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末日

名人推薦：「約翰．范．歐佛特韋德具有一貫的洞察力，是位很敏銳的作家，我滿心期待他的每本書。」泰勒．科文（Tyler Cowen）

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暢銷書《發現你的經濟天才》作者



「（約翰．范．歐佛特韋德）分析歐元計劃的結果令人折服。我希望政治家在試圖把歐洲計劃重新拼湊在一起之前，先讀這本書。」

卡什亞普（Anil Kashyap）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和金融系布朗（Edward Eagle Brown）講座教授

「《歐元末日》是想知道歐元是墜入深淵或得到救贖的人必讀之書。它簡明扼要地分析歐元危機的成因……在危機正進行的時...

第四章 最後階段（現在全都要看德國臉色）

一般認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第一個十年很成功。歐元順利地推出，歐洲央行表現超越預期。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在債務支撐的經濟成長和就業上升的情況下運作。從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供應龐大的商品，保持低通膨。然而，檯面下潛伏著問題和失衡被蓬勃發展的世界經濟掩蓋。通膨泡沫開始浮現在不同的資產類別。部分泡沫規模達到天文數字（例如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市）。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歐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教授戴森（Kenneth Dyson）聲稱，歐元區「早期的日子很幸運而順利。然而，多個潛在危機一觸即發。」

二○○七到二○○九年的金融危機和伴隨的經濟衰退把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推到聚光燈下。危機到了二○○九年底真正開始，當時希臘政府承認其帳戶已徹底篡改，而財政更是一團糟。歐洲央行積極參與債券次級市場和建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暫時平息了市場動盪。

然而，情況很快就明朗，歐洲當局的危機管理缺乏急迫感並充滿矛盾、道德風險問題和眾說紛紜的解釋。到了二○一○年底，愛爾蘭爆發新的危機，引起大家注意。二○一一年春天葡萄牙跟在愛爾蘭後面尋求紓困。然後，希臘第二次紓困計畫亦勢不可免。

舉世皆知希臘落入管理失序和混亂的狀態，周邊國家陷在一種政策方針中，即把焦點完全放在用貸款資金達到緊縮和結構性改革承諾。這種方法固有的矛盾把不穩定的局勢變成極具破壞性的循環。在危機持續下，不連貫、缺乏勇氣和短視的反射性民族主義使問題更嚴重。《金融時報》蒙喬的話沒有誇大：「這是歐元區決策者連串的無能。」

隨著危機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警告貨幣聯盟會解體。許多分析師、評論家和決策者不同意。決策者聲稱，貨幣聯盟沒有危險。當然，問題就變成：歐洲貨幣聯盟和歐元的未來到底會怎樣？

由冷漠到反對

如果歐洲歐洲經濟貨幣聯盟要生存，就必須糾正其缺點和不一致的地方。即使較弱的國家離開聯盟，其餘國家仍需要照著慎重的方式重建聯盟。政策制定者能勝任這個任務嗎？歐洲民眾願意支持他們的領導人進行這個工作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是：不。

二○○七年一月，在金融海嘯爆發的前一年，歐債危機爆發年前，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歐元對本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這種負面情緒在危機持續下有增無減。德國、荷蘭、芬蘭、奧地利和盧森堡等信評AAA級且富有的歐洲北方國家大部分民眾，對於用自己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幫助散漫的周邊國家感到十分憤怒。由於德國顯然是歐元區最重要的經濟體，而且財務實力最雄厚，德國人的態度攸關貨幣聯盟未來的重要決定因素。

在周邊國家，對歐洲和使用的歐元的態度相當積極。大家的第一個反應，是將危機歸咎於自己的政治領導人。但是，當他們了解到緊縮計畫造成的痛苦程度，就重新調整為對歐洲和歐元的憤怒。普通市民將歐洲統一和增稅、服務減少、失業人口上升，甚至徹底的貧窮聯想在一起，更別提民族自尊心了。

在大多數歐盟國家，少數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一向是貨幣聯盟和歐洲整合的主要支持者。歐洲國家之間暴力衝突所造成的破壞和痛苦成為遙遠的記憶，大部分歐洲人變得越來越不在乎。他們認為，貨幣聯盟沒有太大幫助，但也沒有傷害。因此，當聯盟計畫真的開始出現負面效應，大家快速而強烈地反對它。

