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

亞洲例外？



偽民主主義

如果民主要在亞洲與全世界成功的話，它就必須在威權體制最成功的地區取得勝利。當新加坡的經濟傲視所有非民主國家時，中國也已經進入長期的實驗，實驗中結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威權政體、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成長──這些都是使新加坡領導人得以維持長期霸權的助力。

1986年，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命令下，趙紫陽成立任務小組，著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項任務背後的動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菁英普遍認為，「要推動經濟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決共產黨過度集權所造成的效率不彰問題。鄧小平自己也憂心忡忡，把改革視為嚴謹的有效條件。1987年，他強迫解除黨總書記胡耀邦的職務，因為他過於傾向自由改革，對學生示威遊行過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祕書長一職的趙紫陽，他所信任的左右手鮑彤也贊同改革者的理想。他們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官員」，討論如何黨政分離、引進制衡做法、在共產黨內部建立民主機制（包括政治競爭與言論自由），並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護大眾公民自由的情況下）。趙紫陽的想法相當大膽，他甚至建議各省人民大會（相當於美國州議會）舉行選舉競爭，只是大部分中國省分的人口，都比其他世界各國多很多。他的目標並非「自由式民主」，而是「自由化的共產黨體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這個體制下，共產黨可以用比較負責與透明的方式治國。

一年後，任務小組上呈一份討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的報告。即使報告中的建議相當籠統，但鄧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們不能放棄獨裁政體，更不得順應民主化的觀點。」1987年10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准改革大綱；到了1988年，辯論的氣氛稍微緩和。但是，1989年4月，此計畫在內部爆發。中國的大學生與其他人在北京聚集，弔唁胡耀邦的過世，並抗議政府未對其過世作適度的表彰。學生利用和緩下來的政治氣氛，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藉以譴責貪腐，並提倡中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最後，「中國當時總計434個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學生、知識份子與工人，加入這場大規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過10萬名示威者呼籲民主，這使得共產黨相當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嚴，後來在6月4日，中國當局以血腥的軍事攻擊淨空天安門廣場，並鎮壓民運活動。趙紫陽與其他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肅、下台的命運，而鮑彤則判刑7年。中國共產黨歷經一場「瀕死經驗」，再加上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中國領導菁英禁止在可預見的未來從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國的開放與多元，是1980年代與天安門事件後所難以比擬的。過去激進的意識型態──事實上幾乎都是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型態──已成往事。共產黨已張開雙手迎接富裕的資本家加入，並在省政府裡策略性安插終身共產黨員，而國營事業的經理人也已成為富裕的資本家。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氛圍、對運動與監督的嚴格管控，已由「微調後的『選擇性打壓』策略所取代，從此只針對公開挑戰……當局，不為大眾著想的人。中國是少數容許同性戀與跨性別裝扮的威權國家，但仍禁止政治異議人士」。

共產黨政權依然相當殘暴，每年官方處決5千到1萬2千人，高於其他世界各國的處決人數總和。記者、律師、公民社會運動人士、知識份子與其他挑戰制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軟禁）。但是，中國的獨裁體制逐漸變得成熟，滲透組織、收編企業人士、教授、知識份子與學生，派遣3萬名受過訓練的「網路警察」過濾網站、網頁與電子郵件。後者有一個極具企圖心的目標，希望盡力肅清網站的「有害資訊」──可能被用來「在國家陷入危機時顛覆政權」──據估計有1億4千萬中國使用者（包括3千4百萬中國部落客）會看到這些資訊。如今，中國的網路工具已經可以擋掉「顛覆」等字串，以及「民主」、「人權」、「法輪功」（反共產黨宗教運動）與「6月4日」（1989年政府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的日期）等關鍵字。夾帶著本身龐大的市場力量，中國當局警告谷歌、雅虎與微軟等國外企業必須自我審查。思科在1998年幫助中國建構網際網路時，已經遭「指控幫助政府當局設計程式，使他們得以滲透並監督網路。」2004年以後，中國以更激進的滲透方式加強網際網路的審查，同時，海外的民運人士則發動「網路鬥爭」（cyberstruggle）以規避中國的審查。

