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家族

名人推薦：張曉風 真情推薦

我們家是武士家族，父母都曾是中華民國軍官。

他們滿腦袋忠誠，在戰爭中困苦流離，在驚濤駭浪中度過青春。

思念的家園，失落的青春，如今都成了破碎的夢境。

在生命的終點，父親牽掛的是他的起點；而那起點，其實是永遠的消失了。

老兵凋零──追念父親，告別屬於他的那個年代

新店天堂

幾年前，兄弟姊妹們難得聚首，討論著是否應請患有巴金森氏症的老父遷回眷村平房居住，較寬敞且進出方便。

耄齡的老父堅決反對。「我現在，」以手杖頓地，他說：「就住在天堂裡。」

他住在新店市一棟四層樓舊公寓的二樓。

最近幾年，我每次回國，總是從中正機場直奔父母所居的新店。脫下國外服裝，換穿適合台灣天氣的薄衫、短褲、涼鞋，頭髮束起，洋傘打開，我就在大街小巷穿行，自覺融入市井而秋水無痕。新店於我，漸漸成了「故鄉」的代名詞。

在台停留期間，我幾乎不上別的地方，只在新店，而且只在新店溪畔－父母家－耕莘醫院這條動線上往來奔走，一日數回。

然而我從未認同新店。我好像是在新店出任務，職責是照顧父母，給辛苦的姊姊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心無旁騖，對日日經過的店家、擦肩而過的路人熟視無睹。當我攙扶情緒易陷低潮的母親，我努力尋找能吸引她注意的好東西：樹上的芒果、校園裡的紫花、簷下育雛的燕子，或池塘裡游走的魚鱉。當我回頭照看蹣跚落後的父親，我提醒他別踩到地上的狗屎。

仔細想來，新店原是舊識。大一時全班濛濛谷露營烤肉，是初次見面。山清水秀，南部來的我驚艷傾心。孩子們幼小時，週末我們常常去青潭與碧潭之間的河谷探險。一次在廣興里，女兒隨興跳進河裡游泳，卻訝見一條粗大水蛇在水中蜿蜒與她共泳。河畔遍是竹林，春天農人採割竹筍，我們聞香而至，買回煮湯，其味清甜無比。這些都是我們寶愛不忘的美好記憶，但卻從未與「新店」畫上等號，彷彿那山區不屬於新店。在我們騃頑的心目中，「新店」止於新店車站。

在新店的日子，於我如修行，如服兵役數饅頭，如小沙彌敲木魚。我是旅人，是過客，帶點悲情的自憐，想要來得俐落，去得乾淨。我與新店保持心理上的距離，像個貞淑的女子，覺得自己別有牽掛，不宜處處留情。

時日增長，新店卻似滴水穿石，逐漸在我心上鑿下痕跡。

有一次我帶母親看病，從醫院出來，剛領得的大包藥不知何時遺落，煩亂中竟不自覺。二十分鐘後急急回頭去找，卻見那包藥端端正正放在丁字路口的水泥礅上。藥袋映照著陽光，彷彿那拾起的人在歎息是誰這麼不小心。

有一次母親走失，我們慌了手腳，問巷口麵店的阿嫂有沒看見。阿嫂說：「有啊，她走過去有十分鐘了，我叫她進來坐坐，休息一下，她都不肯，說要去醫院找你們。」

又一次在心慌意亂中我丟失了錢包，連在哪兒掉的都不知道，心想這還有什麼指望。豈料回家後接到電話，同巷子的鄰居撿到，根據身分證追查出我的下落，給我送來，不肯說名字地址……

小飯館的老闆娘告訴我，我點的青菜老爸老媽嚼不動，他們通常點的是哪些哪些菜……

坐在捷運車上，一位太太從車廂那頭對我喊話：「我見過你喔。你常常去河邊公園對不對？」

是的，河邊公園。從它還沒個公園模樣的洪荒年代起，母親就在這裡義務教打太極拳了；父親則是她永不長進的劣徒。有二十年之久，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倆就背著錄音機，拿著扇子和劍，來河邊會合新朋舊友，吐納山川正氣。

