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法則：決鬥、纏足、蓄奴，以及榮譽感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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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賈伯斯傳》、《愛因斯坦：他的人生， 他的宇宙》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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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中國小腳

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

一八九八年，中國知識分子康有為上奏滿清皇帝〈請禁婦女裹足摺〉，此事本不足為奇。數世紀以來，中國知識菁英經過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為國效命，成為地方行政官。在考試中表現好的進士到北京效力中央政府，特別好的則進入翰林院，研習儒家經典，並學以致用。像康有為這樣的文人，以典雅散文上摺給皇帝，經過層層官僚抵達天聽。如果摺子特別重要，可能直接或經過重寫送給皇帝，讓皇帝下諭。

康有為是十九世紀末一群力主變法的文人領袖，這群人雖身受古代儒家思想薰陶，卻認為中國必須現代化，和保守的官僚不同，他們認為國家要步入新紀元，必須向西方學習。康有為本人支持大清帝國，但他也認為憲政應該改革。

在當時皇家體制錯綜複雜的儀節形式之後，有一點十分明白：這些複雜關係的中心是慈禧太后。由任何標準來看，慈禧都是個特殊的女性。她在一八五二年，以十六之齡被選入宮，成為皇帝眾嬪妃中之一。當時來自滿洲的異族已經統治中國兩百餘年，新即位的咸豐帝是清朝第八個皇帝。兩年前，道光帝駕崩，經過適當的舉哀期，該是二十歲的新帝登基，並廣納嬪妃的時候。

當年全國各地共有數千女子的姓名經各地官吏審核之後，送往首都參選，其中挑出六十名滿洲女子。名單上詳列各女子的身家淵源，以及生辰八字，另外描述她的個性、所受教養，以及容貌。

挑選秀女並將之分類是皇太后的責任，不過她對這新女孩似乎並沒有什麼印象，因為當時慈禧名列低等秀女之中，一直要到三年後她才被喚至皇帝寢宮，初為咸豐帝侍寢。

不過皇帝和太后不同，似乎立刻就喜歡這名秀女，此後她的影響力和階級就一飛沖天。到一八五六年，她為皇帝生下頭一個也是唯一一位皇子，等一年後皇子一歲，晉懿貴妃，僅次於皇后慈安。

咸豐帝一八六一年駕崩之後，她的兒子新皇帝年僅五歲，因此一方面由慈安和慈禧東西兩位皇太后垂簾聽政，另一方面則由一群攝政大臣輔佐。

在接下來的權力鬥爭中，長袖善舞的慈禧掌握大權。一八七五年其子同治帝天花駕崩，因無後，故慈禧挑選了咸豐之弟醇親王奕（其嫡福晉為慈禧之妹妹）之子載湉，入嗣大宗為帝，是為光緒皇帝。不過光緒之名意為「繼續光榮的傳承」，只是他卻和同治屬於同輩，他是名義上繼承咸豐帝而非同治帝的皇位，以維持咸豐帝的皇統和父死子繼的法則。老實說，他之所以能做皇帝，是因他父親在宮廷內鬥中支持慈禧之故。

慈禧美麗、迷人、聰穎、有趣。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一年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總稅務司（Inspector General）的愛爾蘭人羅勃特赫德（Robert Hart）說她以「非常動聽的女性聲音」說話，她自己後來說，她年輕時很多人嫉妒她，「因為當時大家覺得我漂亮。」身穿代表皇家的黃色絲袍，上有黑、紅、綠，和藍的刺繡，她的確教人一見難忘，雖然（就像統治地球另一端的帝國，向她的國家挑戰的維多利亞女王）她只有五呎（一百五十公分）高。

由咸豐駕崩到慈禧自己約在半世紀之後去世的期間，只除了光緒親政的百日之外，都是由慈禧垂簾聽政。她身邊隨時隨地都有滿洲親王對她和政府產生影響力，若是政府的方向改變，那是因為她由支持某個群體改變為支持另一個群體。在中國學習如何面對環伺的列強之際，這位嬌小的女性雖有能力應付由內而生的挑戰，但她對外在世界的判斷卻不那麼可靠。

一八八九年，光緒帝十八歲，開始親政─至少官方形式上是如此（連這點也可反映出太后的權力：按照傳統，原本他十六歲就應該親政），但實際上，大權依舊在太后手中。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海軍大敗，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馬關條約，當時三十七歲的康有為到北京參加乙未科會試，但在試前就聯合多名舉人，上萬言書。

康有為在萬言書中力主抵抗日本，並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做大規模的改革。不過他們為國為民奮鬥的雄心壯志，有數年一直遭官僚系統的高層打壓，皇帝雖然知道必須變法，但顯然並無權力，無法脫離慈禧或她所支持的當權保守派滿洲貴族的掌握。

接著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至九月二十一日，約百日期間，光緒採納康有為奏疏的建言，決心變法革新。在這百日之內，慈禧太后旁觀，皇帝下了約四十道詔令，廢除傳統科舉考試採用的八股文，接受西方科學開放式教育，學習現代商務、工程，和礦冶，詔令改革財政，編列預算；加強海軍。他裁撤守舊的高階官吏，而且─如當時在北京的一位天真但欽佩光緒傳教士所說的，要「裁減北京和地方的冗員」。

光緒帝甚至也召見僅僅是工部主事、官位僅六品的康有為，可說幾乎是史無前例。康有為大受鼓勵，在百日之內，透過不同高階官員，有時也經由非官方的祕密管道，多次上書（康有為和帝師翁同龢的友誼是重要因素）。

在這些大事件之中，康有為也上了〈請禁婦女裹足摺〉，認為改變婦女的地位，在中國的變法改革中舉足輕重。在他看來，此事攸關緊要，因此他建議皇上下詔禁止纏足。

康有為在奏摺中比較了中外的優劣：「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今當舉國征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不過他論點中的一個中心主題，是纏足對中國國譽之害。「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輕議，非複一統閉關之時矣。」他接著說：

吾中國蓬蓽比戶，藍縷相望，復加鴉片熏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為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

一直到四年之後，慈禧終於下詔禁纏足，在這其間發生了許多事，而如我們所會看到的，康有為的奏疏對這項決定並沒有任何影響。不過雖然康有為的奏摺無效，他的論點─纏足有損國譽，卻成功了，而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許多有識之士也和他一樣關切國家榮譽，而這些人正是塑造中國由帝國變為現代國家的關鍵。
塑造滿清帝國已經逾兩百年的讀書人，正是使纏足這種古老傳統消失的決定性人物，一如當初維繫這種傳統一樣。下面要探討造成康有為及其同志認定廢止纏足傳統攸關中國榮譽的過程，他們所展開的革命讓中國菁英已經維持了上千年的傳統終於畫下句點。而這個革命就是我們第二個要討論的道德革命。

