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民主的挑戰與機會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中文版出版之際，正值全世界民主面臨新挑戰與新困難的時刻。2008年9月在美國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橫掃全世界最嚴重、影響最劇的經濟衰退。事實上，由於此危機起源於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而這個主要的民主經濟市場，卻未對國內金融機構不計後果的經濟活動作任何規範與限制，也因此嚴重傷害民主的威信。過去30年來，自由式民主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模式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評論家現在懷疑此次金融危機將會使中國大陸（目前握有超過一兆美元的公債）繼續在全球崛起。雖然在危機爆發之前，有些發展中國家開始懷疑中國大陸的模式──國營、威權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能夠持續促進發展。
全球民主發展趨勢
全球民主與自由的發展趨勢，並未帶來激勵人心的消息。冷戰結束後，2006年到2008年連續3年，全世界自由度下滑的國家數目，首次超過那些自由度改善中的國家數目。自由之家每年出版的《全球國家自由度調查報告》發現，2007年，有38個國家自由度下滑，只有10個國家上揚；2008年，此數據為34比14。同時，民主國家的數目，在1990年代中期大致達到平衡後，就一直停滯不前。符合民主資格的國家，比例在1995年為61%（177個國家），在1999年為63%（120個國家），在2008年為62%（119個國家）。歐洲與美洲大部分仍為民主國家。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對民主模式來說，情勢較不穩定、充滿挑戰或渾沌不明。亞洲、非洲與前蘇聯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即處於這種情勢；同時，中東地區仍然大幅落後，尚未有任何民主國家出現。
在亞洲，台灣、韓國與日本的自由式民主體制，仍然相當強健、充滿活力。至於台灣，由於「藍營」與「綠營」造成的政治兩極化，仍處於動盪不安中──藍綠之所以對峙，部分是因為國家認同的問題，部分則是因為前總統陳水扁及其家人、昔日部屬遭到起訴，罪名是大規模貪瀆。但是，台灣的政治與司法機關仍然相當有影響力與公信力。即使處於這樣痛苦的插曲中，國內並未出現任何聲浪，要求採納另一種政府體制。此外，台灣、韓國與日本的民意調查顯示，一般民眾基本上還是認同自由價值，但有很多民眾反對威權體制。從這些角度來看，這些國家的民主可說是相當穩固。
但是，當我們檢視其他國家，亞洲的狀況就比較渾沌不明，甚至令人有點洩氣。過去2年來，因為菲律賓上次總統大選的舉辦過程疑雲重重，加上總統艾若育愈來愈獨裁的統治風格，自由之家已經把菲律賓降級為非民主國家。雖然泰國已撤軍並回歸選舉政治，也不像亞洲其他國家面臨因種族與語言不同而導致國家分裂的問題，但是泰國仍然因為支持與反對前總理塔克辛的兩派勢力之間政治分歧，導致政府空轉，整個社會陷入撕裂。當選執政的親塔克辛政府，已淪落街頭示威；現在由民主黨（Democrat Party）帶領的聯合政府，也因為同樣出於偏執的反民主街頭壓力而大受打擊，不過，這一次是由塔克辛支持者發動的。病重的泰王似乎再也無法消弭國內的歧見，控制情勢以免一發不可收拾。
巴基斯坦的情況更為嚴重，許多觀察家擔憂該國可能正邁向失敗的不歸路。孟加拉也一樣，雖然贏得選舉的政府已經重新執政，但是這兩個政府體制都無法展現遏制貪腐、有效治理的能力，以解決政府渴望發展的需求。這些國家同樣由於對立的政治敵營彼此鬩牆，分歧加深且高漲，因而無法攜手合作謀求國家利益。以亞洲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政治歷史來看，如今觀察家視印尼為此區域民主發展最大的希望泉源，顯得相當諷刺。在過去10年，印尼自行找到出路，邁向開放、具有競爭力與延續的民主體制，雖然過程仍一直面對治理的嚴峻挑戰，包括長期存在的貪汙問題。印度的表現也令人刮目相看，近年來不僅總體經濟成長的成績相當亮眼；而且，儘管國內許多地區處於動盪不安與不時傳出暴力，該國的民主仍然保持活躍。正當此刻大家對中國大陸的威權模式神魂顛倒之際，回想並思考印度成功的民主故事，是相當重要的。
民主的挑戰與機會