直到母親再也記不得一招半式。

我想到二老剛來此定居時的情景：公寓四面多是稻田或荒地，不遠處的中央新村則花木扶疏庭院深深，唯一的大眾交通工具公路局車到此為止，讓人有世界盡頭的錯覺，卻也有世外桃源的幻想。

曾幾何時，二老於新店也如白頭宮女了。

我漸漸覺得可以放開胸懷，跟識與不識的人點頭微笑。我看出父母居住的鄰里像一張無形而緊密的網，對他們形成某種保障。我憬悟我們的一舉一動，其實都被左鄰右舍，甚至大街上的商家耳聞目睹，積年累月，以致瞭如指掌。

父親十九歲與同學結伴去從軍報國，母親十五歲離家住讀師範，此後大半生流離漂泊，而眷村陋屋從來不是自己的房子。新店恐怕是他們最安穩的一個窩了吧？

怎能怪父親說，他現在就住在天堂裡呢。

在河邊公園裡，膝蓋僵硬雙手顫抖的父親以手杖指點江山──完全出於無心，卻準確地模仿了他此生追隨的領袖。他伸手一揮一擺，像在介紹自己的防區：「怎麼樣，你們紐西蘭沒有這麼大的公園，這麼好的景致吧？」

我微笑不語。



父親不在家

京滬線上，南京城東，龍潭鎮外，曾經有個叫做尹家場的小村。在父親幼小時，也就是民國初年，全村僅百餘戶，全都姓尹。父親排行老二，上面哥哥，長他三歲。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龍潭附近，與軍閥孫傳芳所率六省聯軍大戰一場，史稱龍潭之役。父親那年九歲，與他哥哥偷跑到村外去看兩軍作戰，祖母發現後急去尋找，呼喚兄弟倆回家，一顆砲彈從後飛來，自祖母背上劃過，從此留下一大片疤痕。

祖父尹聯禧，前清時代讀舊書，在尹家祠堂私塾裡是出類拔萃的佳子弟，熟記四書五經，善寫詩詞文章，遠近聞名。可惜還沒來得及考功名，科舉便廢止了。滿腹經綸無處賣，只好到處尋館，做教書先生。本村太小無館可坐，他便像走方郎中似的，到鄰近鄉鎮去，找些大戶人家當家教。如此過個幾年，新式學校漸漸普及，他終於再也謀不到館，只好回家。

幸好家有賢妻。祖母王氏，帶著兩個幼兒，竟還能下田種稻、入塘捕魚，把家裡整治得衣食不缺；而這些重活兒，祖父卻做不來。事實上祖父除讀書外別無所長，素來有個「書呆子」的渾名。他在家待了一陣子，同村做生意的族兄拉拔他，請他幫忙管賬，出門做買賣，也要他跟著。

族兄的生意之一，是在鄉間搜購鴨子，用船運到南京，賣給中盤商去做南京板鴨。祖父常常奉命押船，他就攜帶子侄同行，幫忙趕鴨。有一次，大約就在偷觀龍潭之役後，他的長子，我父親的哥哥也去了。

據我父親敘述，他哥哥那年十二歲，初次出門。晚間船開到一個偏僻小港停泊，祖父和眾堂兄呼嘯上岸，去他們顯然熟知的一處賭場吆五喝六去，吩咐這十二歲的孩子留守。更深夜靜後，岸上忽然傳來狼嘷，由遠而近，黑暗中，從船上只見到樹林裡一雙雙晶亮的眼睛。這孩子急切間想要解開船纜而不得，呼救亦無人應。總之，天亮後眾人賭罷歸船，只見鴨屍遍甲板，孩子也沒了呼吸。