榮譽和身分認同

我們由決鬥開始探討榮譽，而決鬥攸關的是個人的榮譽。通常一名紳士走上決鬥場，是要捍衛他自己的榮譽。但紳士同樣也可以為了捍衛婦女的榮譽而提出挑戰：母親、妹妹、女兒、情人、妻子，有時候（更早的時代）則為了捍衛與他們君主相關貴婦的榮譽。他們以自己的榮譽為誓，捍衛一位婦女的榮譽，攻擊他們所挑戰對手的榮譽，因為他使一位婦女蒙羞，因此違反了榮譽法則；他們藉著使她恥辱的源頭蒙羞，來搶救她的榮譽。因此即使你什麼都沒做，什麼也沒有發生，榮譽的制度依舊會要求你有所動作。即使在這麼簡單的情況之下，榮譽也並不僅是攸關個人而已。

的確，你的榮譽在許多層面上，都和你所屬社會群體的認同息息相關。如上章所見，你決鬥，是為了伸張紳士個人的榮譽，唯有紳士才能提出挑戰，也唯有紳士才能接受挑戰。而一般說來，紳士受其他紳士（和名媛貴婦）尊重的權利，必須視他是否遵守提出十分特定要求的榮譽法則而定，如果破壞了法則，就喪失了受尊重的權利。「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能塑造個人的榮譽，因為對個人的尊重和輕視是由我們認為人屬於不同社會類別而來。

因此，這種認同決定你該遵守什麼樣的榮譽法則時，就很重要（我將用「榮譽的實踐」一詞，來描述榮譽要求或容許你所做的事）。最明顯的例子和性別相關。你是男是女，常會決定榮譽法則對你的要求，你該有什麼樣的行為，才能獲得（或喪失）其他人的尊重。階級往往也很重要。在十八世紀的英國，榮譽法則要求上流階級的紳士必須回應其他紳士的決鬥挑戰；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則要求上流社會的女人必須纏足。在這些法則的例子裡，你該有何等的行為端視你的階級和性別而定，而其他人的認同則塑造了你對這些行為的態度。有榮譽的上等人娶的是纏足婦女，纏足婦女不該嫁給沒有榮譽的人。紳士接受其他紳士要求決鬥的挑戰，但不接受「低等地位」者的挑戰當然更不接受女人的挑戰。違反這些法則的懲罰，就是喪失榮譽，而如我們之所見，這意味著失去受人尊重的權利。

在以敬佩（而非認可）為基礎的榮譽制度上，敬佩的來源是出自比較。這點在以軍事本領為基礎的敬佩上非常明白，比如威靈頓公爵所處的榮譽文化就是如此。但不論基於什麼樣的標準，敬佩的判斷都在於哲學家傑佛瑞布倫南（Geoffrey Brennan, 1944-）和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 1945-）所謂的「參考群體」（reference group）。假設我因做護士的你非常仁慈而敬佩你，那麼護士能讓人產生欽佩之情的仁慈程度或許不及慈愛父母自我犧牲的仁慈，但卻高於任何見義勇為者。按照符合你的群體標準來判斷，你的表現究竟好不好，則視一般對那個群體成員的期望而定。

決定你必須遵守法則的條件，除了看你的社會認同之外，也看你是和誰競爭榮譽。榮譽回報在他們所屬社會群體中表現特別好的人，它回報所作所為超過他們必須做的人，因此提供誘因，讓人們「超越他們的使命召喚」。

但還有同樣重要─而截然不同的方法，辨識榮譽的要務：我們可能和與我們屬於同一認同的人，共享榮譽或不榮譽。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五世在一四一五年於哈弗勒爾（Harfleur）遭圍城時，要追隨者「喊『上帝保佑哈利（亨利五世），英格蘭，和聖喬治（英格蘭的保護聖徒）』」，他們知道他們的領袖在戰場上肩負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榮譽，也包括他國家的榮譽。

向前，向前，最尊貴的英國人
不要讓你的母親蒙羞；
證明你們的確是由你們稱為父親的人所生（第三幕，第一景）

亨利五世提醒追隨者，他們就像他一樣，肩負著他們自己和國家的榮譽。在戰鬥行列中的一般人，毫無貴族血統的農民士兵，都可因參與進攻哈弗勒爾的行動，而分享榮譽。在幾個月之後的艾金科特戰役，國王更明白表示：

我們少數人，幸運的少數人，我們是相繫相依的兄弟。
今天和我共同浴血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不論他出身多麼卑微低賤，
今日將使他成為真正的貴族。（第四幕第三景）

和哈利王子（登基前的亨利五世）在艾金科特作戰能使你成為「真正的貴族」，成為紳士；讓你有新的社會認同。（雖然國王在此很明顯是用修辭的誇張法，但無損其力量！）由於你的榮譽隨你的社會認同相關，因此我們需要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才能瞭解你有哪些榮譽形式。

很清楚的是，我們可能因所屬認同圈成員的成敗，而感榮辱。英格蘭的人民聽說了艾金科特之戰告捷之後，因英國的榮譽而感驕傲；法國人民聽到戰敗的消息，則為他們的國家感到恥辱。我國的軍人為保護無辜人民而在遙遠的異域捍衛疆土，在我聽說這個消息時不免感到驕傲，那是因為我分享了我國家的榮譽。如我們所觀察到的，許多群體都有類似的經驗：其中最明顯的是宗教、班級，和家庭。（美國有許多車上都貼有貼紙：「榮譽學生的驕傲父母」。）康有為因國家榮譽而感動，也同樣要感動其他人。本章將檢視我們人類道德史上第二個革命；不過這回改變並不是來自個人榮譽背景的變化，而是由於國家民族榮譽的觀念有了不同。

金蓮之始
纏足究竟始於何時，眾說紛紜。有人說是五代南唐的最後一任皇帝李後主，南唐於西元九七五年亡於宋（如果李後主之說為真，那麼纏足始於孔子去世後約一千五百年）。現代纏足史的作者霍華德李維（Howard Levy）記錄了十二世紀評者的註，提到李後主有位愛妾窈娘，「嫵媚風騷，能歌善舞。李煜用黃金為她築了六呎高的大蓮花台子窈娘奉命用帛纏足，使腳纖小屈突而足尖成新月形，在蓮花台上展姿起舞，像冉冉上升的雲朵一樣迴旋。」這個故事是否屬實姑且不論，但此後中國婦女的纏足就稱為「金蓮」。

在階級嚴明的社會，纏足成了社會地位高等的象徵。李維寫道，到十三世紀末，「有貴族血統的家庭都不得不為女子纏足做為上流階級的標識。」原來上流階級的婦女─宮廷貴族或地方官員的女眷毋需像農家婦女那樣在田地裡工作，或者走長路上市場，小腳使她們根本足不出戶，就如十四世紀的文章所寫的（而且在其後的歲月裡一再重述引申），能保證婦女的貞潔無瑕。

