瘟疫的人數。他實在不知道疫情究竟是加劇或放緩，而無論如何，他仍抱著不久後能逃出城的希望。
其他人則夜以繼日投身任務，不看報也不聽收音機。若吿知他們某事的發展，他們會裝出感興趣的模樣，實則隨便聽聽，讓人聯想起大戰時的士兵，為防禦工事耗盡氣力，僅求執行每日勤務時別倒地，不再指望決戰或有停戰的一天。
葛洪持續針對瘟疫進行必要統計，但勢必呈現不出整體結果，他的身體狀況從沒好過，不像達扈、洪貝及赫爾看起來那麼耐操，卻兼做市府助理職務、赫爾的秘書及晚間的私人事業。看得出來他一直處於累壞的狀態，靠著兩、三個堅定的念頭支撐，例如疫情過後讓自己好好放假，至少一星期，然後以認眞的﹁脫帽致敬﹂態度做他正進行的寫作，偶爾也會突然感性起來，主動和赫爾聊起尙娜，思忖她此刻身在何方，看了報紙是否會想起他。有一天，赫爾突然發現自己用稀鬆平常的口氣向葛洪談起妻子，他從沒這樣過。妻子每封電報都報平安，他半信半疑，決定打電報問療養院的主治醫生，得到的回覆卻是病況加重，但保證全力阻止惡化。這消息他一直揣在心裡，若不是太疲累，眞想不通怎會對葛洪吐露。這位市府職員聊完尙娜，問起赫爾太太，他就答了。「您知道，」葛洪表示：「現在這種病治癒率極佳。」赫爾也同意，僅說開始覺得分開得太久，或許自己能幫太太戰勝病魔，然而今時今日，她應該只感到非常孤單，接著不再多說，對葛洪的問題就含糊帶過。
其他人狀況相同，達扈比較撐得住，不過從他的筆記本內容看來，即使好奇心的深度不減，卻失去多樣性，事實上，這段期間，他顯然只對科達感興趣。自從旅館改做檢疫所，他便搬離改住進赫爾家，每晚葛洪或醫生說明疫情發展時，他幾乎不太聽，立刻將話題轉到他平常關心的奧蘭市民日常瑣事。
至於卡斯特，某日來通知赫爾血淸已研製完成。由於歐東先生的小兒子剛被送進醫院，赫爾覺得似乎沒救了，於是兩人決定先從他開始試打。當醫生吿訴老朋友最新數據時，卻發現對方已陷進扶手椅沉沉睡去，眼前這張臉，平常總帶著溫和戲謔的表情，顯得活力無窮，現在突然間鬆垮下來，半開的嘴唇掛著一絲口水，盡顯衰老，赫爾覺得喉頭一緊。
便是這些脆弱讓赫爾斷定自己累了，壓抑不住情緒。大部分時候，他的態度總不脫冷淡、難以親近，但偶爾情緒爆發，連自己也控制不了。唯有躱進冷酷之中，束緊內心的繩結才能抵擋，他很淸楚這是繼續前進的好辦法。其餘的，他不抱太多幻想，即使有，也被疲勞打消了。因為在這段看不見盡頭的日子裡，他明白自己的角色不再是治癒病人，而是診斷、發現、觀察、描述、記錄，最後宣判，他的任務變成這些。太太們抓著他的手腕呼喊：「醫生，救他一命吧！」但他在那兒不是為了救命，而是要下隔離指令。儘管看出那些臉上的怨恨又能如何？某日，有人對他說：「您眞沒心肝！」他當然有，就是這顆心支撐他每日工作二十小時，眼看那些本該活著的人們死去，就是這顆心幫助他日復一日，周而復始。以後，這顆心光做這些事已矣，如何還有餘力救命？
不，一整天下來，他提供的不是救援，而是訊息，這當然不能稱作職業，但話說回來，這群人或驚慌失措，或遭瘟疫奪命，誰還有空從事什麼職業？也多虧了疲憊，萬一赫爾多點淸醒，這四散的死亡氣息恐令他傷感。但當一個人一天只能睡四小時，任誰也傷感不起來，遇有狀況，就事論事，亦即憑所謂的公正審視，醜陋又諷刺的公正，那些被判死刑的人特別能感受這點。瘟疫爆發前，人們當他是救星，開三顆藥丸、打一針就成了，大家還挽著他，相送整路走廊，雖有傳染風險，卻讓人開心。如今正相反，幾個士兵跟著他來，得用槍托敲門，家屬才選擇打開，彷彿他們要帶病人、帶全人類去送死。唉！的確，人離不開人，他與這些可憐人一樣貧乏，離開他們時內心激盪湧現的同情，其實他本身也很需要。
在這一週又一週，沒完沒了的期間，至少赫爾醫生是這麼想，多少與他跟親人分離有關，他朋友臉上亦顯現同樣想法。但筋疲力盡最嚴重的影響，在於逐漸讓所有持續對抗疫災的人，不僅對外在事物及別人的情緒漠不關心，甚至不在乎放棄自己，因為他們出現一種傾向：凡遇上絕非必要或看似超出能力所及之事，能避就避。於是這些人開始越來越常忽略他們制定的公衛規則，許多自身該做好的消毒措施也會忘記幾項，偶爾因為臨時接獲通知必須前往染疫者家，甚至毫無防護就追著因鼠疫併發肺炎的患者跑，若還要回定點打預防針則更加耗損心力，這才眞叫危險。因為這些人正面對決瘟疫，是最容易被瘟疫感染的一群，總之他們賭的是運氣，但運氣並非人皆有之。

