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領袖破解台灣機會‧中國想像

從「被遺忘的中國」 談全球防疫



何大一

何大一先生發明治療愛滋病的「雞尾酒療法」，舉世矚目。

一九九六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被譽為「人類在對抗愛滋病之戰中扭轉乾坤的真正英雄」。

以卓越的醫學貢獻，獲得多項榮譽勳章和獎項，

包括美國總統勳章獎、美國國家科學獎及太空總署成就獎，以及哈佛榮譽博士等。

現任洛克菲勒大學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膺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也是美國百人會會員。



由於個人長期專注在傳染疾病醫療防治科學研究，過去十年，我跑了不少中國城鄉，進行AIDS、SARS和流感等傳染病的研究工作，我所看到的，和中國光鮮亮麗的經濟發展成果不太一樣，關注的點自然也有不同。

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改革實力，已經具體反映在上海等一級大城市的天際線和二○○八年的北京奧運，我相信，中國會愈來愈強大，變得愈來愈好。不過，從我的專業觀點來看，如果能讓那個「被遺忘的中國」一起變好，就更理想了。

因為，生活在「被遺忘的中國」裡的人民，每天只能賺到一、二美元，他們不但難以溫飽，而且沒有任何健康照護，大陸AIDS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就是這樣的世界。在我看來，沒有健康的地方，也不可能有繁榮的經濟。

中國的人口這麼多、發展這麼快，使得傳染病的威脅更加嚴重。之前愛滋病、H1N1、SARS等病毒大量散播時，在貧窮的農村，因醫療設備資源不足，造成的傷害更大。我衷心地盼望能夠把我這方面的經驗分享出來，喚起更多人關注「被遺忘的中國」帶來的威脅，也就是傳染病的禍害，我們應該投注更多心力與關懷，設法降低這樣的威脅。

傳染病防範為當務之急

愛滋病毒是人類面臨最恐怖的病毒，一九八一年發現至今，快速地擴散，二十八年來，已有二千五百萬人因此死亡，三千五百萬名愛滋患者存活，但如沒有妥善照顧，可能會面臨死亡。每天仍有七千多個新的感染案例發生，每年增加二百五十萬個新感染者。

其中非洲是嚴重的疫區，中國大陸也無法倖免，一九八五年出現第一個病例之後，九○年代開始快速傳染開來，大部分集中在雲南南部與河南。前者可能因為是海洛因集散地，許多人注射毒品而感染；後者則因當地人窮困，約有一億農民每日所得還不到一美元，為了生活，只好賣血維生，因為共用針頭，不少人因此得了愛滋病。悲哀的是，甚至有個村莊，十人當中有九人死於愛滋病，婦女、兒童感染率比男性還高。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大家原先都以為愛滋病是非洲或美國其他地區的問題，或是性行為不當才會導致，然而，就是這種心態導致愛滋病在大陸快速擴散。二○○二年，世界衛生組織甚至預測到了二○一二年，中國大陸會有一千萬個感染病例。所幸，這個預測並不準確，這主要拜二○○三年SARS疫情快速擴散之賜。

香港是最先被確認出現SARS病症的地方，世界衛生組織在二○○三年三月對SARS病毒的傳染提出警告，隨著疫情快速擴散，全球約三十多個國家都淪為疫區，其中中國大陸最為嚴重，導致大陸和香港經濟受到嚴重衝擊。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政府也開始認知到，對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公共衛生與健康，尤其是傳染病的防範，在政府政策中應列為當務之急，因此緊急妥善規劃，採取防範行動。所以，即使還沒有研發出新的疫苗，到了當年夏天，SARS就被控制住了。這段期間總共出現了八千個病例，其中有八百人死亡，致死率僅十分之一，和其他傳染病比起來，還不算太嚴重，主要關鍵就是政府適時採取了有效一致的因應行動。由此可見，如果政府能負起最大責任，採取正確做法，即可適時遏止傳染病的蔓延。