打從一開始，金蓮就和女性的榮譽相結合。而榮譽是一樁好婚姻的先決條件─中國傳統婚姻是由父母安排而非出於個人選擇，要嫁有地位的男人，就得纏足。而男人也期望娶小腳婦女，而女性之所以忍受這樣的酷刑─不但自己忍受，也讓女兒、姪、甥女、孫女忍受，因為她們認定小腳美麗。

如果你看到脫下裹腳布的小腳照片，恐怕很難贊同這樣的想法，不過我們得記住大部分人看不到這種場面，因為一旦纏了足，通常都是穿著美麗優雅的繡花鞋。

中國良家婦女的一個特點，就是縫製並為自己的鞋子刺繡，用適合節慶、哀悼、日常穿著，以及晚上穿著的色彩。縫製鞋子送到未來丈夫的家，是婚前的準備工作，而做婆婆的也會由媳婦所帶來鞋子的品質，來評斷她的才藝。男人只有私下才能看妻子的裸足。反纏足運動大將阿奇博爾德立德太太（Mrs. Archibald Little, 1845-1926，為英國商人之妻，隨夫婿來華生活長達二十年〔1887-1907〕，是活躍的外僑夫人和知名作家）曾說：「每一個中國男人在把玩新娘的小腳時，總以為它們就像外表那樣─嬌小玲瓏、包著緞鞋、上有美麗的刺繡。」

女人也唯有在更換長長的裹腳布時，才會看自己的金蓮：洗腳，撒上明礬粉，再重新纏裹，然後穿上紅色的睡鞋去睡覺或者換上白天優雅的服飾，好讓人看到她裙下的美麗小腳。不過我們不該以為赤裸的小腳會惹人厭惡，大謬不然，自二十世紀之初起，有許多婦女驕傲展示金蓮的照片，而且中國文人在幾百年之間，也經常以私底下卸下裹腳布的小腳為題，寫出讚美之詞。

纏足風俗的傳播
在滿洲得天下之前，中國皇帝有數千後宮佳麗。紫禁城入夜之後只有皇帝、宦官、皇后嬪妃，外人不得入內。政治學者傑瑞麥基（Gerry Mackie）提出了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纏足之風會越演越烈的說法。

在諸佳麗包圍之下的皇帝要確定嬪妃的子女是他所生，而由於嬪妃人數眾多，大半恐怕根本沒有生育的機會，因此她們有充足的理由在皇帝之外另謀出路，因此要求嬪妃忠貞的皇帝，和想逃脫皇帝掌握的嬪妃之間，就有不斷的衝突，宮禁之內的男人都必須淨身，就是出於這個原因，這也造成女性纏足，行動受限。
麥基見解的重點是，一旦確立了這樣的做法，其影響力就會由宮廷中流傳散布。

爭取提供層峰妻妾的下一階層就會模仿並誇張這種控制忠貞的做法，以爭取宮廷中的經濟、社會，和生育子女的機會。而這一層婦女的空缺，又會由再下一層婦女填補，她們同樣也會採取這種控制忠貞的做法，以此類推，一路向下。

因此到蒙古建立的元朝（1271-1368），纏足向南方流傳，至少在有錢有勢的家族中流行，到明朝則在上流階層中更加風行，如十六世紀末的小說《金瓶梅》所描繪的，富商西門慶要娶新太太，負責安排的媒婆薛嫂：

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叉，一對尖尖金蓮腳來，穿著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

滿族在一六四四年推翻明朝，建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1644-1912），清朝不尚纏足，而且多次禁止纏足，嚴厲程度不一。

清朝得天下之後，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馬上就下詔嚴禁纏足。但纏足之風反而日盛，甚至連旗女亦樂此不疲，禁令無效因而只好取消。十九世紀有些少數族裔者亦纏足：湖南省的猶太人，甘肅之外的穆斯林。不過蒙古人和藏人，以及中國南部的客家人則不纏足。總體說來，家貧者較少纏足，尤其在南方農事繁忙之地，婦女也需下田幫忙，因此不纏足。但也有報導說，在湖南的城市，就連乞丐和挑水者亦纏足，北方的鄉下地方亦然。

因此到十九世紀後期，中國婦女，尤其是上流社會的婦女，為女纏足已經近千年，雖然皇室下詔禁纏足也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個世紀。天足婦女常遭嘲笑，小腳女人，尤其是不到三寸的金蓮，則大受讚賞，成為性感恩物。
小說和春宮指南常提到男子受纏足婦女一步三搖的姿態而心旌搖曳，或者因把玩解下裹腳布的金蓮而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它們描繪男人可以把玩情人小腳的性姿態。另外也有公開的小腳比賽，觀眾得以評鑑品賞裹著絲緞金蓮的大小和比例。

小腳一雙，眼淚一缸
女性纏足，有時甚至在三、四歲為之。如果要把腳纏得小纏得漂亮，其痛苦自是難忍。纏足要把大拇指外的其他四趾向腳底扳曲，並要把腳骨用力扭折，使其成為彎弓拱狀，讓腳背高高隆起呈弓形，腳底則深深凹入。纏足時得清洗出血、化膿，有時還會潰爛，腳趾因而脫落。經過數月或數年，疼痛終於逐漸減輕，很可能是因為感官神經遭到永久性的破壞，但纏足婦女往往不良於行。十九世紀的教會醫師─當然他們免不了有種族優越感，常報導有潰瘍、壞疽、甚至喪失一足或雙腿的情況，在最嚴重的時候，則會導致死亡。

小腳很少能達到三寸金蓮這個理想的長度，尤其是在上流社會之外。農民和勞工往往會放寬纏足的形式，也許在女子年紀較長之後再纏，其過程比較不那麼嚴格，也比較不那麼痛苦。一名纏足老嫗的丈夫說，一般勞動婦女的五寸小腳比較不會影響走路或負荷重物；而三寸金蓮則根本不能走長路。通常三寸金蓮的婦女都得坐轎，如果行走時亦需僕侍攙扶，而大部分的纏足婦女並不需要這樣的協助。

由於裹腳布日夜都得纏著，因此小腳有一股特殊的氣味─有的人認為這種味道是惡臭，有的人卻覺得這種味道很性感。十八世紀曾有自詡為「香蓮博士」的文人，曾著《金園雜纂》，收集了有關蓮足的諸多言論，其中有此珠璣：

不可過─解纏卒聞足氣。

因此可以說，人人都明白纏足非但限制了活動，讓婦女只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受限於男人，而且這個過程也極其痛苦。

幾乎在纏足一開始之時，就有文人反對。宋朝（960-1279）車若永在其《腳氣集》裡對此提出質疑：「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俗諺有云：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就連喜纏足者都承認它造成婦女的痛苦。香蓮博士的蓮足格言還有：

