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台灣機會．中國想像
—─對「雙龍」發展歷程的一些觀察
高希均
寫在前面
二○○八年五月馬總統執政後，兩岸關係終於進入「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新階段。當台北直飛南京（我的出生地）只要九十分鐘，比從台北到高雄的高鐵還要快時，兩岸在一瞬間就看到了合作的機會，以及繁榮的想像，華人世界也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樂觀願景。
「機會」是給要「爭取」的人，「想像」是給有「志氣」的人，「願景」是結合「機會」與「想像」的具體圖像。二○○九年十一月，四百餘位來自全球各地的華人領袖雲集在台北的圓山之巔，共同聚焦討論「台灣機會．中國想像．華人願景」，那是一場空前的海外精英的知識盛宴。
一、雙龍的出現
在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時代，不論做趨勢預測或數據推論，都有風險。半世紀前，凱因斯就調侃地說：「寧可『差不多』地對，而不要『精確』地錯」。國內外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評估，一直出現二種極端看法：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與開放中，一邊是看它「即將崩潰」，另一邊是看它「持續成長」。「崩潰論」者隨著大陸發展的軌跡已大幅減少，但仍有一些認為「崩潰遲早會發生」。「成長論」者認為巨龍已醒，此一認知已漸成為主流思維，但同時也提出因成長而付出的社會成本不可忽視。
我常用一個譬喻：一位女性臉龐出現的黑點，在外國學者從總體指標的望遠鏡裡，所看到的就是「美人痣」；當地居民用生活體驗的顯微鏡裡，所看到的則是「一個疤」。實情常是在二者之間。
台灣經歷了五○至八○年代輝煌的經濟成長，被譽為是創造經濟奇蹟的一條小龍。可惜九○年代後，進入後威權時代的民主陣痛，至今尚未擺脫。
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是台灣的驕傲，但其後遺症──政爭不斷、內鬥劇烈、選風敗壞、黑金政治等，使得台灣就像當前的美國一樣，陷入了「民主陷阱」，出現了國會運作的癱瘓、利益團體的阻撓、政府效率的降低，以及財政赤字的膨脹。
本文將就雙龍──大陸巨龍與台灣小龍的發展過程提供一些觀察。
二、美國「大落」與中國「大起」
二○○九年出現了歷史上的三件大事：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在改變美國，第一位共產黨領導人胡錦濤在挽救資本主義，第一位民選的外省籍總統馬英九在促進兩岸雙贏。很少人想得到這三件大事會一起發生。
同樣地，很少人會意料到超強的美國先在恐怖分子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中遭受重創，除了阿富汗，又陷入伊拉克戰爭的深淵難以自拔，更在二○○八年夏天被華爾街引發的金融海嘯險些淹沒。
更沒有人料到：天安門六四事件之後的二十年，中國大陸傾全國之力，堅定地不走回頭路，投入改革與開放，打造成世界工廠，又構建成世界市場。以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變成了當前與美國分庭抗禮的經濟大國。這對中國既是肯定，更是責任。
去年五月一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公開聲明：中國是國際社會重要的領導者，不是具有威脅性的敵人。如果沒有中國，就不可能處理好國際問題。
短短的八年，美國「大落」；短短的二十年，中國「大起」。在台灣海峽的東邊，我們只能做一個焦慮的旁觀者。
三、台灣「亂中有序」
二年前的春天，金融海嘯肆虐，西方媒體形容：「世界開始大亂」。
美國是「亂源」，歐洲是「亂糟糟」，其他地區則「亂成一團」。台灣呢？十多年來的台灣在統獨對立、政黨互有勝敗的僵持中，常出現「亂中有序」的解釋。
讓我們回到去年四月初G20的大會。正如會前的預測：「二十國集團」實際上已變成G2──美國與中國在主導全球經濟變局。在總統歐巴馬新作風下，從來在經濟上獨領風騷，甚至以單邊主義為外交核心的美國，顯得自我約束與強國彈性；從來在世界領袖雲集的會議上，謹言慎行的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則展現了既樂意合作，又樂意承擔的大國氣度。
