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屍

第○○一號案 陰陽屍

屍塊幾乎被兇手剁成肉沫，沒有一塊骨頭是完整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提取血液或軟骨細胞做染色體檢驗，居然檢驗出死者擁有XX和XY兩種染色體。

身為一名法醫，我常年與屍體打交道，說從沒遇過詭異的案子，那是騙人的。寫下這些文字，並非故弄玄虛，而是想將那些不可思議的案件還原，讓眾人更瞭解法醫這個神秘的行業。基於法律和道德等因素，我無法公開所有的真實資料，只能點到為止，大家也請勿對號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於廣西，一介草民。恢復高考後，我考上原南寧地區衛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至馬山縣貢川衛生院工作。一九八六年，我開始在馬山縣公安局從事法醫；一九九五年後，兼任馬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負責法醫鑑定及主持刑事技術工作。

前幾年，公安局只有我一個法醫，加上位處基層，接觸腐敗的屍體是家常便飯，凶案現場也極具震撼力，搞得我一度想逃走。豈知世事多變，後來有一件案子讓我改變想法，決定繼續幹下去。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夏天，廣西一座縣城發生分屍案。根據民眾舉報，縣城外某個下水道口散發惡臭，找人掀開蓋子一看，裡面泡著一袋屍塊，而且袋子已經破掉。這件案子震驚全縣，經過公安局的盤查和搜索，總共找到六個黑塑膠袋包裝的屍塊。由於那個縣城也只有一名法醫，我因而被借調過去幫忙做屍檢。

那位法醫叫謝增龍，曾和我一起在南寧學習，後來我們還多次聯手辦案，但這都是後話了。當時，我趕到事發縣城，謝增龍早已把找到的屍塊按人體形態標誌拼接排列。然而，兇手將屍體分割得太徹底，屍塊幾乎被剁得成肉沫，沒有一塊骨頭是完整的。別說識別死者身份，甚至無法從骨盆或恥骨鑑定死者的性別。

在這種情況之下，法醫可提取血液或軟骨細胞做染色體檢驗，以判明死者的性別。但是問題就出在這兒，我們居然檢驗出死者擁有XX和XY兩種染色體。意味著什麼？這是違反科學的！男性的染色體是XY，女性的染色體則為XX，按理說，一名死者不應檢驗出兩種染色體才對。當然，世界無奇不有，真的有人同時擁有兩種染色體，即為嵌合體，但那機率實在太小了。

若非死者身體異常，為何會檢驗出男性與女性的染色體？難不成這起分屍案其實有兩名死者，屍塊被我們搞混了？

與此同時，公安局經過數天的走訪調查，發現一個叫李秀華的女人失蹤，並確定她是縣城裡唯一的失蹤人口。聽到這項消息，我和謝增龍大感納悶，假設不是警方疏忽，死者亦非陰陽人，為什麼會檢驗出兩種性別的染色體？

這一點看似對刑偵工作不造成窒礙，可正是這細微的一點，成為日後偵破分屍案的關鍵。

國際著名法醫湯瑪斯‧野口先生有過一段精闢的描述，「向生者轉述死者的慘痛經歷，使法律發揮效用，正是法醫的職責。」此話不假，要轉述死者的話，首先必須得認真聆聽屍體的述說。我和謝增龍面由屍塊檢測出兩種性別的染色體，等同進了死胡同，只得從另一方面著手。

各類不同的分屍案中，兇手與被害人往往有親緣關係或社會的交往關係，殺人現場通常即為分屍現場，但還必須分析屍體的分解方式、包裝方式、附著物及棄屍範圍才能得知。由我們經手的分屍案，犯人將屍塊打包得非常密實，每袋都用了五層黑色塑膠袋。此外，棄屍範圍非常廣，表明分屍地點極可能在室內。如果是在室外分屍，分裝屍塊的袋子就不會那麼多包，棄屍的範圍也較為集中，甚至會在分屍地點就近掩埋。