九月及十月間，瘟疫已讓全城臣服腳下，因為疫情躑躅徘徊，幾十萬人也就原地踏步了好幾個星期。天空雲霧、熱氣及雨水紛沓，椋鳥、斑鶇成群自南方來，悄聲高飛，繞城而過，彷彿正因巴勒努口中那在房屋上方咻咻盤旋的古怪巨木而不敢靠近。十月初，大雨直下，沖刷著街道，如此，整段期間，除了瘟神震耳欲聾的頓足，再無要事發生。
赫爾及他的朋友已感到疲憊不堪，救護隊成員實在禁不住累了，赫爾醫生之所以察覺這點，是因為發現朋友和自己皆散發某種怪異的淡漠，例如這些人原本對任何瘟疫相關訊息都很關切，如今卻完全不在意。不久前，洪貝下...

《瘟疫》和它的隱喻
文／徐佳華（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卡繆或許從未料到，《瘟疫》裡所勾勒的種種會成為二十一世紀讀者在大規模傳染病肆虐下的日常。從行政機關的作為、病毒的擴散或滯留、生離與死別，到每日疫情彙報、封城隔離和藥物開發，都讓讀者看見自己正在經歷或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正在經歷的現實。然而，卡繆雖未預言二十一世紀的疫情，應也不會對這部小說受到廣泛重讀感到詫異，因他雖以瘟疫做為隱喻，卻也確確實實是一個疾病敘事。
卡繆很早便對瘟疫主題產生興趣。在他一九三九年的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裏，殘暴的羅馬君王為了教育人民看清生命無常，大放狂言由自己代替瘟疫。或在一九四八年的劇本《圍城》（L'État de Siège）裡，瘟疫成為接管城邦的現代獨裁者，帶著他的執行祕書將人化約為一個一個的編號。一九四七年的小說《瘟疫》的場景則設定在二十世紀四零年代的阿爾及利亞海港城市奧蘭。故事雖是虛構，卻參考援引許多醫學書籍、相關史料及文學作品，為求傳神描繪人們對瘟疫的想像與反應。在體裁上，對讀者而言它是一本小說，對敍事者來說卻是當事人所撰寫的編年史。這些虛虛實實恰恰呼應著瘟疫之多重象徵。
如果《瘟疫》的第一重解讀是疾病的現實，第二重解讀便是戰爭的寓言。防疫如作戰，或許正因作戰如防疫，或者，作戰便是防疫。《瘟疫》是卡繆生前第一本真正大賣的書籍，當時人們對納粹佔領法國的記憶猶新，在瘟疫的字面底下，讀到的是佔領期間的各種切身血淚。「棕色瘟疫」正是法國人給予二戰的別稱，棕色來自納粹制服的顏色，瘟疫則比喻納粹主義如病菌般蔓延，所到之處盡是恐懼、厄運與死亡。小說中，從執政當局的怯於作為、逐漸挺進的佔領勢力或武裝警力強行帶離，到戰情彙報、物資短缺、宵禁和黑市交易，更有集中隔離、集體墓塚和一節節發往火葬場的夜行車，怎能不令人聯想起各種怵目驚心的二戰場景？與外界切斷的海陸交通、來自城外的信心喊話、管制線的武力衝突皆突顯著城內人的沒有出路與孤單無助。也有人藉機發起災難財，或是看好戲般地置身事外。而被迫與魂牽夢繫的愛人和家鄉分離，重逢之日遙遙無期下那沒有用的思念，成了小說敘事者的無盡絮語。為了與愛人相見，書中人物不顧一切，因渺茫的可能而雀躍，因機會的消失而吶喊，是愛過的人都明白的心情。而瘟疫終於離去時的歡騰，更與巴黎解放時的歡天喜地幾無二致。然而等到終於得見日思夜念的對方時，自己卻已不再是原來的自己……