我父親常說，他哥哥是被狼嚇死的，因為狼群忙著啃鴨子，並沒咬他。反正自此父親就升格成了老大。事實上，那時候兩個弟弟還沒出生，父親一時間成了獨子。他總記得哥哥枉死不久，他重病高燒，祖母急瘋了，背了他，一個人摸黑趕路，到龍潭鎮上敲開醫生的門，救活了他。祖父如常不在家。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我父親十九歲，剛好高中畢業。八月十三日上海戰起，祖父正貿遷到上海，他寫信回家說，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我讀聖賢書，何能置身事外，決定就地參加抗日行列，家人請自保重。從此沒了音訊。

父親八十大壽時，我們準備擺個壽宴，父親堅辭不受，倒是寫了個簡短自述交給我。談及祖父以一中年書生而仍血性如此，很不容情地批評，說他「並未受過軍事訓練，盲從行為，書呆之至」。

這自然是拿來與他自己受過的完整軍事教育作對照。上海戰役打了三個月，南京政府機關利用此時間撤退到武漢，再轉至重慶。南京一帶中學、大學生向中央請命追隨，獲發少許路費，於是紛紛上路。父親與一群同學好友從家鄉步行出發，沿著被炸毀的京滬鐵路線，穿越南京，渡過長江，走到江北浦口火車站，看到逃亡人潮人山人海，鐵路幾近癱瘓：

「在混亂中，我們終於看到一列鐵皮火車進站，但已擠滿，沒有一點立足空隙。我們不顧危險，爬到車廂頂上。」

火車奉命讓軍車優先行駛，因此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開到徐州車站：「這裡逃亡人潮很亂，我們跳下車廂，跨越津浦與隴海鐵路交叉道，找到隴海鐵路西行貨運火車，照原式爬上車頂，兩天後到達河南開封車站，憲警叫通通下車。」

開封城很大，戰火未及，市面平靜。但接下來怎麼辦，誰也沒有主意。茫無頭緒之際，發現城裡到處張貼著三種招生廣告：陜北延安抗日大學（共產黨的）、山西太原民族革命大學（軍閥閻錫山的），以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幹部訓練班（國民政府的）。

「大家都很高興。據說只要是流亡學生，報名卽錄取。有人認為既能解決生活問題，又有大學可讀，抗日大學或革命大學皆無不可。我卻對這兩校抱持懷疑，而選擇了早有所聞的中央軍校。」

他與千里跋涉共患難的同學們，就在這裡分道揚鑣了。後來他們有沒有各為其主，在戰場上對峙，甚至短兵相接，是不堪設想的。

父親考入幹部訓練班，兩個月後轉赴武昌，編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團長由蔣委員長兼任，教育長是桂永清。父親是第三總隊軍事科學生。

隨著戰局惡化，戰幹團先是從武昌行軍至湖南桃源，半年後撤至沅陵，再半年又翻山越嶺行軍二月抵達四川綦江，繼續訓練半年，這才結業。編併為中央軍校第二分校，第十六期十九總隊步兵科畢業。

這樣在戰爭中邊逃邊受訓，不是躲在深山裡就是長途行軍，戰爭打了快一半訓練才完成，真所謂「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我常遙想主事者之沉穩堅毅，參與者之堅苦卓絕，而欽仰歎服。最奇者，戰幹團還有一支「女生大隊」，十幾二十歲的女孩子，同樣山野中受訓、穿草鞋行軍、吃夾雜飛沙走石的大鍋飯，我母親就是其中一員。

父親畢業後，分發至湖北第六戰區，野戰部隊擔任少尉排長，「在鄂湘地帶與日軍周旋對峙，經常與敵軍師級以上部隊運動，或陣地攻防作戰，戰況非常激烈。」同隊同學在兩湖戰區服役者甚多，「作戰傷亡，時有所聞」。