從許多原因來看，可以相信威權統治的形式──如果不是實質上，或許名義上仍是共產黨──將在中國維持很久。對於經濟改革的世代來說，開放世界最大的市場，已經創造了無止盡的榮景。經濟成長率仍然維持8％到10％（甚至根據官方數字，顯示2006年為10％）。鄧小平於1978年執政，之後25年，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增加7倍，約有2億5千萬人民脫離貧窮。報紙發行量增加3倍，出版書籍的數量增加11倍。今天每2個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電視機；而1978年，每1,000個家庭中，只有3個家庭有電視機。1975年到2004之間，中國的整體「人類發展指數」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執著於共產黨意識型態的話，至少看起來他們對體制改善生活水準的作為感到滿意。但是，日子最好過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煩──在企業界剛崛起的都市新貴、專業人士與大學生。

從許多政治因素可預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時也是專門研究中國的頂尖學者與民主的提倡者）所稱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許多方面，中國現在的體系，已經大到不再適合由一人主導（如毛澤東、甚至鄧小平時代的政權），此外，也比較制度化。領導人的接班，由程序法規與準則明確定義；並限制任期，以確保權力交替。軍方與退休的政黨大老，影響力大幅降低。領導階層的教育水準較高，接受的訓練也較完善，在徵募人才時更注重能力，比較不會有派系之分。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參與決策過程、抱怨決策，從競爭的村落選舉（首次在1987年舉行）、人民大會的許多層面，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訴訟控告政府單位。

自1990年代早期開始，就已落實其他治理相關改革，以精簡政府組織，減少國營事業的國家占股，建立財政法規單位，在政府採購上引進競標，改善課稅，以及──最近期開始的──整頓過度擴張的銀行產業，包括其背負的不良債權（non-performing loan），並囚禁最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學的華裔政治學家楊大利，認為這些改革「有助於改善效率、透明度、國家行政的公平性」與「企業環境」。從黎安友、楊大利與其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當代領導人相當聰明、有能力、務實、不民主，這種情況未來勢必將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威權體制轉型

但是，多長才算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如何步下威權體制的階梯？關於這點，有4種可能的劇情發展。

威權統治可持續幾十年，逐漸從目前的獨裁制度，轉變成「協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實司法獨立、公民多元主義與民眾的集思廣益，而非選舉或更具威脅性的交出共產黨霸權角色。換句話說，中國的體制將會像鄰國新加坡一樣，逐漸變成非共產制度，也較少出現打壓的情況。但是，除了兩國在國土大小上的巨大差異之外，中國貪腐情況嚴重普及，因此還看不出來要如何遏止，除非人民有權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們的領袖負責。如果中國真的走向「協商式法治」制度，擁有真正的司法獨立，而且獨立媒體、公民團體與異議人士也有更多空間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正如中國上個世紀的歷史重現，將會出現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規模運動──其規模之大，是新加坡領導人難以想像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害怕蘇聯戈巴契夫所追求的那種政治改革。而中國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見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頂尖的知識份子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過程一直在累積風險。中國就像一輛不停加速、卻沒有煞車的火車，一直前進，然後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民主化，正如台灣與南韓（比較不是漸進的發展）一樣。根據「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經濟學家暨前「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羅文（Henry S. Rowen）預估，中國的人均所得將會持續快速增加，就算現在有點緩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經濟成長將會使中國的人均所得，從現在的6千美元（以「購買力平價指數」折算），達到1萬美元（以2006的幣值計算）──約莫相當於墨西哥與馬來西亞今天的的金額，而比南韓1987年進行民主化時稍高。羅文估計在2015年前，中國將會成為至少「部分自由」的國家（根據自由之家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等）。假定接下來10年，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會以5％的速度緩慢成長，羅文預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將會攀升到1萬4千美元（根據2006年的幣值計算），相當於今天阿根廷與波蘭的人均所得。屆時，羅文預期，中國將會因本書第四章提到的內在力量驅使，而轉型為民主體制。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準上升與資訊普及，社會逐漸複雜與多元，種種一切都將迫使政府釋出更多政治自由與政治競爭，以維持其合法性。

民意調查結果也支持羅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間，在中國，支持民主價值的人明顯增加，雖然人數仍然比香港與台灣少。舉例來說，在中國同意「政府領導人就像大家長，我們全體都應該遵從他們的決定」的比例，從73％掉到53％；願意讓「正直誠實的領導人……決定一切」的比例，從70％滑落至47％；認為「法官在裁決重要案子時，應接受行政機關指示」的比例，從64％降到45％──也不過在短短10年間，就發生了上述這些變化。到了2002年，拒絕威權主義價值的比例，跟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個人特質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響個人是否支持民主價值。中國人教育程度愈高，就會愈支持民主價值。