強大的利益集團也開始有異議。工會、受保護的行業、國家蔽蔭的產業和企業都開始對統合計畫持更為負面的看法，因為他們的特權不見了。這些團體的領到人掩飾其自利動機，以強大的言論強化民眾對於歐元的不安。

選票極大化

顯然，政治人物將民意的因素納入決策。對歐洲和歐元日益負面的態度使國家領導人難以為親歐洲的政策和干預措施辯護。但是，政治人物們不只要和敵對的輿論抗衡。貨幣聯盟已根本地改變各成員國的政治環境。

許多歐洲政治人物，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抱持矛盾態度。一方面，貨幣聯盟具有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另一方面，它限制會員國的政治自主性。正如盧森堡總理榮科在二○○八年一月承認的：「政治人物尋求選票極大化……對政治人物來說，歐元使選票極大化更加困難，要平順而流暢地參與貨幣聯盟，有時必須做出困難的決定，或開啟不受歡迎的改革。」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帶來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變化是，歐洲央行負責整個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的章程規定，該機構主要獨立於政治當局之外。這次危機對其獨立性是沈重的打擊。即使在危機爆發前，法國和義大利政治人物特別發現很難隱藏他們對歐洲央行的挫折感。他們認為，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阻礙國內事務。但是歐洲的貨幣政策結果帶來的國家挫敗感，只是故事的開端。

在歐元危機的衝擊下，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幾乎普遍贊同更緊密的政治和財政聯盟，並需要嚴格和強制限制成員國的預算自由，以確保歐元的存續。提爾佛認為：「財政聯盟對歐元區的存續至關重要。但這種財政超國家主義的障礙重重。這場危機已經殘酷地暴露各成員國之間團結的極限。」

所謂的結構性政策，像是全歐洲實施競爭法和開放勞工、能源和電信市場，將進一步限制各國政治人物的施政選擇。無論如何，這些政策都要求實施干預措施，這與短期選舉考量相衝突。不幸的是，政治的本質使其很難超越這類的短期思維。

極為艱巨的任務

因為運作良好的貨幣聯盟限制他們的自由，政治人物感到要把選票極大化更加困難。政治的鐵律是沒有選票的政治人物就沒有舞台。正如提特梅爾一九九六年的解釋：「貨幣聯盟意指限制國家主權、國家操縱的空間和單獨運作的能力。」在一個民主國家，貨幣聯盟需求和政治人物自由選戰之間本來就存在矛盾。例如，增加薪資彈性和勞工流動性或削減政府服務等配套政策，不會贏得許多選票。然而，針對利益團體推動補貼、保護企業所得和有利於特定區域的公共投資可以得到大量選票。經由這樣的措施，政治人物累積的利益遠超過社會成本。加上選民對貨幣聯盟的態度越來越負面，單一貨幣的未來似乎開始變得灰暗起來。

似乎可以合理的總結，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在成為最適通貨區的道路上面臨重重阻礙。歐元區危機只是提高了這些障礙。例如，當梅克爾和薩科奇在二○一一年二月提出競爭力協定，其他成員國反射性的表現出民族主義的態度，當場即否決此案。二○一一年三月和七月歐盟高峰會產生的一些措施，原則上應可引導向更大的政治和財政聯盟、更有預算紀律、更多結構性改革、更好的市場運作，以及更大的勞工流動性。然而，推動這些改革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情況更複雜的是，決策環境已經變得不是充滿敵意，就是煩躁不安。歐洲的政策制定者因為凌亂的政策及試圖緩和危機時溝通不良，失去實質的信用度。其他因素也導致信用度的喪失。都鐸投資公司全球經濟主管尤比德指出：「高債務水準和人口前景不佳，無法容忍債務的程度可能一直增加下去。」此外，每次必須做困難決定時，歐洲領袖如范宏畢和巴羅佐都被較大歐盟成員國的梅克爾和薩科奇排除在外，因而歐洲機構內部的信任或信用度都未得到改善。