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的威權穩定，一定會無限期的延續到未來」這種想法，我們也應該謹慎以對。正如我在本書中提到，中國大陸的模式有很多重要的壓力與矛盾，他們遲早要面對。很難想像一群教育程度漸高、資訊流通、具備國際觀的人民，會永遠接受政治管制、壓迫與排他的現況。正如我在本書所提到的，公民社會的意識與能力，會漸漸在中國大陸抬頭；隨著經濟加速發展，公民社會將要求更多政治聲音。在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投入2008年四川大地震救災的速度，甚至比政府來得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顯著的例子是，在2008年12月，超過2000名知識份子與公眾人物（包括部分政府官員）聯合簽署「08憲章」，呼籲實施民主體制。藉著在憲章中宣布「自由、平等與人權是人類普世價值，而民主與憲政體制是保護這些價值的基本架構」，08憲章的簽署者已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特別是，憲章最後還指出除非成為民主國家，否則中國大陸不可能成為現代化且真正穩定的政治體制。這些原則的陳述如此具有威脅性，加上該憲章如此公開譴責中國共產黨的道德敗壞、貪汙盛行，因此中國大陸當局不得不站出來，斥責民主為西方制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雖然在世界各地，有些國家的民主正經歷陣痛與動盪，我相信歷史依然會站在08憲章運動這一邊。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要求民主改革的聲浪將日漸高漲。而且，如果當局拒絕漸進式的改革，未來危機一旦來襲，它就得冒突然完全崩潰的風險。
在世上其他地方，我們不須為一些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短期困境太傷腦筋。的確，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有許多國家，民主運作得並不順利，以致無法達到經濟發展、社會公義、良好治理與法治的境界──必須進行重大改革才能做到。但是，民主至少能夠促進政黨輪替，使得領導者必須對人民負責。就在過去短短的一年左右，韓國、台灣、孟加拉、巴基斯坦、迦納、巴拉圭與薩爾瓦多等國，因為成功落實選舉輪替的目標──導致執政權得以在不同政黨或政治聯盟之間輪替──證明了民主的價值，進而重振民主雄風。毫無疑問的，隨著人民因為全球經濟衰退而日益高漲的不滿，更多政治改變即將上路。在2009年1月，伊拉克的各省選舉中，許多省分的選民用選票把貪腐的政府官員趕下台，換上一批新的政治領導人與聯盟，他們對選民承諾會提供更有效率且更能反應民意的治理。如果伊拉克在2009年底或2010年初的全國選舉，經證實與2009年1月的各省選舉一樣自由公平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某種局勢正在興起，而甚至就在短短幾年前，我們都難以想像會有這樣的可能性──伊拉克的選舉式民主。
讓他們的人民失望，並面臨執政困境的，不只是民主政體。如果石油價格仍然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下，許多威權體制的石油出產國──特別是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奈及利亞與委內瑞拉──將會很難達到民眾的期待。上述這些及其他石油出產國，將會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必須在執政時更透明且更負責，並且允許更多民主的選舉與政治過程。在中東地區，較富裕的石油出產國位居波斯灣，由於人民擁有大筆財富，因而較能倖免於這些壓力。但是，隨著這些社會的教育水準迅速提高，和世界的接觸也愈來愈頻繁時，人民對政治參與與政治責任的要求將日益高漲。人口較多的阿拉伯國家（如摩洛哥與埃及）面對的壓力可能更大；而隨著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退居幕後，埃及將會面臨重大的轉型挑戰。假如伊拉克能穩定政局，緩解解決種族與派系的深度分歧，以民主的方式穩定運作，這對其他阿拉伯國家來說，將是相當重要的示範效應──還會動搖威權統治的地位。
美國扮演的角色
美國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將如何回應這些挑戰與機會，目前不得而知。一般認為，小布希總統破壞了「促進民主」的名聲，他以相當尖銳、高人一等與高壓強制的姿態來促進民主，特別是入侵伊拉克事件。在總統任期一開始，歐巴馬刻意降低「促進民主」的重要性，改採更務實的優先順序──穩定全球金融體系、阿富汗與伊拉克局勢，控制伊朗與北韓的核武擴散，改善俄羅斯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重新開始全球發展的進程。但是，追求自由、人權、法治與責任的政府，仍是美國外交政策不變的原則。而且，這些事件總有一天會發生。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會繼續提供政治與經濟的支持給全世界的新興民主國家，並與之締結夥伴關係。事實上，歐巴馬政府已聲明一旦取得資源，就會更加致力於對各國發展的援助（包括民主協助）。當威權國家面臨新的危機（導致民主轉變的運動），美國將很有可能再度扮演相當重要的支持角色。