我小時候，聽父親講過幾次作戰情形，總難想像在那樣的槍林彈雨中，父親如何能安然渡過每一天，而成為我的父親。我一定這樣問過，因為我記得他回答說：「作戰時你不能怕，你就是要向前，就是要衝鋒，子彈反而不會落在你頭上。」我知道父親熟讀兵書，擅長欺敵，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堪稱智勇雙全。

長話短說，抗戰勝利時，父親的職稱是青年軍二○六師副營長。原本以為「那美好的仗他已打過」，誰知國共戰爭隨之而起，父親戰後未能返鄉，反而於次年，民國三十五年，奉派率二○六師部分軍官，自重慶赴洛陽，鎮守黃河防線。

但他急於孝養老母。當時軍務並不緊急，我母親和襁褓中的大哥隨軍而行。父親便把祖母從南京接到洛陽，與妻兒同住。又擔心兩個十幾歲的弟弟在南京無人照管，把他們也叫了來。二弟他留在身邊佐理軍務，三弟才十二、三歲，先是讓他在洛陽念中學，後來才進入青年軍受訓。

母親每次講述到這一段，總是一拍大腿，歎道：「哪想到你三叔就是在洛陽念中學的時候，入了共產黨！」言下之意，不僅是可惜三叔「誤入歧途」，而且為國共鬥爭之際，「國民黨軍官家裡藏了個共產黨人」而心驚肉跳。不過我想，三叔當時年紀尚幼，不見得就入了黨，多半只是參加了其外圍組織吧。

六十年後的今天，後人自然難以論斷誰是誰非，誰辜負了誰，誰害苦了誰。這其實是時代的大悲劇。在席捲的洪流中，小人物各憑良知良能，瞬息間下判斷、做決定。局勢的變化，歷史的功過，豈是他們所能參詳？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陪父母返大陸探親，在北京公安大學教職員宿舍，首次見到中文系任教的三叔以及他的家人。當時大陸物資缺乏，海外人士返鄉禮物常是冰箱電視等，且有「三大件五小件」的限制。而我是假探親之名，行採訪之實，大件的配額都給了採訪對象，記得帶給三叔的僅是「小件」音響。我當時三十出頭年紀，自以為體能與智慧都達到巔峰，背包牛仔褲滿城亂竄，對所見所聞恣意在腦中詮釋，筆下品評。

我看見三叔憂容滿面，模樣兒比我父親還見老；我聽見每一個返鄉探親的老兵，都帶回來一個「家人因我是國民黨而受苦」的故事──多少人為這樣的故事哭了不知多少場，這簡直成了外省人在大陸的「原罪」。

我不想哭。我身為外省第二代，既不想在台灣背負國民黨的原罪，也不想在大陸背負國民黨的原罪。冤有頭債有主，台灣人，要怪就怪蔣介石吧；大陸人，只能怪毛澤東吧。

我父親可不像我這麼愛撇清。他愛把不是他的罪都攬上身。他像基督教傳道士，穿著「我是罪人」的白背心，走來走去。他英雄老矣，對自己的人生產生懷疑；他追隨的領袖被人鞭屍，他信仰的主義被人否定，他遂採取哀兵姿態，把自己貶低得一文不值，激動起來就哭著說他無德無能，對不起每一個人。

台灣的電視新聞他漸漸看不懂了，報紙上說的讓他不敢相信。在他因巴金森氏症而進入失憶、失智狀態前後，他好幾次與我們爭論：「李登輝是蔣經國親手挑的人呀，蔣經國怎麼會看錯？」「俞國華是幹什麼的呀，他怎麼就讓他們這麼搞法？」