相對於SARS的容易傳播、致死率僅一成，HIV、AIDS屬於可以控制的慢性病，但中國大陸在這兩方面的防治狀況明顯不佳，致死率高達九十九%。看到數字的強烈對比，中國官方高層終於覺醒，開始改變對這兩種疾病的態度與政策，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高度的專注力及熱情」，動員政府機器強力採取多項措施。其中包括成立國務院愛滋病協調辦公室、展開大規模的檢測、提供免費抗病毒治療、提出疾病預防計畫等。這種種的改變，終於有了初步成果，愛滋病毒的傳播逐漸減緩，感染者的數目控制在百萬人以內，而不是世界衛生組織原先預估的千萬人。

不過，這種疾病仍在持續傳播中，仍有許多挑戰待克服。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多頭馬車、無法貫徹執行中央的政策，太過偏重硬體而疏忽軟體投資，以及缺乏適度的財務資源執行防疫政策等。雖然中國政府提供免費抗病毒治療，可是能享受這項福利的人有限。愛滋孤兒雖然可以享受免費治療，但每人只有一百元人民幣的額度，這麼一點點補助，實在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更令人憂心的一大挑戰是，中國大陸醫療系統與設備非常不足，一旦有下一波像流感這種傳染病毒出現，將更突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病毒不斷變種 大中華區招架得住？

回顧過去一百年，人類曾遭遇三次流感病毒的侵襲，第一次是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一年半之內就死了四、五百萬人，創下有史以來最高流感死亡人數的紀錄，當時全世界的人口只有現在的六分之一。接下來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兩次流感大流行，也分別造成了上百萬人的死亡。

到了二○○三年，出現了H5N1病毒流感，這種病毒現已廣泛流傳到大陸、印尼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禽鳥身上，甚至有不少人感染，致死率約六成。近幾年出現的H1N1，病毒來自豬的身上，很容易傳播，在美國和許多地區都有人感染，幸而致死率只比一般的流感略高而已。

不過，未來會對人類造成嚴重威脅的，不一定是H1N1或H5N1，而是一種未知的新型態病毒，關鍵是，大中華區準備好了嗎？

針對這個問題，兩岸三地各有優勢和劣勢。

優勢包括，中國大陸已有對抗SARS的經驗，也有全國動員防疫能力的優勢和經驗。近幾年，中國大陸全力專注創新研發，所以，派了許多科學家出國研修，期能在生技方面領先。兩岸政治大和解之後，台灣經過多年的爭取，已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成為觀察員，一旦有任何狀況發生，可以得到其他國家的協助。

然而，兩岸三地也各有劣勢；首先，大中華地區很可能會是下一波流感病毒攻擊的第一個地區，或者更早出現疫情。而且，在健康與衛生基礎建設方面仍有待加強，再加上疫苗和相關藥品的產能有限（如台灣），對相關疾病的研發創新不足（如香港），整個大中華地區在長遠的防疫計畫，以及防疫資金、疫苗等物資的準備仍要加強，才能防範於未然。

比起中國大陸，台灣的愛滋病患相對有較好的醫療照護，但是，近年來，健保給付拉高相關標準，這樣固然可以減少政府短期的醫療財務壓力，但是，反而可能忽視長遠的防治工作，而且，提早給患者藥物，可提升其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相對可以減少其他醫療支出。

台灣生技研究佳 但國際經驗不足

過去台灣在生技製藥上缺乏真正的創新，我擔任董事的宇昌生技所研發的治療愛滋病新藥TNX-355，可能是台灣第一個拿到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認證的新藥。目前已完成第二期a的臨床實驗，正進入第二期b的臨床實驗，並將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包括台灣）進行臨床實驗。

這表示台灣生技製藥已能被國際接受，每年全球愛滋病治療產值高達六十億美元，成功的新藥往往能拿到數億美元生意，潛力可觀。而且，亞洲將是醫療產業的大市場，中國、印度人口眾多，醫療需求非常大，尤其中國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為中產階級，對醫療會更為重視。台灣應該把握機會，好好耕耘這個市場，但是，政府發展生技業的策略和做法，必須有別於過去發展資訊通訊產業，不能盲目複製過去的成功經驗。

台灣資訊通訊產業的成功，是因為台灣在六○到七○年代，有大量的人才到國外深造取得學位後，回到台灣發展，再加上政府政策全力扶植，才讓整個產業發展起來。

生技業和資訊通訊產業一樣，必須長時間投入才會有成果。但是，比較起來，生技業在研發和人才培育方面，需要投入更長的時間和更多資源，耐心更是不可或缺，在成功地踏出第一步之後，再一步步往前走。