惡不久─慈母為愛女行纏。
不忍聞─初纏嬌女，病足呻吟。

就像決鬥一樣，使纏足終於消失的原因，絕非反對之言論，這些反對之論十分明白，而且早在金蓮風氣初起之時已有之。

帝國末日
要瞭解二十世紀之初纏足之習俗終於廢除的緣由，必須要瞭解十九世紀末清朝衰落之時，中國發生的許多變化。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朝代。十七世紀初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終於達到長久以來征服中土的目標，而一旦他們平定流寇，打敗攻陷北京的李自成之後，就掌控了整個中原。

雖然滿族已經征服了明朝的帝國，但依舊保持舊有中國政府的架構，尤其保留科舉制度，維持士大夫階級。由一七三六至一七七九年統治中國的乾隆皇帝，命三百五十餘名學者及近四千名抄寫員由一七七三至一七九八年編撰總共兩百三十萬頁的《四庫全書》（雖然他也查禁在各方面有所違礙的圖書數千多種）。在宮廷中，一個重要的職位就是帝師，而在其諸多工作中，有一項就是引導皇帝研習中國哲學道統。

文人學者中最成功的是通過科學，獲得功名利祿，免除勞役，並可穿上獨特士大夫服飾的人。在這數百年中，退休的仕紳回到故鄉，散布全帝國，他們精通古籍，飽讀詩書，擅長書畫，這些都是這個階級的特色。如果說十八世紀的英國紳士是以劍做為定義，那麼在中國，千年以來的文人都崇尚以筆治天下。十八世紀英國紳士居住在鄉間，只有在戰場為國王效命；而中國紳士的理想則是學而優則仕，不論在地方或是在首都，或是在各省城，都可為皇帝效力。

清代的社會在文化上越來越保守而且在道德上也益發嚴格，這部分是因為大家認為明代的潰亡是因未能恪遵儒家對責任的觀念，以致道德淪喪之故。儒家理想顯示在諸多方面，比如在整個十八世紀以及十九世紀初，越來越多上流社會的寡婦都不願再嫁，獎勵節婦與烈女的貞節牌坊數目多到難以計數，如史學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言：「因此一八二七年政府下令只能建集體牌坊，一八四三年更限定唯有走極端自殺的節婦才能接受旌表。」

這種保守主義加上中央政府的強化，產生了一個穩定的社會，而且由全球標準來看，在科技上也算先進，只是極其封建和獨裁。然而自一六六二至一七九五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擴展了疆域，掌握了國家大權，但周遭的世界卻已經進逼。中國人雖已經和日本及葡、荷、英等歐洲各航海國家交易數世紀，但顯然認為外國人低人一等。一七九三年，乾隆皇帝接受漢臣的觀念，接見英國使臣，回應英國的外交序曲，但其態度是把英國當成仰慕天朝的諸多次等國家之一：

諮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

雖然乾隆「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英王喬治三世的貢品，但他覺得有必要指出他是因為英國人之誠心才笑納這些禮物：「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不論這是否做態假裝，其誤解都很滑稽。

半個世紀後，船堅砲利的英國已經能由半個地球之外的首都威脅中國，美國也用汽船裝滿火藥，橫跨太平洋耀武揚威。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領艦隊，敲開了日本國門，迫使日本結束兩個多世紀的鎖國。再過數十年，經過明治維新，日本也成了重要的現代經濟和軍事大國。工業化已經改變了世界，而中國未能迎頭趕上，對其地位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中國首次注意到現代化列強所帶來的問題，是發生在一八四○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之時。英國為謀商業利益，在其殖民地印度種植鴉片，裝運來華銷售。十八世紀末，在孟加拉製作鴉片的東印度公司違反中國皇帝的諭令，以複雜的走私系統，增加了鴉片在中國的供貨量，以鴉片來支付茶葉的貨款。一八三九年，清朝統治者認為鴉片對人民和國庫為害劇烈─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嚴重，國庫空虛，不能再這樣下去，因此皇帝頒布禁煙令，並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唯一准許歐洲人居住及貿易、進口鴉片的城市廣州，負責執行。

一八三九年五月，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年，英國軍人和殖民地官員）被迫交出鴉片，準備銷毀。兩個月後，醉酒的英國水手在九龍海岸破壞廟宇並殺害一名華人，中方要求英方交出水手審訊，但義律拒絕了。中方堅持英方不但要同意停止鴉片交易，並且承認中國法庭的權威，但義律卻命所有英國僑民離開廣州，中止和中國的貿易。

一八四○年夏，英國艦隊由新加坡出發，要以武力打開中國通商門戶。英國除了艦船四十餘艘、砲艦四艘，載有英國、印度士兵四千人，抵達中國廣東海面。林則徐不為所動，在六月英艦停泊澳門外海時上奏皇帝，說他們是來做鴉片交易，不致造成太多問題。「他們只是這樣而已，其實他們亦無其他可做。」

但他大錯特錯。兩年內幾次海戰之後，英軍占領上海，包圍南京，中國投降，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賠償巨額銀元、開放五口通商、降低關稅、割讓香港，且居於中國的英國臣民按英國法律管理。中國還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意即將來給予任何第三國在任何方面的優惠和豁免，也都同樣給予英國。

接下來數十年，歐洲各國也進一步強迫中國開放貿易，其中包括強迫開放通商口岸，鴉片貿易合法化。他們藉著陸海兩方的軍事優勢達到了這些目的。一八四六年，在法國政府堅持之下，中國正式頒布天主教弛禁令，傳教士可以進入中國全境，此舉後來對纏足的風俗有莫大影響。

南京條約喪權辱國，再加上接下來數十年在洋人武力威脅恫嚇之下似乎無止無境的讓步─一直到半世紀之後引起康有為等人行動的馬關條約為止，使清廷權威大損。再加上一連串內亂使情況越來越糟，最後在一八五○─五四年間，爆發了太平天國之亂，這是由來自廣東省農家的客家人洪秀全所領導，他熟讀四書五經，教育程度可以參加會考（雖然未考取）。

洪秀全接觸到基督教，他重病昏迷，病中幻覺有一中年白人對他說，他是耶穌基督的弟弟，到人間來替天行道，於是建立太平天國，以南京為首都。由於他們保持中國自古以來的蓄髮傳統，未按清朝強迫漢人遵行的薙髮風俗，故清廷蔑稱其為「長毛賊」。

洪秀全在教會學得了基督教的一些做法，也祈禱唱詩，並嚴禁酒精、鴉片、嫖妓，他並主張廢中國傳統，包括祖祠和廟宇（他認為是崇拜偶像），而且回到我們的主題，他也反對纏足。洪秀全把這些反中國傳統的做法和反滿清的情緒結合在一起，因此在一八五三年攻陷南京時，殺盡旗人男女和小孩，許多人慘死。