我有時候想，這世界變化快，老兵早點凋零，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是壞事。

今日清晨，我心目中最無畏的勇士終於向死神屈服，病逝於他生活了五十八年的台灣。屬於他的那個年代，在我看來，就此結束了。

老兵凋零──追念父親，告別屬於他的那個年代

新店天堂

幾年前，兄弟姊妹們難得聚首，討論著是否應請患有巴金森氏症的老父遷回眷村平房居住，較寬敞且進出方便。

耄齡的老父堅決反對。「我現在，」以手杖頓地，他說：「就住在天堂裡。」

他住在新店市一棟四層樓舊公寓的二樓。

最近幾年，我每次回國，總是從中正機場直奔父母所居的新店。脫下國外服裝，換穿適合台灣天氣的薄衫、短褲、涼鞋，頭髮束起，洋傘打開，我就在大街小巷穿行，自覺融入市井而秋水無痕。新店於我，漸漸成了「故鄉」的代名詞。

在台停留期間，我幾乎不上別的地...

【跋】卻顧所來徑

二○○七年五月底在台北，我率領三個年輕人，一起去探望我的父母。瑋兒從紐約飛來，珮兒從奧克蘭飛來，準女婿柯華從首爾飛來。自從我們移民出國，二老見到兩小的機會，用一隻手就數得出來。

固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人都在到處流動，可我面對衰頹不堪的父母，還是深深愧疚：看我把一個家鬧得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人家頂多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我家則聚首一次像九大行星排列成行一樣困難。

母親已經不認識我。我端張小板凳在她面前坐著，握住她的手說話，幾分鐘後她似乎記起來了，掉下眼淚。姊姊和外傭都哭了。

父親的失智比較輕微，但是他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不說。瑋兒眼看時間流逝，著急地轉頭看我。

「坐到外公面前去，」我告訴他：「跟他說你是誰。」

果然有效，父親開口了。不是寒暄，不問近況，甚至也不像是針對外孫，他說起他生長的地方，細細描述家屋內外與村落環境，京滬鐵路如何通過村外，要怎麼樣，走幾公里的路，才能到最近的火車站「龍潭」，怎麼樣從那裡去南京……。

思念的家園，失落的青春，如今都成了破碎的夢境。在生命的終點，父親牽掛的是他的起點；而那起點，其實是永遠的消失了。

台北聚會之後，星辰繼續運行各自的軌道：瑋兒續飛北京；珮兒和柯華同飛歐洲。半年後，父親過世。再半年，母親也走了。

我的感覺，像是屋頂被掀掉，下雨時傘被吹掉，光頭的帽子被摘掉。我的上面空了。我在這世上行走，頭頂吹著天風，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與無依。

流光容易把人拋，倏忽四年過去了。二○一一年六月，兒子又要從紐約飛北京。這回是去出差，總共要到五個城市。我則剛好返台。地理位置上，這是四年來我和他最接近的時候。我們這兩顆天體，運行到「最近點」，卻依然隔著銀河。

於是跟兒子商量：你要去的城市中包括南京，我到南京去會你，來個鵲橋會吧。

我住進兒子將入住的旅館。但是我發現，兒子沒空跟我說話。他們一行五人，由事務所合夥人之一的資深律師帶隊，大清早就坐上在門口等候的小巴士，去他們也搞不清東南西北的客戶處；傍晚回到旅館，還要開晚餐檢討會，回到房間往往已經超過十點。

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忽然體會到深閨怨婦、寂寞芳心的滋味──雖然比喻不當，情境庶幾近之。每天早餐後，拎著包包去旅館美麗的標準泳池游泳。整個健身區沒別的客人，工作人員對我鞠躬哈腰遞毛巾，我在空蕩蕩的溫水泳池內游過來游過去。洗個澡，回房間，坐高樓上，面對著湖景大窗，喝咖啡吃水果。

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到不好意思。這絕對不是我父母所熟悉的南京。但是何以見得？「六朝金粉」、「金陵舊夢」，甚至「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不都是形容南京舊日的繁華？換上短褲T恤運動鞋，背上小背包，拿著地圖，我去尋找真正的南京。

去了中山陵，看「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石版光潔、金漆嶄新，思忖這個政黨是否當年便已將黨魂埋葬於此，而今卻由它的宿敵擦亮它的墓碑？

