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老師沒教的一課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升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四年級,這也是我在醫學院求學的最後一年。除了外科,所有的必修課我都修習完畢,因此迫不及待想見識外科的驚心動魄。
外科醫師不怯懦,他們勇敢、果決,幫你把傷治好,讓阻塞的腸子暢通,補好破裂的動脈,將深處的膿瘍引流,把支離破碎的肢體、器官修補完全。外科術講究精確、自制,是身體的磨練,也是心靈的試煉。這種紀律在開刀房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儘管是小差錯,刀劃得太深啦、傷口縫得不夠牢啦、太深入組織啦,都可能釀成大禍。如果以王國來比喻醫院,外科醫師就是國王,凌駕在所有臨床工作人員之上,下面的人對他們的命令莫敢不從。我們這些醫學生就是他們的步兵。一想到能夠踏入這個世界,我就雀躍不已。
我們那個外科小組是由佛斯特醫師領軍的。佛斯特人高馬大,五官突出,而且有稜有角。他一大早就開始巡房,接著開個兩、三檯刀,一直要到下午四、五點才能稍事休息。在這個典型的教學醫院,佛斯特醫師所有病人的診療都有醫學生參與。我們藉由追蹤病人的情況來學習基本的診斷和治療。不久前,我開始接受外科訓練,就被指派幫忙照顧一個名叫艾莎.溫柏格的病人。她還年輕,但左側乳房已長了腫瘤。
艾莎芳齡二十九,身材豐腴,杏仁果般的褐色眼珠。她是正統派猶太教社區的教友。這個社區在曼哈頓島地勢最高的華盛頓高地,與哥大醫學院毗鄰。我走進病房時,見她躺在床上,捧讀小本的祈禱書。她用藍布巾蒙頭——這是端莊合宜的表徵,已婚的正統猶太教婦女常這麼做,為的是不讓丈夫之外的男人瞧見她們的秀髮。
我自我介紹:「我是古柏曼,佛斯特醫師的學生。」我身穿醫學生制服,是件筆挺的白色短外套,右胸口袋上方的名牌上有我的名字,但明顯少了「M. D.」——兩個代表正格醫師的字母。艾莎飛快打量我一眼。她的目光在我的名牌上打轉。
我沒伸出手。儘管握手是再平常不過的禮節,一般我們不會與正統猶太教婦女握手。
艾莎的目光回到我的名牌,然後看著我的臉。我暗自忖度,她心裡在想什麼:或許我沒跟她握手,可見我是猶太人,所以知道這種禁忌?還是我只是個不懂禮貌的學生?佛斯特醫師告訴我,艾莎這個病人有焦慮的毛病。我在想,或許我與她相同的背景有助於讓她自在一點。
「Shalom aleichem!(希伯來語,祝平安)」我以猶太人傳統問候語跟她問好。
她非但沒有展露歡顏,一張臉反而繃得更緊。
我按照常規,開始向她問診,包括記錄家族病史和社會生活史。艾莎本姓席格曼,婚後才冠上夫姓,一九四六年生於歐洲。她的祖父母輩住在德國萊比錫,家族成員超過一百多個人,然而這個大家族只有她的父母逃過納粹集中營的死劫。她的父母在五○年代初移民美國。艾莎十九歲就嫁為人婦,翌年長女出世,一年半之後又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她的父親不久前才中風過世。在過去一年中,她在曼哈頓城中一家清潔公司任職,做老闆的私人秘書。儘管在清潔公司服務,她做的都是辦公室文書,未曾接觸過任何可能致癌的清潔劑。
乳癌主要危險因子之一是家族遺傳。由於艾莎的親戚大多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喪生,對這些親戚生前的健康情況,她所知甚少,不管怎麼說,她想不起來有任何親戚得過乳癌的。另一個重大危險因子是雌激素的刺激時間延長或者未曾中斷,例如初經太早、停經過晚、三十幾歲之後才生第一胎或是終生未曾懷孕生子等。但艾莎在十三歲才步入青春期,不算太早,三十歲以前就生了三個孩子而且親自哺乳。不管怎麼說,艾莎罹患乳癌的風險該會因早生孩子而降低。
我按照教授的指導為艾莎做身體檢查。由於她是女病人,有些地方我特別留心,以表示禮貌以及對女性身體的尊重。在為一側乳房做觸診,看有無異常的時候,另一側乳房會用布蓋起來。我為自己的發現倒吸了一口氣。她左側乳房的硬塊很大,約有一個高爾夫球那麼大,就在乳頭之上,一摸就摸到了,左腋淋巴結也有不少變大了,而且硬硬的。
惡性腫瘤長這麼大,而且已擴散到旁邊的淋巴結,少說也要一年半載或是好幾年。從這腫瘤的尺寸和已轉移淋巴結的數目看來,預後恐怕凶多吉少。她還年輕哪,而且是個美人,怎麼會拖到這步田地才就醫?