洪秀全反對纏足，預告了後來更正統歐美傳教士的態度。洪秀全表現的很可能是傳統客家人對這種做法的厭惡。由於太平天國主張男女平權─這並非基督福音的主題，因此很難瞭解他反對纏足的態度中，究竟有多少是基督教義，又有多少是出於女性主義。如我先前所言，在一八五○年代之前，纏足使女性「安於室」，在中國是相當普遍的做法。

當然，洪秀全是失控的異端─他在幻覺中見到耶穌命他到人間斬妖除魔，因此在如上海等沿岸城市已經站穩腳步的歐洲傳教士並沒有視之為盟友。太平軍在一八六○年代初期接近上海時，遭歐洲軍方擊退。最後出身湖南的儒家文人曾國藩，和許多漢人一樣，對洪秀全反孔反儒的做法不敢苟同，他指揮十萬湘軍打敗了太平軍。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時，洪秀全已經死了，但大家已經注意到太平天國顯露出清朝的頹勢，曾國藩必須不斷移師，擊潰各處的亂軍。

外患內憂，使北京的一些大臣認為他們必須師法外國，他們組織了「自強運動」，由恭親王奕訢主持。這樣的政策在各省則由曾國藩及其門生等人執行，曾國藩本人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獲得較大的權力，其門生李鴻章在一八六四年上書北京，認為中國正面臨西元前二二一年周朝統一天下以來最大的危機，他認為中國應該取法西方科技，訓練人才以製造並應用這些科技。清廷允許辦報，設翻譯學堂，建造船塢及工廠、開發煤礦和棉花廠，並訂購現代武器及船隻，同時也建立了第一批鐵路和電報局，並由東京到華府，在世界各大首都設中國大使館。

中國男女兩性都開始到日本甚至歐美學習，但慈禧太后卻並沒有完全傾向主張這些變革的人，反而讓他們和儒家的傳統派較勁。當時許多文人都反對自強運動的主張，他們覺得這就是像日本那樣，接受西化，但他們害怕改變，逃避嘗試，就像梅爾維爾知名的小說《抄寫員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的主角一樣，他們寧可不要任何變化與溝通。

他們不但不喜歡主張現代化的本國人，也視外國基督徒為威脅，危及他們知識分子的地位，其中新教徒傳教士，尤其是女人，對中國婦女纏足習俗的反對，正是論爭的焦點之一。

文人的反應
先前中國已有傳教士：最有名的是一五八二年抵達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及他的耶穌會傳教士同僚，但當時他們是在中國政府的准許下入境，穿著打扮都如華人，而且如果他們住在北京，也就意味著他們永不返鄉。十九世紀後期是基督教傳教士首次獲准幾乎來去自如，來自歐洲和北美的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建設了教堂、學校，也讓一些中國人信了教─尤其是窮人，這在基督教傳教史上屢見不鮮。不過新教和天主教傳教士不同的是，他們的傳教士男女皆有，這些女性傳教士自信地邁開大腳，以教育和提升婦女為職志。

一個世代以前，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維吉尼亞周（Virginia Chau）在碩士論文中指出，在基督教士來到中國之前，文人之間就已經有反纏足者。她指出十七世紀就有一明朝詩人喜滿洲婦女的大腳趾，而十八世紀後期，欣賞女性詩文並收女性為弟子的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說：「李後主使窈娘裹足，作新月之形，相傳為纏足之濫觴；然後主亡國之君，矯揉造作，何足為典？」同代詩人Qian Yong指出，古代並無纏足，並認為纏足之風盛行和國家積弱有歷史上的關聯，他還說既然低等階層已經採行纏足，文人仕紳就該避免之─其論證與培根的方法如出一轍。

這篇論文還指出《鏡花緣》作者李汝珍（一八二八年出版，但可能前二十年就已經開始寫作）在這本中國的《格列佛遊記》中，以諷刺手法表達了他對婦女的同情。他描寫主角林之洋來到女兒國，被女國王選為妃子，必須經歷纏足的疼痛和羞辱。吃了幾天苦頭後，林之洋一把扯下繡花鞋和裹腳的白綾，「口口聲聲只教保母去奏國王，情願立刻處死，若要纏足，至死不能」。

雖然先前有這些文人的批評，但有組織的反抗唯有在傳教士干預之後才開始出現。基督教的女生學校於一八六○年代在中國各地設立，在杭州，英國聖公會（Church Mission）於一八六七年設立女學，如立德太太所寫道：「首先就要女子解纏足，而且不該逼使她們違背自己的意願婚嫁」同樣地，基督教衛理公會（Methodist）在北京開設女學時，也要求所有的女生得解纏足。

一八七四年，已經推廣反纏足運動達十五年之久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的麥嘉湖（John Macgowan，漢名麥嘉湖，或譯馬約翰，或麥高文）牧師偕妻在廈門召開基督徒婦女會議，「會後九名婦女在中國牧師幫她們寫的名字旁畫十字，『簽署』誓言，在家裡屋外廢止纏足這種異教徒的做法。」隨後也有越來越多的婦女，大半是勞工階級的女性加入，發誓不為女兒纏足，不讓她們受自身所受過纏足之苦。但這樣的進展極慢。數十年來麥嘉湖一直努力爭取民眾加入戒纏足會，這個中文名稱也呼應了「戒（鴉片）會」的名稱，到一世紀之後，也發展出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這是中國第一個反纏足組織。

自一八八○年起，這個運動獲得了越來越多留洋歸國的中國男女支持，這其中也包括士大夫和富商巨賈階層赴日留學的年輕女性，如今返國一心要教養新一代的中國女子，在身心雙方面都更適應解放的世界。這些人是中國頭一批女性主義者，以男女平等為己任。她們創建的學校把體育和運動也納入課程的核心。這些做法的前提是婦女不得纏足。

而在傳教士方面則以士大夫階級為勸導的對象，他們創辦報章雜誌，包括美國南方監理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牧師林樂知（John Allen, 1836-1907）創辦並編輯的《萬國公報》，以古典中文讓中國文人接觸到外面世界的想法和事件，讓他們在面對自己社會的危機時，有新的選擇。同樣影響深遠的還有大英浸信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牧師應李鴻章之邀，在天津任中文《時報》主筆。

李提摩太比大部分新教徒都瞭解，中國的關鍵在於士大夫，他打扮穿著和他們一樣，並且花許多時間精力和金錢寫作、翻譯，以及出版基督教的文學─教義問答、講道、新約，並且研習科舉考試內容的儒家經典。他看到山東山西苦旱，餓殍遍野的慘狀，以及滿清政權及官吏無力應付的情況，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現代科學知識─和基督教，是西方文化最偉大的果實。他寫道：「考量西方文明。」