去了總統府，看到裡面的說明牌總帶著對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三分揶揄、二分不屑，幾乎覺得六十多年前的失國之恥今天仍然由我承擔。

去了父親記掛的尹家村，當然再也不像母親筆下描寫的「水塘環繞，村民秋天採菱、冬季網魚，分送各家」的美麗江南風光。全村都是新蓋水泥房，俗而劣；水塘小而髒，婦人在塘邊洗衣，既無菱亦無魚。

去了七十多年前父親出發從軍，曾經渡過的長江。江面一片煙漫，橋上車水馬龍，橋頭矗立著工農兵群眾的巨大雕像，提醒路人那非常革命的共產中國。革命，革了誰的命？

我發現南京的地鐵是全世界銅臭味最重──不，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大眾交通系統。有些站名顯然被企業買下。例如我所進出的玄武門站，改叫「南京國際廣場／玄武門站」，而快到站時，車內廣播會說：

「南京銀行／金梅花基金提醒您，南京國際廣場／玄武門站到了，有到某某整形外科、某某英語補習班的旅客，請不要緊靠車門，拿好您的隨身物品，準備下車。不下車的旅客，請您看管好隨身物品。本列車開往高麗家具城／邁皋橋站。」

有時候，廣告主換了，車廂內張貼的地鐵路線圖站名還沒改，廣播站名卻變了。我目瞪口呆。四周乘客對這強力的置入性行銷卻如聾似瞎──我想不是無可奈何，而是根本沒想到有什麼不對，或根本沒有想，從來沒有「想」的習慣。我想像著台北捷運若竟敢如此大賣廣告，不知會怎樣的被市民罵到臭頭。

晚上我向兒子會報白日見聞，兒子說：

「今天的中國，看起來還跟《水滸傳》的時代一樣，老百姓滿心盼望『包青天』出現。沒有包青天，有了天大的冤屈，他們就是『上訪』，那不還是在『告御狀』、『攔轎喊冤』嗎。」

「在台灣，我們早就超越那個階段了，」我喃喃道。

「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這是人的天性。」兒子轉口又說：「不過我對中國的政治前景並不那麼悲觀，因為追求公平合理的待遇也是人的天性，事情終究要改變。」

我在南京的最後一晚，兒子知道我在等他，九點半回了房，跟我道歉說，沒辦法，今晚是客戶請吃飯。

客戶都是所謂「八○後」的一代，有跨國公司主管，有專司國際業務的律師，總之是南京的優秀年輕人。這樣有點像兩支辯論隊對壘？我暗自想。

兒子的領隊上司卻先就指示：「你們會講中文的，只管用中文跟客戶聊天，不必忙翻譯，不用管我們聽不懂的人。」他們這邊隊上，能用中文聊天的，其實並無第二人。

「那你舌戰群儒囉？」我顯然還是滿腦袋冷戰思維。

「哪有，大家都很友善，聊些輕鬆話題。我就跟他們談南京的歷史啦，孔尚任的《桃花扇》啦……。」

「孔尚任的《桃花扇》！」

「南京最有名的愛情故事，媽教過我的呀。」

喔。

我想起兒子告訴我，他在耶魯的政治學教授蓋迪斯（John Gaddis）在課堂上剖析：「『中國』沒有固定的疆界，文化的認同是它的疆界。因為中國不是一般定義的國家，更不是某個政權。它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一九三七年，我的父母分別離開在南京、在湖南的故鄉，萬里流徙，十一年後落腳台灣，終老於斯，埋骨於斯。他們尋求的是基本的生存與發展。