胡錦濤在演說中提出了五個「進一步」：進一步堅定信心，進一步加強合作，進一步推進改革，進一步反對保護主義與進一步支持發展中國家。歐巴馬公開指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媒體形容：「所謂G20不過是中美對話與其他幾個小配角插話而已。」
當G2儼然成形時，西方媒體不忘記提出了G4：中國、台灣、香港與澳門。它們形容G4的綜合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大企業家早就不斷地說：「結合大陸的資源與市場，兩岸才能共賺世界的錢。」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變成了敲門磚與催化劑。
沿著這個發展趨勢，我當時就提出GT的概念，這是指Global Taiwan「全球吸引力的台灣」。它有幾個面向：
—台灣首先要走出去，經由兩岸直航，打破了「邊緣化」的束縛。
—台灣要與大陸和平相處，因此才可節省大量軍費。
—在友善與和平的國際大氣候下，台灣更有本錢打造成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近年來常從國外友人（從外交官到商務人士）以及華僑（特別是美國及亞洲地區）聽到，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稱讚：「就居住、治安、物價、交通、友善、醫療、文化活動、旅遊等方面，台灣已經非常具有國際吸引力。」
當政府此刻正以巨額支出在推動「愛台十二建設」與經濟振興方案時，務必要同時深化與擴大台灣的吸引力。更具體地說，先讓台灣變成一個令人嚮往的投資、貿易、觀光、旅遊、中文學習、文化觀摩、留學、居住、退休的美麗之島。
儘管外國人與華僑很稱讚台灣，我們要盡量抓住全球經濟混亂的時刻急起直追。全力改善的項目包括：從落後的國際機場到基本建設的缺乏；從政府機構的權責不清到國會的效率不彰，從官商勾結到過去官官相護的貪污，從媒體到大學品質之參差不齊，從財政赤字到虧損社會化之擴大，從提升軟實力所需之政策規劃及經費之短缺。與歐美社會相比，我們要從二流走向一流。
世界變亂了，台灣有機會變得亂中有序，更具吸引力。
四、台灣的發展方向
夾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台灣，如果變成麻煩製造者，就會陷入險境—─既得不到美國支持，又面對中國威脅，阿扁政府就這樣跌跌撞撞地過了不安定的八年。
馬政府「不獨、不統、不武」的政策立刻得到了善意的回應。就任總統以來，台美之間已加強了安全與貿易的合作；兩岸之間已開啟了追求和平之門。
我們要抓住時機，拓展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
我們要自問：台灣要愈做愈大，還是愈變愈小？讓我借用數學上的「平方」觀念。「平方」是把一數自乘後所得的數，以級數倍的增加，如十的平方就是一百。十加十變成「二十」是「加」，「超」過二十，就可以泛稱它產生了「平方綜效」。因此它是指經由一股力量、一個變局、一個過程、一種組織、一種文化等的相互影響，產生了滾雪球的擴散作用，相當於俗稱的「事半功倍」。
一年以來兩岸關係已有突破性的進展，尤其大陸的重點採購及旅客人數的增加，正逐漸出現「平方綜效」；如果我們守住下面這些原則，那麼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就容易持續凸顯：
（一）意識型態不可能再主導兩岸經貿決策。
（二）人民的福祉與台灣的安定是取決於兩岸關係的穩定；
（三）幾千億元的武器採購，不能帶來國家安全；以節省的軍費投資於教育、環保、文創等領域，可以帶來持久的利益（和平紅利）。
（四）勇敢地開放適量的大陸學生來台就讀與進一步地擴大經貿、科技、文教合作。
（五）只有加強與加快兩岸交流，如簽訂ECFA，才能增加台灣的實力。
恐懼「改變」，就會被「守舊」淘汰；如果大陸與台灣共同克服傲慢與偏見，兩 岸就會出現無限可能的台灣機會與中國想像。
五、大陸經濟運作特色
二○○九年十一月，《富比士》雜誌公布的權力榜上歐巴馬第一、胡錦濤第二。這正印證在國際會議中，最關鍵的是所謂「G2」：美國與中國的態度及互動。《中國大趨勢》的作者奈思比有這樣的描述：「不管在哪裡，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美國，而是中國，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已經昂首登上世界大舞台。」