目前，歐洲的政策制定者很可能會繼續蒙混過關（我稱之為維持現狀）。誇張的講話和聲明，隨後發表十分複雜的協議和妥協，而每個領導人的解讀都不同，導致要重新談判，整個過程得再來一次。在現有債務和信貸上又加上更多債務和信貸，貨幣聯盟越來越依賴具有經濟最強勁，財力又最雄厚的德國，歐元區危機已大幅增加德國態度大轉彎的危險，致命地威脅到統一歐洲的概念。

德國主導，但不受歡迎

巴羅佐在二○一○年五月宣稱：「我們的共同體需要德國發揮主導作用。否則，我們會碰上問題。」此後，就如歐盟執行委員會外交部門的居羅特（Ulrike Guérot）和里奧納多（Mark Leonard）所形容：「現在歐元區內是『單極時刻』，如果沒有德國支持或和德國意見相左，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危機。」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歐盟執委會官員開玩笑說，對任何法令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德國的立場是什麼？」由於德國的權力和主導力的增加，許多合作夥伴發現，梅克爾政府的行為往往是高壓、僵化、獨斷獨行、傲慢，以及缺乏與苦惱的歐洲夥伴團結一致的心態。

德國在歐洲具主導力又不受歡迎，不少人猜測德國是否會退出歐元區。梅克爾許多的公開聲明表示，不可能退出。梅克爾在生動而激昂的演講中宣稱：「歐元不僅只是一個貨幣。我們歐洲人能統一是個福氣。統一的歐洲是我們和平和自由的保證。歐元是我們經濟安康的基礎。為了我們的利益，為了因應全球性的挑戰，德國需要歐洲和我們的共同貨幣。」

梅克爾在許多場合重複這個訊息，並加入歐洲的政客群中宣布，「不惜一切代價」保有歐元。然而，在其他場合，她則較為保留：「是的，德國會幫忙，但德國只會在其他人也出力的情況下才會幫忙……你不能有個共同貨幣，同時又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安全制度。」二○一○年底，《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評論預測歐元危機如何結束的困難度時表示：

我現在能猜到的最佳答案是單一貨幣最終會分裂，動手解決歐元的是德國……德國人不輕易或迅速地走這一步……但如果德國人確信根本不可能應對歐元區的合作夥伴，而整個單一貨幣的實驗根本行不通，他們可能會決定退出。

幾天後，拉赫曼的同事馬丁沃夫更明確的表示：「（部分歐元區成員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歐洲央行購買公債，或是成立財政聯盟對處境艱困成員進行紓困，而兩者都不可能發生。德國無疑地會第一個退出。」花旗集團經濟學家布易特和拉巴里的討論則加上時間表，認為：「德國從科爾到施若德，再到梅克爾的時代，已經減弱德國傳統的臍帶連結，尤其是德國對歐盟和歐元區上的政治課。但（還沒）到可以合理地設想德國離開歐盟和歐元區的時點。由於五年來注資和補貼其他財政狀況無法持續下去國家，但它們又沒有能力或意願修正錯誤，情勢可能會改變。」

什麼事會使德國決定離開歐元並成立新馬克（neumark）？答案很簡單，當維持貨幣聯盟的費用變得太高時，德國就會退出，也就是說，當感知成本超過感知利益。在德國的成本／效益分析中，至少有三個問題突顯出來：

‧德國的穩定性文化

‧經濟上的計算

‧德國的新政治現實

穩定高於一切

在大多數德國人眼中，經濟穩定的環境是指低通膨和金融穩定，這個觀點直接源自於一九二○年代惡性通膨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悲劇。即使是德國人的年輕世代，那些災難時期的記憶依然十分鮮明。前總理施若德解釋得很清楚：「如果你試圖挑戰德國的穩定性文化，你絕對會輸，最好連開始都不要。」

自從位於卡爾斯魯厄（Karlsruhe）憲法法院對一九九三年「馬斯垂克條約」判決以來，穩定的文化甚至已經成為德國憲法的一部分，判決定義「穩定的目的是貨幣聯盟的指標」，並進一步闡明「聯盟若無法穩定，（德國）有正當理由從聯盟脫離出來。」這項裁決清楚地指出，離開不穩定（根據德國標準）的歐洲貨幣聯盟，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貨幣聯盟成員國的金融動盪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歐元區經濟和金融環境的穩定性。如果大型經濟體跟隨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的腳步，如西班牙或義大利，那他們就只能指望資金雄厚的德國。提供資金幫助這些國家會使德國財政及其信評承受壓力，民眾的反對聲浪必然很大。