導讀
朱雲漢
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民主理念是塑造20世紀人類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價值觀念，也是推動當代人類社會政治結構變遷最重要的思想泉源。尤其在最近30年，隨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進，代議民主體制在極短時間內擴散到全球各地，民主體制所覆蓋的國家數量，或是所覆蓋的人口與土地面積，都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高峰。
在第三波民主浪潮達到鼎盛之際，福山在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文版由時報出版）一書中曾大膽的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型態演化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當時像福山這樣志得意滿的西方知識份子都堅信：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民主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他們也堅信，沒有其他的政治模式可以超越自由民主體制，所有尚未民主化的國家，遲早都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
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預期卻大不相同。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民主體制之實際運作與許多民眾的期待之間有嚴重落差。不少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嚴重的治理危機、社會對立趨於兩極化、政治亂象重生，甚至搞到民不聊生。從東歐到拉美，許多民選政治人物為騙取選票，挑動選民的情緒；為了掩飾執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認同、宗教與族群議題，製造仇恨、兩極對立與社會裂解，甚至引發種族暴動。
在不少新興民主國家，爭奪執政地位與維護黨派利益壓倒一切，憲法的權威遭到踐踏，選舉過程遭到扭曲，司法不能解決紛爭，反淪為政治鬥爭工具，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汙腐化橫行。部分新興民主國家甚至出現民主倒退現象，憲法遭到凍結，國會選舉停辦，各種非民主的統治型態，包括一黨專政、強人政治與軍事獨裁，又借屍還魂。
在我們的周遭，就充斥著民主的退潮現象。泰國自從軍隊發動政變推翻民主程序產生的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政府後，擁護塔克辛與反對塔克辛的兩股政治勢力就展開了一場無止境的政治惡鬥。2007年年底恢復選舉之後，塔克辛集團仍獲得國會多數，反塔克辛的泰國曼谷中產階級，他們沒有辦法接受選舉結果，乃用社會運動方式組織「黃衫軍」，用街頭對抗來癱瘓執政黨，同時還動用他們可以操控的最高法院，用強制解職方式逼使內閣改組。等到塔克辛支持的政府倒台之後，塔克辛集團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鼓動支持群眾組織「紅衫軍」包圍總理府，甚至逼使泰國政府臨時取消東亞高峰會。這樣的街頭鬥爭惡性循環已經輪迴好幾次，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找到出路。
在菲律賓民主已經成為一場假戲。總統選舉過程中鄉下地區作票、買票非常普遍；選務機關經常在投開票紀錄上造假。菲律賓的人權保障節節退步，軍情單位經常濫捕社會抗議運動領袖，然後給他們安上「恐怖份子」的罪名打入黑牢；很多記者在報導官員貪汙與軍警刑求的黑幕之後被職業殺手暗殺。菲律賓現任總統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儘管各種對她的貪汙濫權指控證據確鑿，但仍賴在台上不走。她個人、家庭跟丈夫的貪腐，跟她過去在大選裡作票的問題，在任何一種正常民主國家裡都會導致總統辭職或者被彈劾。菲律賓的反對運動結合部分國會議員在國會裡面已經發動了四次彈劾。因為憲法規定每年最多只能提一次，一次失敗以後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四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輕鬆的躲過這種彈劾。她如何躲過彈劾？很簡單，就是用現金買通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這種政治操弄已經讓民主的內涵完全被淘空。