我沒問她。佛斯特醫師指示我們這些手術小組的醫學生該謹守分際,我們的角色是觀察和學習,還有聽命行事。
「晚一點,佛斯特醫師來巡房,我們會再來,」我說:「祝你手術順利。」
「但願如此。」她答道。
我準備離去。
她把我叫住:「我能跟你談談嗎?」
「沒問題。」我說。我只是醫學生,病人竟然願意跟我談,讓我覺得很榮幸,好像自己已經是真正的醫師。
但她又說:「或許,晚一點吧。」變得有點猶豫不決的樣子。
那天傍晚,我們在艾莎的病房。佛斯特醫師站在床尾,左邊是三個醫學生,右邊是他手術小組裡的兩個住院醫師。七月的夕陽在房裡留下長長的影子。我向佛斯特醫師做摘要報告,講述艾莎住院的原因、身體檢查的結果,以及預定的手術。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腫瘤是惡性的,而且已經到了末期。我們準備先施行手術,然後再進行化療。我繼續為小組成員做簡報,把佛斯特醫師在診間為艾莎解說的手術過程再說一次:麻醉後,我們會從腫瘤取得一些組織來做切片檢查,如果檢查結果正如我們預測是惡性的,就會立刻為她進行根除性的乳房切除術。這種術式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外科名醫霍斯德(William Halsted, 1852-1922)自二十世紀初期傳下來的。
佛斯特醫師點點頭,刻意走到床的左側。他握著艾莎的手,問她對即將進行的手術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手術醒來之後,古柏曼醫師會在我身邊嗎?我希望那時能見到他。」
佛斯特醫師不解地看我一眼。
我不知道艾莎為什麼術後清醒時希望我在她身旁。我細細端詳她的臉,希望從中找到什麼線索。然而,怎麼看都看不出來。
「古柏曼先生就跟每個醫學生一樣,對病人的照顧始自住院,也參與手術及術後的照護。手術後,我一定會再跟妳詳談手術所見,還有接下來的療程。」
* * *
艾莎的手術是那天的第一檯。我在佛斯特醫師和資深住院醫師之後刷手進入開刀房。手術前沒有人在閒聊。我們排成一列走進開刀房,佛斯特醫師走在前頭,跟在後面的是住院醫師,再來是我,階級分明。麻醉科醫師已經讓艾莎睡著了。佛斯特醫師對我點點頭,於是我用棉花棒沾著像碘酒一樣的消毒藥劑,在病人左胸上面的皮膚畫著同心圓。塗好後,我就在做記號的乳房周圍覆蓋上無菌包布。
我的外科訓練從那個月一日開始之後,我已經在好幾檯刀中擔任過助手,也看到手術區域是怎麼處理的。這個區域好像跟整個人體有所區隔似的。外科醫師首先會在病人身體的相關部位做標記,就像土地測量師在地上劃線一樣。這麼做有助於客觀超然、避免感情起伏,以專心下刀。步步為營的開刀法更強化這種心智模式:就所見部位審慎評估之後,才會進行切割,同時劃下新的標記。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完全包抄病變區域,儘可能保全正常部位,避免周圍健康組織遭到破壞。然而,今天的手術並非如此。根除性乳房切除術,不但斬草除根,連所有可能被侵犯到的正常組織也一併切除【1】。所以,乳房組織切了,胸壁肌肉不保,胸肌和腋下淋巴結也都除去,以絕後患。最後,只剩疤痕和肋骨。霍斯德認為癌細胞會從原發腫瘤擴散到周遭的組織,之後經由血流的散布,連肝臟和骨頭等較遠的部位都會受到波及,因此採用這種嚴格的術式。只有切除整大塊胸肌,才能把潛伏在乳房下方的癌細胞清除乾淨。佛斯特醫師曾在課堂上詳述,說明乳癌治療因霍斯德的遠見有了長足的進步,不再是危險叢生的手術,而是非常合乎科學的標準手術。
佛斯特醫師把艾莎左側乳頭上方的腫瘤邊緣劃出來,然後指導住院醫師做切片。住院醫師從腫瘤上方做了個切口,接著取出一塊粗粗、亮亮的V字形組織,再請前來協助的病理科醫師做「冷凍切片」,也就是將切出來的部分組織瞬間冷凍,之後立刻放在顯微鏡底下觀察,看是否有癌細胞。要是看到的話,我們馬上為艾莎做乳房切除術。
我們靜靜地在開刀房等了一會兒。佛斯特醫師似乎陷入深思,我和住院醫師都不敢打擾他。病理科醫師再度走進開刀房。他面色凝重。看來,他在冷凍切片看到的是千真萬確的。