而且，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條件發展生技業，以美國為例，之所以多半集中在波士頓、聖地牙哥等幾個地方，就是因為當地有一流的學校和研究機構。

現在太多國家、地方，包括中國的江蘇、雲南等地，發展生技的方式，是投下一大筆資金，強力發展，希望一步到位。事實上，這樣是不可行的，生技產業不會因為政府有強大的意志和運作就能成形。每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情況和條件，找出正確的策略。

美國在生技業擁有絕對領先的地位，台灣缺乏美國的資源與基礎，生技產業發展又處於嬰兒時期，尤須穩健、長時間經營，不能貿然複製美國的成功經驗。不妨務實一點，先做出一、二個成功的指標案例或營運模式，例如TNX-355新藥的推出；或先從小公司開始做，找出機會點切入，有了成功先例，接下來就能吸引更多人才及資源繼續發展下去。

除了選對產業發展策略，比較起來，我更擔心台灣的人才養成問題。過去，到美國進修的台灣科學家很多，他們也多能在自己專業的領域中有一定貢獻。但是，近幾年，在美國只看得到來自中國、印度等地方的人才，在美國進修的華裔科學家人數未減，但多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人數已超過以前占有一席之地的台灣、香港科學家，來自台灣的非常少。

這可能是台灣資訊通訊產業發展得太好，人才多半都留在本土發展的後遺症。但是，要成為一流的科學家，最好還是能在先進大國接受更完整的訓練並開拓視野，在生技產業方面，美國仍是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當然，現在的人才自主意識更強，台灣政府無法像過去一樣有計畫地派人才出國進修，再要求他們回國貢獻所長，如果要引導或吸引人才，就得把機會展現給他們看，讓人才自己選擇。如何規劃、營造產業環境，建立產業藍圖，打造願景，有賴政府訂出正確的產業策略，展現落實的決心。

台灣市場規模小，生技產業的發展，必須和中國、美國結成夥伴關係，因為，唯有取得經濟規模，才有可能國際化。不過，目前中國品質的國際名聲不佳，醫療水準也有待發展，台灣如果要和中國合作，必須先設法克服這樣的挑戰。

注：本文擷取《遠見》雜誌彭漣漪專訪稿以及《聯合報》專訪部分內容

（王家英 採訪撰述）







創業家的致勝法則

李開復

李開復先生於二○○九年創立創新工場，

擔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曾在Google公司擔任全球副總裁兼大中華區總裁。

目前亦為美國百人會會員。



人生是很多捨與得的選擇過程，以我個人的經驗，「追隨我心」的選擇，才能激發最大的潛能，全力朝目標奮進拚搏。過去二十年，我在人生和事業上多次重大的選擇，都秉持這個理念，結果往往印證了從心選擇的力量。

最近的一次重大選擇是，二○○九年九月我決定放棄在Google優渥而安穩的專業經理人工作，自行創業成立創新工場。這個選擇也是基於發自內心深處、日益清晰明確的聲音──創辦一項能幫助中國年輕人圓夢的事業，和優秀的年輕人一起打造新奇的技術奇蹟。

心之所向 扮演華人創新事業催生者

畢竟，身為一個在台灣生長，美國受教育，長期在跨國企業發展事業的中國人，總盼望有一天能夠主動出擊、掌控全局，善用自己在全球頂級企業工作累積的專業與能量，協助中國年輕人實現自我，開創更多新技術與事業，進而提升華人對世界的貢獻與影響力，那怕是一種枝微末節的改變也好。

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再加上過去十一年在中國工作的經歷，在我心中醞釀已久，但真正浮現出來，讓我認真思考，卻是在二○○九年六月，當時我身體不舒服住院，躺在病榻上的在這段期間，突然多了一些空白時光，我開始檢視自己的事業生涯，思考自己下一個階段要做什麼？

當時，內心的直覺告訴我，應該做自己想做的事，接著我自問，什麼才是我想做的事呢？回顧我的生活經歷，我發現，經過蘋果、SGI、微軟、Google這四家世界一流企業的歷練，我內心漸漸充滿能量，常會冒出許多奇想，但是，這些想法往往被龐大的工作壓力淹沒。在微軟的前二年，反而是我事業生涯中最快樂，最有成就感的時光，因為當時一切從無到有，每天都在忙著創新創業。