本書的作者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在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08年4月號發表文章，首度提出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democratic recession）的警告。他認為很多國家的民主政治正處於不進則退的脆弱狀態，他擔心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雖然還勉強維持民主的門面，但民主的內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腐蝕或淘空。在這些國家司法機構與軍隊經常違法濫權，很多寡頭精英透過民主程序完成權力的獨占，人民必須忍受各種型態的劣質治理，美國要正視這股逆流，並且聯合西方國家協助新興民主國家走出困境。他的沉重呼籲在美國知識界與外交界引起極大的關注，他對於美國應該如何重新設計國際民主支援政策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目前他的許多觀點正成為歐巴馬政府重新部署美國「巧實力」的重要參考依據。
研判當前全球政治發展趨勢的關鍵問題
在同年出版的《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這本書裡，他將自己的觀點做了更完整的闡述，並且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與經驗分析基礎。在這本書裡，他為第三波民主進行了一次全面而徹底的健康檢查，他客觀的評價各地區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以及民主實施經驗的得失，他也引用了大量的經驗資料來呈現各國公民對於自己國家民主經驗的評價。他試圖回答幾個關鍵的問題：第一、當前新興民主體制共同面臨的難題與挑戰為何？第二、為何有些新興民主的運作逐漸上軌道，而有些卻陷入嚴重的治理危機，甚至出現民主崩解？第三、什麼樣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及國際環境因素，有助於民主體制的正常發展與逐步鞏固？哪些因素不利於民主的平穩運作與民主正當性基礎的強化，甚至不利於民主體制的生存？第四、第三波民主化的前景究竟如何？如何能突破當前的瓶頸與困境？第五，像中國大陸與新加坡這樣展現相當治理績效的非民主體制是否能持續，並且構成民主體制在意識型態領域的競爭對手？第六、先進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應該如何扮演好其扶持與協助新興民主的角色。這些都是研判當前全球政治發展趨勢最關鍵的問題。
事實上，全世界有能力對於上述問題提出權威性答案的專家屈指可數，因為這樣的學者需要對於過去有關民主政治的經驗性理論與研究成果融會貫通，也需要對於分布在五大洲的七、八十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脈絡與運作情形有基本的掌握；而且還需要對於如何推動政治改革或設計民主支援政策有近身觀察或實際操作的經驗。戴蒙教授就是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極少數學者中最傑出的一位學者，也是這個領域中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公共知識份子。
兼具理想與影響力的頂尖學者
戴蒙教授目前擔任美國胡佛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胡佛研究中心是美國最重要的高等研究機構之一，他的同事中有多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他擔任主編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當前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讀者群不但遍布國際學術界，也涵蓋世界各地的社會菁英與意見領袖。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領域頂尖學者與專家最重要的對話平台。