中國民主化的最後兩個可能性是，假設現在的體制無法持續，或無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漸轉型。那麼，它可能會展開新形式的威權政體，或新形式的民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觀點中，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奇蹟的基礎已腐蝕；而根據政治學家裴敏欣的說法，此問題將無法解決也無法改革，因為共產黨與國家本身就是問題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國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的駐會學者，就像楊大利一樣在中國出生長大，如今是美國研究中國的頂尖專家之一。她堅稱中國的獨裁制度將無法「繼續發展」，相反的，中國將成為「去中心的掠奪型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官員的私利」──在經濟持續繁榮時大撈一筆，用盡各種手段快速致富──將緩慢瓦解政治穩定。結果是經濟無法持續成長，「造成社會不平等擴大，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不足，環境遭到破壞，官員普遍貪腐。」許多縣市已可見犯罪集團與政府當局掛勾，獲得政府保護，進而掌控企業，他們因此成為「當地的地下政府」。這些當地的黑社會頭子，不僅掠奪貧困農民，更徵收違法稅金與費用，接著廉價出售土地以獲得更有利的發展。2006年，政府報告中，「宣稱超過60％做為建築用途的土地收購，都是違法。」2006年9月，「中國審計長警告掠奪與濫用政府用地，將會摧毀許多資產價值，嚴重威脅國家。」胡錦濤主席也積極展開取締──但都是選擇性針對中立的政敵──結果並未能解決這次廣大的危機。裴敏欣與其他評論家預測，中國體制頂多能解決表面問題，遲早中國會屈服於「幾乎所有獨裁政權中，都會發現的自我摧毀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應人民需求、政商掛勾與貪腐。

這樣看來，中國正困在轉型過程的半途中，欠缺機制化的工具與意願來完成轉型。在很久以前，這些症狀就已經抑制經濟成長，強化人民的不滿，並進一步磨損國家的合法性與治理能力。裴敏欣並不認為共產黨短期內會瓦解，反之會繼續「陷入長期經濟與政治停滯」，而如果不先採取基本改革的行動，最終會在「相當於銀行擠兌的政治情勢」中瓦解。如今，中國已看到政權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明顯訊號。2006年，中國一位出身名門的知識份子告訴我，愈來愈多中國共產黨官員把個人資產匯往海外。「我們（對中國政權的未來）感到悲觀，」他說，「而他們自己更悲觀。」

裴敏欣相信，一個政權瓦解，可能將帶來新形式的威權主義（或帶來國家失敗），例如民主。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觀點，認為充斥「貪腐、治理不佳、不公義、動盪不安、打壓」的地方，將會邁向民主。花了近10年時間研究中國的加拿大政治學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國的民主未來》（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繪出我認為中國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轉型發展。

不論成功或失敗，所有威權政權都會被咒罵。如果羅文對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推測正確的話，在2025年之前（或某個即將出現的日期），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勢必躋身中產階級之列。一旦擁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質基礎，他們將會要求更多：正義、尊嚴、責任、義務與發言權。就算未來逐漸推動改革與落實優良治理，新中產階級還是無可避免的會抱怨地方貪腐、徇私與壓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機制的情況下，將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民主機制讓選民可以撤換表現不佳的各級政府首長。這是樂觀的版本。比較悲觀的情況是，如果中國達到羅文預期的收入水準，而不平等與貧窮的程度不減的話，「激進的貧窮族群」將瀕臨爆發邊緣，而政治轉型則會以另一種更暴力的方式出現。

吉雷認為無論中國情勢朝哪一種可能性發展，中國領導人必須應付的對象，將是比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時，更大、資源更豐富且連結更強的公民社會。這是經歷過去10年市場改革與擴張的燦爛時代之後，難以避免的後果。隨著報紙、書籍、電視與電腦的蓬勃發展，「中國現在充斥著1990年代早期所認定的煽動性資訊。」如今在政府登記有案的非政府組織數目，從1988年的4,500個，飆升到2006年的30萬個，有些人估計實際的數字還要多10倍。