一九九四年，我帶著兒女離開台灣，去到世界邊緣的另一個島，追求的是跨越文化界限，更多選擇的自由，另一種發展的可能。

年輕的一代成長後，離開那個優美但偏遠的南太平洋之島，分別飛往美國和歐洲，則是企圖更進一步擺脫疆界的限制，試探展翼的空間。

「中國」於他們無所謂回歸，因為他們從未離開。作為一種文化的概念、身分的起源，我希望「中國」會追隨他們到天涯海角，但不是他們的腳鐐手銬。

我的父母盡力過他們的一生，作了我們的墊腳石。如果人死後有知，我希望他們能夠卸下靈魂的重擔。

而我，將由此去，安心回到我的簡單常軌，種花、讀書，偶然上網，施展Skype天眼通、Googletalk傳音入密，觀察我最關切的兩顆天體，在無垠的宇宙飛行。

【跋】卻顧所來徑

二○○七年五月底在台北，我率領三個年輕人，一起去探望我的父母。瑋兒從紐約飛來，珮兒從奧克蘭飛來，準女婿柯華從首爾飛來。自從我們移民出國，二老見到兩小的機會，用一隻手就數得出來。

固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人都在到處流動，可我面對衰頹不堪的父母，還是深深愧疚：看我把一個家鬧得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人家頂多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我家則聚首一次像九大行星排列成行一樣困難。

母親已經不認識我。我端張小板凳在她面前坐著，握住她的手說話，幾分鐘後她似乎記起來了，掉下眼淚。姊姊...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武士」，不見得是階級或職業；它可以是一種執著，一種自尊，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它可能存在每個人的心底，但是在我的家族中，它得到彰顯。

生下女兒之後，我才懂得感激母親。隨著女兒的成長，我才承認我與母親實在是一脈相承。

如果說，母親是我最初的導師，女兒就是我繼起的諍友。

由於女兒的緣故，我愈來愈發現，我是以母親為標竿，修正或看齊。由於女兒的緣故，我努力避免母親犯過的錯誤，但是也開始理解並且同情母親的軟弱與無明。

我敬佩母親的勇氣與正直。養育女兒，讓我看出作為一個母親，「勇氣與正直」是何等的必要，又是何等的難為。我在幼小的女兒身上看到同樣的「勇氣與正直」的品質，心中同時湧現訝異、驕傲與謙卑的情緒。

在母親晚年失智開始嚴重的時候，長途電話已經難以溝通。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用電腦大字列印出來，從紐西蘭寄到台北，告訴她，這份勇氣與正直，是她給我的最珍貴資產。

我知道她每天看這封信，都會像是初次看到。我希望她每次都感到安慰。

對於父親，我卻要等到兒子成年以後，才學會欣賞。

在我的家族中，巾幗從來不讓鬚眉。從小，我不知道有「男女有別」這回事。中年以後，也許在兒子身上認出了什麼，也許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有所體悟，也或許單純地只是添了點歲數、長了點智慧。遲鈍而頑固的我，到底明白了男人在很多方面與女人是「有別」的。

我看出了父親過人的堅定與毅力。他就像那首英文歌裡描寫的，是一座「惡水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他會毫不猶豫以肉身護衛生命中關切的所有人。在價值觀混淆錯亂的時代，他堅持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在流亡遷徙的歲月裡，他努力做到「不辱先人、不愧後代」。他沒有升官，沒有發財，但是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他是個男子漢。

在理解父親的同時，我也理解了我的丈夫。我明白相對弱勢的女人，相對無大志的女人，其實主宰了家中男性的終極幸福。我告訴女兒：「一個男人，不管他成就高低，所能得到的最大報償，就是某個特定女人的贊賞、理解與接納。」

我學會不要濫用這無形的權力。我領悟這權力也是兩面刃，拿來傷人，我必自傷。

我父、我夫、我子，與他們的眾多同類一樣，是高飛的鷹、遠走的虎，當他們狩獵歸來，身心俱疲，卻仍然側耳傾聽遠方的戰鼓。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顯得無助，甚至茫然。他們需要一個舔傷避雨的巢穴，安頓靈魂的臂彎。