替代方案是歐洲央行直接融資受困的歐元區成員。二○一一年五月八日和九日的協議正是朝這個方向進行的第一步。二○一一年夏季歐洲央行不甘願地往這方向更進一步。對德國來說，此選項就像必須提供資金一樣無法接受，因為歐洲央行會在政治當局直接控制下。這種可能性基本上就是德國聯邦銀行總裁韋伯不願接替特里謝擔任歐洲央行總裁的原因。德國人仍然清楚地意識到，中央銀行濫用政治力，摧毀民主並為希特勒的崛起鋪好了路。

當二○一一年五月十日一早歐洲央行發布將開始購買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發行的債券時，法國歡欣鼓舞。這不是同情歐洲的小國家，而是關心自己的國家利益。融資三個小國的先例既成事實，回絕法國未來在任何紓困要求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如果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法國，難以自行籌集資金的時候，情況一定會超過德國對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容忍程度。

雖然歐洲央行總裁特里謝用盡全力解釋，這種急劇的政策變化不會影響歐洲央行的獨立性，但這樣的改變顯示出這是法國政治精英的一個明確勝利。法國的政治人物，甚至右翼政黨成員，都同意財政部長貝馬赫戈瓦（Pierre Beregovoy）在一九八九年的看法：「向技術官僚說不，支持民主！央行沒有得到優越權威的權利。」三年後，法國總統密特朗認為：「是政治人物決定經濟政策，並執行貨幣政策，而不是技術官僚。」他右翼的繼任者席哈克在一九九六年表示，歐洲貨幣聯盟需要「（能夠）展示明確限制貨幣權力行動的政治力。」

然而，在歐元區危機期間，德國要求尊重財政和預算正統慣例，顯現出雙重標準。一方面，德國逼迫出問題歐元區國家以德國的條件清理其財政和預算。另一方面，德國在進行歐洲銀行壓力測試時，反對大多數人想採用的嚴格規則。德國銀行業不僅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有大量曝險的風險，也是歐洲傳統上槓桿比例最高的銀行業之一。區域地方銀行在許多方面都類似西班牙儲蓄銀行。居羅特和里奧納多聲稱：「在德國社會有很多人，從國會議員到銀行家，都合謀將德國銀行的流動性問題抽離政治議題。」對於流動性問題來說，當然可以再加上償債能力問題。

《金融時報》的巴伯簡明扼要地概述德國對銀行業大有問題的態度：

歐元區危機的真相（德國政策制定者很少向民眾公開）是，拯救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實際上是拯救歐洲的銀行，尤其是法國和德國的銀行。德國的經常帳盈餘……來自其銀行和風險資產的海外投資人。重整這些國家的債務將導致德國銀行的損失，特別是幾個地方銀行，即地區性政府影響下的公部門貸款人。如果銀行需要重新資本重整，而且由納稅人出資，這些政客就等著在選舉中大敗，被結果嚇得不知所措。在他們看來，最好是假裝問題不存在，而歐元區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南歐和愛爾蘭的緊縮措施。諷刺的是，直到歐洲銀行受到清理後才發現，德國制定的歐元區解決方案，只比永無止境的財務支持歐元區最弱國家多一些而已。

（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書）

第四章 最後階段（現在全都要看德國臉色）

一般認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第一個十年很成功。歐元順利地推出，歐洲央行表現超越預期。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在債務支撐的經濟成長和就業上升的情況下運作。從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供應龐大的商品，保持低通膨。然而，檯面下潛伏著問題和失衡被蓬勃發展的世界經濟掩蓋。通膨泡沫開始浮現在不同的資產類別。部分泡沫規模達到天文數字（例如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市）。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歐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教授戴森（Kenneth Dyson）聲稱，歐元區「早...