面對愈來愈有自信、資訊更豐富、連結更強，更要求民主的社會，為了達到人民的期待，中國領導人未來至少必須賦予人民組織、言論與集會的自由，並以選舉競爭撤換表現不佳的各級地方政府首長。中國的執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將通往民主，而共產黨可能因此失勢，因此相當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確的抗拒，可能引發民眾示威動亂，如同1989年天安門事件一樣，但這次的動亂將來自更廣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會，很可能瞬間顛覆政府──至關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產黨領導人連安置好自己人馬與財產都來不及。因此，這樣的時刻可能會來臨（就如南韓與台灣一樣）──執政菁英判斷寧可冒失去政權的風險，也不願失去一切。因為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可能會有人提醒他們近代中國歷史的教訓：「等待過久的政權，最後會目睹領導人被拖出辦公室、一槍斃命。」

雖然，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願意接受漸進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開的溫和改革，最後停頓下來。村落委員會的選舉競爭，逐漸落入地方政黨領袖與黑社會的操控。全國人民大會無法嚴謹的制定法律與監督；人民代表提議的法案，沒有一件變成法律，但是每年仍舉辦年會，正如《紐約時報》最近的社論所言，「這不過是在已經作好的決定上蓋合法的印章罷了。」行政訴訟的案子大幅減少，因為原告發現他們勝訴的機率只有五分之一。律師一個接一個遭到當局羈押與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並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對於政治改革的保留態度很難逆轉，因為正如吉雷所解釋的，共產黨「領導階層現在作繭自縛。他們可以拒絕改革，然後面對民眾示威抗議；或者落實改革，然後丟掉飯碗」。

民眾憤怒與示威的導火線，不只源自因經濟發展而產生對民主化的急迫感（如1980年代的南韓），還包括威權體制的崩潰。就像中國以前的朝代，當不良治理達到最大的臨界點時，共產黨可能會失去「天命」。如吉雷與裴敏欣所強調的，犯罪、貪腐、裙帶主義、銀行弊端、地方霸權、中央政府對民眾需求反應慢半拍與其他不利因素，均威脅到政權的存續。愈來愈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與中國國勢最不對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國家」，而對中國來說，也可能已變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與城鄉的發展，差距愈來愈大。在鄉間發展愈落後，失業率飆高的同時，年輕人紛紛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無根的移動勞工，隨時都可動員起來示威遊行。「不論何時，都可看到1 億2千萬名來自鄉下的移動勞工，在城市街頭遊蕩、尋找工作。」投注在衛生與教育的資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國對傳染病（如愛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發的SARS危機）毫無抵抗能力，剝奪貧窮人民在共產黨（真正）統治下應享有的基本衛生照護。慢性病也爆發疫情，據估計2006年愛滋病帶原者增加30％，總人口的10％則飽受肝炎所苦。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嚴重侵蝕，四分之三的湖泊與一半的河流遭到汙染。中國總計3萬3千座水壩中，有三分之一（涵蓋100座大型水壩）「被認為『未臻完善』」。結果導致沙漠蔓延（到達北京邊界），環境汙染嚴重，水災氾濫。另外，還有道路狀況與工作場所安全的問題：2002年，有10萬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內有10萬人因為鼠疫入侵人類環境而致病，礦災罹難的數量高於印度13倍。上述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姑且不論這些問題之間還有複雜的關聯──都可能在未來10年演變成危機；或者，當功能失常的情況繼續蔓延，進而影響其他功能、甚至整個國家的運作時，就會演變成吉雷所說的「轉移性的危機」（metastatic crisis）。

中國的領導菁英──逐漸變成能幹的經理人──可能還可以應付現況一段時間。但問題是，他們是否可以解決侵蝕穩定基礎的基本症狀。如果他們無法解決的話，那麼政經表現不佳或任何危機（如股市崩盤、環境災害或管控不佳的傳染病），都可能使政權垮台。基於務實理由，企業主（即使是那些效忠於政權的企業主）或沒有特定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都可能是最先變節的人。同樣的，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看到政府揮霍他們辛苦賺錢繳納的稅金，也可能最先變節。某些地區的企業人士，正悄悄的把錢匯給民運人士和知識份子。