另一方面，過去十年來，我的事業和夢想一直與中國青年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因工作關係，許多在美國工作多年的優秀華人，在我的邀請下回到中國。他們和中國當地年輕人的熱情、才智、創造力，以及他們在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困惑，深深觸動了我。

於是，我知道，我接下來的人生新選擇，應該是找出一種事業模式，既能滿足創新創業的需求，但規模不要太大，以免天天都在開會，而且，我要扮演創業教練的角色，協助中國年輕人尋找機會和資金，去實現他們的創業夢想。

我相信，這個模式，能夠讓我找回當年那種從無到有的熱情，發揮我過去二十年在科技研發和專業經理人生涯積累的經驗，並善用我對中國和中國青年人的了解，以一個可持續、規模化的模式，更直接地幫助他們走出一條路。於是，我就勇敢地做了這個抉擇，成立創新工場，積極奔走尋求企業和創投業者的支持。

很幸運地，這個創業計畫得到很多迴響，率先投資的是劉宇環先生創立的中經合集團，其他投資者還包括財富一百強企業、知名創投業和中美精英人士，其中包括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柳傳志先生、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YouTube創始人陳士駿等，預計未來五年，創新工場將投入八億人民幣。

以上幾位創業家，已表示願意共同輔導青年創業者，他們的加入，將使創新工廠如虎添翼，他們的參與，也將使寶貴的創業精神，得以透過一批批創業者綿延不絕地傳遞下去。

全方位創業平台 鎖定三大趨勢領域

創新工場是一個全方位的創業平台，不同於一般概念的創業投資，它兼具創投、人才培育、軟體開發及獵人頭四項特質，不但不只有一個資金來源，也不急於追求回報，或像一般人熟悉的天使投資（初創投資），專門把錢投入看好的項目。以大陸為例，資金很多，但投資標的多半是即將上市的公司，而且每個案子投資金額都很高，很少有投資金額少、細水長流式的投資模式，而提供資金加上教練輔佐式的「超級天使」創投模式，尤其欠缺。我們要做的是從無到有的投入、輔導、追蹤，讓創新事業羽翼豐滿，獨立經營，而後股票上市。也正因如此，除了尋求有意創業的優秀工程師，我們也會尋找具發展潛力的個人或公司。

至於創新創業投資的領域，創新工廠將鎖定資訊產業最熱門的三大領域：電子商務、行動網路和雲端運算，並選擇相關技術作為創業的起點。網路發展已經改變個人生活模式及商業模式，未來進入雲端運算時代，軟體都在某個國家的伺服器中運行，而不直接裝在終端設備，用戶只要指定網站，就可以進行軟體升級及運用，這樣的運作模式，將改變人類生活型態。我認為創新工場可以在這三大科技發展趨勢中，找到許多機會。

以行動上網趨勢為例，3G時代來臨，運用手機上網的人口和需求一定會快速成長，而且在像鴻海集團這種強調成本優勢的經營模式之下，行動上網手機的應用服務，一定會愈來愈便宜。

中國有七億支手機，在3G時代來臨後，會有更多軟體與服務需求，手機上網的應用和軟體開發，正好是我的專長，也將是創新工場很好的機會。除了瞄準中國大陸市場的潛力開發，我們也可以結合台灣高科技廠商如鴻海集團的製造優勢，在這個領域取得領先。

至於雲端運算趨勢，這方面的技術應用在搜尋引擎方面，已相對成熟，未來在移動化及個人化的用戶介面，例如手機應用等，雲端是一個大平台，相當適合中華電信、微軟等大公司來做；我認為創新工場應把握這個趨勢，善用別人的資源和平台，認清自己的角色，順勢而起。所以，我們看好的是，未來行動運算的雲端應用發展，希望在巨人平台上發展小的應用。

電子商務方面，中國大陸已開始興起，未來會有二百倍的成長機會。這三大趨勢科技領域，未來都會有爆發性成長，目前看來，空窗期約僅二年，現在如果不能好好把握，機會就是別人的了。

創業家對成功要志在必得

人才機會則是另一個吸引我自行創業的誘因，目前大陸有很多人才，過去我在微軟、google，也曾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才，這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我第一天宣布自行創立創新工場時，立刻收到四萬封履歷，其中七千封具工程師資歷，即可證明這是一個絕佳的人才選擇機會。