然而，李秀華的家中乾乾淨淨，找不到任何血跡。鄰居也說她很多天沒回來過，但經常看見一個中年男人出入。由於鄰居多為老年人和小孩，他們講不清中年男人的長相，只依稀記得那人的身材較胖。

刑偵過程中，凶案第一現場要儘快確定，這樣才能進行現場重建（事實上，這個學說真正成熟於九○年代初）。我們手頭上的證據只有屍塊和黑色塑膠袋，突破口只能從這兩樣著手，根本不指望員警從監視器找線索。那時候，縣城連電腦都沒有，更別提DNA資料庫了。果然，員警沒有在李秀華家裡找到用得上的線索。她在一家紡織廠上班，平時與她有交集的員工都是女性，根本沒有一個符合嫌疑人的條件。鄰居指證的那名中年胖男人，像是蒸發般在人間消失。

更遺憾的是，我和謝增龍沒在黑色塑膠袋上找到任何指紋，想必兇手怕被警方查到，案發時戴上了手套之類的東西。當我們再度檢查屍塊時，注意到屍塊很乾淨，可能經過清洗，但有的屍塊沾附著黑色的砂粒，塑膠袋裡還有草葉等異物——這一點十分古怪！

室內分屍與室外分屍有一個區別，那就是屍塊的附著物。一般而言，室內分屍，屍塊較乾淨，少有附著物沾黏；室外分屍的話，屍塊上往往會有泥沙、雜草、枯葉等異物，有時屍塊上的皮膚層還可看見樹樁、磚石等造成的摩擦痕。

六個裝著屍塊的黑色塑膠袋被找到時，惟獨下水道的那個袋子因摩擦破裂，其他幾個袋子被發現時仍包裝嚴實，暫時可以排除是棄屍現場污染的可能性。倘若兇手若在室外分屍，何以棄屍範圍如此廣闊，並且將屍體分割得這般徹底？這形成一個矛盾點。八○年代末，房子通常沒有鋪上瓷磚，大多是水泥粗地，屍塊有附著物很正常。然而，屍塊上還出現雜草、枯葉等，讓我和謝增龍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現轉機，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情。李秀華的鄰居趕來公安局報案，說那個中年胖男人摸進李秀華的家裡。民警趕過去後，胖男人被逮個正著，可他否認自己與李秀華的死有關，還說壓根兒就不曉得李秀華已經死了。

經過查證，胖男人叫韋安，住在縣城外的林場，是林場的承包人。一年前，他認識了李秀華，後來兩人漸漸好上。據韋安交代，一個多月前他到鄰縣賣木材，直到現在才回來。李秀華是在一個多月前遇害的，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韋安找不到不在場證明，也沒人能為他作證。

我和謝增龍跟隨民警前往林場，第一眼看見韋安的住處，當下明白此處即為案發第一現場。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韋安與妻子離異後獨居在那裡。周遭沒有其他人家，戶外分屍全然不必害怕被別人撞見。儘管院子明顯經過清洗，我們也沒到廚房和浴室檢查，但當一眼瞥見院子裡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還有落葉，下意識拿起鏟子往土色較新的地方挖了幾下。結果這一挖，就挖出帶有臭味的土塊，原本該是鮮紅色的血液已經變色，但仍有些許肉沫夾雜在泥砂之中。

即使鐵證如山，韋安依舊否認殺了李秀華。這個時候，他離異的妻子也帶著兒子趕來，都哭哭啼啼地辯稱韋安絕對是清白的。李秀華不是本地人，她的親人一起趕來時，碰巧遇到韋安的家人，於是兩幫人就在公安局門口打起來。謝增龍勸架時，被韋安的兒子打破頭，不斷嚷嚷著我們被李秀華的家人買通，是故意栽贓韋安的。然而，韋安的前妻和兒子打了人不算，還堅持要重新驗屍。

一九七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頒佈《屍體解剖規則》，其中第二條明確規定：法醫解剖限於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查院、公安局以及醫學院校附設的法醫科（室）進行。鑑於這條規定，公安局當然不同意韋安的前妻和兒子提出的要求。況且在二○○五年以前，中國能做法醫鑑定的非官方機構並不多。（二○○五年十月，中國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醫鑑定，這才使得非官方的鑑定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也參差不齊）