歐元正艱難求生。十多年來，經濟學家嚴正警告歐洲貨幣聯盟的結構有著重大缺陷，政治決策者卻都充耳不聞；時至今日，希臘、愛爾蘭與葡萄牙深陷金融危機之苦，而西班牙、義大利與比利時眼看著也將步上後塵。展望未來，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整體瀰漫著不確定性與恐懼氣氛。如果聯盟想要活下來，歐元成員國就必須改變遊戲規則，但歐洲的政治領導人卻都未能果斷採取行動。

二○一○年十二月初，德國財政部長沃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聲稱金融市場「不懂歐元」時任法國財政部長的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已於二○一一年中接任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席一職，前些日子才在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時評論：「歐洲難以理解市場運作。」

二○○九年底，當歐元區的危機爆發時，當局斷然否認，他們聲稱，根本算不上什麼危機，只不過是運氣太背，危機來得快，去得也快。當然，幾週內，危機的嚴重度摧毀上述聲明所建立起的任何信用，歐洲各地官員採取一個新立場：危機是由貪婪、投機炒家，還有金融市場裡不負責任和不理性的行為所釀成。德國又提出一項廣獲許多官員附議的指控，就是希臘和愛爾蘭等國家做出不負責任的政策。

歐洲領導人最常將箭頭指向貪婪的炒家和不負責任的市場投機客，特別是在主權債務危機引爆前幾個月，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例，即奧地利財政部長普洛爾（Josef Proell）在二○一○年春天聲明：「反對全將矛頭指向市場炒作，危機之所以會在某些國家發生，是因為政府多年來管理財政失當。」

包括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歐盟理事會主席范宏畢（Herman Van Rompuy），與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內的幾位領導人，直截了當地怪罪避險基金、有錢的私人投機客、信評機構、債券義勇軍（bond market vigilantes）及投資銀行（或是那些經過一輪洗牌後倖存的業者），他們全都聲明，歐元體系沒有根本性的錯誤。瑞典財政部長柏格（Anders Borg）將「盎格魯──撒克遜式的金融資本主義與市場」比喻成「一批貪狼」，瘋狂地四處逐利，將「羸弱的政府生吞活剝。」盧森堡總理暨歐元集團主席榮科（Jean-Claude Juncker）甚至暗示有一波來自全球的攻擊火力正窮追猛打歐元。環顧整個歐洲，領導者堅持的解藥很簡單：恢復政治的優先地位，以摜壓投機資金。

倫敦歐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首席經濟學家提爾佛（Simon Tilford）指出：「暗示市場本身得為危機或危機的延續擔起部分錯誤，只會更讓歐洲人一整個狀況外，市場已明白歐盟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事實上，他們應該早點這樣做，搞不好還可以因此逃過一劫。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蒙喬（Wolfgang Münchaua）主張：「歐洲領導者根本沒在解決問題，他們是在打一場公關的戰爭……以歐洲金融危機史來看，政客欠缺與金融市場溝通的能力，反倒是樂於拿債券投資人的錢紓解鉅額赤字壓力，然後在債券投資人開始遲疑時暴跳如雷，並因此調升利率。」

義大利聯合信貸銀行（UniCredit）首席經濟學家安努齊亞塔（Marco Annunziata）在提爾佛與蒙喬的論點之外補充：

歐元區的政策制定者應該認真思考，市場並不只有貪得無饜的投機客，特別是主權債券市場，絕大部分的資金來自退休基金和保險公司，它們總是努力保護自己所投資的商品價值，這樣才能對得起退休客戶和其他民眾。當這些投資者對主權債券的風險心生疑慮，應該傾聽他們的心聲，而非把他們當成敵人。

「市場不懂」的主張將歐洲官員的口水戰帶到強詞奪理的新境界。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歐洲官員已經公開坦承二○一○年的景況。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改變。范宏畢就是個明顯的例子。「歐元的基礎，」他在二○一○年底聲稱，「已經太窄小了……因為我們使用單一貨幣，政治上就必須有更多整合，但事實上我們卻是反其道而行。」整體而言，歐元與貨幣聯盟的問題本質出在結構與系統錯誤，《歐元末日》試圖將這項聲明放入正確的歷史觀裡。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一開始是一個政治計畫。整個二十世紀，歐洲這塊古大陸飽受兩回世界大戰的摧殘，二次大戰後，領導者與各方智者期盼避免重蹈覆轍，群策群力打造歐洲的統一大計。當然，在美國與蘇聯冷戰對峙下，鐵幕徹底隔絕共產世界，這項任務更顯艱鉅複雜。數十年來，歐洲主要國家普遍存在著國家主義的慣性思維，對直接政治統一之路的阻礙越來越明顯。然而，在非共產西歐國家中形成一道可行的經濟與貨幣共識，看起來卻是大有成功機會。一九五七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成立，目標就是打造經濟聯盟。