但是去年十一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中，胡錦濤的演講不是充滿了自負，而是充滿了自省：「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無論規模還是複雜性都世所罕見，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就在十年前台灣還有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崛起論」的大辯論。李登輝、章家敦（華裔律師）、梭魯（美國學者）等是悲觀論者；李光耀、大前研一、海克曼（諾貝爾獎得主）等是樂觀論者。務實的台商不管他們的辯論，千辛萬苦地在二十年前就去大陸投資布局。
我要對六十年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成長，指出十項運作的特質：
（一）國力弱時發展硬實力，國力強時發展軟實力。
（二）國際地位低時重面子，國際地位高時重裡子。
（三）權力分享可以慢，開放改革不能慢。
（四）民主可以慢，穩定不能慢。
（五）法治可以慢，親民不能慢。
（六）清廉可以慢，效率不能慢。
（七）公平可以慢，改善不能慢。
（八）「人民最大」可以說，「領導最大」正在做。
（九）先是「摸著石頭過河」，接著是「與時俱進」。
（十）「先讓一些人富起來」，接著是「和諧社會」。
依我的觀察，這就是中國推動經濟改革的優先次序。西方發展中認為是「先決條件」的民主、法治、清廉、公平，在中國社會中是屬於次要的。在西方人眼中被忽視的普世價值，在大陸是以另一種價值來「彌補」：如以穩定來補民主、效率補清廉、改善補公平。
中國已擁有世界二強的地位，但是社會內部還有眾多「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問題時（溫家寶語），這個挑戰是無比的沉重。因此，兩岸的和平與合作，兩岸的整合與雙贏，實在是北京與台北最好以及唯一的選擇；這也正是創造台灣機會與發揮中國想像的新境界。
（本文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編者的話
發揮想像，創造願景
王力行
二○○九年，兩岸分隔一甲子；這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六十年前，一批從中國大陸流離到台灣、香港、美國……的中國人，他們落地生根，自立自強，創造了另一個華人世界。
留在中國的，前半段歷經大躍進、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三十年後，才真正邁入現代化、改革開放的路。
現在的中國，十三億人口，創造了許多世界第一（根據二○○八年數字）：可勞動人口十．七億人，世界第一；城市之多是世界第一；經常帳順差四千二百六十一億美元，世界第一；外匯存底一兆九千四百六十億美元，世界第一；手機產量五．六億支，世界第一；鞋子產量超過一百零六億雙，世界第一；固網電話用戶三．三三億戶，世界第一；出版電子圖書六十五萬種，世界第一……。
三十年來，中國的崛起，讓世界矚目，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近八十二倍，二○一○年擠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抓緊建設「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鐵路增加二．七萬公里；公路增長三倍，已達三百六十八萬公里；機場和海港的現代化，使得上海成為全球最大港口，北京機場在二○○八世運已展現國際一流機場的風貌。
二○○九年，金融海嘯襲擊全球，崛起的中國衝擊極小，復甦最快，呈V型反轉。高希均教授下了一個評語：「三十年前，資本主義救了中國；三十年後，中國救了資本主義。」
第七屆遠見「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在金融海嘯的這一年，選擇了「台灣機會．中國想像．華人願景」這個議題，期望結合華人經驗與智慧的激盪，在兩岸的競合中產生巨大能量，建構一個後金融海嘯的新動力。
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峰會邀到了在美國極具影響力的華人領袖組織「百人會」參與。議題面向緊扣趨勢──如綠色產業創新、科技躍升和文化創意；重視人文──如文化夜談、企業倫理及法治精神。
兩天十二場的密集討論，如今摘要集結成本書，可以看出幾個特色：
一、傑出華人，站在全球觀點看兩岸和世界的發展
世界聞名的研究愛滋病專家何大一，觀察近年來愛滋、SARS在中國大陸的疫情，他說：「下一波流感病毒攻擊的第一個地區很可能是大中華區。」他提醒大陸、台灣和香港，「防疫計畫、防疫資金、疫苗都要加強準備，防範於未然。」
