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為什麼要創作《蜻蜓眼》?
曹文軒
《蜻蜓眼》無疑是我個人創作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書。
三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故事。我將與它的相遇看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看成是天意—命運之神眷顧我,讓我與它相遇。當初,一接觸它時,我就已經知道它的寶貴,「價值連城」四字就在心頭轟然作響。我很清楚,作為一個寫故事的人,一個作家,他遇到了什麼。但即使在「榨乾」了故事主人對這個故事的記憶之後,我依然沒有產生將它很快付諸文字的念頭。
我是一個喜歡珍藏故事的人,而對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更會在心中深深地珍藏著。藏著,一藏三十多年,就是不肯讓它面世。感情上是捨不得(那種感情十分類似於一個父親不想讓他心愛的女兒出嫁),理性上我知道,一個作家必須學會對故事的珍藏。這是一個本領—珍藏的本領。珍藏的好處是:那故事並非一塊玉—玉就是玉,幾十年後,甚至幾百年後,它還是那塊玉,而故事卻會在蒼茫的記憶的原野上生長。歲月的陽光、經驗的風雨、知識的甘露,會無聲地照拂它,滋養它。它一直在生長,如同一棵樹,漸漸變得枝繁葉茂,直至濃蔭匝地。三十多年間,有時我會想到它—想到它時,我會打開記憶之門去看看它,更準確的說法是觀賞它。我發現,我觀賞的目光正在由平視逐步抬高,而改為仰視,不斷抬高的仰視。我知道,那棵樹,在長高。我知道,總有一天,它會長成參天大樹。終於有一天,這棵樹不再是樹,而從植物變成了動物,這個健壯的動物,不再安於在記憶的原野上走動,牠要去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了,任何柵欄都不能再阻攔牠了。沉睡,哈欠,繼續沉睡,一躍而起,精氣神十足,牠一定要走出記憶之門,到光天化日之下。「放它出來,到大世界去!」我聽從了這一似乎來自天庭的聲音。
於是,它就成了《蜻蜓眼》。
《蜻蜓眼》是一種寶物,是一種橢圓形的珠子。在小說中,它只有兩枚。但我知道,現在它就不是兩枚了。一冊《蜻蜓眼》就是一枚。它將繁衍成多少枚呢?我想不是誰都能說出這個數的。
挨著「珍藏」這個字眼的是「沉澱」這個字眼。回想三十多年的珍藏,冷靜一想,我發現,其實不是故事在變,而是我在變。我的思想在變,我的審美觀在變,我的趣味在變,我的情感以及情感方式在變,我的目光在變。而這一切的「變」,都是往更可靠更成熟的方向去的。許多當時令我衝動的情節與細節,時過境遷,不再令我衝動,而歸於平淡。而當時並不上心、覺得微不足道的情節和細節,反而在逼近我的目光,並熠熠生輝。一些當初的見解在瓦解,而新的見解在生成。我感到,自己書寫和駕馭整個故事的能力在一天天地增強,心虛在不斷地被新生的力量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滿滿的信心。前後比較,我覺得昨天對這個故事的領會與把握,和今天對這個故事的領會與把握,有天壤之別。
也許是我對故事反應遲鈍,也許是我太過「深思熟慮」,我通常的狀態就是這樣:很難做到逮到一個故事馬上就將它變為文字。我寫了這麼多年作品,寫了這麼多作品,還很少發生過早晨剛得到一個故事,晚上就立即將它翻轉成文字的事情。通常,我不善於寫當下,而只善於寫過去。但我自認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並且是一個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現實主義並不意味著寫今天早晨發生的事和今天早晨聽到的事。
像《蜻蜓眼》這樣的故事,我只能取端莊的寫作姿態,用莊重的語調去書寫。事實上,我的寫作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姿態,這樣一種語調。我不太善於,也不喜歡—甚至說是很不喜歡那種油腔滑調的寫作語調。我寫過一些諧趣的文字,如《我的兒子皮卡》系列、《笨笨驢》系列、《萌萌鳥》系列,但我將這樣的筆調理解為諧趣或幽默。其實,我一直很喜歡諧趣和幽默。這種喜歡一樣體現在端莊的、莊重的《草房子》、《青銅葵花》、《紅瓦房》等作品中。但我將這種諧趣和幽默理解成「智慧」這樣的境界的。在寫作傾向上,我可能更讚賞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寫作。