佛斯特醫師大膽地從乳房周圍切下去。他切下去的時候,我手拿電燒灼器,他叫我把正在出血的小血管末端燒灼一下。血管燒灼部位飄散出一絲絲特別的氣味——人肉燒焦的味道。我覺得反胃。
手術歷時三個多鐘頭才完成。乳房整個從胸壁分離之後,脂肪和淋巴液一滴滴地從下面滲出來,露出來的底層肌肉不斷冒血。我們還從腋下移除了十來個淋巴結。
我思緒飄移,目光從手術部位上移到艾莎的臉,她嘴裡插著輸送麻醉藥劑的管子。她醒來後,將會發現自己的形體已判若兩人。不知她會有怎麼樣的反應。但是,我想她既然是正統猶太教已婚婦女,有信仰和家人的支持,應該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恢復室很寬敞,在天花板日光燈的照耀下,顯得亮晃晃的。入口掛了塊白板,上面寫著每一個病人的床號和姓名。我和一個護士從開刀房把艾莎推到恢復室,裡頭已有不少病人。我們把床推進去時,在板子上寫上她的名字。白板旁邊有個見習醫師問道:「佛斯特醫師的根除手術?」我點點頭。他指示:「第六床。」
我們用下面的床單撐著,把艾莎抬到指定的病床。緊急命令此起彼落,在恢復室中迴盪著:「點滴打多一點」;「血壓太低了,快打多巴胺」;「病人的嘴唇發黑,檢查血氧濃度」。佛斯特醫師像君王,威風凜凜地走進這片嘈雜的人聲之中。他叫住院醫師刷手,準備開下一檯刀。通常,這時我會先回病房,幫助處理一些雜事。但我答應艾莎,她醒來的時候,我會在她身旁。
我看著她。她額頭上汗珠晶盈,短短的髮絲因為汗溼變成一束一束的。看來,這樣的髮型方便蒙頭巾。
佛斯特醫師捏一下她的右手,喚了她的名字好幾次,她才悠悠醒轉。她還有點恍惚,那是麻醉尚未完全消退的結果。她努力集中精神。
「溫柏格女士,刀開完了,」佛斯特醫師停頓一下,「很遺憾,我們不得不切除乳房。」
艾莎呆了半晌,不發一語,久久才點點頭,轉頭看我。她低聲地說:「古柏曼,你會了解的。」我們四目交接了好一會兒。她的眼眸黯然無光,很快就睡著了。
走出恢復室的時候,佛斯特醫師突然止步,問我:「她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也沒有頭緒。
* * *
三天後,我終於有點線索了。
那天早上巡房時,佛斯特醫師告訴艾莎,由於腫瘤很大,且已擴散到十來個淋巴結,癌症可能很快就會復發。現在接受化療,可以摧毀在體內潛伏的癌細胞。
手術傷口復原之後,必須馬上開始化療。他坦白說:「化療很不舒服。」又說:「但或許可以救命。」佛斯特醫師會親自監督藥物治療的過程。他那一代的腫瘤外科醫師常會這麼做。
那天晚一點的時候,我去看她。我決定主動,問她那天在恢復室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不過,我發現沒有必要提出這個問題了。
「叫我艾莎就可以了。我可以叫你傑瑞嗎?」
「當然可以。」
「傑瑞,一開始我還不知道是否能夠信賴你。我能信賴你嗎?」
我像反射動作一樣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艾莎的手沒縮回去。她微笑,但這笑是為了強忍住淚水。
「癌症是上帝給我的懲罰。」她肯定地說。
我想說點什麼,不過被艾莎制止了。「等等,請先聽我說。」
她說,她的丈夫馬克一樣出身自華盛頓高地的德國猶太社區。兩人是奉父母之命結合的。成婚那年,馬克二十一,她十九,婚前只見過兩次面。其中一次見面時,她心裡已經很清楚,她不可能愛上這個人的。她說,馬克是個溫順、知足的人,對外面的大世界沒什麼興趣。由於家族是做雜貨生意的,他也走這一行。兩家相隔不遠。艾莎說,他們夫妻話很少,無非是家裡哪件事誰來做,或是討論孩子的課業表現。
「我覺得,走出家門之後,我才能呼吸。這個家、這個婚姻把我悶死了。」
然而,她還是知道自己是有魅力的女人。儘管長裙及膝,顯現不出身材,上衣寬寬大大的,袖長至腕,頭髮還用頭巾包起來,在街上行走時,還是有男人轉頭向她行注目禮。她注意到她的老闆對她有意。這老闆是個中年人,已經使君有婦,家住在紐澤西。他愛說些笑話,似乎只為了博艾莎一笑。他不但對艾莎的工作表現稱讚有加,而且眼睛很厲害,只要她的打扮有小小的改變,就會注意到,像見她戴琥珀耳環,就說這耳環和她的眼珠是絕配。