爲此，兩家人拳腳相向，費了好一番功夫，才勉強拉開他們。後來，謝增龍轉頭跟我說一句，「朱明川，今晚再重新檢驗一次吧。我們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覺得當法醫不是一見容易的事，可仍有必要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不公，我們沒有能力變成超人拯救世界，至少可以給那兩家人一個公道。

我們已經搞清楚分屍地點究竟在室外和室內，可是仍對屍體驗出兩種性別染色體有疑問。我幫謝增龍額頭上的傷口簡單包紮時，嘴裡罵著韋安的兒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氣。就在那瞬間，我靈光一閃，明白李秀華的屍塊為何會檢驗出兩種性別染色體。既然李秀華生理並無異常，那極有可能已經懷有身孕，且胎兒為男性。她慘遭分屍後，兩種性別染色體才會混合在一起。

被害人遭殺害分屍，一定與兇手之間有深仇大恨，或者某種行為激怒對方。因此，我們當先懷疑韋安的前妻和兒子有嫌疑，可他們倆住在桂林市，距離縣城非常遠，一個月前都在桂林，擁有不在場證明。如此一來，問題又繞回韋安身上，難道他真的是兇手，只是嘴硬不承認？

看著那些黑色塑膠袋的照片，我腦海一直浮現兩家人打架的情景。可裝屍塊的袋子上沒有採集到指紋，也毫無線索，該如何將兇手繩之以法呢？最後，當我又看到棄屍地點那幾張照片時，終於意識到兇手再怎麼狡猾，還是留下一個致命的證據。

由於上面那段文字，看起來我好像做了所有的刑偵工作，所以得對法醫的工作範圍稍稍做個解釋。實際上，法醫學的研究包括：屍體檢查、活體檢查、物證檢驗、文證審查、現場勘察等五大類。其中，現場勘察是指透過對犯罪或事故現場的檢查，以發現與案件相關的人和物及其相關性，為判明案件性質，揭露與真實犯罪進一步提供證據。

我看完照片後，心裡非常激動，當場將想法告訴謝增龍。到底是什麼證據？時間過去一個多月，還可能留在棄屍地點嗎？不會被其他人和物破壞或污染嗎？答案是，不，完全不會！

兇手十分狡猾，犯案過程中戴了手套。那個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紋，真的很聰明。然而，兇手記得作案時戴上手套，但棄屍時也許是徒手扳開下水道的井蓋。事實證明，我們的猜想是對的，蓋子下面除了幾個無關人員的指紋，還有幾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紋。

那個年代的下水道井蓋有球墨鑄鐵的，也有的是用水泥澆注的。在水泥蓋子凝固前，底下放有報紙，避免與地面沾黏，因而許多下水道井蓋下都有一層撕不掉的報紙。生鏽的金屬、水泥地板都有肉眼難見的小孔或突起，採集到的指紋彷彿拼不起來的零碎地圖。可水泥井蓋下面的紙較為光滑，加上必須使出勁力才能扳起來，指紋壓印在底面，比普通的觸摸清楚得多。

也許大家會覺得奇怪，既然兇手棄屍沒戴手套，為何黑色塑膠袋的最外層沒有採集到指紋？那是因為塑膠手套在八○年代末還不廣泛，我們猜測兇手使用的是林木砍伐工用的厚手套。那種手套戴上去後，很難扳起下水道井蓋，兇手為了快速棄屍，極可能脫去手套，徒手搬起下水道井蓋。再者，分屍地點偏遠，人跡罕至，兇手絕對擁有充足的時間，用來裝屍塊的袋子應該不只五層，得以棄屍後再拿走原本套在最外面的塑膠袋。多出這麼一個動作，兇手不但不會留下指紋，還能避免袋子出現案發第一現場的任何痕跡。