戴蒙教授不但是全球公認的民主理論與民主化問題的研究權威，也是一位足跡遍布世界各地，致力於推廣民主與提供民主改革諮詢的實踐家。他對於南歐、東歐、前蘇聯地區、拉丁美洲、東亞、中亞、南亞、非洲國家的個別情況都瞭如指掌。他不但經常親自前赴各國進行實地考察，每到之處都有機會與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菁英、政治領袖，以及公民社會組織負責人進行深入對話。
戴蒙教授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有很高的期許，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出現的民主亂象也頗為憂心，他不僅僅關切台灣2千3百萬人的民主生活品質，也重視台灣民主經驗對於中國大陸13億民眾的潛在影響作用。
戴蒙也是在我個人學術生涯中互動最頻繁的志業伙伴、相知最深的國際學術界同行、也是讓我受益最多的良師益友。與這樣一位不斷散發知識光芒、人格光明磊落、不時展現深厚人道關懷的至交在學術道路上同行，在全球公共論述場域相濡相沫，實乃人生一大快事。如今他最新學術力作的中本版即將問世，更是讓我為國內廣大讀者感到高興。
朱雲漢 伏案於南港上東
引言
民主時代的開端
我是冷戰時期的小孩，本書就是在那個巨大變革的時代開始成形。
用這樣的方式做為探討全球民主前景書籍的破題，似乎有點奇怪。
冷戰並未使世界更團結，反而造成分裂與流血事件。事實上，1962年10月，冷戰差點就摧毀大部分的國家。這場歷經40年的全球競賽，美國打著「反共產主義」與「捍衛自由」的名號，經常背叛並損害自己的民主價值，推翻各國民選政府，包括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瓜地馬拉、1973年的智利（這還不包括暗中的干預手段），支持「親美」的右派軍事與君主獨裁者。
如果冷戰的「現實主義」可促進國家利益，無論我們要接受多麼令人憎惡的獨裁者，都可引用羅斯福總統形容尼加拉瓜獨裁統治者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的話：「他或許是婊子生的，但他畢竟是我們家婊子所生的兒子。」
但是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立場是很有原則的。甘乃迪（John F.Kennedy，任期1961-1963）總統在1961年的就職演說當中，承諾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背負任何重擔，面對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來確保自由的存在及成功」。如果這席話可用來解讀為「『現實主義』接受任何對抗共產主義的盟友」，甘乃迪的承諾似乎不僅止於此。他表示，美國支持後殖民時代的新興國家追求真正的自由，雖然不見得可以期待他們總會「支持我們的看法」。甘乃迪領導下的美國，將幫助全世界人民「打破巨大的悲慘桎梏」。在美洲，甘乃迪提倡「進步聯盟」（an alliance for progress）以消除貧窮，並提議「充滿希望的和平革命」。
甘乃迪認為，當務之急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在這樣的主張下，他的現實主義幾乎被全面擊垮，使他（和美國）一步步深陷越戰的災難當中，搾乾本來可用來捍衛、擴張全球自由的軍事力量、經濟資源、外交活力與道德權威。
甘乃迪的遇刺身亡，中止了原本可能轉向的歷史進程，進而產生兩位最憤世嫉俗且作風最現實的總統（從國際眼光來看）──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任期1963-1969）和尼克森（Richard Nixon，任期1969-1974）。然而，美國精神中的民主與理想能量──我們在世上必須主張的某些價值觀，而它必須包含自由的核心精神──不能熄滅。卡特（Jimmy Carter，任期1977-1981）是最早倡議促進並捍衛人權的總統，後來雷根（Ronald Reagan，任期1981-1989）總統採取更有企圖心的政策促進民主，建立了許多機構、原則與創制，使繼任的總統都可延續。但歷經這幾位總統後，美國在世界上到底該扮演什麼角色，仍存有兩派截然不同的看法──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至於我自己加入這股追求自由的全球化浪潮，則是始於甘乃迪發表就職演說，勇敢呼籲美國和全世界之際。當時我才十九歲，深深（結果現在仍持續著）受他呼籲的影響──他號召大家：「『肩負起在這漫長黃昏抗爭的重擔』，年復一年，『在指望中喜樂，在患難中忍耐』，對抗人類共同的敵人──暴政、貧窮、疾病及戰爭。」