艾莎說,她知道老闆想要得到她。雖然她心知肚明,這不是愛,他不愛她,只是想要她,但這種感覺已經足以讓她擺脫婚姻的窒息感。
「他把他辦公室的百葉窗拉上,隔絕外面光線。他帶我躺在地上……」她一邊訴說,淚水沿著雙頰的線條滑下。
我給她一盒面紙。她揮揮手表示不必。「我該為了我的羞恥哭泣,」她說:「可是我不是為了我的羞恥而哭。我哭,是因為我知道,他不要我了。他會對我生厭,頂多覺得我很可憐。他會再找一個年輕貌美的女人。就我的生命而言,屬於我自己的,不過只是這一點點,而這一點點即將化為雲煙。」
艾莎以懇求的目光看著我。我該說這是罪惡的事,而這種事必然會帶來懲罰嗎?還是我該同情這個不幸的女人,聽了她的告解之後,赦免她的罪?
我不能為她定罪,也赦免不了她的罪。最後,我只能放開那隻緊握的手,悄悄地離開病房。
* * *
她的秘密像顆巨石,壓住我,讓我失去平衡。每天巡房之後,我會去看看她。她沒伸出她的手,我也沒伸出我的。我不知該說些什麼,就儘量在診療的話題上打轉:胸痛好些了嗎?會發熱或冒汗嗎?左手手臂和指頭一樣腫脹嗎?
艾莎出院那天,佛斯特醫師站在她的病榻旁,掀開衣服檢查她的胸口。傷口癒合緊密,沒有發炎的現象。正如預期,她有水腫,這是由於腋下淋巴結廓清,遠端淋巴液無法經由淋巴管輸回靜脈系統,淋巴液因而滲至細胞間質中造成的。佛斯特醫師對住院醫師和醫學生說,年輕女性做根除性乳房切除術恢復得很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他宣告,這次的手術很成功。
「我們為妳安排兩個禮拜內到門診來做回診,」佛斯特醫師跟艾莎說:「在這之前,如果有任何不適,像是厲害的疼痛、發燒或手臂突然變得紅腫,可以先回來找我。」
艾莎點點頭。
「傷口復原得差不多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化療。古柏曼待會兒會回來幫妳辦出院。」
下午四點剛過,我敲了艾莎的房門。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請進。」一個結實健壯的男人,身穿寬鬆的灰色外套,頭戴一頂黑色軟呢帽。
「我是馬克.溫柏格,艾莎的老公。」他說。
我微笑,自我介紹,並說出院手續都辦好了。
艾莎一臉木然,情緒隱藏得很好。我再說一次,萬一艾莎有疼痛的問題,可以服用多少劑量的止痛藥,還有下次什麼時候該回佛斯特醫師門診做追蹤檢查。
「謝謝你們對我老婆的照顧,」溫馬克說:「也許——嗯,也許我們可以請你在安息日光臨寒舍,與我們共進晚餐?我們住的地方離這裡不遠,離醫學中心只有十五個街區。」
艾莎的臉還是像面具一樣。
我不知道要怎麼答覆。這是艾莎提議的嗎?她是否同意這麼做?此外,我也擔心接受他們的邀請,有違佛斯特醫師規定的醫病關係界限。
「謝謝你的邀請,不過您夫人才剛接受手術,可能會太累……」
「沒關係,我岳母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很近,過兩條街就到了。在艾莎養病期間,她會幫我們準備吃的,也幫忙照顧孩子。」
我再次謝謝他們的邀請,說道接下來的幾個月班表還沒確定,所以時間很難安排。
馬克看著他老婆。
艾莎開口了:「我們真的很希望有這個榮幸能請你到我們家。」
* * *
接下來的星期五,太陽即將西沈的時候,我已經從醫學中心往北走,進入華盛頓高地。那天,雨下了一天,雨水刷亮的柏油路在八月豔陽的照耀下,熱氣騰騰。當初艾莎開口邀請我的時候,態度似乎有點矛盾,我因而更加舉棋不定。得知她的秘密後,我覺得我不能洩漏這樁情事,但我忐忑不安,擔心我的表情隱藏不住,讓艾莎的老公或媽媽看穿。
我一方面想打退堂鼓,另一方面又覺得不得不去。我想證明自己不只是個醫學生,而有醫師的風範。我告訴自己,醫師知道如何從專業的領域跨入病人的私生活,不會進退失據的。
溫柏格一家就住在一棟低矮的黃色磚造房子二樓,離華盛頓大橋不遠。馬克親自在街道上等我。
他們家的公寓房子不大,整理得很乾淨。通過長長的走道,就來到餐廳。艾莎見我們走進,起身歡迎。她身穿白淨的上衣和藍裙。安息日燭光搖曳生輝,她那小小的鑽石耳環也跟著閃閃發亮。溫先生走到主人座,示意我坐在他旁邊,和艾莎相對。他們兩個女兒坐在餐桌另一頭,在他岳母左右兩邊坐下。他的岳母胖胖的,眼神銳利有神,很有威儀的樣子。艾莎的女兒像她,頭髮是紅褐色的。
