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有很多臺灣人跟中國人會問我：「你為什麼對亞洲感興趣？令尊是生意人？政府官員？還是祖母是傳教士？」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少問我這類問題。因為美國的中國熱就跟一九八○年代吹起日本風一樣，這些對異國有興趣的美國人多想從中尋求商機，或是為事業鋪路。不過我並不是因為這些原因才來研究中國歷史。當時（一九八五年）我還是一個懷抱理想主義的年輕小伙子，中國也不像現在那樣富強！
從小我就愛看《星際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在《星際大戰》首部曲的最後，天行者路克（Luke Skywalker）成功摧毀銀河帝國的「死星」。但是二部曲一開始，大家就會發現死星並沒有被徹底摧毀，只是多了一個大洞，呈現出一個只有三分之一的星球，這個不完整的世界景象深深烙印在我心裡。
上大學的時候，我開始學習了解整個世界，我突然領悟到，原來我對這個世界一知半解，跟沒被徹底摧毀的死星一樣不完整。於是，我想辦法填補心智世界中不見的那三分之一。
我在一九七○、八○年代的冷戰期間成長，在那時我不記得自己學到什麼跟中國有關的事，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當我還是青少年時，雷根總統把蘇聯說成是「邪惡帝國」（the Evil Empire），叛逆的我對於年長當權者說的任何「邪惡」事物都很有興趣！而且學校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死對頭，我想了解跟自己所知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我最先研究的國家是蘇聯。但是在整個暑假浸淫書海後，我得到一個結論：蘇聯跟歐洲其它國家很像，是歐洲內部一個派系，並不是一個徹底相反的世界，而且那時我再也不相信冷戰宣傳，不相信正邪兩立的說法。所以，我繼續尋找遺失的部分世界。
很幸運的是，我在芝加哥附近的大學城長大，那裡書店林立，還有一間擁有豐富中國相關書籍的書店，我曾經花整個下午的時間瀏覽這間書店的每個角落，這些角落讓我更加感受到自己有多麼無知。不論是對中國歷史，還是中國武術，我都一無所知，我也沒聽過唐詩或看過青銅時代的禮器，更沒讀過中國小說，像是《紅樓夢》，也應該沒吃過中國菜。而且，我跟許多老美一樣，連「臺灣」跟「泰國」都分不清楚！
我決定從上下二冊的中國哲學英譯本開始研究，我念到的第一句話是：「道可道，非常道」！我當下為之懾服。對懷抱理想主義的學生來說，這類閱讀是不可多得的心靈慰藉。我還買了一本小冊子，開始學習中文。暑假過後回到學校，有次在學校看電影，我發現自己坐在一名中國學生旁邊（我們學校的中國學生寥寥無幾）。我小聲跟他說：「我信道教，你也是嗎？」我很自豪自己竟然知道「道教」。那名中國學生很有禮貌，只是對我微笑。
幸運的是，那年我念的大學開辦中文課，我成為第一批選修中文的學生，我必須先在學校學一年中文，才有資格交換學生到中國唸書。隔年，我如願前往南京大學唸一學期的書，然後再到北京大學念完另一學期。
當時，我有兩個室友，其中一個是中國人。現在我終於可以找中國同學問相同的問題了，「你是道教徒嗎？」，而我也的確這麼做了。我的室友王建寧思想開放，也和我一樣懷抱理想主義，他熱心回答我所有的問題。有些老外抱怨中國人老是問一些不該問的問題，好比說：你結婚了嗎？有小孩嗎？賺多少錢？等等。但這正是我特別喜歡中國的一個原因，這表示我也能拿任何問題問他們。可是，他們給我的答案反而讓我產生更多的問題，中國老是讓人有這樣的感覺。我指導教授的老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自傳中寫到，了解中國就像了解一個不斷擴大的圓圈，圓圈裡面是對中國的了解，圓圈外面是對中國的疑問：了解中國愈多，疑問就會愈多，也就明白自己對中國了解不多。二十五年前王建寧教我「難得糊塗」這個詞或許就能說明這件事。研究中文讓人變得謙虛，因為我的心智世界有好多「坑洞」有待填補。
