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自序

想像之外的國度

　　雖然我慣用右手，卻是用左手寫這篇序的。一個月以前，我的右肩動過手術，醫生不准我這段時間用右手，即使我想用也沒辦法。我寫得慢吞吞，而且動作笨拙——不過，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愈寫愈順手，也愈來愈自然。我一百在適應，也不斷在學習——不只是用左手寫字而已，而是同時適應十幾種左手技巧；為了彌補一隻手臂吊著吊腕帶的不便，我的腳趾也變得非常老練。右臂剛剛固定的頭幾天，我總是走不穩，不過，現在我走出另一種方法，找到一種新的平衡。我已摸索出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習慣……至少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我。我腦中一些程式與電路必然有所改變——神經鍵重量、神經連結與訊號的改變，不過，我們腦部造影的方式仍然太過粗糙，無法顯示這一切。

　　雖然我的調適是刻意的、計畫過的，而且有些是經過嘗試錯誤而學會的（頭一個星期，我左手的每一隻手指都受了傷），並且多半是不知不覺中自然發生的，經過我完全不了解的重新設計與適應（正如我不了解，也無法了解我是如何正常走路的）。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下個月我又可以重新適應，再度充分（也「自然」）地使用右臂，復原我的身體形象，使我再次成為一個靈敏的右撇子。

　　然而就這種情況而論，復原絕非像組織的癒合一般，是一稱自動且簡單的過程——它（復原）牽涉到肌肉與姿勢調整的關係，一套新秩序的先後順序（以及其協同作用），學習與尋找一條復原的新途徑，我的外科醫生很能體諒人，他自己也動過同樣的手術，他這麼告訴我說：「我可以給你一般的準則、限制和建議，不過細節方面，就得靠你自己去體會了。」我的物理治療師小傑也說過類似的話：「每個人調適的途徑不同，我們的神經系統會自創蹊徑。你是神經科專家——這種情形你一定看多了。」

　　正如物理大師戴森愛說的一句話，自然的想像力比我們來得豐富，他談到物理界與生物界也具有這種豐饒的特性，物質形體和生命形態種類無窮，而且多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身為醫生的我，就健康與疾病的現象，研究自然的豐富與多樣，探索個人適應的各種形式，人類也藉著這種身體機制，在面對生命的挑戰與變化之際，去適應與重建自己。

疾病的創造力

　　以這一層意義來說，缺陷、不適與疾病，可以扮演一個矛盾的角色，讓人發揮潛力，倘若沒有這些缺陷、不適與疾病，可能永遠也看不到、甚至也想像不到許多發展、進化與生命的形態。這就是疾病的矛盾現象，也就是其「創造性」的潛力，才形成本書的中心主旨。

　　因此，儘管有人可能害怕因為疾病肆虐所帶來的不適，其實偶爾也可以把疾病看成是極有創意的——因為如果它們破壞特定的途徑，或是特定的行事方式，可能會迫使神經系統改道，強迫身體發展出其不意的成長與演化。我認為這種發展或是疾病的另一面，隱然存在於每個病患的體內，而這正是我所特別關心，也最希望闡述的內容。

　　神經學專家盧力亞也提出類似的想法。他一生致力研究罹患腦瘤或腦部受傷與中風病患的長期存活情形——以及他們用來生存與適應的方法。他也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研究聾啞病人（其良師為維考斯基。維考斯基談到這類孩子時，均強調其完整性，而非其不足。

　　一名殘障兒童，代表著一種性質迥異、形態獨特的發展……如果一個瞎眼或耳聾的孩子，達到與正常孩子同樣的成就，那麼這名有缺陷的孩子，即是以另一種方法、另一條途徑，並且藉由另一種手段，而達到這個目的。對教師而言，了解這條途徑的獨特性也尤其重要，因為他必須帶領孩子沿著這條路去走。這種獨特性，將殘障的短處轉變為補其不足的長處。

　　盧力亞認為，這種徹底的改變可能因應需要發生，我們對腦子有了一種新的看法，新的見解。頭腦的程式設計並非固定不變或是靜態的，反而是活潑、精力充沛的，它有一套效率絕佳的適應系統，會受到進化與改變而啟動，永不止息地順應有機體的需要——它最重要的需求，即是無論頭腦的功能遭遇到任何缺陷或失序，都能建立起一個合於邏輯的自我與世界。頭腦會作細微的區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對知覺與行為的每個層面來說（從對顏色或是動作的知覺，或許一直到個人知性的發展方向），有好幾百個微小的區域，占有非常關鍵的地位。令人稱奇的是，這些.微小的區域究竟是如何合作，並且整合成為一體，而創造出一個自我）。