（”to bear the burden of a long twilight struggle， year in and year out， ‘rejoicing in hope， patient in tribulation’—a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ies of man: tyranny， poverty， disease， and war itself.”）當時，我並不十分理解他這番話的意義，但我相信：共產主義是邪惡的，不論何種形式的獨裁統治都是無法被容忍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應享有自由與尊嚴。甘乃迪總統的呼籲啟發我研究世界，我開始對當時所謂「第三世界」的新政治領袖，以及對亞洲、非洲等許多擺脫歐洲殖民統治、逐步邁向自由的國家，產生濃厚的興趣。我也對第三世界領袖，如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首位總理）、蘇卡諾（Sukarno，印尼建國領袖及首任總統）及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迦納共和國的建國總統，非洲獨立運動領袖）的故事深深著迷。
我念大學時，美國正在打越戰，全國校園有愈來愈多大規模反戰示威活動。我漸漸發現原來一心想阻擋共產主義擴張的崇高理想，後來居然受到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蒙蔽，最後還要付出慘痛代價來保存美國堅定不變的形象，偏執的結果導致道德、人性及地緣政治的災難。
當我看著美國支持某一獨裁統治者來制衡另外一位，並用摧毀村落的方式來拯救另一群人時，我開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其他面向產生質疑，並不禁要批評美國為了遭扭曲的國家利益，居然接受世界許多所謂「親美」的獨裁統治者（甚至幫助他們獲得權力）。我相信，如果美國要挑戰共產主義，就必須得要求盟友實施民主及有效治理。
我念大四時，美國在介入拉丁美洲事務上，面臨最漫長又悲哀的歷史低點，智利的武裝部隊以暴力推翻民選的左派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沒多久即證明是尼克森政府的作為。甘乃迪總統的就職演說成為最冷酷的笑話，而我對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的作為更加感到疏離。
雖然我在道德及政治上參與世界大事，但其實我並未親眼看過這個世界。於是，1974年6月大學畢業時，我決定要到世界各地走走。
我計畫花6個月的時間旅行，拜訪那些引起我注意的國家。同年10月底先到葡萄牙，他們在6個月前才歷經軍事革命，推翻將近半世紀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者。葡萄牙當時面臨共產主義與其他激進左派份子的激烈鬥爭。一方面，有人想建立新形式的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不同黨派的人則致力於推動民主。
接下來我到奈及利亞，他們正面臨第一波的石油價格高漲，理應要回到民主體制，但在我於1974年12月抵達不久前，軍事領導人戈翁（Yakubu Gowon）卻宣布延遲此項轉型。
緊接著我去了埃及和以色列，他們剛結束1973年戰爭。再來我往泰國前進，那裡，新興民主正在生根發芽（後來失敗）。之後我抵達台灣，那是東亞奇蹟中，最關鍵的威權國家之一。
我在葡萄牙的那個月，也就是1974年11月，是我研究民主精神要素及特質的真正開端。在那裡，我首次觀察到為爭取民主而進行活生生的政治鬥爭。當時我才剛獲選為學生會會長，美國大學與社會都動盪不安，校園裡的反戰運動也反對狹隘的馬克斯革命浪潮，我發現里斯本也有同樣的政治氛圍。
然而，美國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所面臨的風險相當有限──盡快結束捲入誤判情勢的戰爭，終止徵兵，創造更公義的社會，賦予少數民族及女性應有的權力與責任。此外，「革命」再也不只是幻想，它有潛力擾亂學界，讓追求「和平的改變」失去可信度，使國家陷入兩極化，但它卻從未嚴重威脅我們的民主機制。
在里斯本，我發現熟悉的革命口號和熱血沸騰，以及同樣封閉與敞開心胸兩派人馬之間的爭鬥，我也看到兩種追求正義與社會進步的不同方式相互對抗──一種是透過強硬的意識型態，另一種則是透過有彈性且包容的政策，如對話、勸說與結盟。但是，在葡萄牙，整個政治未來卻岌岌可危，民主面臨存亡的緊要關頭。
我不知道最後結果會如何，但是當我在那裡觀察採訪一個月後，兩件事讓我印象最為深刻。