那時的作家,姿態是端莊的,語調是莊重的。無論是雨果、巴爾扎克還是托爾斯泰、蕭洛霍夫,也無論是魯迅還是沈從文,他們的姿態與語調都是如此。即使諷刺,姿態也是端莊的,語調也是莊重的。在《鐘樓怪人》中,在《高老頭》中,在《戰爭與和平》中,在《靜靜的頓河》中,在《吶喊》、《徬徨》中,在《邊城》中,我們可以回憶一下他們的姿態和語調。但是隨著現代主義思潮的湧動以及氾濫,這個姿態與語調被冷落了,直至被嘲笑與否決了,代之而起的是黑色的、冰冷的、譏諷的、嘻皮笑臉的或是自虐式的嘲諷。彷彿整個世界無惡不作、荒謬絕倫,不配以端莊的姿態面對,不配用莊重的語調敘述。當年朱光潛先生在區別西方美學與中國美學時,說西方美學追求的是「崇高」,中國美學追求的是「秀美」。而如今,無論是崇高還是秀美,都幾乎消失,無論是中國的文學還是西方的文學,都統一到了陰冷的、令人嘆息和無望的諧謔上。崇高、秀美幾成明日黃花。
這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被無情地否定了。這個世界沒有正義,沒有善良,沒有美好,有的只是陰險、無聊、萎靡不振、蠅營狗苟、變態……然而,這個世界真的就完全如此嗎?其實,我們的頭頂總有燦爛的陽光,許多時間裡,月色迷人,星空下總有夜曲在遠處響起,愛情無處不在,博大的母愛、父愛常常讓我們心頭流淌暖流,春天裡百花齊放,秋天裡更是色彩斑斕,而當冬季來臨,白雪皚皚的世界,使人感到世界一片純潔和冷靜……其實,那些拒絕端莊、莊重的作家,他們一直享受著這個世界給他們的種種遠超過普通百姓的好處。喝著咖啡或葡萄酒,在舒適的空間裡自由地駕馭文字,榮譽、金錢,他們往往應有盡有。但他們就為那份虛擬的「深刻」,將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美好的東西統統過濾掉,而只留下了一堆黑色的渣滓。然後,便開始令人絕望的諧謔。如果他們說文學的端莊、莊重乃是虛假,那麼他們的這般姿態就一定是誠實的嗎?
我不相信我取端莊的姿態,用莊重的語調來講《蜻蜓眼》的故事,就一定無法深刻—即使真的無法深刻,我也不想改變這種姿態與語調。
做人要做一個聰明人,做作家也得做一個聰明的作家。不是他真聰明,而是他想著自己要聰明。這麼想著—必須這麼想著。這麼想著,說不定他會真的聰明起來。
我想,這份聰明,首先表現在他知道將什麼視為他的寫作資源,知道他的雙足是站在哪塊土地上的—生他養他的土地。忽視、忘卻,甚至拒絕這塊土地,是愚蠢的,不聰明的,很不聰明。因為,那塊土地在星辰轉換之中,早就鑄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視它,忘卻它,拒絕它,將會使他變得一無所有,甚至導致文學生命的死亡。關鍵是,這塊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生長故事—人類社會所獨有的故事—獨有的品質,獨有的發生方式、演進方式以及獨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這一資源—汪洋大海般的資源。常常,我會為選擇了其中一個大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個故事會給我帶來什麼—帶來榮耀,帶來幸福,帶來來自世界的目光。
但只知道堅定地立足於這塊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聰明的人。最聰明的人是雙足堅定地立於這塊土地,而眼睛卻穿過滾滾煙雲,去眺望天地連接之處,眺望國家界碑之外的廣闊世界的人。目光永遠比雙足走得更遠,而心靈則能走得更遠。這個人,這個願意在文學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個關乎文學性命的道理,這就是:生他養他的土地,是他寫作的永恆資源,而他思考的問題是世界的,題材是中國的,主題是人類的。他要從一個個想像力無法創造出的中國故事中,看到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他要從一個個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之中,看到千古不變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遠希望用他的文字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
我一直想做這樣一個聰明人,《蜻蜓眼》也許充分顯示了我的真誠願望。
二〇ㄧ六年六月一日於北京大學藍旗營住宅
導讀