　　頭腦這種了不起的可塑性，其震撼人的適應能力，甚至在神經或知覺系統發生不幸的特殊（且往往是絕望的）狀況之下，已經支配了病患們的生活，以及我個人對病人的了解。偶爾我甚至忍不住納悶，是否有必要為「健康」與「疾病」重新定義，以有機體創造一個新組織與新秩序的能力來看它們，新組織適合有機體特殊和因病改變之後的習慣與需要，而不只是牽就定義的「標準」而已。

　　疾病代表生命的約束，不過倒不一定非有這種約束不可。我所有的病人，無論問題為何，幾乎都在積極地過日子——他們不僅不顧自己的不便，反而往往因為身體的不便，而幫助他們更能體驗出生命之美。

浴火重生的故事

　　在此敘述七段有關自然的故事和人類心靈的故事，其中有許多出人意料的發展。本書中的人，受到各種神經病情的肆虐，如杜雷特症候華、自閉症、失憶症以及完全的色盲。他們正是這些病情的例證，也是傳統醫學觀的「病例」——但他們同樣也是獨特的個人，其中每一個人都活在（等於也創造了）他自己的世界裡。

　　這些也是求生存的故事，在經歷改變與偶爾劇變後的狀況下生存——這種生存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我們了不起的重建與適應能力，然而這種能力有時也有其危險性。我在以前寫的書裡，談到神經疾病方面的「保存」自我，以及（比較少談的）「喪失」自我。現在，我反而覺得這些名稱太過簡單——而且在這種情況下，自我既沒有喪失或是保存下來，個人反而在頭腦遭受劇烈改變的「現實」之後，重新適應現況，甚至是產生質變。

　　對醫生來說，研究神經疾病，必須研究病患在疾病的刺激之下，其內在世界創造出什麼樣的自我。然而病患的其實狀況，亦即他們與他們的頭腦建構自我世界的方式，我們實在無法完全透過觀察外在行為大了解。除了科學家、博物學家之類的客觀途徑之外，我們也必須運用許多人所使用的方法，正如傅柯所寫的，一躍「而進人病患意識之內，『試圖』以病患自己的眼睛，來看這個病理的世界」。把這種直覺或將心比心的性質和必要性描寫得最淋漓盡致的，就屬契斯特了，不過倒是透過另一人之口，亦即他宗教上的導師——布朗神父。因此有人問到布朗神父的方法與秘密時，他回答道；

　　如果你懂得科學的話，科學是一件很雄偉、壯觀的東西，也是全世界最了不得的一個字眼。可是如今十之八九的人用到「科學」兩字的時候，究竟所指為何呢？他們說偵探是一種科學時，指的是什麼？說犯罪學是一種科學時，指的又是什麼？他們的意思是從一個人的外部，把他當作一隻巨大的昆蟲來研究，放在明確且毫不偏頗的燈光下檢視，也就是我所謂沒有生氣、沒有人性的燈光之下。他們指的是離他遠遠的，彷彿他是個距離遙遠的史前怪獸，定晴注視他「罪犯的腦袋」，彷彿那是一種恐怖的腫瘤，就像犀牛鼻子上的角一樣。科學家談到某種類型時，絕不是指他自己，而是指他的鄰居，並且可能是比較窮困的鄰居。我不否認明確的燈光偶爾可能是好的，不過在某一方面來說，它正是反科學之道而行。

　　因此它不但不是知識，反而是壓抑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是把朋友當作陌生人，假裝熟悉的東西是隱密的，是百思不透的。就好比說一個人兩眼中間長了一隻長鼻子，或是每二十四小時就發作一次沒有知覺的症狀。而你所謂的「祕密」，卻恰恰相反，我並不想研究人的外部，而想鑽研其內在。

奔向人類經驗遙遠的邊界

　　若想研究大幅改變的自我與世界，就無法完全在會議室或辦公室做到。法國的神經學家雷密特對這點特別敏感，他不僅在診所觀察他的病人，更親自登門拜訪，帶他們去餐廳或戲院，或是和他一塊兒坐車兜風，儘可能分享他們的生活（其實這也類似一般的家醫科醫生。因此，我父親九十高齡那年，極不情願地考慮退休的時候，我們說：『至少別出診了。』但他卻回答道：『不行，其他都可以放棄，但是要親自出診。』）

　　心中懷著這個想法，我已脫下白外套，離開了過去服務二十五年的醫院，到病患真正生活的世界，去探究他們的生命，覺得自己有點像博物學家，仔細檢查稀有的生命形態；也覺得自己有點像人類學家，也就是這個領域裡的神經人類學家——但是我仍然最像一名醫生，為病患從這一家奔走到另一家，奔向人類經驗遙遠的邊界。

　　這些都是由於神經方面的機遇，所引發蛻變的故事，然而蛻變形成的另一種存在狀態，是另一種生命形式，並不因為它的與眾不同，而稍減一點人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