影響共產黨穩定的另一大隱憂，莫過於公民社會的宗教基礎逐漸發展。其中包括有來自反共產黨組織「法輪功」的挑戰，這場近年萌芽的運動，秉持的教義基礎是佛教與其他中國傳統學說與實踐。根據中國政府的估計，1999年政府對法輪功展開殘暴的鎮壓時，全國有7千萬名法輪功學員。雖然中國明文禁止，但法輪功仍轉為地下活動，祕密廣發刊物，包括對共產黨統治的「9項批評」。此外，基督教也蓬勃發展。據估計，全國有3千5百萬名信徒在政府許可的教會聚會，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做禮拜，基督徒的人數可能超過1億，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也不過才7千萬人。最令中國當局憂心的是，共產黨員已失去他們的信心，而基督徒與其他宗教組織剛好填補這個道德空缺。事實上，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許多領導人與知識份子都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其他人則加入法輪功──這絕非巧合。鮮少信仰體系像宗教這樣，能動員團結人民，為共同目標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體系，相容於宗教或深受宗教啟發。「可以這麼說，中國在開明的知識份子領袖帶領下，比蘇聯轉型時期的狀況更好。」開明民主的思想與經典在中國流傳，不只大學裡，官方學校與政府機關，甚至是共產黨內，都可見其蹤跡。此外，相當多主張自由意志論的人，譴責過度傲慢的國家（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許多民主著作也已經悄悄的翻譯成中文。但是，中國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們文化本身的儒家與道家經典作品，並以現代民主的觀點，重新加以詮釋。這些學者夥同藝術家與作家，一起試圖將民主的「知識轉變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學者向我解釋的。中國的地下民運人士也相當有創意，不僅廣發禁書與改革派雜誌，更找到辦法在網路規避獨裁者的監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轉成「火星文」，來逃過網路警察法眼。電子郵件、部落格、手機與簡訊等營造出來的虛擬世界，使他們得以跨越距離互相連結，並在各種活動中得以保持聯繫。基於這些理由，對大規模民主運動來說不可或缺的全國公民網絡，目前正緩慢成形中，而在下個危機出現時，可能會具備驚人的能力，得以動搖整個體制。

在上述吉雷與其他觀察中國的學者所預見的可能劇情中，這類大規模公民運動的出現，將會使領導高層陷入分裂。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與務實派，可能會和民主反對勢力中的溫和派協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蘭與其他地方，這樣的協商結果，是使保守份子與軍方得以「保住面子與利益」的讓步──軍方很可能會在危機一開始，就和共產黨脫離關係，拒絕重蹈1989年的覆轍。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有任何社會團體，能提供其他政治體制的選項。目前沒有──但1990年的俄羅斯也沒有。我猜想，發生在俄羅斯的情況，也會在中國出現：反對勢力的龐大聯盟，為了推翻共產黨政權，將會短暫的結合，之後再分道揚鑣。在2025年之前，中國是否能順利實施可行且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還很難說，但是屆時共產黨（如果還執政的話）治理中國的時間將長達76年──超越俄羅斯共產黨與墨西哥「革命體制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執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膽預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會維持不變，但中國將會有所不同。



（摘自本書【part 2 】全球民主展望）

亞洲例外？



偽民主主義

如果民主要在亞洲與全世界成功的話，它就必須在威權體制最成功的地區取得勝利。當新加坡的經濟傲視所有非民主國家時，中國也已經進入長期的實驗，實驗中結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威權政體、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成長──這些都是使新加坡領導人得以維持長期霸權的助力。

1986年，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命令下，趙紫陽成立任務小組，著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項任務背後的動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菁英普遍認為，「要推動經濟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決共產黨過度集權所造成的效率不彰問題。鄧小平...

【導讀】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引介戴蒙教授新書朱雲漢【中文版作者序】民主的挑戰與機會【引言】民主時代的開端part1部分轉變的世界第一章普世價值第二章民主浪潮第三章民主衰退第四章民主的動力是什麼──談內在因素第五章民主的動力是什麼──談外來因素第六章支撐民主的力量──印度的故事part2全球民主展望第七章拉丁美洲動盪不安的民主進展第八章後共產主義的分裂──東歐及俄羅斯第九章亞洲例外？第十章中東可能民主化嗎？part3民主更新的道路第十一章使民主可行的方式附錄

【導讀】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引介戴蒙教授新書朱雲漢【中文版作者序】民主的挑戰與機會【引言】民主時代的開端part1部分轉變的世界第一章普世價值第二章民主浪潮第三章民主衰退第四章民主的動力是什麼──談內在因素第五章民主的動力是什麼──談外來因素第六章支撐民主的力量──印度的故事part2全球民主展望第七章拉丁美洲動盪不安的民主進展第八章後共產主義的分裂──東歐及俄羅斯第九章亞洲例外？第十章中東可能民主化嗎？part3民主更新的道路第十一章使民主可行的方式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