書寫自家故事，是個兩難。文字是很奇怪的東西，它不是實體，但是一旦印成白紙黑字，甚至只是在網路上流傳，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竄到哪裡，會如何變化，會觸發什麼意想不到的反應，都不在作者掌握之內。

自家的事情，不寫出來，就是私密的；寫出來，變成公眾的。不寫，沒人能置喙；寫了，好像人人都應邀成為我的族中長老。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非寫不可。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將滿六十歲的我發現自己的思緒常常歸結到這個問題去。我的父母、我的子女，中間夾著一個我。承上啟下，這彷彿變成我的定義。

我想要把這些因果關係拆解開來，看看我為什麼是這樣，我承受了什麼，移轉了什麼。在承受的基因裡面，我拋棄了哪些、發揚了哪些。在移轉的過程中，我極力強調些什麼，不知不覺間遺漏了什麼，或根本沒想到包裹中夾帶了什麼。

我想描述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想說出我的想法。在眾說紛紜中，我覺得有必要添加一個版本。就算我是瞎子摸象，我也得說清楚我摸到的是柱子似的象腿還是扇子似的象耳，好幫助拼湊出象的全貌。

有意見不講出來，等於沒意見。有故事不寫出來，等於沒發生。

我母親寫了回憶錄交給我，這成為我半輩子的負擔。從我大學畢業，在《綜合月刊》當編輯起，她就開始寄稿件給我，隨便我怎麼處置。一九九四年我移民出國時，這些稿件已經累積成一整個紙箱。我也知道，這是她對我最大的信賴，最深的付託。

父親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告訴母親說：「你的故事沒有人要看啦。」母親氣得不跟他講話。可是過些時，父親卻把他的自述也交給了我。

是的，因為我有一支筆，我有責任寫。因為我有一支筆，我必須整理並且敘述我的父母所經歷的曲折途徑，我和子女所共度的希望旅程。

我寫作，故我存在。

我無法也不該顧慮讀者的解析或演繹。誰知道？如果這世界像一個大拼圖，說不定我提供的這小小一片能讓圖像更清楚而完整？如果我夠幸運，也許讀者聽了我的心絃之歌，印證她或他自己的人生歷練，會產生共鳴？

單為著這份可能，便足夠我感恩。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武士」，不見得是階級或職業；它可以是一種執著，一種自尊，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它可能存在每個人的心底，但是在我的家族中，它得到彰顯。

生下女兒之後，我才懂得感激母親。隨著女兒的成長，我才承認我與母親實在是一脈相承。

如果說，母親是我最初的導師，女兒就是我繼起的諍友。

由於女兒的緣故，我愈來愈發現，我是以母親為標竿，修正或看齊。由於女兒的緣故，我努力避免母親犯過的錯誤，但是也開始理解並且同情母親的軟弱與無明。

我敬佩母親的勇氣與正直。養育女兒，讓我看出作為一個母親，「勇氣與正直」...

《武士家族》目錄

【自序】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尹萍

卷一 守護小樹
假如我能重來
郭靖與黃蓉
森林邊的小木屋
物理學家之夢
在山道上
我從山中來
耶魯的畢業典禮

卷二 父母家邦
老兵凋零
木蘭從軍
棋子
宋美齡的女兒們
如果在戰時，一個女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二○○九年十月，在成都

卷三 散淡的人
早春情事
向死的存在
活下去的理由
浮生二題

【跋】卻顧所來徑

《武士家族》目錄

【自序】 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尹萍

卷一 守護小樹
假如我能重來
郭靖與黃蓉
森林邊的小木屋
物理學家之夢
在山道上
我從山中來
耶魯的畢業典禮

卷二 父母家邦
老兵凋零
木蘭從軍
棋子
宋美齡的女兒們
如果在戰時，一個女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二○○九年十月，在成都

卷三 散淡的人
早春情事
向死的存在
活下去的理由
浮生二題

【跋】卻顧所來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