馬克在溫馨、寧靜的氣氛中,為女兒祈禱。之後,面向艾莎,唱起安息日丈夫獻給妻子的傳統頌歌: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珠寶。
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無損……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後的喜況就笑。
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慈愛的法則。
她觀察家務,並不喫閒飯。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讚美她說:
「行事有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過眾人。」
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她得著親自操勞的果效,
願她的工作使她在城門口得稱讚【2】。
艾莎一邊聆聽,一邊露出痛苦的神情。
她的母親問:「妳吃了止痛藥了嗎?」
「吃過了。也許,飯後我再吃一顆。」
馬克很快說完祝禱,大家舉杯、用餐,艾莎堅持幫忙夾菜。她比較喜歡用右手。這是意料中事,她的左手手指仍腫脹得像小香腸。現在還不知她的水腫何時會消退,也不知道這種淋巴結廓清的後遺症是否永遠都好不了。
「你是醫師嗎?」艾莎的大女兒蕾貝卡問我。我想起艾莎住院時填寫的資料,算了一下,這小女孩該是九歲大。
「還沒。」
「還要多久呢?」
我解釋說,醫學院要念四年才能畢業,我已經四年級了,畢業後先當實習醫師,然後做住院醫師,再來我計劃專攻血液疾病和癌症研究。
「什麼是癌症?」蕾貝卡問。
「蕾貝卡,我們要給客人吃飯啊,」外婆嚴厲地說了她一句:「不要再問了。」
窗型冷氣的噪音填補了長長的靜默。
我看了這一桌子的菜:有烤雞、牛胸肉、馬鈴薯砂鍋、雞蛋麵條。我用大叉子拿了片雞肉放在自己的餐盤上。金屬碰觸磁盤的叮噹聲在室內迴盪。
「明天溫度可能又會攀升到三十二度以上,」馬克說:「今天三十三度呢。」
我又加一句:「而且很潮溼呢。」
艾莎心不在焉地戳著盤子裡的東西。儘管馬克要她多吃,她還是對甜點興趣缺缺。
馬克做飯後感恩禱告,這頓飯就宣告結束。他們的兩個女兒似乎特別喜歡唱感恩詩。
「她們的聲音很美。」我說。
艾莎應和:「就像天使的聲音。」有那麼一刻,她的唇微微顫抖,似乎難以克制自己的情緒,於是低頭看著地板。再度抬起頭來的時候,她已經恢復了。
馬克起身,謝謝我來。他叫女兒回房準備就寢。我準備離去,又說一次艾莎母親做的菜真好吃。
「我想透透氣,」艾莎說:「我陪醫師走一小段路。」
馬克臉上閃過一絲疑慮,但沒有反對。
白天的熱還殘餘在街上。一群年輕人坐在街道尾端門前台階上喝汽水。艾莎走過時,他們的眼睛打量著她。
「你看看我過的日子,」艾莎說:「什麼都得藏起來。即使是我生病的事,大家也都絕口不提。」
我說,像是父母生病該跟孩子透露多少的問題,也是見仁見智。艾莎說:「孩子甚至不知道我住院。好像我只是消失幾天,又回來了。我的病只有我一個人扛著。馬克有什麼事,都跟拉比(譯按:rabbi為傳授猶太經典的導師、猶太會眾的精神領袖,一般主持禮拜儀式、講解教義,也會撫慰信徒。rabbi讀如「拉拜」,本書從俗沿用「拉比」)說,我媽則是跟神說,而我既不能向拉比也不能跟神說。」
「也許你可以私下找拉比談談。」
艾莎以嚴厲的眼神看著我。「你不是在開玩笑吧?在我們這個圈子,我無異是個妓女,怎麼去找拉比?」又說:「我不會去做化療。」
我不可置信地盯著她。「妳該照佛斯特醫師說的去做。他不是已經告訴妳手術發現的?你復發的可能性很高,再度復發可能就沒命了。艾莎,好好做化療吧,這樣才有機會活下去。」
「安息日晚安。」艾莎道別後就轉身回家。
* * *
我坐在宿舍書桌前,舌上還有方才那頓大餐的餘香。這個週末我值班,有個胰管阻塞的病人必須收住院。桌上擺的外科教科書翻到胰臟解剖學及相關病症那一章。禮拜一早上巡房,佛斯特醫師會考我這個部分。然而,艾莎的事一直襲上心頭。