在一九八九年兩德統一的影響下，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成功說服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接受貨幣聯盟的構想。密特朗的政治才幹一手主導幾十年來法國所企求的美夢成真：破除德國的金融霸權，並打壓德國央行--聯邦銀行(Bundesbank)在歐洲貨幣與經濟領域的獨占地位。正如前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評論：「一九九二年，法國精英和我們立場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為實現單一貨幣所進行的種種建設作為，都是為了要綁住這個強勢國家、纏住德國聯邦銀行。」

儘管事實上法國的經濟發展無法與德國並駕齊驅，國內民意卻深信他們應該在歐洲及國際事務扮演關鍵角色的說法。他們視歐洲為唯一可以實現策略性目標的練兵場，既然貨幣和匯率政策是廣泛歐洲共識中唯一可行的領域，法國政客自然緊緊攫住這個機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簽訂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是邁向一九九九年由十一國西歐國家組成貨幣聯盟的第一步。聯盟採行的單一貨幣是歐元，而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變成獨一無二的決策機構。

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清楚看見，聯盟成員國之中存在失衡，失衡的程度足以威脅整個計畫。他們主張，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必須先符合一連串條件。根據相對完善的最適通貨區（Optimum Currency Areas）經濟理論，這些條件包括必須有一個政治和財政聯盟，以及勞動市場應有充分的流動性和彈性。

政治精英鼓起如簧之舌回應種種警語，同時卻又堅持認定這些條件並不必要。他們展現團結與毅力，宣稱會自動將經濟貨幣聯盟轉化成強大的貨幣聯盟；再者，為了讓經濟貨幣聯盟運作更有效率而進行的政治合作，將會使得政治趨向統一。

監督整套計畫的政治精英以這種推論為基礎，把一項偉大的計畫變成一場豪賭。歐洲主要政治領袖可以解決任何危機的想法憑空冒出，而且可以說是整套計畫的奠基石。歐洲重量級政治人物、前比利時首相戴哈恩（Jean-Luc Dehaene）聲明：「大一統歐洲的構想已經萌芽，而且也在危機試煉下逐步成真。我們必須解決危機才能前進。」戴哈恩與擁有相近理念的歐洲政治人物從未認真考慮過另一種可能性，即無可解決的災難性危機恐怕會摧毀歐元體系，甚至是歐洲整合的整體構想。

一九九九年到二○○八年，政治人物的對外說法似乎頗有根據。儘管實質的政治聯盟進展牛步，可是歐元本身與歐元國家倒是欣欣向榮。撇開造成全球性動盪的事件，像是網路泡沫破裂、九一一恐怖攻擊，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在歐

洲經濟貨幣聯盟上路後的前幾年，並不沒有什麼重大危機降臨。

可是二○○七年至二○○九年的金融海嘯徹底顛覆整個情況。二○○九年一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與政治學教授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精準描述：「始於二○○七年的次級貸款危機，到了二○○八年演變成全球信貸危機，終至二○○九年變成歐元危機。」

對風險視而不見，成為金融崩毀頭幾年的主要特徵，但隨後一整段時間裡，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像病毒般傳遍金融與銀行體系，金融與資本市場隨即開始擔心主權風險（即國家無力償債的風險）。雖然美國和英國等國家的預算赤字明顯高於歐元區，但市場卻開始聚焦在參與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國家。

當然，這個觀察結果意味著，預算超額並非引起各方擔憂歐元未來的唯一因素，我們將在第二章深入探討這個主題。市場逐漸意識到，問題在於經濟貨幣聯盟本身。艾肯格林的「歐元危機」圍繞著經濟貨幣聯盟與單一貨幣能否永續發展打轉。危及經濟貨幣聯盟和歐元的問題，與投機客攻擊、金融市場的行為甚至金融危機之間的關係極小，儘管歐洲政治精英指著鼻子互罵，不過經濟貨幣聯盟的架構原本就是一個未爆彈，發生重大危機也就無可避免。