對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必須和中國、美國結合成夥伴關係」。
剛卸任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國際知名超導體專家朱經武，在會中分享一流大學培養一流人才的要件。他舉香港為例，由於香港的開放、高度彈性政策，給予大學自主運作、願景明確、組織和人力資源系統完整透明，以及資源豐富、國際化等條件，使得香港雖小，仍能建立起世界一流的大學。
二、政府領袖的願景，地方首長的落實
馬英九總統說：「『台灣機會．中國想像．華人願景』在二、三十年前只能是個理想，如今都可以實現了。」他期盼兩岸在「和平」這個最高價值目標下，追求更制度化、正常化的經濟合作、文化交流。
他說：「全球華人的動力凝聚起來，做正確而有共識的事。」影響力才會擴散，福祉全球。
台北市長郝龍斌指出台北要邁向國際大都市，從舉辦聽障奧運、花卉博覽會和世界博覽會「台北三部曲」做起。
這一切都建立在人才、創意和包容等軟實力上，他說，辦了聽障奧運之後，「更印證了台北市有這些資產和價值」。
三、兩岸經濟、企業合作，扶植青年創業
兩岸簽訂關鍵的MOU（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ECFA後，台灣是增加了競爭力？還是被削弱了自主力？這是大家爭議關切的大課題。
美商中經合總裁劉宇環提醒注意三個關鍵點：一是政府能否在談判中「爭取到符合業界需要的條件」，二是「業界能否團結合作，並培育人才」，三是「政府能否在台商返台潮流的契機中，營造一個高科技群聚的資本市場」。
生在台灣，長在美國，目前工作在大陸的李開復，是華人青年的導師，他新創「創新工場」，協助兩岸青年創業。他說：「百年來，華人首次可以在一個富足的土地上共創未來。」他希望炎黃子孫彼此學習、互相扶持，創造一個「創新的未來模式」。
四、文化是大智慧，文化要有獨立的價值
文化評論者南方朔最尊敬蘇格蘭人，他說：「蘇格蘭人在克服自己的限制裡，把自己變得偉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哲學家休姆、發明蒸汽機的瓦特、發明腳踏車的麥克米蘭，都是蘇格蘭人；鋼鐵大王卡內基、電話發明者貝爾，也是蘇格蘭人。
蘇格蘭社會追求知識、重視教育、嚴守紀律，但和英格蘭比起來，畢竟國土太小。一七○七年，經過多年爭戰後的協議，簽了「合併法案」，從此徹底改變蘇格蘭的命運。
沒有文盲、重視科學、人文的蘇格蘭在合併後，大力協助英格蘭提升人的品質和品格，產生了更強大的英格蘭和蘇格蘭，這是一種從人文出發的「大智慧」。
華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人之一的余秋雨，他對中國文化的詮釋，常能啟發智慧、導引心靈。余秋雨對人性真、善、美的追求，也令人感動。他在峰會上談文化超越政治，就是一個例子。他說政治的糾纏，是鬥爭，是誣衊，是衝突，而「文化是一種社會定力」。
他極推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引用哈維爾的話：「我們活在茫茫大海中很不安全，我們不斷尋找島嶼，設定意義。」但許多島嶼是漂浮著的，只有尋找那座連通島嶼的海底山脈，「才是真正和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直接相關的。」文化人要關心的是海底山脈，政治人關心的是漂浮的島嶼。「海底山脈是沉睡在人的心底的善良，喚醒它，是文化人要做的事。」
余秋雨更建議，文化人要向經濟人學習，「文化與其靠近官場，不如靠近市場。」市場更靠近民生，而民生的最後價值是人性，是天地大愛。「惟其如此，文化才有價值。」
二十一世紀科學的發展，使得世界不斷加速改變。最近美國媒體的民調，更反映大部分美國人承認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處在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希望透過這本書的出版，讓我們藉每年一次彼此分享經驗、共同學習的機會，真正發揮大家的想像，創造一個華人企業共有的願景。
最後，感謝前《哈佛商業評論》副總編輯王家英女士，經由她的採訪撰述，讓與會貴賓的睿見和觀點得以更完整、精彩的文字呈現，邀請讀者一起來探討台灣和中國如何攜手打造華人「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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