我認為它對中國文明的優勢在於它要探討神在自然界的作為，以及把大自然的法則用來服務人群我深信，如果能夠說服知識分子和高官，讓他們對科學的奇蹟產生興趣，我就能向他們說明，該如何運用神在自然界的力量來造福其同胞。如此這般，我可以影響他們建造鐵路、開採礦產、避免饑荒，拯救人民免於貧窮。

吸引中國仕紳文人的，是這種以科學和科技為人類之用的現代化基督教。本章開始所提到反纏足的進士康有為就曾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但我們必須澄清，他信仰的是維新，而非基督教。

的確，當時基督教傳教士缺乏進展的就是傳教。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寫道：「到一八九四年，新教傳教士已超過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駐大約五百個地點，每一處都有教會、宿舍、街上的小禮拜堂，通常也設有一所小學校，可能還設有醫院或診療所。五百個據點分布於大約三百五十個大城小鎮中。」然而，在這個人口達四億的國家，他們吸收到的中國信徒不滿六萬人。對許多支持他們的中國人而言，這些教士帶來的福音是西方的現代化，而非基督的救贖。

當然，西化的報章雜誌也讓如康有為一般的讀書人視野大開，而這些讀者也開始組成第二種的反纏足會社。康有為在自傳中寫道，他在一八八三年買了幾冊《萬國公報》，開始認識了西方思想，也使他開始思索纏足問題。他說兒時他見姊妹纏足之苦，到後來也不肯讓自己的女兒纏足，雖然家人力勸，但他反而於一八九四年聯合曾旅美的開明鄉紳諤良，在廣州成立了「不裹足會」，後來會址遷至上海，共有會員上萬人。到一八九八年，他上奏〈請禁婦女裹足摺〉，希望一勞永逸解決這個問題。

麥嘉湖代表的是傳教士的力量，而康有為則是改革派的讀書人。在天足運動最後的發展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聲音：旅居國外的婦女菁英，商賈和沿海商港官員的妻子。在一八九○年代，麥嘉湖在上海認識了立德太太，在他啟發之下，她召集了上海的菁英婦女，請麥嘉湖演講，並成立新的全國天足會，立德太太翻譯為「自然足會」（Natural Foot Society，不過麥嘉湖偏愛用天足會〔Heavenly Foot Society〕，以強調放棄不合基督傳統的宗教意涵）。李提摩太則協助他們製作出版反纏足的宣傳手冊。

立德太太在嫁給約在三十年前就來到東方的英國殷實商人立德先生之後，在一八八七年來到中國，居於四川重慶。先前她以閨名艾莉西亞比尤伊克（Alicia Bewicke）已經寫了一些有錢人空虛的社交生活和婚姻市場之愚昧的諷刺小說，自有一番事業，因此她雖身為年輕女子，卻有獨立的生活，而且在她丈夫的支持下，在全中國境內發動了反纏足的運動。

或許因為立德太太不是傳教士，因此看出在這個儒家社會，把反纏足和基督教結合是不智之舉。她在全國巡迴演講，對象不只是一般人，也包括讀書人。一九○○年，她也說服當時的廣州總督李鴻章支持她的目標。

而其他文人也有同樣的想法。一八九七年，兩湖總督張之洞為文支持反纏足，這是天足會最有力的武器。立德太太在湖北的首府武漢舉行的一次會議中，以張之洞獨樹一幟的書法製作「大標語牌」，結果「有一名武官只顧研究標語，而不聆聽我的苦口婆心，但最後他簽名成為我們的會員」立德太太在一九○七年陪生病的夫婿返英，天足會的領導權轉交華人手中，但很快就消失了─不是因為它失去支持，而是因為其論點已經四處流傳─至少在上層階級。

十九世紀的中國在面對他們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時，不論是主張現代化的知識菁英，或是抗拒現代化的人，都受到對國家的忠誠以及知識分子的傳統所引導。許多主張現代化的士大夫都堅持體（實質）和用（應用）之分，他們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抨擊纏足，說這是孔子時代聞所未聞的做法，而且也是在孔子去世後千年才開始有人纏足。也有人說，傳教士和天足會的論點和刊物對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有很深的影響，彰顯了纏足造成了外人對中國及其文明的輕視不敬。

榮譽世界
我在前面說過，榮譽存在於榮譽世界：一群人承認同樣的法則，也追求同一群人的尊重。不過我們也要瞭解，榮譽世界未必只限於自己的社會。亨利五世當然認為他應得到外國親王的尊重，你的榮譽世界也包含了瞭解並承認榮譽法則的人，雖然這些法則未必要求這些人（比如英國的農夫）做任何事。十九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榮譽世界並不包括其他地方的人，但康有為的奏摺卻顯示，到十九世紀末，至少已經有一些人視自己為更廣大世界的一分子，也相互評斷對方的社會。現在他們的榮譽世界包括了日本人、歐洲人，和美國人，他們的批評破壞了大家對中國的尊重。

在榮譽世界，有些人被當作你的同輩，因為榮譽法則對你和對他們有一樣的要求。對哈爾王子而言，就他的軍事榮譽方面，他的榮譽同輩是紳士，而且不只是英國紳士，而是所有的紳士。英國婦女的榮譽同輩是其他所有的婦女，即使她們奉行不同的規範亦然。由於人不瞭解榮譽法則是某個特定社會和特定地方的產品，因此他們可能誤把不是他們榮譽同輩的人，當成是他們的同輩。而且你的榮譽世界也不只是由你的榮譽同輩組成，如我們之所見，許多榮譽法則雖然對婦女和男子的要求不同（最常見的是對貞潔的要求），但男女兩性都屬於這些法則的榮譽世界。傳教士發揮他們影響力的一個方法，就是強調他們視讀書人為他們榮譽世界的成員。如李提摩太牧師非但作仕人裝扮，而且尊崇儒家傳統，也鼓勵了中西不只訴求同樣的榮譽標準，而且甚至是榮譽同輩的想法。

義和團之亂及其餘波
一八九八年讓康有為發揮影響力的百日維新，結束得就和開始一樣突然。皇帝推動的激進改革讓宮中和首都的官僚惴惴不安，他們是由舊制科舉產生，對新科學完全不瞭解，不希望遭到廢黜。保守派勢力等到獲得太后支持之後，發動政變，康有為幸運逃至日本，其他六名改革領袖，包括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被處決。太后回到權力中心，即使在皇帝面前，依舊「垂簾聽政」。因此一九○○年漫長而酷熱的夏日，在清朝最後一個大動亂─八國聯軍時，是由她主政。

義和團認為他們社會的問題是來自洋人在中國破壞了氣的流動，以鐵路和電線杆干擾了大自然的風水，挖墳則驚動了祖先。他們顯然有宮廷中保守滿洲鐵帽子王一派的支持，認為可以藉義和團的力量一舉殲滅外國勢力。但負責外交事務以總理衙門為主的另一派則認為向歐洲強權及日本挑釁是不智之舉，而瞭解洋人的這一派果然是對的。西方國家出兵鎮壓，重建北京秩序時，輕而易舉就打敗了中國守軍，攻陷皇宮和北京。
李鴻章與聯軍議和，簽訂辛丑條約，條件與其他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一樣喪權辱國，但慈禧保住地位，清朝還可以繼續苟延殘喘十年。