那時還沒電腦，我們採集到的指紋，必須經由人工作業比對。我還記得，一九五六年省廳曾派人到公安部第一民警察學校，學習「中國十指指紋分析法」及指紋檔案管理業務。剛好其中一人後來被非派到該縣，整理出一○八三份罪犯十指指紋卡片。於是，我們經過比對，最終找到了真正的兇手。令我們萬萬沒料想到的是，這一次犯下分屍案的兇手竟為一名女性。

兇手名叫張娟，在紡織廠上班，和李秀華是同事。張娟曾和韋安談在一起過，後來因個性不合，雙方便分手。就在此時，李秀華認識了韋安，點燃張娟的妒火。那天，張娟以為韋安在家，便到韋安的住所取回她的衣服，哪知卻碰上剛洗澡出來的李秀華。兩人一見面，就爭吵起來，還動手推拉。張娟怒火中燒，拿起鏟子失手打死李秀華。恰好韋安外出談生意，她就在院子裡分屍，然後把屍塊拋至各處，棄屍地點都分佈在她從林場回家的路線上。張娟原以為清洗了現場，就不會有人查到她頭上，沒想到卻在井蓋栽了跟頭。此外，她也忘記兩年前，自己曾因偷竊商店的東西被拘留，留下十指指紋的資料。

結案後，韋安和李秀華的兩家人不再打鬧，雙方還向謝增龍道歉。看著那一幕，我對法醫這行的退怯感消失，亦不再感到迷茫。至此以後，每當我遇到各式各樣的案子，都會想起那句道出法醫事業的真諦的話：To speak for the dead, to protect the living. （為死者言，為生者權）



第○○二號案 金屬屍

正當我查看死者的脖子時，發現一個黑點，黑點周邊的皮膚有點像金屬質。我戴著塑膠手套搓了幾下，怎麼都搓不掉，原來是皮膚金屬化。我認為有疑慮，告之隨同前來的民警。

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某一天，馬山縣食品加工廠的一位女工人在家離奇死亡。她丈夫到醫院辦理腦外傷死亡證明，聲稱死者下樓時不慎摔倒，造成顱外傷死亡，要求火葬場立即火化。為慎重起見，火葬場負責人將這一情況通報我。

死者的名字叫馮媛，與她同住在家裡的人，除了丈夫張國軍，還有張國軍的父母。我趕赴現場時，馮媛的屍體已經經過清洗，並換上一身衣服，樓梯上的血跡也早就擦掉。一看這番情景，我當下倒沒想太多，等現場做完鑑定，確定死者確實是顱外傷死亡。樓梯雖然經過搓洗，但仍有摔倒碰撞的痕跡，火不火化就聽我一句話了。

光憑查看現場和屍體外觀，我無法肯定馮媛是意外摔下樓，依照正常的工作程序還需要進行屍體解剖。可張國軍和他父母不同意，堅決不同意我們把屍體帶走。我跟民警想勸解，張國軍卻拿著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力證妻子馮媛是意外身故，絕非他殺。送葬隊伍也聚集在死者家裡，指責我們不讓死者安寧，試圖趕走我們。

民警不願起衝突，也怕萬一查不出來，多添一樁懸案，丟了縣公安局的面子。我那時心想萬一是命案，死者怎能瞑目，便也有所堅持。然而，馮媛的娘家也不贊同我的做法。無奈之下，我只能繼續在現場驗屍，可屍體經過清洗，就算有證據，也可能已經被洗掉，想要找出其他線索就得依靠解剖。當時的情況讓我沒得選，只能憑經驗檢查屍體外表，而且時間緊迫，就像拆炸彈一樣。

實際上，早在一九○○年前，《禮記‧月令》和《呂氏春秋‧孟秋記》都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等法醫肉眼檢查操作的記載。有些屍檢光看屍體外觀就能找到證據，運氣和實力各占一部分因素。

