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潘重規、林語堂、方豪、薩孟武四人,在三十八年後,與胡適相同,選擇臺灣做為中國文化復興基地,在他們的《紅樓夢》論述中,有著怎樣的中國文化焦慮?與中國現代性的焦慮?他們用什麼樣「世界性」標準,想像《紅樓夢》的「中國性」,書寫出那些中國文化中心價值?而這些中國文化價值中心論述,與晚清時期,梁啟超、王國維注重世界性,五四時期胡適在西方知識體系中,建構「現代性」中國學術論述,三十八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研究者,以馬克思主義為圭臬,建構出的封建社會紅學,又有那些相同與相異?代表了怎樣的臺灣知識分子文化身分、民族主體意識形態?
作者簡介
蕭鳳嫻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研究專長為近代學者紅學論述、新儒家文學論述、文學史中小說論述。現為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助理教授。