這些因為打造經濟貨幣聯盟，並在日後引領其發展方向所擬定的條約、協定與政治協議，在貨幣聯盟內製造出無法長期維持的內部與外部失衡。政客們無法處理這項現實，也無法確保聯盟運作得宜，這讓他們成為頭號罪魁禍首。

《歐元末日》第一章回顧歐元誕生，但我們把時間推得更遠一點，從十九世紀開始講起，主要聚焦在二戰後。當時，貨幣聯盟被視為終結混亂的手段。主流觀點認為貨幣聯盟將可以逐步催生政治聯盟，因此這塊古大陸終能結束困於戰爭和破壞的悠久歷史。徹底認識這段歷史背景才能夠真正了解到，經濟貨幣聯盟計畫打從一開始就是反其道而行。

經濟貨幣聯盟不是所謂的最適通貨區，事實上，正如第二章的討論，差得可遠了。撇開別的不講，它缺乏一個強大的政治聯盟，提供透明、自動的資金調撥機制，以及有彈性的勞動市場。第二章的內容從最適通貨區的經濟分析來對比種種反常作為。

第三章闡述二○○九年末發生的歐元危機，包括它如何產生結構性缺陷的種種細節。雖然歐元亂象是等著發生的偶然事件，但足足等了十年才發生也算是出乎意料。一旦危機坐大，歐洲當局卻猶豫不決了。它們不斷推出短期的權宜方案，卻因此失去主張；而且就算夜以繼日地召開會議與高峰會，卻從不曾真正掌控局勢。正如二○一一年春季《金融時報》所言：「整場危機走到今天，這些民選的歐洲領導人幾乎不曾放過所有讓選民失望的機會。」

就歐洲當局所採取的種種干預，都是「給得太少、來得太遲」那種，領導人似乎積極迴避重大議題，例如歐洲銀行產業結構的弱點，及計畫加諸在會員國的種種矛盾。除非下述兩種狀況發生，否則歐元危機仍會延續下去：

一、經濟貨幣聯盟變成全面性的政治聯盟（因此，也是一個財政與資金調撥聯盟），並擁有更多勞動市場彈性與流動性。

二、徹底瓦解。

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小國面對的嚴峻危機雖然嚴重，但比較不會危害歐元根基。然而，像西班牙和義大利這些規模較大、人口較多的國家如果遭逢相近的危機，結果將大不相同。第四章主張，最可能的結果是德國把歐元帶離災難。當德國官員持續對外大聲力挺歐元之際，德國民眾卻開始對歐盟與歐元大表不滿，而且毫不掩飾他們的敵意。德國貨幣穩定的文化根深柢固，卻逐漸與歐元區的運作方式牴觸，也與歐洲央行的做法格格不入。除非歐元的管理手法能夠被導向與德國崇尚的穩定文化一致，否則德國就會像我們現在所說，立刻抽身退出，將歐元帶向末路。

歐元正艱難求生。十多年來，經濟學家嚴正警告歐洲貨幣聯盟的結構有著重大缺陷，政治決策者卻都充耳不聞；時至今日，希臘、愛爾蘭與葡萄牙深陷金融危機之苦，而西班牙、義大利與比利時眼看著也將步上後塵。展望未來，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整體瀰漫著不確定性與恐懼氣氛。如果聯盟想要活下來，歐元成員國就必須改變遊戲規則，但歐洲的政治領導人卻都未能果斷採取行動。

二○一○年十二月初，德國財政部長沃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聲稱金融市場「不懂歐元」時任法國財政部長的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已於二○一一年中...

【推薦序】德國將瓦解歐元？ 郭崇倫
【推薦序】歐洲是否需要一個財政聯盟　　　　　羅伯特．阿利伯（Robert Z. Aliber）
前言
第一章 長路漫漫
第二章 未竟之業
第三章 英雄（幾乎）成了狗熊
第四章 最後階段（現在全都要看德國臉色）
結語
致謝
作者註釋
參考書目

【推薦序】德國將瓦解歐元？ 郭崇倫
【推薦序】歐洲是否需要一個財政聯盟　　　　　羅伯特．阿利伯（Robert Z. Aliber）
前言
第一章 長路漫漫
第二章 未竟之業
第三章 英雄（幾乎）成了狗熊
第四章 最後階段（現在全都要看德國臉色）
結語
致謝
作者註釋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