正當我查看死者的脖子時，發現一個黑點，黑點周邊的皮膚有點像金屬質。我戴著塑膠手套搓了幾下，怎麼都搓不掉，原來是皮膚金屬化。我認為有疑慮，告之隨同前來的民警。豈料張國軍指責是我塑膠手套沒洗乾淨，皮膚金屬化是我弄髒的，還企圖對我動粗。

上世紀八○年代，法醫的工作條件十分簡陋，沒有防護服，工作時身穿白大褂、戴著口罩。就連檢驗時戴的手套都要回收，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破洞才可以丟棄。直到一九八八年起，法醫才陸續開始用一次性手套。

我自認每次都將手套洗乾淨才再度使用，盡力不污染屍體，破壞屍體外表的證據。瞧張國軍如此激動，心裡肯定有鬼，我因而懷疑馮媛是被電死的。屍體上有電流斑，通常是電流熱作用所致，但不是每次都會出現。遭到電死的人除了電流斑，還會有皮膚金屬化的特徵。

金屬電極與皮膚接觸之際，由於電極金屬在高溫下鎔化或氣化，金屬微粒沉著於皮膚表面及深層部位，稱為皮膚金屬化。比如，銅導體與皮膚接觸後，銅屑沉積在皮膚上，就會呈淡綠色或黃褐色；鐵導體與皮膚接觸後，鐵屑沉著在皮膚上，皮膚就會呈灰褐色；鋁導體與皮膚接觸後，鋁屑除在皮膚上沉著外，還會深入皮下組織與肌肉。此外，遭受電流時間越長，金屬化的現象就會越嚴重，除非把皮膚割除，否則很難洗乾淨。

死者脖子上的金屬化是灰色，起初我以為是死者家屬沒洗乾淨，原來他們根本洗不掉，也不知道那是一個破綻。發現這一點後，經過民警盤問，張國軍和他父母才交代，馮媛因無法生育，又不肯離婚，兩人時常與她吵架。這一次，張國軍氣過頭，一不小心把妻子推下樓梯。然而，馮媛並沒有當場死亡，張國軍乾脆又接通電源，電擊殺害結髮之妻，並和家人偽造摔倒致死的現場。又因為擔心馮媛沒被電死，為確保犯罪目的得逞，張國軍電擊了很久，但全然不知道反而會讓皮膚產生金屬化的異常現象。

聽完張國軍的供詞，送葬隊伍一片譁然。我覺得對他的想法感到荒唐，電死人再偽造現場，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屍體外觀的證據也許能洗去，可張國軍不知道的是，仍然有證據在屍體的體內。

死者遭電擊身亡，除身上產生電流斑、皮膚金屬化外，全身的改變也與急死、休克相似。電擊休克立即死亡者，心臟、大血管內血液不凝，內臟充血、水腫。同時伴有神經細胞渾腫，尼氏小體消失，腦漿內有空泡形成。此外，遭受電擊還可引起內臟破裂，尤其是腸破裂。

整件案子的偵破過程都在案發現場完成，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群眾眼中。真相大白後，他們不再起鬨①罵人，轉而紛紛讚揚，還有人好奇地問法醫是否得經常接觸屍體。

正如達芬奇的一句話，「Our life is made by the death of others.（我們的生活建立在別人的死亡之上）」。法醫這一行正是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上，常伴屍體左右，聆聽死者最後的遺言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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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①尼氏小體：上文提到的是神經細胞的胞漿內含有帶色素的斑塊。

第○○一號案 陰陽屍

屍塊幾乎被兇手剁成肉沫，沒有一塊骨頭是完整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提取血液或軟骨細胞做染色體檢驗，居然檢驗出死者擁有XX和XY兩種染色體。

身為一名法醫，我常年與屍體打交道，說從沒遇過詭異的案子，那是騙人的。寫下這些文字，並非故弄玄虛，而是想將那些不可思議的案件還原，讓眾人更瞭解法醫這個神秘的行業。基於法律和道德等因素，我無法公開所有的真實資料，只能點到為止，大家也請勿對號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於廣西，一介草民。恢復高考後，我考上原南寧地區衛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至馬山縣貢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