到一九○二年，慈禧本人也頒布懿旨勸禁纏足，主張此舉有礙健康，但她是勸非禁，「此後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諭，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她謹慎地避開了「禁止」之詞，並繼續說：「斷不准宮中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這雖不是禁止的警鐘，但至少是個開始，也反映出皇室更進一步受外人壓力的情況。到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緒帝薨，第二天，慈禧也駕崩。滿清最後一任皇帝還不及三歲，等一九一二年二月他七歲時正式退位。

在清朝告終之時，由主張現代改革派領導的民國成立，許多元老都在西方或日本受過教育，他們更強力主張廢纏足。一九一一年三月，孫中山下令廢纏足陋習，這和豬尾巴般的髮辮一樣，是舊帝國的象徵，新民國將要取消。除了要把儒學變成「儒教」，並要將之立為國教的短命袁世凱之外，接下來中國的領導人，不論是共產黨或國民黨，都是反對纏足的現代派，主張男女平權，並鼓勵婦女參與運動，發展身體。他們所繼承的中國已經喪失了對纏足的信心。

榮譽的地位
反纏足運動的根源在基督教傳教士和西方商賈菁英，但也和像康有為這樣的文人息息相關。這些文人認為，如果中國要在現代世界中立足，某種程度的西化是必須的，他們的出發點首先是對國家有益：如果廢纏足也能造福婦女，那更好。所以他們的文章有一股愛國情操，有些論點純是功能性的，比如他們說，由於小腳婦女無法逃走，使洋人軍事侵略時情況更糟；他們也主張天足婦女可以參與運動，健強體魄，因此能生育更健康的子女。但他們也經常堅持纏足為國恥，因此非廢不可。在康有為的奏摺中，就以此為中心論點。

如維吉尼亞周所指出的，這篇奏摺開宗明義就說：「外人拍影傳笑，譏為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文末則以下文收尾：

以國之政法論，則濫無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以人之衛生論，則折骨無用之致疾；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輾轉之謬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於鄰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康有為以國家榮譽─或者國家恥辱，為文章之始與末。其弟子梁啟超也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領導人，他在一八九六年寫道：「強男之頭，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謬種，孳乳流衍，曆數百年，日盛一日，內違聖明之製，外遺異族之笑。」

對國家榮譽的重視也一直持續到新世紀，在纏足已經沒落之後許久，依舊引人關切。一名作家在一九三○年代提出，為什麼不讓纏足慢慢消失─像當初纏足流行起來那樣，讓窮人跟隨富人的典範，他說：「為什麼要多事干預？如果我們說小腳非廢不可，因為外國人以我們纏足而取笑我們，那麼我們該承認，他們也為了其他的原因而取笑我們。」中國人旅居世界各地，纏足如影隨形。李維敘述，一九三○年代中期，有中國婦女在巴黎街頭靠小腳維生，她公開展示金蓮，向參觀者索費。他寫道：「旅居巴黎的中國人義憤填膺，向中國大使館抗議，說她的行為有損國譽。」一名日本學者也在一九三九年一針見血地說明：反纏足的目標是「挽回中國的國家顏面」。

雙管齊下
大部分的現代人都會認為關心國家的榮譽是理所當然，因此讀者很容易瞭解本章的故事。但若仔細想來，這背後的想法其實有點奇特。若以個人而言，我們可以瞭解榮譽為什麼有其意義。我們每一個都喜歡受到尊重，應得的榮譽彌足珍貴，而且通常反應出按你自己的標準，你有什麼樣的表現（畢竟連結整個榮譽世界的是共同的標準）。因此在個人方面，別人對你表示尊重，讓你得到榮譽，使你有理由相信你達到了自己的理想。但為什麼我的價值會和以我國家為名的事物綁在一塊？人們尊重我們，是因為我們屬於某種可以估量的社會群體，不尊重我們，是因為我們屬於有爭議的社會群體。但難道我們不該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嗎？如果有人因為我的國家而有好的表現，很難瞭解為什麼我─和值得讚譽的同胞會有應得到的榮譽。

對這樣的問題，一個反應是：在我們國家受到不尊重時，否認我們感受的是真正的恥辱。或許我們的感覺就像我們喜歡的人被人逮到在做壞事一樣；你自己並不覺得恥辱，而是為他們覺得恥辱。就像我們看到朋友切菜時割到手會畏縮一樣，我們在他有不誠實的表現時，也會為他臉紅。

這種同理心當然解釋了有些時候我們會產生毫無根據的感受，或許該說，毫無標準根據的感受。但在討論國家的榮辱時，這卻不是可信的解釋，因為通常並沒有人會以這樣的同理心回應。當國會通過愚蠢的決議時，我分享的是誰的個人恥辱？我並不知道哪些國會議員投了贊成票，哪些投了反對票。但即使我們並沒有可認同之人─比如我軍有人行為殘暴，教人羞慚，但我們依舊可以區分我們為某人臉紅和國家恥辱感之別，並不是因為如果他們背叛我們，我們也許根本就不會同情他們。

我想有更好的方式可以瞭解國家榮譽，這是由一個初步的觀察開始：我們所屬的許多群體都集體行動，有時我們說國家採取了行動，這話一點不假，而且不只是民主國家如此。如果一個國家開戰，或者貿易禁運，或者提供人道援助，或者在聯合國安理會支持某一決議，都代表了全體國民一起而非個人的行動。這個行為是以國民之名為之，但他們的行為往往比表面上的名義更深入。以國家之名有所作為的個人，是由他們共同創造的文化塑造出來，在由公民選出的政府命令之下，他們回應由這國家人民所組成公民社會所傳達且維持的價值。如果能明言我們國家的目標，以及導引追求他們的世界景象，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國家的作為就是我們人民一起做的行為。

我們該以字面或比喻的方式來瞭解集體代理人行為之言論，而哪些集體代理人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談，是哲學界最近的熱烈話題。在此我並不想有任何立場，只要說明我們的確會這樣說，而且也會繼續這樣說。

但我們有更好的論點。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 M. Coetzee）最近的小說《凶年紀事》（Diary of a Bad Year）中，主角在他回應《紐約客》雜誌報導美國當局已經認可酷刑並且推翻它慣例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西元前384-322，雅典政治家）：奴隸只怕疼痛，而自由人最怕的則是恥辱。如果我們同意《紐約客》所說的為真，那麼美國個人的問題就成了道德問題：在面對這樣恥辱的情況下，我該如採取什麼樣的行為？我該如何拯救我的榮譽？