創新工場第一階段先在北京設立公司，目前已著手進行人才招募，將從已有的四萬封求職履歷中，挑出四十名員工，未來也計畫在台灣設立分公司。

現階段我們需要的人才，主要是創業者與工程師、產品專案經理等，選才的條件是一流的工程師技術人才，願意每週工作八十小時以上，另外就是必須具備創業家的特質，這種特質，從履歷上是看不出來的，那是一種對創業成功的渴望、自信、堅忍、客觀理性與絕佳的判斷力。創業者如果太過執著，往往會失去客觀性。

我們將從這七千封履歷中挑選出四十位工程師，加以培訓，再帶領他們進入上述三大趨勢領域，將資金提供有心創業的人。

從公司商業運作的角度，我們會從中選出二十個創業者，了解他們的創意，希望每年能從這二十個創業者中，培育創建出三到五家公司，輔導協助它們成長，甚至誕生幾個影響世界的中國品牌；從投資者的角度，我們希望在幾年之後，就能夠對投資者有優厚的回報。

假設可以如以上規劃發展，十年下來，創新工場即可成立五十家公司。除了在初期提供資金、協助它們把創意落實為可行的商業模式經營，我們也會協助它們募集外部資金，輔導它們獨立經營，並讓股票公開發行上市，屆時若能順利推動三家公司上市，我們就可讓創新工場的資金提供者獲取豐沛的回報。

致力幫台灣年輕人圓夢

許多台灣媒體都關心，創新工場何時要在台灣設立分公司。這是可能的，但目前時候未到。我認為做事情或經營事業，都要按部就班。我在台灣出生，對這塊土地有相當的感情，也有心協助台灣年輕人圓夢。

台灣年輕人有很多優點，但在某些方面仍有不足，例如，就創業而言，台灣年輕人比較理性，訓練出來的工程師思路清晰、分析力強，但可能不如中國大陸青年那麼有企圖心、那麼努力。

誠如日前我在台灣出版的自傳《世界因你不同──李開復從心選擇的人生》寫給台灣讀者的一文中所說，台灣的年輕人相當有潛力，但從二十一世紀人才的特質來看，在誠信的價值觀、多元化的成功定義、快樂積極的人生觀，以及勇於追求夢想的心之外，更需把世界觀當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衷心盼望台灣青年學子能據此個人實力，逐步展開人生藍圖。

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灣年輕朋友也要把中國的崛起當成一種難得的機遇，而非一味地視為挑釁，形成一種負面情緒的積累，更要避免心靈蒙塵，訓練自己看清前景，增強潛力發揮的靈活度。

百年來，華人首次可以在一個富足的土地上共創未來，無論是住在台北、北京或美國，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彼此間應互相學習與扶持，共擔責任、共創未來。大陸製造、台灣運營開創，就是一種創造未來的合作模式。

不論是在我過去工作過的領域，到未來行動上網領域中的手機硬體製造和服務內容，兩岸人才與企業有許多互補的合作機會。在網路方面，大陸比較領先，已有許多好公司及創新服務出現。它們的優勢是嗅覺靈敏，能聆聽客戶需求，對市場敏感度高，並且快速調整回應。規格化及執行力是台灣的強項，堪稱世界一流，有能力控制成本，做到最佳價格優勢。在手機硬體製造、品牌及流程方面，台灣在全球都是領先的。兩岸企業應該結合軟、硬體優勢與所長，互補整合，創新工場就是希望能扮演牽線的角色，共同打造出強勁的世界級華人品牌。

（王家英　採訪撰述）







學習蘇格蘭人的大智慧

南方朔

南方朔先生為文化評論家，

呈現閱讀和寫作的光與熱，被喻為「最用功的民間學者」。

曾任《中國時報》記者、專欄組主任、副總編輯、主筆等職，

以及《新新聞》總主筆。



全世界的人，我最喜歡蘇格蘭人，這跟以下這個蘇格蘭的故事有關，而這個故事，也跟台灣有關，甚至跟台灣的每個人，以及台灣現在最難對付的兩岸之間的發展、ECFA等，好像也有關。