現在,我才恍然大悟,何以艾莎會拖到這麼久才來看病。我也終於解開她先前那番謎語般的話,說什麼我會了解的。
《聖經》常常把疾病視為做了惡事的懲罰。米利暗毀謗兄弟摩西的妻子,耶和華就讓她得了痳瘋【3】。雖然後來拉比將這痲瘋視為一種比喻,象徵一個人因為嫉妒而被毀滅,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眼中,什麼比喻啦、象徵啦,根本沒多大意義。他們認為神有兩面,一面是慈愛的:孰人無過,如果人能悔改,神必然會饒恕的。米利暗後悔了,她的痲瘋就痊癒了。神的另一面則是公正不阿,賞罰分明的,犯下滔天大罪必然難逃嚴厲的懲罰。
艾莎在癌症徵兆出現之初沒有就醫,已經踏上了必死之路。然而她也曾經離開這條路,尋求佛斯特醫師的協助。如果立刻接受積極治療,至少還有生存的機會。現在她拒絕進一步的治療等於是回到那條自我毀滅的路。
我曾說,她可以信賴我,我答應她,我會好好守住她的秘密。然而,我還是希望她未曾把她的秘密告訴我。我因為知道了這件事而困擾,然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認,她找上我,選擇信賴我這個人,還是讓我覺得受寵若驚。我想,由於我們都是猶太人,基於這個相同的背景,或許我能幫她。但我現在才了解,這種想法是多麼膚淺、天真。我誤入歧途,離開事實與知識的基礎,陷入感情與想像的泥淖,真是自找苦吃。
我只是個四年級的醫學生,不是醫師。我對病人的責任,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佛斯特醫師都界定得很清楚。既然我還是學生,如果對診斷有疑慮,或者對已經決定的療法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應立刻請教資深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就目前我碰到的這個難題,該請誰來指引?
醫院裡有神職人員可以幫助病人,但艾莎在住院期間不願跟醫學中心的拉比談;雖然碰到棘手的情況,可以請求心理治療師支援,但正統派猶太教對佛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療成見很深,也不贊同利用藥物來調整精神狀況。我該信守我的諾言嗎?我認為我該幫艾莎保密。兩個禮拜後,她該回來佛斯特醫師門診做追蹤檢查。我相信,以佛斯特醫師的威嚴,病人莫不折服,艾莎應該會好好跟我們合作,接受化療。
我回頭研究我的胰臟解剖學。
* * *
艾莎並沒有照計劃回來治療。她打電話告訴秘書說,她不想來門診,也不想做化療。當時,我剛好在門診,所以知道這回事。過了幾天,我又聽到秘書告訴佛斯特醫師,艾莎取消了重新安排的追蹤檢查。
聽到佛斯特醫師說艾莎拒絕治療,我的胃一陣絞痛。他親自打電話給她問明白。他們在電話裡講了很久。
「她認為她的病是報應,是上帝給她的懲罰。」佛斯特醫師簡明扼要地說。我說,她也跟我說了,但不知艾莎是否跟佛斯特醫師透露更多的事。聽他的語氣,似乎不想再討論下去。他似乎展現鋼鐵般的自制力,就像我在開刀房見到的他。離去前,他說他還會去找艾莎談,直到理智獲勝。
* * *
三個月後,我的外科見習結束了。我雖然鬆了一口氣,但罪惡感仍在。佛斯特醫師不知花多少時間、費了多少唇舌才說服艾莎。她接受第一回化療之時,剛好是我在外科見習的最後幾天。
醫學生和病人的互動通常很短暫。幾個禮拜後,他們在某一科的門診或病房見習結束後,就莎喲娜啦了。我在外科見習後出國了幾個月,在英國和以色列選修了一些課程。醫學院畢業後,我在波士頓實習。後來,我才從留在哥大的同學口中得知,艾莎積極尋求治療的時機還是晚了。她的癌症果然復發,先來到骨頭、然後到肝,最後轉移到肺。死時,才三十四歲。
* * *
我總不大願意提起艾莎的故事。縱使說起這個故事,我也不想把來龍去脈交待得那麼清楚。回首當年,檢討自己的所做所為,這個刻骨銘心的故事足證我的無知。