牽繫——導讀曹文軒的《蜻蜓眼》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許建崑
對臺灣讀者而言,曹文軒作品似乎是田園、苦難與美善的總集成。你瞧!在《草房子》、《紅瓦房》、《青銅葵花》眾作之中,曹文軒以流暢的鏡頭運轉,來推演情節,帶領讀者直接穿梭故事現場;尤其是,他喜歡塑造壯闊而瑰麗的背景,或製造高亢嘹亮的聲域,把小主人翁置入其中,展現出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這種象徵手法,確實可以療癒現實的苦澀。他又擅長詩樣的文字,述說少男少女的情誼。讀者掩卷之後,油麻地、大河、麥地、蘆葦蕩、葵花田等自然景象,以及小主人翁潔淨、善良而又堅持的形象,都深深地烙印心坎,久久揮之不去。
新近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就推出力作《蜻蜓眼》,自然想要寫出一部有別於往昔的小說。這本書的素材,得自於朋友口述,經過三十多年來埋藏在心裡醞釀,瓜熟蒂落,儼然成形。
全書共分二十二章,約分為三大場次。前場是:絲綢商人杜梅溪娶了法國女子奧莎妮,生下四子。二戰期間,返回上海定居。連同前妻留下的兩個孩子,住進藍屋,成為大家庭。簡潔的四章,以〈咖啡館〉為首,交代兩人的相識;再以〈爺爺的碼頭〉與〈奶奶是一條船〉,象徵兩人的相互倚賴;而〈藍屋〉一章,做為返國定居的句點。
中場有八章,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杜梅溪失去工廠、車子,仍留廠內當職員;奧莎妮則為出版社作校對,賺取微薄的薪資。生活窘困,只好點當衣物以維持家計。一九五三年,阿梅出生,奶奶極為疼愛。一九五八年飢荒,奶奶仍要阿梅分予他人食物。後來奶奶生病了,家人賣掉鋼琴來籌措費用;奶奶病癒後,為了阿梅,拿出珍藏之物,贖回鋼琴。曹文軒以奶奶拆掉自己的〈毛衣〉,來為孩子們打新毛衣,說出生活艱難;接著用〈一個潮溼的下午〉、〈旗袍〉兩章,描述辭退宋媽,典當古玩、字畫、呢子大衣,苦日子已經來了;再以〈油紙傘〉,寫奶奶與阿梅的互動;〈小皮箱〉則是阿梅對奶奶的僭越;為了奶奶對法國的懷念,爺爺在後院種植了一株〈杏樹〉;接著奶奶生病了,被迫賣去〈鋼琴〉,奶奶在癒後尋找鋼琴,有很長的歷程。中場收結在爸媽的工廠遷往四川宜賓,不久也動身前往〈內地〉,阿梅留下來,暫時陪伴奶奶。
末場有十章,篇幅最長。從一九六六年動亂開始,阿梅十三歲,在上海沒有學籍,只好前往宜賓依附爸媽。堂哥阿朗到雲南貴州的小村插隊落戶。爺爺被打成剝削窮人的資本家,不幸死亡;奶奶被當作外國間諜盤問,受盡折磨,事後去了宜賓探望阿梅家人,留下太老爺傳承的蜻蜓眼。曹文軒先寫堂兄〈阿朗〉因為混血的外國長相,在學校被人排擠,是個變奏曲;接著寫〈月光下〉,阿梅鋼琴演出的節目被取消;奶奶「換上旗袍,戴上那條綴有蜻蜓眼的項鍊」,盛裝出席杏樹下自家的音樂會。這是歡愉的高潮,卻也是悲劇的開始。迫害接踵而至,爺爺、奶奶幾次被逮捕審訊,囚禁在〈江那邊〉;為了幫奶奶找瓶〈香水〉,爺爺吃盡苦頭;接著是阿朗、阿梅相繼離開,而歹徒來〈打劫〉,搶奪蜻蜓眼項鍊,毀了杏樹,爺爺骨折。阿梅思念爺爺、奶奶,獨自返回上海,卻來不及見爺爺一面。住在杭州的外公找到歹徒,以六幅字畫換回蜻蜓眼。奶奶被歹徒剃去了半邊頭髮,用〈紗巾〉包紮,千里送蜻蜓眼給阿梅,並決定終結自己的生命。
曹文軒以死亡悲劇作結,有大聲控訴這場動亂的意圖。很明顯,他試圖從童年油麻地的水鄉記憶,走向寬闊的世界,突破了原先的人、事、時空,而牽繫出大時代的故事。桑桑、林冰、青銅,或者紙月、陶卉、葵花,清純的感情世界,暫時被擱置;他著墨亂世中的祖孫情,也刻畫了複雜的歷史事件。
我相信曹文軒所描繪的這則故事,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透過他的傳奇筆法,成功經營了異國行旅、國際情緣、跨國貿易、親情傳承、時代創傷等事件,也暗自添加當下啜飲咖啡、喜好骨董珍玩等流行風尚。
書名《蜻蜓眼》,係指兩千五百年前,從西亞、埃及,傳到中國的琉璃工藝;戰國時代的工匠研製出獨特的配方,讓珠子接近光源時,宛如蜻蜓轉動的眼睛。太老爺把這兩枚珠子,加上其他寶石,做成項鍊,送給奧莎妮奶奶,以感謝她將浪子牽繫返家。「蜻蜓眼」不在於價值連城,而在於古老文化與技藝的傳承。
曹文軒自云,他秉持「強烈現實主義精神」,以端莊的寫作姿態來書寫,值得我們敬佩。可以肯定的是,曹文軒對於真善美的追尋,在本質與初衷仍然不變。至於如何跨越歷史傷口,回歸人性堅持,而不被現實的物質觀、寫作觀所干擾,恐怕還需要有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