今天，若要研究「現代」，就不可能不談到英國，而只要談到英國，就不能不談到蘇格蘭人。進一步深究的話，更會發現今天以英美為主導的現代文明，幾乎都離不開蘇格蘭人。

到底蘇格蘭有何特別之處？其實，蘇格蘭不只有眾所周知的蘇格蘭裙、蘇格蘭威士忌、蘇格蘭高爾夫球或蘇格蘭風笛。這個在中世紀歐洲最野蠻落後的窮鄉僻壤，自宗教改革之後，就開始追求教育、知識與胸襟的擴大。簡而言之，蘇格蘭人在克服自己的限制裡，把自己變得偉大。

跨領域的傑出貢獻 啟迪近代文明

哪些蘇格蘭人對整個人類社會及十八世紀以後近代文明貢獻很大？包括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一七二三至一七九○）、十八世紀啟蒙現代主義的大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一七一一至一七七六）、發明蒸汽機的瓦特（James Watt，一七三六至一八一九），以及最早發明腳踏車的麥克米蘭（Kirkpatrick MacMillan，一八一二至一八七八）。另外，發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綜合型紡織機器、建造人類史上第一條高速公路（高速驛道）、開鑿第一條人工運河的，也都是蘇格蘭人，蘇格蘭人的豐功偉績不勝枚舉。

蘇格蘭人移民到美國後也出了許多偉人，像是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一八三五至一九一九）、電話電報的發明者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一八四七至一九二二）。卡內基不僅創造出現代鋼鐵工業文明，造就了一個很大的產業，更偉大的是，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有、也最熱心公益的大資本家。他到臨終都認為，帶著如此巨大的財富到另一個世界，是最大的恥辱。他為有錢人創造出一個最偉大的典範。

今天全球教育典範的「長春藤體系」，也是蘇格蘭人所建立。古代的蘇格蘭雖不富有，卻是最早追求知識的社會，有四所大學（英格蘭只有二所），擁有優良的大學制度，不只是訓練專科人才，最重要的是要訓練出知識分子領袖、公共服務人員領袖。

早年，其中一所大學校長，調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校長，他把蘇格蘭這套注重古典、經典、通識和領袖氣質的教育方式帶過去，最先是在普林斯頓實驗，由於效果非常好，結果，美國東岸著名的貴族大學全都向普林斯頓學習，這就是長春藤盟校系統的起源。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蘇格蘭人，今天的「英美時代」根本就不可能出現。

蘇格蘭人的貢獻，不止於此。像是公共衛生領域大量使用的盤尼西林，就是蘇格蘭人佛來明（Alexander Fleming，一八八一至一九五五）發明的；近代電磁學之父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一八三一至一八七九）也是蘇格蘭人。

在人文方面，蘇格蘭也出了許多開創性人物，例如詩人柏恩斯（Robert Burns，一七五九至一七九六），他出身農家，家貧沒錢唸書，靠著自修學會拉丁文、法文，後來成為十八、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先行者，帶動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歷史小說的祖師爺史考特（Thomas Scott）也是蘇格蘭人。

今天研究哲學的人都知道《心靈》（mind）期刊，這本全世界最高水準的哲學期刊出自蘇格蘭。第一本《大英百科全書》，也是在愛丁堡編出來的。

更重要的是，從亞當斯密那一代一直發展下來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人類政治制度史及社會的發展影響甚鉅，因為，蘇格蘭啟蒙運動強調知識、效率、自由、民主與博愛，這也正是從十八世紀至今的所謂現代社會、現代世界的特性。這些特性，後來被學者們稱為「現代性」（modernity）。也就是說，從十八世紀開始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其實都一直活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所造成的影響之下。

以宗教和教育改變腦袋 創造社會動力

不過，遠古時候的蘇格蘭人卻非如此精采。從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主演的電影「英雄本色」（brave heart）中，就可發現中古世紀的蘇格蘭是非常貧窮的，甚至是全歐洲最窮的地區。由於位處高地，蘇格蘭沒有什麼天然資源，土地小，約是英格蘭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人口更少，即使到今天，人口也才一百多萬，沒什麼增長。如此貧窮的一個地區，為何能在十八世紀以後，這般飛黃騰達？