國家榮譽的情操為什麼值得保存，下面是一個提醒：就像個人榮譽一樣，它可以刺激我們一起行動，瞭解我們是否可以一起做正確的事。雖然這個問題屬於道德層面，但讓每一位國民加入其中卻不只是道德，而且還有榮譽的成分。就如威靈頓公爵的決鬥，爭論的問題是威靈頓公爵是否誠實，但挑戰的動機卻是維護榮譽一樣，康有為天足運動的問題在於女孩纏足所受的痛苦折磨，但驅使他這樣做的動機也是榮譽。柯慈小說的敘述者一語道破我們在這些共同感受中可能別無選擇，就像我們得為自己的尊嚴而戰一樣。

他反省自己對西貝流士第五號交響曲激動的反應：作者要聽眾感受到的那種「充沛豐盈的激動」感受。

我疑惑約一世紀前，在赫爾辛基聆聽這首交響曲首演的芬蘭聽眾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感覺那種滿溢豐盈淹沒自己？答案是：他應該會覺得驕傲，驕傲我們國人之中有人能把這樣的聲音拼合在一起，驕傲我們的人能夠無中生有，創造這樣的作品。這和我們，我們美國人，因關塔那摩（Guantanamo，美國海軍基地，用於拘留和審訊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區的戰事中捕獲的恐怖活動疑犯、戰俘，而受到關注）而感到的恥辱相映。音樂作品一方面是施加痛苦，另一方面也是侮辱的工具：是人類所能的最好與最壞。

在他們的國家或同胞作為中感受到驕傲或恥辱的人，所面對的榮譽世界是整個人類的世界。要感受到這些情操，你必須有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所謂的「對人類意見的得體的尊重」。康有為因為關懷其他人對他同胞的尊重，因此必須去思考外界的人，他們的尊重是重要的；他並沒有長久以來中國對蠻人（如乾隆皇帝對喬治三世的大使）所抱持的輕視態度。視自己的國家為包含其他國家在內更寬廣世界舞台中的一員，這種態度是現代國家主義核心的心理基礎，也是為什麼國家榮譽可以動員來激勵國民的原因。
促使我們去做國家需要我們所做的動力，部分在於對國家的驕傲，這種驕傲仰賴於我們認為「我們」做了偉大的事，也就是說，它仰賴我們有權獲得國家尊重的想法：我們是個有榮譽的國家。一八八二年，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和國家主義者恩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在他那篇著名的論文〈國家是甚麼？〉中掌握了其精髓，他寫道：

國家，就像個人一樣，是長久過去努力、犧牲，和奉獻行為的高潮。祖先的崇拜是最正當合理的：祖先成就了我們。偉大的過去，偉大的人，榮耀─我指的是真正的榮耀，這就是國家這個觀念做為基礎的社會資本。

愛國主義有時遭批評為是一種形式偶像崇拜，由於它牽涉到對你國家的信念，因此它的確也有部分宗教信仰的心理學。不過，人們很難信仰自己的國家，除非你先對它的成就有很高的評價。愛國主義並不是要你相信在所有的國家中，自己的國家比較好，遑論最好。但只要你相信你國家的故事中有一些獨特的成分，值得驕傲，就如康有為對中國的儒家傳統感到驕傲一樣，它就能發揮良好的效果。

纏足大解放
解放纏足的速度驚人地快。麥基在檢視了我們有的統計數據之後，結論說：「纏足終止的時間，是由一九○○年的義和團之亂和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間，當然是起於較大城市的上層階級，雖然開始中止的時間不一，但只要一開始，就會很快地結束。雖然在二十世紀還偶見纏足，但這行諸千年的做法，最後基本上是在一個世代之間消失。如一位社會學者的資料可見，」麥基說：「在北京南方約兩百公里、作風保守的定縣，纏足的比例由一九八九年的九九％、到一八八九年的九四％，到一九一九年的零。」

是什麼最後造成纏足告終？在所有的婚姻都是經父母安排媒妁之言決定的社會，有極大的理由不能放棄為女兒纏足，除非已經有男人願意娶她們。反纏足的協會社團針對這個困難，做了正中要害的回應；它不但讓未婚婦女解放纏足，也同時找來願意娶纏足解放女子的男人，雙管齊下─不為女兒纏足，也不讓兒子娶小腳女人，這樣的做法正中時弊，而且在對照中國和其他地方之時，也很明顯看出─如日本，或基督布道團，婦女雖沒有纏足，依舊忠貞。

社會地位較低者之所以纏足，是因效法社會地位較高者這樣做之故，而一旦士大夫階級娶了不纏足的婦女為妻，就不免會如當初纏足流行之時，一層層影響下來。簡言之，由於纏足是深植於地位身分的系統中，因此當社會菁英放棄纏足，就使其魅力大失，其運作機制就像英國決鬥之風消失一樣，非紳士身分的人也開始決鬥，減損了這種做法保障紳士榮譽的能力。

但要開始反纏足的風氣，首先得說服足夠多的菁英─足夠多的士大夫及其家人放棄纏足。在此，反對纏足的外人，以及曾經留學日本和西方國家的中國人，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士大夫對中國傳統是否能保護他們防止西方列強入侵的能力產生懷疑之際，他們為中國和先進工業化世界作出對照，說服一些菁英，認為他們需要的是提倡改革。而他們說法的主旨，就在於國家的榮譽。

對許多飽學之士而言，這種必要的改革付出了莫大的代價。〈三寸金蓮：裹腳的祕史〉這篇談裹腳情色方面吸引力的文章中，匿名的作者說：「我國纏足在世界史上被當成落後的作風，舉世各地再沒有婦女比因此而受到更嚴重的足不出戶之苦，自然該徹底消滅禁絕，此後聞所未聞。」但他接著也不無惆悵地說：「我不惜耗鬻力氣寫出此文，以說明金蓮之用及其長存千年的祕密。」

解放中國小腳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一八九八年，中國知識分子康有為上奏滿清皇帝〈請禁婦女裹足摺〉，此事本不足為奇。數世紀以來，中國知識菁英經過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為國效命，成為地方行政官。在考試中表現好的進士到北京效力中央政府，特別好的則進入翰林院，研習儒家經典，並學以致用。像康有為這樣的文人，以典雅散文上摺給皇帝，經過層層官僚抵達天聽。如果摺子特別重要，可能直接或經過重寫送給皇帝，讓皇帝下諭。康有為是十九世紀末一群力主變法的文人領袖，這群人雖身受古代儒...

前言

1 決鬥的衰亡

2 解放中國小腳

3 廢除大西洋奴隸制度

4 針對女性的戰爭

5 教訓與傳承

資料來源與致謝

註釋

前言

1 決鬥的衰亡

2 解放中國小腳

3 廢除大西洋奴隸制度

4 針對女性的戰爭

5 教訓與傳承

資料來源與致謝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