我很天真，以為在中國念一年書就能把中文學好，然後就能繼續進行拼湊完整世界的夢想。現在，我還在拼湊我心中那個地球。要學好中文，一年的時間當然不夠（我已經花了二十五年），除非把中文學好，否則我不打算回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可是我沒有錢。就像現在的中國一樣，在一九八○年代，外國學生可以到臺灣教英文過活。所以我到臺灣教了一年英文，再繼續學業。這段期間我又回中國旅遊幾次，幾乎遊遍中國大江南北。我親眼看到發生巨大改變前的中國，讓我得以比較對過去與現在的中國到底有何改變，這也是我想要在這本書告訴讀者的事。我還記得雲南陽朔和麗江還沒成為中產階級度假勝地的景象。一九八○年代，那些是很難抵達的偏遠村落，除了享受與世隔絕的寧靜和夜晚星空外，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後來我進了研究所，選了適合自己的哈佛大學。以我教學的牛津大學來說，我們會希望研究生在入學時都能清楚自己想研究的主題。不過，我剛進哈佛大學念研究所時，我沒有任何一點明確想法。但是指導教授孔復禮（Philip Kuhn）和柯偉林（William Kirby）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從蒙古帝國到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史我都研究過，不像大多數同學都對傳統史學主題比較有興趣（像是研究總理衙門這類的機構史），我卻對中國城市的社經生活比較有興趣，指導教授也允許我依照自己的興趣做研究，這讓我由衷地感激。這也是為什麼我每年會捐款回饋這間全球最有錢的大學。
我的博士論文最後成為我的第一本書《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我引以為傲，這是我花了將近十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我走訪中國、臺灣和日本的史料保存處。中譯本的問世更讓我感到自豪，感謝中國清華大學傑出學者黃振萍翻譯這本書。也許有一天，英文會像現在的法文一樣，中文會像現在的英文一樣，變成最重要的世界語言，所以我也感謝臺灣譯者陳琇玲小姐，讓這本書得以用新世界語言跟廣大讀者見面。
我本來沒打算寫《中國好，世界就好？》這本書，而想寫一本探討中國自一九○○年以來消費主義的學術著作。通常，史學家從古代開始研究，並提筆論述，但是我決定以當代為起點，先思索現在什麼問題最重要，決定問題後再開始回溯歷史。我也碰到所有學者最常碰到的一個問題：對於中國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發展，我有太多話要說。所以，我打消撰寫學術著作的念頭。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本書主題很重要，也希望寫一本不那麼學術、對更多人有益的書。
我在這本書的〈結論〉提出非常重要的要點，基於不同的理由，我要在此說明。這本書大多引用中國的資料和中國人的說法，我向美國讀者提出這一點是要讓他們知道，許多中國人都清楚本書所探討的問題有多嚴重和複雜；我在繁體中文版作者序中提及此事，則是要提醒讀者，本書的內容不是一位外籍人士的胡亂推理及奇怪看法。相反的，我認為因為我是外籍人士，所以有旁觀者清的優勢，能夠看到更全面的關聯性，畢竟身在其中就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
我很慶幸自己花二十五年時間遊遍中國和臺灣，並進行研究，我曾以傅爾布萊特學者的身分在臺灣大學當過一年客座教授。跟東亞人一樣，東亞地區的生活有時讓人疲憊受挫，但卻一點也不無聊。我想我跟其他外籍人士一樣，也希望自己待在中國和臺灣時能有所獲，從二十五年的歲月中獲得啟發。我認為要求或指望中國解決這本書裡提出的問題並不公平：中國如何在不讓全球問題惡化的情況下，享受這幾十年來個人、家族和國家以種種犧牲換來的成果？有時我不禁這麼想：中國人為什麼必須幫忙收拾其它國家製造的麻煩？但是，如同臺灣人曾協助中國建立消費文化一樣，我希望臺灣人也能再次出手相助，創造一個讓我跟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中國。
葛凱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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