答案其實很簡單──知識就是力量，蘇格蘭的百姓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發明能量，是因為注重知識，而知識正是一個社會提升自己、提升人類的最大動力，有知識、有全球視野，心胸就會變大，可以改造自己，也可以改造別人，一起達到最好的境界。

歐洲在宗教改革之後，各國之間殺伐不斷，後來蘇格蘭出了一位宗教改革家約翰‧洛克思（John Knox，一五○五至一五七二），他是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奠基者。他學習瑞士喀爾文教派（Calvinist），把清教徒的那套信仰帶到蘇格蘭，要求蘇格蘭人不可以賭博、亂花錢，要過勤儉有紀律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也強化教育，曾寫了一本《紀律之書》，指出教育是讓一個社會持續成長的動力。他在世時，蘇格蘭一村一校，而且都是專業教師在教課，所以，儘管蘇格蘭很窮，教育卻非常發達。

十七世紀時，蘇格蘭的識字率已高達七十五%。根據研究指出，第一個全國都識字的社會就是蘇格蘭，後來，英格蘭拚命追趕，到一八八○年才追上蘇格蘭的教育普及率。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把整個社會以知識做為成長動力的，就是蘇格蘭。

蘇格蘭人不是只讀《聖經》而已，十七世紀時就有租書店。蘇格蘭人讀的書，一半是聖書，一半是通俗書，其中包括禮節書、科學書、自然史書、社會風俗書。

「合併法案」的簽訂 化解長期衝突

然而，儘管蘇格蘭社會如此追求上進、知識與紀律，但跟英格蘭比起來，畢竟國土比較小，這兩個國家爭戰不斷，一直打到十七世紀，愈打對雙方愈不利。一七○七年，蘇格蘭跟英格蘭簽訂了「合併法案」（Act of Union），徹底改變了蘇格蘭的命運。

一六○三年，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逝世，她沒有子女，王位傳給了蘇格蘭人，但兩國之間仍不和平，雙方之間為了宗教衝突、為了誰服從誰，水火不容、互不相讓，戰亂不斷、動盪不安。可是，到了一六八九年，他們之間的關係卻突然變好了，因為，英格蘭的海洋勢力在全世界快速擴張，他們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等新世界獲得廣大的殖民地，甚至進入亞洲地區。殖民地擴大，財政經濟勢力隨之擴張，短短幾年內，進出口貿易成長兩倍。整個英格蘭在經濟發展之下快速成長，蘇格蘭漸漸地就比不上了。

當時，蘇格蘭人很不服氣，一六九五到一六九八年蘇格蘭議會開會，決定不靠英格蘭，要自己去開創海外殖民地。負責領導蘇格蘭探險隊的彼特森（Peterson）三度前進新大陸。但是，沒有英格蘭的幫忙，這三支帶著滿滿財貨出發的探險隊到美洲之後，卻無人搭理；第一支探險隊，五艘船共一千二百人出去，活著回來的沒幾個，連彼特森的老婆都死在船上。後來的兩支探險隊，也都鎩羽而歸。

這表示，蘇格蘭想要憑自己的小小實力，打開一條大活路，是沒有機會的，非得靠英格蘭人幫忙才行。所以，一七○○年，蘇格蘭人改弦易轍，開始和有深仇大恨的英格蘭人合作，共同發展圖利。這樣的一個世界觀，深獲商人階級、新興中產階級的支持，但讀書人不太支持，老百姓則不置可否。到一七○六年，兩國議會終於簽了所謂的「合併法案」，以理性與貿易合而為一，蘇格蘭仍保有宗教和自己的司法體系。

雖然，蘇格蘭由於分配到的議會席次很少，雙方簽約之後，還是鬧了很久，但無論如何，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最後還是永遠在一起，結束了長達好幾個世紀的殺戮、鬥爭與糾纏。

事實證明，一七○七年之後，蘇格蘭增加了許多貿易機會，航海安全大為提升，中產階級、資本家有了信心，過去所累積的資本全部發揮出來。歷史學家說，一七四五年是英格蘭「文化和社會的大爆發時代」，前面所提的亞當斯密等人，都是一七四五年前後冒出來的，蘇格蘭原本就是靠良好教育及高國民素質來提升社會，一旦社會自我提升了，就有機會幫助英格蘭。