第一，共產主義與民主，不只在計畫和意識型態不同，在精神上也有相當大的對比。共產主義單調、教條式、毫不質疑的氣氛，隨著列寧（Lenin）及史達林（Stalin）冷酷無情的面貌遭到擊垮。另一方面，活力與多采多姿、自發與開放、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對自由的信心與對知識的懷疑、源源不絕的創造力不斷注入主要民主政黨，如社會黨（Socialist Party）、大眾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ic Party）及社會民主中心（Social Democratic Center）的辦公室、會議與集會現場。
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我在民主政黨中所認識的人，他們的投入、天分、勇氣與追求自由的熱情。
這些經驗教導我日後在作研究、閱讀、旅行及省思時該加強的部分：民主的命運，並非只受到抽象的歷史和結構所驅使，它更是經過鬥爭、策略、精心策畫、願景、勇氣、信念、妥協及政治人物選擇的後果，這就是我所指的「民主精神」。
最後，在這場葡萄牙的鬥爭中，民主人士獲得勝利，部分原因是像社會黨領袖索阿雷斯（Mario Soares）這些民主人士的不屈不撓、勇氣和技巧（索瑞斯後來還成為葡萄牙的總理和總統）；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西方民主國家大量投資支持各民主政黨。國際間團結一致促進自由的力量，預告著接下來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並呈現民主精神的另一個面向。
在葡萄牙的經驗，加上看到泰國及奈及利亞的民主在清楚且充滿希望的抗爭中努力扎根，讓我強烈相信民主的可行性，也因此，即使有些學派認為這幾國是所有國家中最不可能實施民主的，我並不以為然。
結果導致我在念研究所時，選擇研究社會學，這是個極容易受到大家嘲諷的決定。與其研究經濟發展、國家建設、革命或是限制獨立自主發展過程的「國際依存」力量（以及由此延伸的國際資本家「剝削」的說法），我更想直接研究民主本身。
我不接受「民主對人民不重要、虛有其表」，或「無須對貧窮國家實施民主抱持任何希望」這樣的說法。
如果印度的民主能夠持續數十年（只被短暫的打斷），奈及利亞為什麼不可行？他們都很貧窮，內部因為種族意識嚴重分裂，也都曾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奈及利亞的民主在1960年代中期中斷，最後導致千瘡百孔的內戰？我在博士畢業論文當中，曾嘗試要回答這些問題，而且藉由這麼做，我試圖找出促進、支持民主發展的文化、經濟、政治和國際因素，即便是在最貧窮的國家亦然。
1970年代末期的社會學訓練中，我的努力，就算不是太荒謬，但似乎還是很奇怪也很天真。我的研究常招致揶揄，人們認為我應面對的挑戰不是去解釋為什麼民主會在像奈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失敗，而是去解釋為什麼民主除了在高度發展與以猶太教和基督教（Judeo-Christian）文化為主的西方國家以外，也必須在其他地方開花結果？無論從知識或從道德角度來看，這些看法我都不接受，幸好後來的演變也是如此。因為接下來20年，世界所經歷的改變，並不是批評我的人──或坦白講，包含我自己──所可以想像的。
正如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所寫的，民主可能在葡萄牙革命25年後開花結果。此波浪潮，正如杭廷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第三波全球民主擴張」──以緩慢且不被察覺的速度，從葡萄牙、西班牙、希臘蔓延到拉丁美洲，甚至到更遠的世界角落。到了1980年代中期，5個國家當中大概就有兩個是民主國家；時序進入1990年代中期，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帝國瓦解之後，5個國家當中就有將近3個是民主國家。
1980年代及1990年代以第三種方式呈現民主精神。在這二十年當中，民主成了「zeitgeist」，從德文字面的意思翻譯，就是「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time）。這個詞包含整個時代的文化及知識氣氛，從政治意涵上，它代表「各國都有共同的感覺，也都想要特定的政治體制」。「成功實施此政治制度」的強權國家所展現的活力，更加強此一看法。正如「法西斯主義」是兩次戰爭停歇這段期間的時代精神，「民主」則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時代精神。
正當1995年之後，大部分民主國家逐漸穩定下來之際，期間出現90多個民主國家，顯示在世界歷史中，國家統治的方式正經歷巨大的轉變。在1990年代中期，我很清楚（我很多投身研究民主行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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