在醫學院求學的頭兩年,我坐在大教室聽講,在這知識的殿堂吸收解剖學、生理學、藥理學和病理學的知識。後兩年,在各科病房見習時,臨床醫師把身體檢查的奧妙和治療的藝術傳授給我們。他們的話語常教我聽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自以為知識豐富,與時並進,我想我可承擔照顧病人的責任了。我錯把知識當洞見,在我胸有成竹地面對醫學這門科學之時,卻對人心的認知少得可憐,因而措手不及。
艾莎最後為什麼改變心意,願意尋求治療?這個問題永遠成謎。佛斯特這樣的主治醫師雖然教我認識疾病的徵兆,告訴我外科手術的技巧,但失望和絕望的主題不曾出現課程之中。像佛斯特醫師和艾莎的討論,永遠是關起門來說話。醫學生、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總是無從得知醫師如何改變病人的想法,如何打動他們的心。艾莎的死在我心裡留下疙瘩,我不想開口問佛斯特醫師艾莎如何走到醫療的盡頭,他似乎也覺得沒有必要告訴我。
然而,接下來有好幾個月,艾莎的事在我腦海揮之不去,後來才慢慢淡去。實習這段時間很辛苦,不得不全神貫注。以我受訓的麻州總醫院來說,特別注重獨立與果決的訓練。要到這家醫院實習很不容易申請得上,六百多個醫學生來申請,只錄取十八名。他們訓練出來的人才日後常成為醫學界的翹楚。為了磨練新人,這家醫院讓我們自個兒去面對困難,不力爭上游,就會滅頂。白天,我們是以團隊的方式互相提攜,由一個資深住院醫師帶領兩個實習醫師,大家共同打拚。但到了晚上,每個實習醫師值班總是獨自一人,只好獨當一面。雖然可以請求資深住院醫師支援,但就不成文的規則而言,這是無能的表現,不是懂得不夠多,就是懦弱。長夜漫漫,在病房或急診孤軍奮戰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巡房的時候,你又得精神奕奕地出現在同事面前。這就是「鐵人」的訓練。
要讓同事和主治醫師刮目相看,還得靠高明的診斷和有效的治療。因此,我們要將病歷抽絲剝繭,從中找出線索,對身體檢查所見的異常能明察秋毫,還要能就X光片上的陰影做出正確解釋,知道某一種藥物應當使用的劑量,也要知道善加利用醫療器械,以提高療效。
那段日子,日日夜夜如急行軍。我不斷衝刺,愈挫愈勇。這個體系會使你變得效率十足。在同事之間,這種效率也意味著急躁。只有跟臨床息息相關的,才值得一提。雖然說些好話,可以給病人安慰,但我們覺得這是白費唇舌。如果有人提到什麼感受啦,心靈啦,我們這些年輕醫師必然會皺起眉頭。在我們眼裡,未來是根植在客觀科學之上的。將來完成基因解密的,是我們領導之下的實驗室,描繪蛋白質結構的是我們,未來科主任也非我們莫屬,我們在各個部門設計新的器械,進行實驗醫學,測試新的療法。當初我們在理想的召喚下,踏入醫學之門。什麼「理想」?現在看來,這種字眼未免過時了,且流於做作。什麼靈魂啦,心靈啦,不是一心追求功成名就的我們努力的目標,交給社工和醫院的神職人員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還是會想起艾莎。碰到不肯服藥或沒來做X光檢查的病人,再次來到門診時,我總苦口婆心地告訴他們,為什麼非得接受治療不可。然而,我發現他們眼神黯然無光,臉上冷冷地寫著不在乎。我得承認,我很忙,沒什麼時間,也沒有什麼動機去探究:他們為何似乎身陷於絕望之中,為何增進健康這樣切身的事,對他們來說卻是無能為力,無法採取必要的步驟?過了幾年,我才慢慢從這些病人身上看到艾莎的影子。
一開始,在審視艾莎這個例子的時候,我的目光未免過於狹隘。在她的宗教觀念裡,疾病等於是報應。她這樣的罪人,怎能有什麼希望?世人都得接受上帝的審判,祂的全知全能意味著她沒有擁有希望的權利。如果現今和未來皆已命定,再忍耐又有什麼用?這種想法,真教人不寒而慄,就像一個沒有出口、活生生折磨人的地獄。
後來,我才了解到這種觀點的限制。絕望透過她的宗教背景和信念來訴說,來做隱喻。
只有在你認清有真正的選擇,而且你真有權利選擇的時候,才有希望【4】。你相信你真能有所轉變,你現在的行動可以改變未來,希望才會顯現。如果要擁有希望,你必須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況。如此,我們的命運不再是外力能夠完全支配的。