敞開胸懷 把全世界當作舞台

蘇格蘭人特別務實，識字率高，全國沒有文盲，科普、人文並重，司法制度也跟很多社會不一樣，這樣培養出來的人就有很不一樣的腦袋，所以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經濟學、哲學到文學，都有無比的創造力。

以卡內基為例，他是個窮光蛋，也是第一代移民，從小跑到美國，從送電報開始，看到用鋼鐵架設的鐵軌容易壞，火車經過很危險，於是就想做堅固耐用的鐵軌。同樣的問題大家都看得到，但想不到，他不但能夠發現問題，還想到解決之道，因此能從一個送電報的小孩，變成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富翁。

注重教育，認為一個社會最重要的資產是「腦袋」，這就是蘇格蘭的文化特色。這種文化在一七四五年後快速發揚光大，蘇格蘭人是先透過自我改造，時機成熟後就有機會改造英國人；因為英國人口多、船堅砲利，蘇格蘭人就利用英國人的這套實力，把整個蘇格蘭的內在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由英國傳到美國，再散布到全世界。

我最佩服的，是像卡內基這一代的人，他們都是白手起家，賺很多錢，但都不忘本，畢生從事公益事業。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有非常多美國資本家從事公益事業。所以美國資本家早期曾說過很多大話，像是「美國是屬於我們的，不是屬於你們的」。華盛頓特區裡國會白宮那一大塊區域，博物館林立，那些全是資本家興建後送給政府的。熱心公益、熱心文化傳承、熱中知識、追求知識與博愛精神，都是蘇格蘭人非常傑出的現代性。

更難得的是，蘇格蘭人解決自己的宿命，充滿了高度的智慧，亞當斯密和休姆都曾寫過文章談一七○七年兩國的「合併法案」，他們都認為，從長期來看，法案對英格蘭、對蘇格蘭，甚至對全世界，都有無比巨大的利益。

事實上，「合併法案」簽訂之後，蘇格蘭與英格蘭真的都把那種負面內耗，甚至非理性的能量轉化成正面、開創的建設性能量。這讓只有百萬人的蘇格蘭人，得以將整個世界作為舞台。不但如此，這個民族在自我提升的同時，也和英格蘭一起提升，進而帶動美國的快速發展。

正向思考 台灣帶動新的中國

三百年前發生在英國的事，對今天的兩岸，特別是對台灣，應有極大的啟發意義。今天台灣的種種，乃是中國積弱、內憂外患所致，因此論悲情，台灣的悲情是更大的中國悲情的一部分；今天的台灣，由於戰後有了較早的發展機會，但今天中國大陸，終究也抓住了機會開始發展。面對中國的新生，自認優越，除了暴露自己的偏狹外，其實毫無意義。

對於兩岸互動密切，獨派亟力反對，但阿扁早已說過「台獨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高喊台獨除了可以嚇嚇馬政府外，可有任何意義？而馬政府既需要大陸給他業績，又要滿足獨派的要脅，在那裡玩著「兩國論」的遊戲，這種兩面手法很快也會黔驢技窮。正因如此，在這個兩岸互動頻繁，依存度日增的時刻，無論朝野政黨，都須將負向思考改為正向思考，不再無限放大自己的意識，用一種新的視野看待兩岸問題。

三百年前蘇格蘭的故事，可做為一個新起點。台灣是中國最不堪的時代被強行抱走的嬰兒，時代改變，台灣要有改變自己，並進而參與中國，替新的中國做出貢獻的雄心壯志。

台灣人要學習蘇格蘭人的涵養和智慧，否則台灣在目前這種一切能量都在糾纏中負面化的趨勢下，一切的品質只會沉淪，不應當分裂的社會也將更加分裂，甚或爆發動盪。我相信，台灣第一個能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決斷的政黨，必將贏得未來的主導權。

（王家英　採訪撰述）

從「被遺忘的中國」 談全球防疫



何大一

何大一先生發明治療愛滋病的「雞尾酒療法」，舉世矚目。

一九九六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被譽為「人類在對抗愛滋病之戰中扭轉乾坤的真正英雄」。

以卓越的醫學貢獻，獲得多項榮譽勳章和獎項，

包括美國總統勳章獎、美國國家科學獎及太空總署成就獎，以及哈佛榮譽博士等。

現任洛克菲勒大學艾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膺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