和小說中絞盡腦汁為求寫出完美句子的葛洪一樣，卡繆花了多年時間構思撰寫本書，遭遇不少瓶頸，做了多處人物與結構的變動。本書有過更早的未出版版本，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軸心國入侵法國南部，使當時隻身在法國山區養病的卡繆無法返回家鄉阿爾及利亞與身在奧蘭的妻子相聚，加上他投入地下反抗運動的親身經驗，促成小說隨後的演變，流放感與集體反抗成了讀者熟知的一九四七年版本的中心主題。擺在卡繆創作思考的脈絡下看，若《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和《異鄉人》（L'Étranger）點出了個人獨自面對荒謬的可能態度，《瘟疫》進一步提出的，也正是根植在卡繆反抗運動經驗中的，便是群體團結對抗荒謬的勇氣與群策群力。當荒謬如病菌般排山倒海於無形之處，當人們理應享受生命卻被推向死亡，唯有集結每一個個體的力量，雖然微不足道，但是齊心協力，每個人都像被處罰推石頭上山直至永遠的薛西弗斯，縱使明知石頭會不斷落下，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必要的動作，每天每刻從頭開始，懇切而盡責地，無需美化，也不逃避，比起英雄式或造神的作為，更是起身直視荒謬並對抗荒謬的必要姿態。
是的，荒謬以病菌、戰爭或是任何惡的形式，在任一次的舉手投足和呼吸吐吶間，一個輕忽、一點疲憊便可能染上，或將病原傳給身旁的人。我們甚至不一定知道自己成了帶原者。身在惡中不識其惡，或是明知惡卻輕忽怠慢，我們與惡的距離僅是一道呼吸、一個撫摸或一句話語，一不留神，自己便成了傳遞惡的幫凶。這也正是瘟疫的第三重解讀：任何損害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惡。扼止惡之散佈甚至其存在本身，便是小說人物達扈自詡的使命。從對抗死刑，到身為異鄉人卻自願投入別人的抗疫之役，卡繆再次透過這個人物思索死刑。不同於以治療為職責的醫生，達扈意圖根除所有踐踏人之自由尊嚴的惡。要達成這幾乎不可能的理想，可想而知有多麼辛苦！然而一旦睜開了雙眼，任何有良知之人便無法繼續假裝無視，這不切切呼應著對防堵疫情誠實坦然的必要？從卡繆身處時代的納粹主義或史達林主義，到二十一世紀仍無所不在的恐怖主義、集權統治或各種摧殘人之自由尊嚴的意識型態，種種抽象之惡，依然真真確確以各種樣貌蹂躪著人的具體存在。這也是為何在一部有關卡繆讀者的紀錄片中，無論是對抗核能的日本阿嬤，或是救援越南船民的德國人道主義者，都從本書得到各自倡議及抗爭之依歸的原因。
瘟疫之中，我們都是被監禁的俘虜。書中不斷出現的囚犯二字，代表受疾病圍城下的居民、受極權宰制的百姓，也暗示著人類生而為死囚的現實。對自青少年時期即受肺病所苦的卡繆而言，死亡便是終點，此生是唯一一生。他對荒謬的定義紮根於對死亡的認知，就此瘟疫有了另一層解讀的可能：亦即做為我們這些死囚難以理解也無法抵抗的共同命運。隨著疫情成為生活常態，奧蘭城的居民如同同為死囚的《異鄉人》主人翁，過往的記憶漸漸徒剩空殼，也無法對未來做出任何具體規畫，真正擁有的只有當下此刻。身為囚犯，也才驚覺需要無邊無際的大海、無拘無束的大自然，還有無所畏懼的友誼與愛，支持我們共同追求自由的動力，給予我們繼續下去的勇氣，就算對死亡的抵抗註定失敗，即使瘟疫永將捲土重來，卻無損人的價值，和反抗瘟疫——無論做為疾病或其隱喻——的必要。

《瘟疫》和它的隱喻
文／徐佳華（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卡繆或許從未料到，《瘟疫》裡所勾勒的種種會成為二十一世紀讀者在大規模傳染病肆虐下的日常。從行政機關的作為、病毒的擴散或滯留、生離與死別，到每日疫情彙報、封城隔離和藥物開發，都讓讀者看見自己正在經歷或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正在經歷的現實。然而，卡繆雖未預言二十一世紀的疫情，應也不會對這部小說受到廣泛重讀感到詫異，因他雖以瘟疫做為隱喻，卻也確確實實是一個疾病敘事。
卡繆很早便對瘟疫主題產生興趣。在他一九三九年的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裏，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