但是,當時我沒有這樣的洞見,後來不知有多少年,這個盲點仍在。在我做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期間,碰到像艾莎這種抗拒治療的病人,出於絕望將未來抵押,我總是覺得很困惑。在小組巡房討論時,我們總喜歡把過錯推給病人,說病人「頑固」、「不合作」。這些標籤只有擴大我們和病人之間的距離。標籤只是我們推卸責任的一種方式,為病人貼上這樣的標籤,其實只有加深他們的絕望。
艾莎自覺了無希望。因此,我很驚訝佛斯特醫師竟然能夠說服她接受化療,這真像是奇蹟。艾莎信賴我,跟我說她的秘密,然而我卻無力拉她一把,帶她走出絕望。我迷惑了,不知該如何是好。當時,我年輕氣盛,自知該負起責任救她,但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給她希望。佛斯特醫師就知道,但這一課從來就沒排入醫學院的課程。我真的很希望知道佛斯特醫師是怎麼說服她的,他是怎麼突破的。他該不是只教我開刀、教我縫合傷口,教我怎麼治好病人。然而,佛斯特醫師不會跟醫學生分享這樣的心得,告訴我們他是怎麼改變病人心意的。這樣的事其實非常重要,然而當時我的了解還很有限。經過多年的摸索,我才慢慢學到這一課。
【注解】
1.由於我們對腫瘤的生理學了解不夠,因此多年來一直以根除式乳房切除術做為乳癌標準療法。以前,我們認為只要盡可能清除乳房周圍的組織,才能根絕癌症。這種想法多年來根深柢固,如果有人質疑,必然遭到阻力,即使研究資料顯示這種激進的作法不一定有必要。關於乳癌,Barron H. Lerner的《The Breast Cancer Wars: Hope, Fear, and the Pursuit of a C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是絕佳參考書籍,不但介紹乳癌治療的醫學層面,還觸及乳癌治療的社會和政治面。現在,得了乳癌的婦女有更多的選擇,包括保留乳房下方肌肉和軟組織的單純性的乳房切除術,保留乳房僅將腫瘤切除的腫塊切除術,以及檢驗淋巴結看是否有癌細胞存在,再加上放射線治療。
2.出自《舊約》箴言三十一章,十至三十一節。中譯見李常受譯《聖經》(恢復本),台北:台灣福音書房,二○○三,第九三三頁(譯注)。
3.參看《舊約》〈民數記〉第十二章。我們可以參看《Etz Hayim Torah》(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652-653頁)一書,對這章節所做的解釋:「如果把疾病當作是做了某件事的報應,而病治不好是意志力缺乏的問題,這在醫學上是無稽之談,對病人的心理也是很殘忍的打擊。我們要注意,律法要告訴我們的是:痲瘋病是可以治癒的病,而不應解釋為懲罰。我們應該要問:什麼樣的行為或情況使得一個人被今天的社會隔離?在這種情況之下,宗教可以做些什麼,以使個人重回社會?」
4.我的體認是,不只是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人生很多時候也是如此。我是從閱讀期刊和劫後餘生的人身上得到這樣的感想。像猶太作家李維(Primo Levi, 1919-1987)、威瑟爾(Elie Wiesel, 1928- )以及曾被共產極權迫害的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 1948- ),他們不只是把希望的焦點放在活下去,而是在遭受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勞改營的酷刑時仍不放棄自己的尊嚴。就我的個人經驗而言,希望的這個面向也可運用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例如我們要增進自己與親人的關係、改善財務狀況,甚至用在政治的選擇上。希望含有控制的意味,包括自我控制,以及不為外力所控制。這也是我從艾莎的悲劇學到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